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调整与超越：21世纪初的女性文学批评
http://www.newdu.com 2024/07/03 01:07:05 中国文学网 王春荣吴玉杰 参加讨论
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于20世纪80年代初萌生，其间经历了20多年的衍进，已经基本上确立了它的主体地位，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宏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女性文学批评的思想成果已相当可观，据统计，截至2004年，“女性·性别·文学研究与批评”内容的著作达800多部；“女性·性别·文化研究与批评”方面的著作有1000多部；女作家作品的研究、“文学中的女性与性别研究”的文章多达26000篇①。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不仅女学者活跃在该领域中，男性文学工作者、批评家也纷纷关注女性文学创作与批评现象，并且收获了一批重要的思想成果。实践证明，女性文学批评是一个充满活力、不断衍生学术生长点的领域。2007年，教育部“十一五”规划项目、全国统编教材《女性文学教程》②的问世，展示了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化、体制化的最新成果。同时，也透露了女性文学批评自下而上、由感性向理性发展的趋向。正如刘思谦先生所分析的那样，女性文学批评正在走向“性别诗学”的建构：“新旧世纪之交的十来年，我国女性文学研究正在进行着静悄悄的学术转型，其标志是：女性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正在由‘女性’而转向了‘性别’。由此，女性文学文本与男性文学文本甚至历史文化语境构成的‘巨型文本’，将作为互为参照比较的互文本被纳入研究者的研究视野。性别的双性视角，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忧虑的话题，回到日常生活，也许能够有效地争取两性平等对话与男女主体间性的和谐。性别视角应是双性视角，应避免对性别视角的过度阐释”③ 但是，认真的考察女性文学批评的整体形态，理智的梳理一下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我们发现不仅女性文学批评是一个充满着艰辛的旅程，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艰难的学术之旅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女性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批评主体的精神建构、批评对象的审美选择，以及学科体系建设所依托的理论资源等诸多方面。批评主体偏激、极端化的女性主义立场，导致女性文学批评的颠覆性大于建设性；批评视角的上扬，导致女性文学批评更多地关注知识女性的“贵族化写作”、“都市化写作”和“身体叙事”，缺少对女性底层写作的关注热情；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理论依托上从一起步就表现出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依赖心理，生吞活剥、食而不化的现象时而可见，忽略对本土传统文化理论资源的清理和活用，致使本土化、中国特色的女性文论建设始终处于犹疑不定、思路不清、体系缺失的状态。值得欣喜的是，近几年来(2000-2007)，我们确实看到一些敏感的学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女性文学研究、特别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问题，并对其暴露出来的症候和出路进行了切实的分析、探讨；女性文学批评从整体上的反思与调整证明，女性只有通过勇敢的承认她们性别的局限，来追求卓越(伍尔夫语)。 1、批评价值指向由颠覆男性中心到寻求双性和谐，诉求建立两性伙伴关系。女性文学批评在引入西方女性主义之后便把“颠覆与确证”作为批评的主旨，也就是说它一方面要颠覆男权话语对女性文本的强权干预，驱除历史的遮蔽，一方面要确证女性独立的话语身份，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努力建立女性声音的诗学。这在女性文学批评兴起之初，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它的“革命性”也是毋庸置疑的。其革命性首先表现在打破了传统文学批评只有男性的亦即主流声音的单一局面，以女性的立场和批评视角“阅读女性”，从而解构传统批评对女性文学的误读和曲解。实践证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确实强烈地刺激了传统文学批评体系，特别是体制化、正统化、单一化的男权批评，致使女性文学研究成为90年代文学整体格局中居高不下的热点，批评界不仅无法忽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偏激的深刻，而且也理智地把它纳入到文艺学、文化学、新批评研究的思想体系中。 