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女性政论作家群体的诞生
http://www.newdu.com 2024/07/03 01:07:54 中国文学网 郭延礼 参加讨论
20世纪初，中国文坛出现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其时，中国女权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女性报刊也雨后春笋般地应运而生。弘扬女权，批判男尊女卑等封建传统观念，成为当时女权运动和女性报刊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面此现实，作为宣传女权的主要媒体，女性报刊自然责无旁贷，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稿源问题。以宣传效应而论，在各种文体中，政论文无疑是最佳选择。也正是在媒体与传播者互动下，20世纪初文坛上诞生了一个女性政论作家群体。对于这一创作群体，至今少有论述。 一、女性政论出现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动因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文体主要是诗词，据胡适对明末、清代和民初三百年中女性创作的统计，“在近三千种女子作品之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是诗词” [1]。胡适的话虽有些夸大，但女性文学遗产其文体主要是诗词则是学界所公认的。在女性文学中还有少数的文，不过在“文”中，记叙文、抒情文居多，而论说文则较少，这与古代女性生活视野和知识结构有关，暂且不论。 20世纪初，在女性文学中，出现了大量的政论并涌现了一个女性政论作家群体，这是前所未有的文学现象。究其原因，除了梁启超“文界革命”主张的影响之外，就女性文化而言，大致有如下三点： 第一，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女权运动进展很快，特别是1903年之后，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介绍[2]和中国《女界钟》的敲响，中国女权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提倡天足、兴办女学、批判盲婚、主张男女平权、批判贤母良妻、做女国民、争取参政权，成为20世纪最初二十年女权运动的中心话题。与此前不同的是，这时期女权运动的主力已由戊戌变法时期的男性先觉者变成第一代知识女性。为了推动女权运动的发展，女性知识精英勇敢地向男性社会挑战，批判男权文化中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及一切败风陋俗，并热切期望唤醒二万万同胞姐妹，向她们宣传男女平等、提高女权的道理，以及女权的主张和具体内容。精英们意识到，为达此目的需要一种新的传媒，于是陈撷芬、燕斌、秋瑾、唐群英、何震等开始办报，女性报刊应运而生。据不完全统计，仅1902—1912年间就出现了女性报刊30余种。 以宣传妇女解放为宗旨的女性报刊一出现，稿件问题就成为当务之急。报刊需要大量的文章，就其舆论导向的直接性、明确性、快速性而论，政论文是女性报刊的最佳文体选择。于是女性报刊中便出现了社说、时评、论说、演说、谈丛等栏目，这些栏目的文章大多属于政论文体。借助现代传媒，女性政论很快流播到全国四面八方。其数量之多，覆盖之广，传播之速，影响之大，是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 第二，各类报刊，特别是女性报刊有意的引导，是促进女性政论创作日趋繁荣的动因之一。为了适应女权宣传的需要，女性报刊在栏目的设置上开辟了“社说”、“论说”、“谈丛”、“演说”等栏目，旨在鼓励女性作者撰写以宣传女权、干预社会现实为主题的政论文章。传媒的这种引导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倘以《女子世界》和《妇女时报》两种女性报刊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媒体的导向功能。《女子世界》是20世纪初一份颇有影响的女性刊物，出版时间是1904年1月17日至1906年。从它发表的文章看，此时的女性政论数量还较少，而篇幅较长、水平较高的政论更少。