论向本贵《盘龙埠》风俗描写的特色
http://www.newdu.com 2024/07/02 11:07:24 中国文学网 易瑛 参加讨论
向本贵是湖南湘西的一位勤勉而有才能的乡土作家。多年以来和农民相依为命的底层生活，赐予他丰厚的生活积累和真挚深沉的民间关怀。在描绘当代中国农村生活和农民命运，刻画乡镇、村基层干部形象上，向本贵与北方的乡土作家何申并举，被称为“北何南向”[1]。他的中篇小说《灾年》、《这方土地》、《栗坡纪事》、长篇小说《苍山如海》等思考的是改革开放时期农村改造的艰巨、消灭贫困的艰难等尖锐的社会问题，显示了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 近读向本贵的长篇《盘龙埠》(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9年12月出版)，发现了这部小说相对作者以往的创作来说，更具有一种新的美学特质。作者不再将艺术目光定格在严峻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上，乡村特有的地理环境、山水风光、民间习俗、民间文艺、民间传说、乡民的生活状态等引起了他深入的思考和饶有兴趣的艺术探索。在《盘龙埠》中，他一改以往小说创作的凝重、悲凉，而以纤细、舒缓、清新的笔调，描摹出一幅湘西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的浓墨长轴。五彩缤纷的民情风俗的描写，构成了小说艺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承载了作者美好的情思和作品深刻的主题意蕴。 一 《盘龙埠》表现的民情风俗俯拾皆是，随处可见。它几乎涉及到民俗学的各个范畴，包括服饰打扮、谈吐习惯、交际方式、婚丧礼仪、节日庆典、日常禁忌、信仰、家庭制度、饮食习惯和民间故事、歌谣、俗话等。但作者并没有像民俗学家一样去探究众多民俗的来龙去脉和演变规律，也没有满足于奇风异俗的简单展览，而是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审美倾向及价值判断融进种种民俗事象中，使民俗和人物、故事、生活场景交织融汇在一起，增添了作品的情趣和地方色彩。同时，对于这些有形的民间风俗的深层灌注着的包括伦理道德、历史传统、人文精神等在内的地域文化，作者进行了努力地挖掘，风俗成为了联系历史与现实、展示民族历史命运、剖析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反思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媒介。 二 风俗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是千百年来社会生活的沉积。它既是现实的存在，又是几千年民族历史的产物。文学通过对风俗的描写，可以展现一个民族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 《盘龙埠》中的湘西小镇———盘龙埠秀美的湘楚山水、古风犹存的民情风俗，仿佛让人置身于沈从文笔下纯净透明、充满诗情画意的“边城”。但“边城”只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桃源”乐土，而盘龙埠已经历了八十年代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碰撞，封闭性的乡土空间早已被打破，原始、古朴的民情风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或传承延续或流动变异。向本贵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乡村发展变迁中风俗的潜在变化，通过对风俗的细致描绘，将盘龙埠久远的历史和当下的现实联系起来，动态地展示出民族历史发展演化的轨迹。 五月端阳龙舟赛是小说浓墨重彩进行描写的风俗。作为盘龙埠延续几千年的古老习俗，龙舟赛这一风俗中沉积着该地域人们的情感、愿望、信仰、意志等诸种因素。自古以来，盘龙埠的龙舟赛会既是五月端阳节举行庆典的仪式，也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公开择偶的场所。看龙舟的女人鬓边插一朵作为爱情信物的冰玉般的栀子花，尽显湘西女人纯洁浪漫、乐观开放的性格；而划龙舟的男人的野性、粗犷、执着、一往无前的特点在“穿江过”的独特风俗中挥洒得淋漓尽致。 古老的习俗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悄悄变更。盘龙埠的龙舟赛，由一色的白龙船发展到白、红、黄三色龙船，分别记录下了当地人们对到过盘龙埠的爱国诗人屈原、革命将领贺龙、爱国将军张学良的怀念和敬仰，是历史变迁在风俗的物化形态上烙下的印痕，折射出来的是风俗深层蕴含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与和谐质朴、重义轻利、人心向善的人文精神。 