新千年以后，随着女性主义文学创作高潮的跌落，随着女性主义批评自身所暴露的先天不足、价值判断标准的迷惘，以及在整个文学批评理性化趋势的影响下，理论评论界如刘思谦、林树明、乔以钢、任一鸣、李玲等就女性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率先进入理性思考的阶段，重新定位女性文学研究的价值诉求。认为女性文学研究无论从外部、还是从自身的利益考虑，都应该超越女性一己的立场，站在男女两性的立场上把寻求两性和谐、建立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两性伙伴关系作为终极目标。同时提出应在美学领域抓住“性别”这一关键词，以性别研究的新思路、新角度，创建“性别诗学”的美学理想。 寻求两性和谐、建立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两性伙伴关系，对于8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而言显然是一种重要的突破，其超越性、公正性是显见的。但事实上，当我们重温西方女权运动理论和五四妇女解放宣言时，就不难发现，“双性同体”、两性同盟等思想至少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存在，并成为社会性别理论的终极目标。盖尔·卢宾早就明确指出：女性主义最终“不应是消灭男人，而应是消灭创造了性别歧视和社会性别的社会制度”④。伍尔夫、肖瓦尔特等人的女性主义文论中都有“双性同体”、或“雌雄同体”等关键词。冯沅君在她的小说《隔绝》中，也渗透着五四时期男女青年互为同盟的意向，在反封建的社会文化革命中，男女两性同为受害者，“不自由，毋宁死”不仅仅是新女性解放宣言，而且也应视为两性共同的解放宣言。问题在于，我们在建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系的时候，忽略了已然存在的性别理论因子，缺乏用社会性别理论的宏大视阈观照女性文学。所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指向社会实践意义的时候，就应当间接担当起促进两性和谐关系的建设，进而参与和谐社会的人文建设。“女性主义理论建设的基点，其一是改变女性群体在传统性别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其二是加强女性群体的心理建设。从文化意蕴上，则最终走上双性和谐的文化建构。”⑤ “性别理论”的公正、平等姿态乃是就男女两性的利益和立场而说话的。进入到诗学理论建设层面，其意义就是从建构“女性主义诗学”，转向建构“性别诗学”。肖瓦尔特认为“性别理论强调所有写作，不只是妇女写作，……性别理论容许把男性主体介绍进女性主义批评中”⑥。这就是说，即便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必须关注男女两性的创作、关注性别观念对创作的价值渗透、关注不同性别在文体选择、话语修辞等方面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建构理想的性别美学思想，即“性别诗学”。“性别诗学的崛起，是人类思维日益全面和科学、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日渐深化的必然结果。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性别问题已成为继阶级问题、民族问题之后的又一突出的社会问题。人性的解放、人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必然带领我们从性别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的语言、思维特点、文类、叙述方式、诠释与批评等方面的意义与发展演变。性别诗学，便是对文艺作品和批评话语作性别向度的理论评析，建构一种面向未来、关注两性新型审美关系的跨世纪意识。”⑦ 2、批评主体从偏激、焦虑的情绪化进入反思、调整中求发展的理性化。从激进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转向公正、公平的性别研究，其根本问题在于批评主体的调整。当下，女性文学研究领域已经有人提出应该注意克服女性主体偏激、焦虑的情绪化倾向，改变一味的颠覆、拆解的破坏性批评，转向理性化、建设性的性别批评。在这里首先需要清醒地意识到激烈的、愤怒的、怨怼的情绪对批评形态的建构和批评有效性的消极影响，提高批评主体的自觉性、自主性。其次，则要重新审视文学创作中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努力克服性别问题思维中的二元对立倾向，倡导建立一种男女同为主体、相互对话和沟通的“性别主体间性”，以引导女性文学创作走出自我封闭的女性经验世界。 伍尔夫早在《自己的一间屋》中就曾经认真地反思了女性小说家在创作时由于“压迫造成的刻薄”、“激情下闷烧的痛苦”致使其小说包孕着痉挛阵痛的积怨，尽管那作品确实很出色；由于“激烈”、“愤怒”导致她永远也不会把她的天才完完全全地表现出来。她的书在被扭曲、变形的时候她的书的核心即作家应有的“忠正心”也会被扭曲、变形。所以她指出：“本应该在平静地写的时候，她却在盛怒中写作。在本应该明智地写的时候，她却愚蠢地写作。在本应该写笔下的人物的时候，她却写她自己。她在与她的命运作战。她除了受压抑，被挫伤，英年早逝，又能如何？”这段话尽管带有明显的反讽倾向，但也不难看出伍尔夫清醒地意识到“盛怒”的偏激情绪对文学真相的伤害。因为在伍尔夫看来作家的所谓“忠正心”，“也就是他给人以这就是真相这一信念”⑧。