《女子世界》共出版17期，发表“社说”（相当于今天报刊的“社论”）约22篇，而真正是女性所写的只有张昭汉的《争约劝告辞》一篇[3]，其他21篇，均出自支持女权运动的男性作者之手。在这个杂志上女性写的文章有40余篇，其中多是小评论、演说稿、书信等，就多数文章而论，都篇幅较小，思辨色彩也较弱。时间过了五年，1911年6月创刊的《妇女时报》，这种情况已大为改观。由目前所能看到的这家杂志21期的文本来分析，每期所刊登的重要政论（社说、论说），80%均出自女性之手，此为变化之一。《妇女时报》上还出现了经常“亮相”的半职业性的女政论作家，除了吕碧城、张竹君、林宗素、杨季威等著名者外，尚有汪杰梁、汤剑我、江纫兰、张郁芗、陈守真、祁瑞华等。这说明女性政论队伍已日渐壮大，此为变化之二。此外，《妇女时报》的编辑部还通过“启事”（相当于今天的“编后记”或“约稿说明”）策划组织富有现实性和热点性的政论文稿，也有一定的催生作用。 第三，女学的发展不仅为女性政论作家培养了后备军，而且有些女学堂也有目的、有计划的通过作文练习促进女性政论文学的发展。1902年陈撷芬主编的《女报》在上海出版，社会反响强烈。上海务本女学堂就以《女报》为题，让学生作文，写《女报》读后感，并择其优者在《女报》上刊载。《女报》第七、第八期曾连续刊登女学生的作文《论女报之有益》等七篇习作[4]，这一举措对女性政论的发展当不无影响。此外，务本女学堂的“课艺”内容丰富，命题多样，如《女报》第九期便刊有务本女学堂学生的“课艺”：有王梦龄的《星期六赴爱国女学校举行校式，试拟祝词一通》、黄守渊的《问世人动称外患其说是否》、黄守蕖的《论中国之弱在于不知尚武》和吴若安的《问女人与男人有何轻重》。而且，黄守渊、守蕖姊妹还接连两次中选，又可见某些女学生的文学潜能。由如上情况不难看出务本女学堂的这一举措对女性政论文学发展的促进意义。 二、女性政论作家群体的形成 女性政论作家群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有近百人，成就突出者也有二三十人。她们由三部分人组成，前两部分为其主力：一是女权运动的领军人物和骨干，二是女性报刊的女主编、女主笔和女编辑、女记者。前者如秋瑾、唐群英、张汉英、吴木兰、林宗素、江纫兰、张竹君、杜清池等；后者如陈撷芬、燕斌、张昭汉、何震、潘朴、吴弱男、杨季威、郑毓芳等。第三部分是一些尚在学校肄业的女学生，这是女性政论作家群的后备军。如上海务本女学堂学生何亚希，广东女学堂学生张肩任、彭维省，常熟女学学生曾竞雄，留美女生薛锦琴等，都是当时政论文坛的新秀。 女性政论作家群体的主体是受过新式教育的第一代知识女性，她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出国留过学，故知识结构比较全面，既有较好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也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她们多数思想较新，有的还相当激进，富前卫性，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其中有些作者还是同盟会、光复会的会员、妇女团体的领袖、新式女学的校长和创办人，有较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从事女权运动的工作实践。这批政论家多数出身于书香门第，她们幼年接受过较好的家庭教育，具有一定的古典文学素养，其中不少人能写旧体诗词，再加上新式教育和西学的熏陶，她们见多识广，思维敏捷，又有革命工作和社会实践锻炼。这批政论作家既能滔滔雄辩，又具生花妙笔，她们在女权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所写的政论文，包括社说、时评、演说词、宣言书、请愿书、公启，通过报刊传播到全国各地乃至海外，产生过巨大的宣传效应和积极影响。 三、女性政论文学的思想意蕴 近代女性政论文的出现应溯源于戊戌变法前后。[5]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一些女性先觉者也投入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倡导的以批判封建伦理观念和提倡不缠足、兴女学为中心内容的女性解放的舆论宣传。她们开会演说，为报刊撰社论、写文章，这些言说的文本就是19世纪末出现的女性政论文。其代表作家有康同薇（1879—1974）、薛绍徽（1866—1911）、裘毓芳（？—1902，字梅侣）、潘璇、刘纫兰、蒋畹芳等。这批作家对近代女性政论文学的发展具有先驱意义。 