但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由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政治运动的频繁、激烈，盘龙埠“划龙舟”这一古老风俗也发生了变异。王昌龙这一盘龙埠有名的头桡手，每年端午只能躲在家中，双手握桡跪在长凳上“过干瘾”，以排遣因划龙舟受上级批评而带来的痛苦；秀秀思念远在台湾的丈夫王元龙，每年端午都要将丈夫留下的龙船鼓槌悬挂出来，却被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抓去戴高帽子游行。这些风俗变异中反映出来的是盘龙埠淳朴、和谐的人性人情在政治风云的鼓荡下严重扭曲、变形。即使在“文革”结束以后，龙舟赛再次恢复了昔日的热闹、隆重，政治斗争频繁的岁月里人情的淡漠、经济的困窘仍给人留下难以拂去的阴影。美美在龙舟赛会上将栀子花献给了桡手王有银，却因有银有海外关系，被心有余悸的父亲刘昌民强行拆散、远嫁他乡，至死都未再回盘龙埠；深深爱着王有文的枝枝，也因反抗包办婚姻而服毒自杀。浓郁的风俗氛围中种种人生悲剧的上演，不能不引发读者对特殊政治年代历史的沉重反思和深刻批判。 到八十年代农村实行改革开放时期，盘龙埠日渐摆脱贫穷、停滞、封闭的状态，农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龙舟赛这一民间习俗由政府组织三年一小赛、五年一大赛，场面热闹壮观。但龙舟人的传统精神，也面临着市场经济下物欲膨胀、见利忘义的实用主义原则的严峻挑战。乡村首富王有文不念乡情，锱铢必较，为谋求一己私利不择手段。即使是朴实、敦厚、倔强的王有银，也学会了请客吃饭、送礼贿赂、排挤同行、捐款办学捞取政治资本等不正当竞争手段。至于盘龙埠物资公司、供销社的采购员、木材检查站站长及小煤窑老板之流，都是一些道德败坏、贪婪好色、以权谋私、唯利是图的社会的蛆虫，成为乡镇经济发展和道德建设中不可忽略的破坏性群体。 面对商品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社会弊病，作者冷峻地进行了讽刺、揭露，但并未走向悲观消沉。在盘龙埠风俗的变化中，始终也有坚守历史传统和人文精神的“不变”。历代龙舟赛中张扬的争强好胜、拼搏进取的湘西人的性格，在盘龙埠新旧两代农民身上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秀秀、月娥、枝枝、玉蓉、刘小叶等农村女性追求的是纯洁、真诚的爱情，五月龙舟赛上，她们鬓边的栀子花依然鲜亮、馥郁。当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的龙舟大赛的鼓声敲响，对爱情坚贞不移的秀秀终于和离别三十八年的丈夫团圆，告别龙舟赛十多年的王昌龙、刘昌民、王元龙大显身手，摘取了龙舟大赛桂冠，而寡情少义、利欲熏心的王有文在盘龙埠传统美德的感化、教育下醒悟过来。 不难看出，《盘龙埠》描绘的风俗画卷是流动变化的。风俗的变化，既是政治风云变化的结果，也是民族文化传统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演变的结晶。龙舟赛这一民间风俗，成为了演示盘龙埠几十年历史沧桑变幻和人物命运升降沉浮的舞台，同时也是勾通历史和现实、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之间的桥梁。与龙舟赛的风俗嬗变密切相关的是清代留下的《龙腾》百字文碑。从清代“立碑”，抗日战争大家冒死“护碑”，大跃进“失碑”，改革开放时代人们自发“寻碑”、再“立碑”，“石碑”这一风俗的记录者和龙舟精神的传承者，已上升到具有象征意蕴的风物意象，它与“龙舟赛”的沧桑变迁，将盘龙埠的社会现实与人的文化心态与久远的历史钩连，让我们从民族生存的现状看到民族走过的历史长途和民族发展的未来走向。作者为小说设置的大团圆结局，正显示了他对农民温情的理解和对民族光明前景的坚定信心。 三 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2]。由于它是千百年来由人们的行为习惯传袭下来的“活化的潜文化”，同时又作为一种无形的文化规范、文化模式，对现实中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起着强大的制约作用，所以风俗既是某一地域、某一民族人们文化心理的沉积层，又是现实的“人”的心理形成的基因。向本贵根据自己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对民俗文化的真切体验，将《盘龙埠》中众多人物置于浓郁的民俗氛围中，风俗描写成为了表现人物性格、揭示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手段。 首先，作者从服饰打扮、饮食习惯、谈吐方式等较容易把握的物态化民俗入手，对人物的外貌、动作、语言等特点进行了细致地描绘。 端午时节，王昌龙一身黄龙头桡的打扮，秀秀“蓝衫青裤”、“剪刀口布鞋”、“头戴一朵白白鲜艳的栀子花”，人物的身份、兴趣、爱好和个性，在富有民族风情的服饰打扮中凸显出来。 小说描写的饮食习惯也处处表现出浓郁的湘西风情，成为点染人物性格的传神之笔。