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文学女性形象在叙述策略中的矛盾性
http://www.newdu.com 2024/07/03 03:07:31 中国文学网 李玫 参加讨论
与“五四”至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女性相比，解放区政府在抗战时期就十分重视妇女解放与发展，对于妇女的发展有个独立的组织并时时出台新的有利政策，鼓励和支持妇女发展。1942 年高岗同志指出，“妇女工作的方向就是组织起来，大家动手，发展经济，做到家家丰衣足食。”1946 年习仲勋同志提出了和平时期妇女工作的方向“最主要的事情是建设，就是生产，在发展生产基础上提高文化，注意卫生。”[1]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妇女在解放区各个领域有着长足的发展，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女性角色在叙事中与以往相比更具独立性。但这些具有“独立性”的叙事仅仅是针对具有“榜样”式的女性，她们是在各领域中的佼佼者。然而大部分的女性角色在叙事中实际上是被“边缘化”的，她们出现在作品的次要角色中，有的甚至被反面化。本文将主要分析女性形象在叙述过程中产生的既有独立性同时又将其边缘化的矛盾现象。 1、叙事中的独立性 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是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相对比的，解放区文学女性形象在叙事中更加贴近社会发展的步伐，她们中的“精英”对社会的贡献不亚于优秀的男性，成为时代妇女的榜样。而二三十年代的作品中的女性，大多追求抒发个人情志，展现女性本我和真我，大多形象与社会的联系紧密度不够，仍然存在女性自己“房间”。虽然大革命时代的热潮影响了许多女性形象的塑造，但女性角色多数是同男性一起完成时代赋予他们的任务，在文本中与社会的联系度远远没有解放区时期来的紧密。解放区文学中的有许多女性形象是被独立塑造的，就是说，作品完全就是以塑造某一女性为创作目的。 主要体现在：①以描写女主人公为主的作品数量以及作品中女性角色的“戏份”大大增加。 刊登在《解放日报》副刊上的作品中以女性为主人公的近230篇，这些作品大部分是为了颂扬为民族解放作出杰出贡献的女性而创作的。作品主要叙述了一群在民族解放战线上披荆斩棘的女性们参战参政的英勇事迹，如蕴辉《女县长》、石秋《女参议员路芝》、柳青《一个女英雄》、潘湘《女队长》、白浪《刘秀贞》、李立《女英雄张吉兰》、杨文霞《教子模范李兰英》、曾克《女神枪手段凤英》等；或是讲述她们艰苦的翻身过程，展现出带着自身的优秀品质成为各个行业令人瞩目的佼佼者，同样为民族解放事业默默贡献的女性们：温馨《凤仙花》、孔厥《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谢春芳《刘聚英》、张宁《白手兴家》、吉焕《焦桂英》等。甚至有的英雄女性被不同作家从不同角度的创作，多次在作品中出现，如孟祥英：范瑾《女英雄孟祥英》、赵树理《孟祥英翻身》、《太行山上的妇女孟祥英》；马杏儿：育涵《新中国的女儿诞生了》、莫艾《劳动家庭——难民马丕恩翻身的故事》、式徽《访问马杏儿》；郭凤英：《妇女农业劳动英雄郭凤英》、柳青《一个女英雄》，折聚英：孔厥《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朱婴《折聚英》，这些作品在数量上较之以往增加许多，主要是在这些作品中大部分女性是被作为第一创作对象而展开叙述的，而这些作品绝大部分出自于男性作家，他们站在作家群的主要性别组成和男性的角度，暂不谈对女性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作是否到位，像这样能积极并努力地为了女性而创作并大量的在党报上发表，就相当难能可贵了。 ②文学叙述中女性独立人格的强化。 边区过去的文学作品大多出自民间，女性在作品中仅仅是家庭的附属品，就是说，她们只有在男性出现在“家庭”这个场景里，才被叙述者提及。（黑大想）从前，她（牡丹）是多么听话的：整天都坐在炕上补衣服、捺鞋底……一对黑溜溜的眼镜，在人家的面前总是不敢抬起来的；只有在炕上坐的心里发酸了，他才向周围扫了一下；像白天的老鼠一样，偷偷地用舌头把窗纸天穿了一个小窟窿；往往外面的过路人……现在他的心是那么的野：一回来，连炕头也没坐热又溜了出去。爸爸也不怕了——如果他要说一句的话，那末，她至少也的顶上十句。爸爸真闷气呵！母亲三年前就升了天；丢下了三个光吃饭不做事的小弟弟……家务是她应当承担起来呢。 ——《婚事》周民英 这段话可以看出，现实赋予女儿更多参与社会的权利，但在父亲看来似乎是“大逆不道”，见不得人，他觉得女人就是应该呆在家里做家务，别的事情都不该与她有关系。现实中的女性没有接受文化教育，她们不识字也就意味着文学作品根本不存在于她们的世界里，那么这些文字可以说是处于由男性创作并予男性所接受这样一个单向性的性别表述。那么，女性在作品中正如在生活中一样脱离社会而不被赋予人格。自从1938年夏秋之间，“奔赴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说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2]他们来自全国各个地区，给延安这片“贫瘠”的土地输入了新鲜的“养分”，让它焕然一新。他们带来了新的理念，建立了新的政权，一切从新开始。女性一改以往“不出门，不说话，被虐待，被践踏”的悲惨命运，在新政府的鼓励和引导下纷纷走上了社会。