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女性教育的发展和女性报刊的出现，在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中，女性政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政论作家，佼佼者有秋瑾（1877—1907）、陈撷芬（1883—1923）、燕斌（1870—？）、林宗素（1877—1944）、何震（1883—？）、吕碧城（1883—1943）、胡彬夏（1888—1931）、张昭汉（1884—1965）、吴弱男（1886—1973）等人。这时期政论文的思想意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1.独立意识 女界独立，是当时女权运动最主要的指归之一。由戊戌时期的男性参与、策划和领导一变而为女性站出来，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中国女权运动划时代的一大进步。还在金一的《女界钟》未敲响之前，当时女权的先驱人物就开始意识到女界独立的重要，《女学报》的主笔陈撷芬在《独立篇》[6]中指出，中国二万万女子中，其中的大部分均“盲其目，刖其足，樊笼其身体，束缚其智慧”，这部分妇女既处于奴役地位，又不识字、不能读书，当然更谈不到男女平权、妇女解放；而少数女子虽有“兴女学、复女权”之志，但却把希望寄托于男子，即便能实现，这女学也是“便于男子之女学”；这女权也是“便于男子之女权”。另方面，作者又反躬自责，女子自己的事，“二万万女子应尽之义务”也不应当委托于男子；故非独立不可。陈氏进而指出：所谓独立者，“脱压力、抗阻挠”尚在其次；重要的“在不受男子之维持与干预”；而女子今天之所以“受压力、困阻挠”，其始未尝不是皆出于男子之“维持与干预”。陈撷芬说：妇女要想真正求解放，必须摆脱男子的“维持与干预”，跳出男子之范围，即要实现女性独立。 女子要想真正做到独立，必先取得经济的独立。秋瑾指出，男女的不平等，女子之所以受男子的束缚与压迫，除了受传统的旧习俗和封建纲常伦理的禁锢外，主要是因为女子经济不能独立，用她的话来说，就是缺乏“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 [7]。她在《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中反复强调：“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她曾依据西欧和日本等国妇女就业的情况，为中国女子的自立描绘了一个蓝图：“有许多女子经商或教习，电局司机亦玉颜。铁道售票皆女子，报馆医院更多焉，银行及各样商家店，开设经营女尽专，哲学理化师范等，普通教习尽婵娟。人人独立精神足，不用依人作靠山。” [8]这种从经济上，寻求女性独立、妇女解放根源的观点在当时来说是卓有见地的。 2.由贤妻良母到女国民 戊戌时期的女性先觉者，她们倡导女学的宗旨基本上没有超出男性维新精英所定的“相夫教子”的主调[9]，还是以培养贤妻良母为指归。她们特别强调母教的重要意义，认为“有贤母教其子，淑妻相其夫，孝女事其父”，是家庭最理想的境界。进入20世纪后，这种女学思想逐渐受到质疑。吕碧城在《论某督札幼稚园公文》中说：“今之兴女学者，每以立母教、助夫训子为义务。虽然，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安敢辞教子之责任？若谓除此之外，则女子之义务为已尽，则失之过甚矣。”她接着说：“殊不知女子亦国家之一分子，即当尽国民义务，担国家之责任，具政治之思想，享公共之权利”[10]，而不能仅满足于做一个贤妻良母。苏英女士更明确地说：什么“贤妻良母”，不过“是男子的高衙奴隶、异族的双料奴隶罢了” [11]。 反对贤妻良母主义，而主张做女国民，成为20世纪初女性政论文的言说重心之一。“女国民”一词最早出现于1903年日本留学女生组织的《共爱会章程》：“本会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行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1907年燕斌主编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在日本出版，其《发刊辞》中再次提出“女国民”这一新概念；又说：本刊最崇拜的就是“女子国民”四个大字，今后每期均以“解说”这四个大字为其宗旨。 “女国民”，作为中国女权运动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概念，它已不是单纯地突破了传统的性别概念内涵，而是第一次把女子与国民身份联系起来，成为国民的一分子。