春香请玉蓉吃饭，按招待贵宾习俗摆出一桌大席：十六个碗、十二个荤；月娥家境贫寒，她做出满桌“酸菜宴”招待城里客人；秀秀和春香端午节送给刘祖民的是几包坛子菜和几个粽子，盘龙埠女性的朴实、热情、诚挚的性格可触可感。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盘龙埠处处有酒、餐餐有酒的习俗。用海碗盛自酿烈酒包谷烧，以牛角辣下酒，酒神般豪放、爽快、炽热的性情，在王昌龙、刘祖民等老一辈农民身上尽情张扬。 作者还摹写了人物的交际方式、谈吐习惯。盘龙埠人乡亲邻里皆以“叔”、“伯”、“嫂”、“哥”、“妹”相称，人际关系和谐、融洽。人们说话豪爽痛快，酣畅淋漓，爱憎溢于言表。作者在展示盘龙埠人的群体性格时，充分调动了极富地方韵味的方言土语，使人物个性极为突出。如王昌龙“敞开肚皮，喝到眼珠子灌血就放碗”、“今天老子要叫你醉得钻裤裆”、“有能耐没能耐，出水才见两腿泥”等语言随声传形，描摹出辰河上纤夫出身的王昌龙热情、豪爽、坚韧而又耿直、粗野的性格。 但是，仅仅从外观上去描写人物的性格、表现民族的特点，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民族精神本身”[3]。要揭示人物心理、性格的发展，活画出人物的灵魂，必须深入挖掘观念性民俗这种更深层的民俗，表现人的思维方式、伦理观念、价值取向、情感方式等。 对于五月端阳龙舟赛这一盛大的节日庆典，作者没有停留于“龙船经”的详尽介绍，而是努力发掘这一风俗民情折射下的民族性格、传统心理。“三千载浪里争雄，九万年不老乡情”、“胜亦赢，败亦赢”，正是这一风俗的神韵所在，它们鲜明地体现了盘龙埠人重情义、尚进取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奋斗拼搏、坚韧执着的性格特点。 在表现人物的伦理观念、日常禁忌、信仰等方面，作者超越了空洞的观念阐释，而将具体详尽的描写渗透到每一处生活场景、人物行为、表情中。对人物深层文化心理的发掘，对民族传统性格的理性思考，与色彩纷呈的风俗画卷交相辉映，显得意蕴深长。 盘龙埠人热爱生活，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纯真的爱情。秀秀和王元龙、美美和王有银等在中秋月下对歌传情，龙舟赛会上以洁白、馥郁的栀子花定情，龙舟赛后自主浪漫结合，这是何等自由又朴素、纯真而浪漫的爱情风景!它已超越了金钱、门第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世俗障碍，远离儒家礼教的规范与约束，与现代都市社会中爱情庸俗化、婚姻实利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盘龙埠人原始、纯真的民族道德观念，也体现在他们“重情义、轻富贵”的处世原则上。月娥唱的“盘郎歌”中“万贯家财有数数，情义二字无秤称”，“金银财宝水流过，情义落地也生根”，王昌龙吼的“拉纤歌”里“百根纤索结一揽，百条胳膊抱一团，岩码头上分纤米，情义点灯水也燃”等歌词，唱出了盘龙埠美好淳朴的人性人情。 盘龙埠人重家族亲情，重血缘延续，“血缘”、“地缘”成为人们维系情感、建立关系的纽带；盘龙埠人崇拜龙王，认为喝龙船水可以避邪，龙舟赛前要举行群龙祭江，表现了“龙的传人”较强的民族归属感；盘龙埠保持了原始人鬼互渗律的思维方式，七月十五鬼节给亡人烧纸钱的习俗，传递着亲情的温馨。在盘龙埠这一系列原始、古朴的民俗中，正“保留着一个民族常绿的童心”[4]。 但向本贵无意于向读者描摹一处远离时代、原始、闭塞的乡村乐土。作为一名自觉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乡土作家，他始终关心着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并且在《盘龙埠》中表现出他对民族传统性格和文化心理的探索。在商品化潮流、市场经济对乡村形成无情的冲击，盘龙埠纯朴民风正在被商业世俗社会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侵蚀时，作者仍坚守道德理性和人文关怀不可分割的态度，一方面试图以盘龙埠纯真、古朴的乡村文化来医治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种种弊病，另一方面批判了乡村习俗中沉积的消极落后的传统文化心理。如秀秀善良、勤劳，但死守传统规范，一生挂念的就是儿子的前途、婚事和丈夫王元龙的归来；刘祖民风烛残年办起了红砖厂，目的只是要赚钱还掉给两个女儿办嫁妆欠下的债务；王昌龙为了维护他一家之长的尊严、地位，对儿子王有文动辄痛骂训斥甚至扇耳光。农村强烈的家族观念造成了农民目光狭隘、封闭保守、蛮横专制，阻碍了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解放自我、真正弘扬主体价值的进程。民间残存的陋俗禁忌，又酿成了人物的悲剧命运。如反抗包办婚姻的枝枝服毒自杀，并没有引起盘龙埠人沉痛的反思，反而成为人人忌讳的“猖路死”。众人严守的种种禁忌(其尸身不能进厅堂，否则会犯屋檐神煞，也不能放一颗鞭炮)，表现出乡村传统文化愚昧、迷信、落后的负面性。