所以，她在《文学与性别》中想象了一个消解“偏执”和“热狂”的理想境界，那就是——“反正当他们写作时，他们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们只诉诸人类灵魂中那一片无性别的疆域；他们从不煽情；他们只给人以教诲，使人从善，使人向上；所以他们不论男女，都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得益，因为那里既没有偏执的性别感情，也没有热狂的同志思想”⑨。女性文学批评也一样，颠覆、解构的使命尽管尚未完成，而且也可能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但是，我们终究不能一味的破坏下去，解构的同时更需要建构。作为批评主体，女性也好，男性也好，其作为批评家的主体意识总要渗透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其情感倾向必然要影响对审美对象的价值判断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公平、公正，平和、理智的批评心态直接关乎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的建立。因此，我们必须克服影响审美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的性别角色的偏激心理，并认真探寻抵达这一理想目标的途径。 克服单性别主体的偏激、偏颇、偏狭的思想，确立两性的“主体间性”，在男女两性之间形成一种互为主体的对话关系，是近期女性文学研究探讨的一种新思路。所谓“主体间性理论所描述的乃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问题”⑩。传统的认识论创作原则在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之间所形成的关系乃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性总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当主体论的创作思维引进了传统文学理论以后，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的关系发生了一次转型：二者同为主体，但是，这种转型似乎还不够彻底；当“主体间性”引入其中，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随之便发生了神奇而微妙的良性转变，那就是二者在文本的特定语境中由主动与被动的对立关系形成了互为主体、对话与沟通的新型关系。女性主义写作由于它的先在的反男权中心压迫、反话语暴力的书写目的，因而在其文本中满蕴着掩饰不住的女权/女性意识，想象女性主体性地位绝对压倒现实男性的主体地位，她们甚至把女性的所有问题、遭遇、不幸都归结为男性世界，而不顾客观现实存在的社会的、阶级的、种族等的外在综合因素对女性问题所形成的影响，从而填补她们在遭遇现实问题时所产生的愤懑和不平。李玲在其《女性文学主体性论纲》中指出：“女性文学反抗传统男性霸权，在性别关系中追求公平正义。这种反抗具有弱者对抗强权的性质，在当下它实际上又面临着是否包含怨恨气质是否缺乏高贵的精神向度这一拷问。”“在目的论层面上，女性文学应该能够守护男女两性的本真存在、追问可能生活的纬度，因而能够超越现代性反思语境中的怨恨情结。”(11) 当然，建立两性的“主体间性”，并非无原则的放弃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和批评已经取得的思想成果，而是要在继续批判和改变男权中心、话语中心等历史文化状况的基础上，超越单纯的女性主义的性别立场和视角，进一步引入双性别文化立场和批评视角，走出女性主义的狭小疆域，确立更宽容、更博大的批评心态。 3、批评视点下移，从注重“贵族化”的女性写作到关注底层写作等现象，敞开文学批评的宏阔视野。女性文学批评视野的局限首先基于女性文学创作的局限，二者是相互印证的。“由于闭锁性‘房间’的个人化写作的局限，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出现了身体经验的沉迷与放纵、私人景观的封闭与模式化、底层世界的漠视与缺失等写作误区；走出误区的关键是敞开门户，寻求个人与外部世界链接的多种路径。‘他人的酒杯’的异域性以及横向移植生成的话语迷雾，使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呈现出诸多盲点和失误：理论资源确定上的单一视域和碎片拼贴、研究对象选择上的狭隘视野与女性经验文本的偏爱、批评方法运用上的单维向度与形式批评的忽视等；女性文学批评发展的健康之路是从‘他人的酒杯’走向自制‘鸡尾酒’，从横向移植走向多维度、原创性的中国性别诗学。”(12) 同样，女性文学批评的“贵族化”倾向基于女性写作的“贵族化”倾向。80年代中期就撰有《女性主义文学》的孙绍先尖锐地批评了中国“女性主义”从创作到学派的建构所暴露出的“贵族化”倾向。他认为：“数量日益膨胀的各色各样的‘女性主义’文学艺术作品，不外乎三类：一是对欧美女性主义的模仿；二是对中国知识女性(含女学生)个人化生活经验的表现；三是对女性历史生活题材的发掘。现实生活中的底层女性群体，在以先锋姿态著称的‘女性主义’这里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13)。 反思与调整中的女性文学批评已经开始将批评视点下移，关注那些把目光投向普通女性、特别是底层叙事的女作家作品，给予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以深切的人文关怀和书写的热情。