即女子应承担国民的义务，也应享受国民的权利。诚如莫虎飞所说：“天生男女，未始有异，同具耳目，同具手足，同赋自由之权，同赋主人翁之责任。是故男子当尽爱国之责任，女子亦当尽爱国之责任；男子当尽国民之义务，女子亦当尽国民之义务。女子者，亦国中之一分子也。” [12]中国女子，同男性一样，也是国民的一部分。 女性知识精英，从重塑女性形象出发，提出了“女国民”的指称，但从当时女界的实际情况看，二万万女子中，具备“女国民”素质的却是极少数。故崇拜“女国民”、并为培育“女国民”精神而创办《中国新女界》的燕斌说：“我中国女界，数千年来，墨守古训，积重难返。处今日世界交通、竞争剧烈之时，而男女不平等之习惯，痼塞智慧、残贼肢体之恶魔，依然盘踞于社会上，根深蒂固，未易尽除。浅见者方谓此无妨于国运之进步也。岂知中国人口虽众，此二万万中最多数之女子，既已如此，则是中国虽有多数女国民之形质，而无多数女国民之精神，则有民等于无民。” [13]燕斌的看法是符合当时实际的。中国虽有二万万女子，但其多数只具“女国民之形质”，而无“女国民之精神”。这种“女国民”是不合格的，也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 要使“女国民”真正名副其实，关键的问题还是从女子教育入手。因为女子教育不但可奠定女子自立的基础，而且通过教育也可以培养女子的爱国主义、独立意识和女权观念。故燕斌在《中国新女界?发刊词》中以欧美女子教育之完备论其对女国民精神的影响：“欧美诸强国，深知其故，对于女界，实行开明主义，与男子受同等之教育，其爱国之理想，国民之义务，久令溉注于脑筋。故其女国民，惟日孜孜，以国事为己责，至于个人私利虽牺牲亦不之惜，斯其国始得谓有民。”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不兴办女学，尽快地发展女子教育，培养女子独立的人格和国家观念，“女国民”就只能是一个虚幻的美称。 3.争取女权与自省意识 20世纪是女权时代，“女权”[14]二字也成为时髦的新词，争取女权，便成为女性政论家关注的焦点。20世纪初女权的先驱人物已普遍地意识到，争取女权，要靠自己，而不应当像戊戌时期那样，等待男子的赐与。留日女生龚圆常在《男女平权说》中说：“朝闻倡平权，视其人，则曰伟丈夫；夕闻言平权，问其人，则曰非巾帼。” [15]这种由男性先觉者“代替”或“赐与”女性的“平权”，是不可靠的。她接着分析道：“男子倡女权，因女子不知权利而欲以权相赠也。夫既有待于赠，则女子已任失自由民之资格，而长戴此提倡女权者为恩人，其身家则仍属于男子。”这位留日女生已认识到，要争取女权、实现男女平权，必须靠女子自己争取，任何由他者（男性）“代替”、“赠与”的做法，都是女性未能独立、未脱男子之范围的表现。在这方面，何震的《妇女解放问题》一文，虽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但对伸女权要靠妇女自身的观点说得相当精辟： 近岁以来，中国之社会，亦渐谋女子之解放。然女子之解放，有真出于主动者，亦有出于被动者。何谓出于主动，即女子之力争解放是也。何谓出于被动？即男子与女子以解放是也。今观中国女子之解放，出于主动者少而出于被动者多。其主动之力出于男子而不出于女子，故其结果，女子所得之利益，不若男子所得之巨……女权之伸，当由女子抗争，不当出于男子之付与。若所担责务，由男子强迫，是为失己身之自由；所得之权，由男子付与，是为仰男子之鼻息。名为解放，实则解放之权属于他人，不过为男子所利用，而终为其附属物而己。故吾谓女子欲获解放之幸福，必由女子之自求，决不以解放望之男子。…… 妇女在争女权中这种被动的姿态，以及依靠男性“付与”的心理，在当时社会环境中是一种较普遍的心态。对于女子这种事事依靠男子、不想改变奴隶地位、自暴自弃的心态，有识者是持批判态度的。秋瑾在《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一文对此有深刻的剖析： 当初那些腐儒说甚么“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这些胡说，我们女子要是有志气的，就应当号召同志与他反对。陈后主兴了这缠足的例子，我们要是有羞耻的，就应当兴师问罪，即不然，难道他捆着我的腿，我不会不缠的吗？男子怕我们有知识，有学问，爬上他们的头，不准我们求学，我们难道不会和他分辩，就应了吗？这总是我们女子自己放弃责任，样样事体一见男子做了，自己就乐得偷懒，图安乐。男子说我没用，我就没用，说我不好，只要图着眼前舒服，就作奴隶也不问了……既做了他的奴隶，怎么不受压制呢？自作自受，又怎么怨得人呢？ 秋瑾这种沉痛的批判，正是基于性别群体内部的自省。这种性别自省和反思，促使女性知识精英认识到唤醒广大尚未觉醒的妇女的重要。