秀秀、王昌龙在不知王元龙生死去向时，求助于算命瞎子，对“高娘煞”、“命贵”的说法深信不疑等，形象地揭示了盘龙埠老一辈农民在不能把握个人命运时惶恐不安、寻求依托的心理。 《盘龙埠》对观念性民俗的描写，并没有止于简单地勾勒、静态的描摹，作者深入新、旧两代农民的内心世界，反映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心理积淀之间的碰撞、冲突。如考古学专家唐教授依据科学知识客观指出古墓葬的位置，结果犯上盘龙埠人修屋舍的大忌，被修屋主人痛骂一顿，并要求“买三丈六尺红布来，给我缠屋梁围煞”，对死人忌讳的迷信观念与现代文明之间发生冲突。贯穿全书的王昌龙和王有文的父子冲突，实际上也是两种价值观念的交锋。王昌龙固守传统，厚人伦，重义气，顾脸面，以一家之长自居；王有文思想开放，灵活变通，但重实利，轻人情。新旧两种观念的冲突所产生的人物感情的困惑、迷惘和心灵的痛苦裂变，蕴含着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但对于冲突的最终解决，作者表现得过于乐观。 四 鲁迅曾经说过，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风俗是民族文化在心理上的沉淀积累，是区分民族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个作家要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必定要恰当地表现一定地域的风俗及风俗文化特征。 《盘龙埠》描写的是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创业史”，但不以牺牲小说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为代价。多年以来农民相依为命的底层生活体验，使作者熟悉湘西农村自然环境、民间习俗和乡民的生活情状，更重要的是作者以深邃的目光透视到了特定地域的伦理道德、历史传统、人文精神等无形的风俗文化的特质及其发展嬗变。如前所述，《盘龙埠》中王昌龙、秀秀、春香等老一辈农民的性格、心理等，只能诞生在古老、偏僻、神秘的湘西土地上，而王有金、王有银、王有文在激烈的创业竞争中，也不改盘龙埠人倔强、坚韧、勇猛、进取的民族性格，同时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父辈，具有了时代赋予的新的性格内容。 另外，《盘龙埠》以优美、抒情的笔调，描写了盘龙埠独特的山川地貌、自然风光等。酉水、辰水交汇处的波平如镜，青浪滩的险滩急水，张家界的雄奇壮美等，给人留下极美的享受。而且，作者善于将风景画与风俗画融为一体，相互映衬。五月端午节，清澈透亮的酉水、辰水，洁白芬芳的栀子花，盘龙埠女人的美丽纯洁、温柔善良，男人的粗悍有力、勇猛雄强，与击鼓如雷、蛟龙腾跃、穿江破浪的龙舟竞渡的壮观、热烈的场面，共同营构成一幅有声有色、和谐美好的风俗图画。 带着浓郁的地方气息的民歌、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的引入，也强化了作品的民族色彩和地域特色。盘龙埠人无事不歌，且有歌必和，他们把每一滴生活都化作了歌，“盘郎歌”的深情婉转，“纤夫歌”的粗犷雄壮，“哭嫁歌”的凄凉忧伤等，优美动听、摇曳多姿，具有浓郁的湖南风味。而小说穿插的酉水、辰水二条金龙格斗相争的神话，屈原放逐五溪的传说，二酉藏书洞里秃发伏生不畏强暴保护书籍的故事和盘龙埠历史的沿革等，写作奇崛瑰丽，神奇飘逸，给人以广阔的艺术想象的空间，也给小说涂抹上了一层深厚、悠远的文化韵味。 一部作品要获得一次生命，就必然要发挥自己的优势，给读者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盘龙埠》把对商品经济时代下农村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农民命运变化的揭示渗透于独特的地域环境、民情风俗的描写中，鲜明的时代性和浓郁的地域性的较好融合，使它在众多的乡土小说中脱颖而出，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九十年代乡土小说地域色彩淡化的创作偏差，从而给当代文坛以许多有益的启示。 注释： [1]曾镇南：《向本贵中篇小说漫评》，《芙蓉》1999年第5期。 [2][4]汪曾祺《谈谈风俗画》，《钟山》1984年第3期。 [3]果戈理：《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转引自《文学的战斗性》1955年新文艺出版社。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6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地域个性的坚持与突破
- 下一篇：“兴化文学现象”：一个追认的文学现象及其文学生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