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葛水平的《喊山》、范小青的《城乡简史》、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马秋芬的《蚂蚁上树》、毕淑敏的《女工》、女真的《钟点工》等等，因为她们那名副其实的平民关怀和底层叙事从而获得了批评界适时的肯定和赞赏。对于女作家作品底层叙事的跟踪式批评说明女性文学批评不仅仅关注知识女性经验型写作的狭小世界，而是冲破了“女人的卧室”、“厨房”，以及精神贵族一己的小悲欢，从沙龙式走向大众化。女性主义文学审美视野的转变，其批评史的价值在于它已经冲破了“自己的一间屋”，摆脱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局限，跃上了一个更为开阔博大的精神层面。 同时，女性文学批评对于一直坚持“个人化写作”的作家走出自己封闭的声音世界、努力倾听“别人的声音”的转变、试图建构一种多声部的交响乐的现象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及时加以引导和提升，董丽敏对林白《妇女闲聊录》的细读和理性分析证实了这一点。女性个人化写作的弊端如同林白所说，那是一种躲进个人语言世界的封闭式写作，尽管她自以为安全，其实那完全是一种自闭倾向。一个作家拒绝倾听外界的声音、拒绝接受他者的信息，不论性别如何，最终只能走向自恋/自弃的没落之境。女性写作只有面对个人的小世界和人类生活的大千世界这“两个世界”，才会实现审美的高境界、重塑更真实的自我。 女性文学批评一旦敞开了它的批评视野，等于敞开了她原初状态的圣母胸怀，致使女性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色彩斑斓的景观。文化研究、性别表述、生态伦理、比较研究、主题学方法等等，都成为女性文学研究的有效武器。批评方法上的创新从批评理念和思维方式上缓解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狭小视阈和偏激锋芒。平和的审美心境使批评主体能够有耐心、有信心地与男性主体进行对话、从而展开思想的论证过程，而不是匆忙地下结论，摆平两性关系在审美活动中的公正地位；放下“精神贵族”的所谓高雅姿态，拥抱更为多彩的、多层次的写作现象，才能提高女性文学批评的文化审美层次。 4、摆脱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依赖，重视发掘民族文化资源，建设本土化的“性别诗学”。在女性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性别诗学”，这一理想既是一个经过反思、不断调整，逐渐清晰的认识过程，也是一个性别文化学范畴确立的实践性问题。目前，摆脱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依赖，重视发掘民族文化资源，建设本土化的“性别诗学”可以说基本上形成学术共识。 首先，我们从一些男性批评家的冷眼中，看到了20多年的女性文学批评进程中的弊端，清理和纠正这种弊端乃是建构“性别诗学”的前提。林树明认为，“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真正的不足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批评观念先行，批评视点及方法较单一，未充分重视作品内部全部的复杂因素，批评的‘文学性’学术品味不足；二是信息大量重复，缺乏沟通与学术尊重，表现出学术态度的轻率浮躁，文学批评的坦诚性不足。这是真正的危机所在，不克服这两方面的问题，调整批评策略，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或者说‘性别诗学’研究难以持续发展”(14)。孙绍先的调子更为低沉而悲观，他的言论传达着失败主义的深刻——“可以说，中国‘女性主义’自成气候以来在两个方向上的努力，目前都失败了。一方面是‘女性主义’的本土化：由于脱离了中国女性最基本的生活状态，中国‘女性主义’仍然只是一个浮在文化表层的概念气泡。不要说深入人心，就在女性知识分子领域也很难说站住了脚。另一方面是与国际接轨：没有自己文化经验的滋养，中国‘女性主义’只能跟在欧美女性主义思潮的后面摇旗呐喊，说到建设中国自己的学派发出自己的声音，难”(15)。仅此两例，可见旁观者清。林、孙两位男性学者，也是以一向专注于女性文学批评的参与者、亲历者的姿态表达了他们的忧虑。他们清醒的意识、准确的诊断、尖锐的批评给了女性文学批评一声棒喝：中国的女性文学批评确实应该摆脱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依赖，认真地盘点和清理一下文论建设过程中的误区和盲点，丢掉“西女”这支拐杖，从本土文化资源的土地上稳稳的站立起来，总结已有的思想成果，扎扎实实地建设中国特色的“性别诗学”。 建设中国特色的“性别诗学”这一构想，实际上从世纪之交就已露出端倪。仅就“性别诗学”这一范畴的提出和阐释过程就可见其是怎样一步步走向理性化的。其中，1994年李继凯在其《文艺性学初论》(《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一文中，就曾提出了“文艺性学”观；仪平策在其(《美学与两性文化》(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书中提出了“两性文化美学”的思想。