香山女士刘瑞平更明确把造成亡国灭种之危险的责任归诸全体女同胞，她沉痛地说：“吾不暇责专制之君主，吾不暇责贪酷之官吏，吾不暇责数千年伪儒之学说……我亦不暇责乞怜异族、甘心暴弃一般之男子，我惟责我种此恶因、产出贱种之二万万同胞姐妹。我今敢为一言以告我诸姐妹曰：今日国亡种奴之故，非他人之罪，而实我与诸君之罪也。”把“国亡种奴”之罪完全归咎于二万万女子，是有矫枉过正之弊；但作者这种勇于反省、敢于承担的批判精神却是女界走向独立、走向成熟的标志。 刘瑞平又把自省引向女性自身的弱点和劣根性。女子自己放弃自由，自己放弃权利，咎由自取，恶果自负：“诸君病在不读书，然而读书之权，非男子所能夺也；诸君病在不知卫生，然而卫生之权，非男子所能夺也；诸君病在无自立职业、无家庭教育，然而操职业、讲教育之权，又非男子所能夺也；至于一切缠足抺粉、拜神诵佛种种恶习，我操我权，更非他人之势力范围所能及焉者矣。” [16]类此性别自省与批判，在这时期的女性政论中屡见不鲜[17]。 4.女子从戎与争取参政 武昌起义的成功，鼓舞了全国人民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热情。在这一革命浪潮中，以青年知识女性为主体的女界，热血沸腾，气壮山河，积极要求组织女子革命军奔赴前线。上海、江浙等地的青年知识女性尤为活跃。以此为中心，很快幅射到广东、福建、江西、湖北等地。许多妙龄女子多以投身军旅为光荣和骄傲，她们“以纤弱女子身，具慷慨丈夫志”，在民族思想的感召下，“弃红粉冒白刃，舍针黹执干戈” [18]，投笔从戎，征战沙场。女子军事团体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大半是女权运动的领军人物，著名的有林宗素、唐群英、张昭汉、陈婉衍、吴木兰、尹锐志姊妹。她们散发公告、公启、传单，发布宣言、请愿书、告同胞书，热情赞颂女子的爱国主义、军国民主义、尚武精神和牺牲精神。她们以上各种形式的书写，其中不乏很好的政论文本。今举陈婉衍的《女子北伐队宣言》： 衍等自淞至宁，倏将二月，仆仆征途，风霜跋涉，终日辛苦，诸同志且均引以为乐也。……愿我同志，戮力同心，和衷共济，扫前途之障蔽，求来日之自由。朔风戈壁，沙漠浩渺，助我尘马扬扬；积雪天山，碧草均银，增我旌旗垲垲。更柝忽闻，夜许之一灯筹幄；马嘶塞畔，千军之铁甲晨行。班超之深入虎穴，李广之誓扫匈奴，当共历其境焉。兹将起程，谨宣其意，他日黄龙痛饮，凯歌南归，当与我同志共叙共和之幸福也。[19] 这篇宣言气势磅礴，豪气扑面而来，表现了知识女性昂扬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气概，为了推翻清王朝，她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与辛亥健儿共同浴血奋战，这类的文章在当时的女子军所发布的宣言、演说、檄文中并不罕见。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女性焕发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爱国激情和牺牲精神，涌现了一批数以千百计的女军人、女革命家、女宣传家，她们的精神风貌、行为方式、实践活动已完全不同于戊戌变法之前的闺秀，成为“五四”之前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最敢于挑战传统、最能彰显出性别生命光辉的第一代革命女性。 争取参政权，也是当时知识女性精英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参政权的观念，本起源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大约在戊戌前后十年间由康有为、梁启超等先进人士介绍到国内。1903年，金一出版了发聩振聋的《女界钟》，其中一节为“女子参预政治”，明确提出女子参政权问题。在“中国女界之卢骚”金一的激励下，中国女性也开始介绍世界各国的女子参政现状，燕斌主编的《中国新女界》便刊登专文介绍英国、美国和澳州妇女争取并获得参政权的情况，给中国女性以很大的鼓舞。 辛亥革命前后，女权运动的精英人物，已逐步认识到妇女要想彻底解放，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必须进入政权机构，必须与男子一样享有同等的参政权。其实，这本是一个毋需争议的问题，但在辛亥前后的男权社会，要给女子以参政权并不容易。