李继凯认为：“所谓‘文艺性学’，是由文艺学与性科学(sexciogy)交叉结合生成的边缘学科，其研究对象便是人类的性、性别、性文化等人类性际生活、性际现象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思想在他的《略论性别意识和比较诗学》(《艺术广角》1997年第3期)中得以进一步阐释。这些观点可视为“性别诗学”提出的思想前兆。 明确提出“性别诗学”概念则是从1995这个与世界妇女命运息息相关的年份开始——在北京召开了第四届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并发表了“平等、发展与和平”宣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女性文学批评呈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期。女性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也在吁求新的突破。林树明在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首次提出“性别诗学”一词。尽管该文并没来得及从学理上对“性别诗学”做出充分的阐释，但他对这一理论范畴命名的开创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预示着女性文学批评转型期的到来，建构“性别诗学”指明了这一转型的理想目标。1999年，叶舒宪主编的《性别诗学》论文集是第一部以“性别诗学”命名的专著。叶舒宪在该书序言中主要以西方理论界的性别“诗学”观点为参照，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宏论了性别诗学。从2000-2007这8年时间里，学术界对于“性别诗学”从认可逐步进入理论体系的建构阶段。 2000年(本年度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有3篇文章直接论及“性别诗学”)，林树明在其《性别诗学——意会与构想》(《中国文化研究》第1期)一文中，再度论及“性别诗学”。比较五年前的那篇论文，作者对“性别诗学”从概念到建构的思路都更加明晰，此后，几乎所有关于“性别诗学”的论文言必称“林树明”，可见其影响之广泛。同年，万莲子在其专著《关于女性文学的沉思·后记》一文中也提出了“性别诗学”这一关键词，并且较为系统地叙述了她本人从80年代末直至当下在这一问题上的一系列思考。2001年(本年度中国学术期刊网上只有2篇文章直接论及“性别诗学”)，荒林、王光明出版了《两性对话》(中国文联出版社)，该书乃“中国第一部由两性作者合作，从性别角度研究中国文学中女性处境、两性关系演变的对话体著作。”2002年(本年度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有4篇文章直接论及“性别诗学”)，徐岱在其《女人与小说——建构性别诗学的一种思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中，从女人与小说关系入手提出了建构“性别诗学”的一种方案。2003年(本年度中国学术期刊网上只有2篇文章直接论及“性别诗学”)，刘思谦在其《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化》(《文艺理论研究》第1期)中提出女性文学研究要由“女性”转向“性别”的所谓“性别理论”，其学术观点已指向“性别诗学”。2004年(本年度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有8篇论及“性别诗学”的文章)，任一鸣在其《社会性别与性别诗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笔记之二》(《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一文中，从反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问题论及建构“性别诗学”需要引入社会性别理论的观点。2005年(本年度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有8篇论及“性别诗学”的文章)，以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暨南学报》第1期)和万莲子的(《性别：一种可能的审美纬度——全球化视阈里的中国性别诗学研究导论》(《湘潭大学学报》第6期)更具“性别诗学”的理论冲击力。2006年(本年度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有10篇论及“性别诗学”的文章)，陈骏涛先生在其《女性主义成长之旅》一文中，总结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主要学术观点作了评述，在谈到第三个阶段时他将“性别诗学”、“女性文化诗学”等范畴凸现出来，并且分析了它们各自的理论优势。2007年(本年度中国学术期刊网上的相关论文仅有3篇)，乔以钢《性别批评的构建及基本特征》(《天津社会科学》第4期)，以“性别批评”为关键词，探讨了性别批评建构的思想理路。文中所阐发的核心“性别批评”也可以理解为“性别诗学”。 综上所说，“性别诗学”建构的学术之旅蕴含着这样几个重要的问题亟须辨析和阐释： (1)“性别诗学”是什么，怎样界说其概念内涵？ (2)“性别诗学”的主旨即理论建设目标是什么？ (3)“性别诗学”的理论依托或者说理论资源有哪些？ (4)“性别诗学”自身的理论形态和结构框架怎样？ 尽管目前我们在超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建设“性别诗学”的层面上已经基本上达成共识，但是，对于上述问题的探索和深化，仍是一个艰辛的过程，理论化、系统化、学科化的“性别诗学”还刚刚起步，正在建构中。这也正是我们尚不能就上述问题作出充分的理论阐释的原因。“性别诗学”作为一种性别与诗学关系的理想是明确的，但是这一范畴内涵的界定，却存在明显的分歧，界限也比较模糊。“性别诗学”的主旨似乎也是明确的，但实现这一主旨的路径还处于探讨中。“性别诗学”的理论依托，是目前相关问题中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命题，贺桂梅、戴锦华等在这方面都曾做了深入的求索。目前，比较宽容的观点则是，不仅要引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思想，也应该积极继承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成果，同时也要从20多年来的女性文学批评实践中提炼、总结其中所孕育的理论因子。“性别诗学”自身的理论形态和结构框架的建构更是一个复杂而多向度的学术工程，有待于学界共同努力。因此，正如学界有人所总结的那样，“中外性别诗学都还不是以完善的学科形态出现的。如此情形，只能从已有的性别诗学理论和实践来分析，看来，‘性别诗学’的确还处于建构进程中，是女性主义文学及批评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浮现的，尽管目前可以说是还处于学科的无名状态，与行进中的‘女性主义诗学’有关，但更具性别包容性”(16)。不过，我们相信，一个融通的、本土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性别诗学”必定会出现在21世纪的诗学体系中。 注释： ①参见谢玉娥编：《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论著目录总汇·代前言》，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②乔以钢、林丹娅主编：《女性文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③刘思谦《性别：女性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④盖尔·卢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选择》，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7页。 ⑤任一鸣：《社会性别与性别诗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笔记之二》，《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⑥肖瓦尔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革命》，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选择》，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页。 ⑦林树明：《性别诗学：意会与构想》，《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春之卷。 ⑧黄梅选编：《自己的一间屋》，“蓝袜子丛书”英国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第101页。 ⑨《伍尔夫读书随笔》，刘文荣译，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⑩苏宏斌：《认识论与本体论：主体间性文艺学的双重视野》，《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11)李玲：《女性文学主体性论纲》，《南开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2)赵树勤：《误区与出路：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及批评的反思》，《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13)孙绍先：《“贵族化”的中国“女性主义”》，《天涯》2005年第1期。 (14)林树明：《论当前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问题》，《湘潭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5)孙绍先：《“贵族化”的中国“女性主义”》，《天涯》，2005年第1期。 (16)万莲子：《性别：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全球化视域里的中国性别诗学研究导论(1985-2005大陆)(下)》，《湘潭大学学报》2006年第l期。 原载：《文学评论》2008/6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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