诚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女子与男子并肩战斗，并以各种形式，支持革命，诚如孙中山所说：“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 [20]但及至革命告成，革命党人组织政府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并无“男女平等”之规定，女子无参政权，仍被排斥在革命政权之外。革命党这种忽略女权的行动自然会引起女界的不满，于是女权运动的领军人物，纷纷组织各种参政团体，四处活动，结果仍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妇女积极争取参政权，对于增强女性的女权意识、国民意识及男女平权观念都有积极的意义。林宗素在女子参政失利时仍持有坚定的信念，便可看出这次参政运动对于女界的积极影响。她在《宣言》中说： 欧美女子要求参政权，积月累年有进无退，至今或得或不得，犹未能全收圆满之效果，而寻其循环起伏之痕迹，大抵社会之诋诃居其半，政府之留难亦居其半，艰难险阻，备尝之矣。而彼都女界人士，未闻有恭然自馁者，再接再厉，愈挫愈奋，今则大有成绩，烂然放异彩于西方，所谓锲而不舍金石为开也。若持有爱我者之相助，而胆粗气放，因有疑我者之相厄，而再衰三竭，柔靡不立，真个闺中无丈夫矣。 在这篇宣言中，林宗素不仅表现了为争参政权，中国妇女应当具有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韧性战斗精神，而且要求女子加速提高自身的素质，否则“群聋议乐，群盲议礼”，有参政权而不能发挥其作用，“终亦退处于无权而已矣”。在女子参政运动失利的情况下，林宗素能有此清醒、理智的态度和自省精神，正可透视这次参政运动的积极意义。[21] 四、女界“新文体”的诞生 梁启超倡导的“文界革命”春风也吹进20世纪初的女性文坛。在女性文学中，出现了新体散文，以体裁分既有政论文，也有记叙文、游记。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就数量和影响而论，以政论文的成就最高。女性政论是20世纪初女权运动的舆论产物，女权运动中的重要话语和热点，在女性政论中均有全方位的反映。为了更好地表现主题，女性政论也有一些特色。 其一，以“欧西文思”入文。 以“欧西文思”入文，是梁启超“文界革命”的基点之一，女性政论在取材范围和艺术构思上正是抓住了这一重心。所谓“欧西文思”，质言之，就是在文中要融入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理念。这时期的女性政论，在取材上，有意以西方妇女运动史上有影响的人物或事件为范例，并运用西方女权运动的理论资源和话语进行阐释，在这点上它和古代的女性书写是有很大不同的。在世纪初女性政论作家的笔下，虽也称引古代李贽、俞正燮、李汝珍、蒲松龄等人有关同情妇女、带有个性解放色彩的主张，但她们主要的理论武器已是西方的天赋人权论、男女平权说、婚姻自由等，而西方思想家卢梭、伏尔泰、约翰.弥勒、斯宾塞的学说均成为中国女性政论家立论的根据。陈撷芬的《独立篇》[22]、燕斌的《女权平议》23、龚圆常的《男女平权说》[24]、鹃红的《哀女界》、莫虎飞的《女中华》[25]，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请看《哀女界》： 不自由毋宁死，不自立毋宁亡，精神所至，金石为开。起—起—起，我女界当树独立之帜，而争平等之幸福也。兴—兴—兴，我女界当撞自由之钟，而扫历世之秽史也。发大誓愿，结大团体，广设女学，改良教育，我国女界尚有生机之一线乎。 许多女性政论，往往通篇充满了女权、自由、平等、独立、自强等新名词，又时常援引西方历史和生活习俗为例，来诠释、论证自己的观点。汪毓真在批判封建包办婚姻时，以西方建立在双方相互了解基础上的自由婚姻习俗进行观照，便很有说服力。她说：“西洋各国子女结婚，必定是平日至亲极密的良友，或在学校同学，或在公园同游，或在茶会同跳舞，还要常常高谈密语。那学问的深浅，志趣的高卑，彼此考究得彻底了然，这才自思其可以永远和好的，就告明情节，订为婚配。” [26]这种男女自主选择的自由婚姻与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盲婚形成鲜明的对照，其优劣、利害不言自明。 潜诸的《读〈世界十女杰〉》一文，把美国的批茶、英国的南丁格尔、法国的如安（即贞德）和沙鲁士.格儿垤、俄国的苏菲亚、意大利的马尼他等西方女杰均视为中国女子的偶像，并号召中国女子“步诸女杰之后尘，逐群胡，雪国耻，为我汉族竞胜于二十世纪之大舞台，斯亦匹夫匹妇之责也。” [27] 其二，以情动人。 狄德罗说：“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可能打动人心。” [28]女性政论之所以受到当时文坛的青睐，尤其是深得女性受众的喜爱，原因之一，就是文中饱含着深厚而真挚的情感。许多女性政论使人感到它不是用笔，而是用沸腾的热血写成的，气势磅礴，情感充沛。秋瑾的《敬告姊妹们》、《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陈撷芬的《中国女子之前途》、张昭汉的《班昭论》、陈婉衍的《女子北伐队宣言》都是这类的代表作。 这类文字出现在女作家的笔下并不奇怪。女性本是最富感情的性别群体，感情的真诚和执着是女性文学的一大特点。由于中国女性长期处在封建礼教的高压之下，她们不敢吐露自己内心的真情。女性一旦得到解放，感情的闸门一旦打开，蕴藏在她们胸中的情愫，便如江涛海潮，滚滚而来，汹涌澎湃，一泻千里。试看莫虎飞的《女中华》： 呜呼！风潇雨晦，大地茫茫。悠悠苍天，曷其有极？女界昏濛之中华，不几有黍离麦秀之悲乎？乃无端而现一线光明，轰轰烈烈于暗室之中。吾是以馨香而祝之：自今以后，吾中华女学女权之发达，必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人人皆下田之热心教育，人人皆贞德之为国舍身；撞独立之警钟，张自由之旗鼓。男子之层层网罗，一旦而烟销瓦解；男子之作威作福，一旦而势若冰山。巾帼队左旋右抽，雄飞世界；美人军一日三捷，杀尽胡儿。猛虎咆哮，百兽震恐；潜龙腾跃，万鬼寒心。 这段文字，热情奔放，气势恢宏，以先声夺人的气势，抒发女子追求自由、解放的豪情壮志，自然容易引起受众的强烈共鸣，也正如梁启超“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29]。莫虎飞的这篇文章，就有明显的摹仿梁启超新文体的痕迹，文中不仅杂有俚语、韵语及外国典故，而像文末的“猛虎咆哮，百兽震恐；潜龙腾跃，万鬼寒心”，就是套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结尾的文句（“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我们把女性政论称之为“女界新文体”，决非无的之言。 其三，女性政论的语言选择。 20世纪初叶的女性政论，在语言上最突出的特色是白话文体。19、20世纪之交，以裘廷梁、陈子褒为首的知识精英掀起的白话文热潮，其终极目的固然是在促进言文合一、为现代汉语/白话文学的诞生奠定语言基础；但近代白话的倡导者，其主旨还是为维新运动和思想文化启蒙提供服务的话语工具。当时思想文化启蒙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下层的人民大众，即所谓“村竖野叟”和“妇孺”。一般识字不多的妇女，正是当时的白话文热潮预设的受众群体。诚如秋瑾所说：“我姊妹不懂文字又十居八九，若是粗浅的报，尚可同白话的念念；若太深了，简直不能明白呢。” [30]作为推动女权运动和思想启蒙的女性政论，选择“白话体”，也是势所必然。故20世纪有代表性的女政论家基于宣传女权和启迪妇女的需要，几乎人人都写过白话体的政论。其佳作琳琅满目，不胜枚举。这里我们只抄录秋瑾《敬告姊妹们》中的一段，就可以透视女性白话政论在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 唉！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这些花儿、朵儿，好比玉的锁、金的枷，那些绸缎，好比锦的绳、绣的带，将你束缚的紧紧的。那些奴仆，直是牢头、禁子看守着。那丈夫不必说，就是问官、狱吏了。 这段白话文，明白流畅，有声有色，对旧时代妇女奴性生活的描写十分生动、形象。文中词汇丰富，大量的形容词，极富生活气息；工整的对偶句，读起来音韵铿锵，抑扬悦耳，由此即可看出女性政论作家驾驭语言的才能，以及她们在白话文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重视白话书写，并不是个别女性作家的运思，基于宣传女权的需要，她们不少人都自觉地提倡和实践白话写作。燕斌1907年在东京创办《中国新女界》时，便有意识地倡导白话。该杂志创刊号刊登了白话体的女性政论六篇，燕斌一个人就写了四篇，着意倡导“白话”的意图十分彰显。《中国新女界》共出版了六期，注明“白话体”的文章就有近20篇，此可见女性文化精英有意识地倡导白话文体的意向。 从当时文界的整体来看，其话语符码主要还是文言，因此，女性政论中也有不少文言文，这是事实。但这部分文言文，并非桐城派古文，而是由女性政论家改造过的、富有弹性和表现力的一种浅显的文言。前面谈到女性政论作家群体时已指出，这批作家，多数出身于书香门第，幼年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具有较好的古典文学素养，她们能写一手漂亮的文言文。秋瑾的《中国女报发刊词》、《普告同胞檄稿》[31]、吕碧城的《女子急宜结团体论》[32]，张昭汉的《争约劝告辞》[33]、陈撷芬的《中国女子之前途》[34]，已流播文坛，脍炙人口。这部分女性政论，虽尚属文言体，但语言浅显，无佶屈聱牙之句；用典通俗，易为读者所理解。作者行文自由，自抒胸臆，文白交错，骈散相间，其中又融入了外来词语，诚为梁启超“新文体”之流亚。 注释： [1]胡适：《三百年中的女作家——〈清闺秀艺文略〉序》，黄保定等选编：《胡适书评序跋集》，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29页。 [2]马君武是中国第一位有意识的翻译、介绍女权主义理论的学者，他译有斯宾塞尔的《女权篇》（1902年10月）、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1903年1月），又在《弥勒约翰之学说》（1903年4月）中摘要译介了穆勒的《女人压制论》，在这篇文章中还介绍了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有关妇女解放的主张。 [3]刊《女子世界》第2年第2期，1905年。 [4]这七篇作文是：曹庆云、楼舜臣、周铸青、杨英、杨林和等五人的同题作文《论女报之有益》，以及黄守蕖的《读女报书后》、黄守渊的《论女报》。 [5]女性政论文的出现，可上溯到19世纪末，除集中见于1898年出版的《女学报》（上海）诸期外，亦散见于《新知报》、《湘报》等。 [6]陈撷芬：《独立篇》，《女学报》第2年第1期（1903年2月27日）。 [7] [30]《敬告姊妹们》，《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第15页。 [8]《秋瑾集》第159页。 [9]梁启超在撰写的《倡设女学堂启》中说：“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岂不然哉！”（《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文集之二，第19页） [10]载《女子世界》第9期，1904年9月10日。 [11]苏英：《苏苏女校开学演说》，《女子世界》第12期（1905年4月）。 [12]莫虎飞：《女中华》，《女子世界》第5期，1904年5月。 [13]《中国新女界》第1期，1907年2月5日。 [14] “女权”一词源于西学东渐。最早传入中国，乃是《清议报》第47、48册上刊登的日本人石川半山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论女权之渐盛》，时间在1900年6月。此后，马君武译介了斯宾塞等人的女权著作（参见注2），女权一词始在中国流行。《女界钟》的女权理论即受马君武翻译的影响。 [15][24]《江苏》第4期，1903年6月25日。 [16]以上均见《敬告二万万同胞姊妹》，《女子世界》第7期，1904年7月。 [17]类此文章另有黄菱舫《女界钟?序》、胡彬夏《论中国之衰弱女子不得辞其罪》（《江苏》第3期）。 [18]张访瀛：《书赠女子北伐队》，《民立报》1911年12月9日。 [19]载《时报》1912年1月16日。 [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1页。 [21]《女子参政同志会会员林宗素宣言》，《天铎报》1912年1月23~24日。 [22]《女学报》第2年第1期，1903年2月27日。 [23]《中国新女界》第1号，1906年12月。发表时署名“炼石”。 [25]《女子世界》第5期，1904年5月。 [26]鹃红：《哀女界》，《天铎报》1911年1月10日。 [27]《女子世界》第10期，1904年12月。 [28]狄德罗：《论戏剧艺术》，《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第1期，第149页。 [2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第8册，专集之三十四，第62页。 [31]《秋瑾集》第12~13、20~21页。 [32]《中国女报》第2期，1907年3月4日。 [33]《女子世界》第2年第2期，1905年2月。 [34]《女学报》第2年第4期，1903年11月。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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