在作品中，叙述者通过“讲述”展现了一个个拥有独立人格，个性鲜明的时代女性，从战场上飒爽英姿的女战士段凤英、马积莲、张吉兰，到民族解放事业中为民疾苦辛苦工作的女干部张玉兰、路芝、乔桂英、陈敏，再到工作在各个劳动生产线上的女模范靳凌霄、马杏儿、郭凤英、刘聚英等，她们在叙述者的“再创造”过程中，有了新的生命，她们的一言一行影响着解放区的妇女同胞们，见证了解放区时期女性成长并独立的全过程。 ③走向社会、投奔革命的女性叙事与“革命进行曲”更加保持着同一频率和节拍。 拥有独立人格的女性们带着还处在传统禁锢中的女性一起走出“牢笼”，走向社会，为民族的解放出力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尊重和施展空间，她们应和着时代的主旋律，走向社会参与革命，在社会改革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她们的身影。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春耕秋收、纺织生产、“冬学”、经济建设，这些与解放区发展息息相关的“革命进行曲”由身处解放区的男女老少同时唱响，女性在这首“革命进行曲”中充当着不可或缺的力量。作品中女性参与学习，考上大学并从事教学的不计其数，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江山村十日》等作品中参与政治并为土地革命做出贡献的女性也有许多：董桂花、周月英、刘桂兰、赵大嫂子、白大嫂子。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也用她们最质朴的语言，传达对新社会的认同和支持。西戎《喜事》中的小秀：“旧社会把妇女当牲口卖 ，这阵新社会不能啦，没有经我同意娃，就是不成”；克明《二妞结婚》“这时候哪还有像你这样老脑筋的？结婚兴自主了，您给我订婚也是白费”。 男性作家在叙事过程中，叙述者大多将女性翻身作为“故事”的主题，通过女性人物的话语传达她们走进社会、加入革命队伍后在形象和心理上的巨大转变。虽然女作家们创作出发点与男性有所不同，但在对社会的切实关注和紧跟社会主流话语方面仍然保持着“同一节拍”。丁玲《战斗是享受》、《十八个》、草明《垫脚石》将自己连同那些为民族革命事业队伍中“各工作部门的忠诚儿努力的战士们”一起比喻成“垫脚石”，并愿将成为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垫脚石”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另外还有韦君宜《群众》、莫耶《生产线上的被服厂》、杨文霞《教子模范李兰英》、折聚英《我学习文化的过程》等。与男性作家不同的是，女作家们的叙述视角更多的放在了民族革命事业中的点点滴滴，并没有特意将女性的翻身作为创作的主题，但却隐含了作者对于社会的关注。 2、叙事语态中的边缘化 小说虽然是现实的艺术再加工的产品，但毕竟来源于真实的存在，只不过通过叙述者用不同的方式“讲述”出来。在这个“说”的过程中由于叙述者所持有的叙事语态在“生活世界、话语行为特别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包含了“诸多集合内涵的真实。”[3]刊载在《解放日报》上的近 230 篇关于女性的小说对于其他作品来说也只不过是一小部分，而且在这230 篇小说中，女性也不都是作为主要角色。叙述中她们或是与男性放在同一重要的叙述角度，或是为了塑造男性而存在，还有许多女性还被塑造成为“落后角色”，甚至有的女性居然还存在心理上的“自我否定”。可以说，在叙述者的语态下，男性作家“无意识”的叙述策略在“讲述”过程中被流露出来。 在叙述者的安排下，很大一部分女性角色在作品中拥有的是“配角”的身份。她们的出现在叙述者看来，主要是为了作品中更加需要塑造男性形象，依照她们对于民族革命和社会发展认同感的尺度来划分，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话语和行为与民族革命信念不符的女性，这种情况出现的女性角色落后的居多。这里的“落后”并不是指与主流意识相悖，而是体现了女性虽然也为这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但往往与男性相比要慢一拍，在行动和领悟力上远比不上男性，这样呈现出来女性在社会上的“弱势”，为的是体现男性的“强势”。《乡长夫妇》中叙述者将妻子隐喻成与革命信念相违背的代表，一直贯穿在乡长的心理活动中。最终乡长毅然离婚的决定，则是作品的高潮——说明他与那些和革命信念背道而驰的黑暗想法决裂。作品中并没有过多地关注妻子，即使她也有许多值得称赞和同情的地方，在叙述者的安排下，“她”只不过是为了体现乡长“坚定信念”而设计的道具罢了。另一种情况是女英雄仍是为衬托男英雄而创作。《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为工农事业牺牲以后，“赵大嫂子”在许多地方可以说是继承了她丈夫的优美品质。她被表现为完全没有自私心的、一直保持刻苦朴素作风的烈士的家属。她宁可让自己的孩子多受些苦，让他在很冷的天气光着脚丫子，但对那个寄住在她家里的无依无靠的猪倌，她是尽可能让他穿上棉鞋，让他过得好些。另一个是村干部白玉山的妻子“白大嫂子”。作者相当细致地描写了白大嫂子单纯、善良的农村妇女心理和她们那种新的和睦的农村家庭的关系。她们都深受丈夫的影响，对党抱以赤诚的衷心和对土地改革的热情，为土地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丈夫不在身边时，依然热衷于土改事业，保持着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和敬业精神。而这些女性可贵的品质完全是从男性那里学习到的，有了丈夫的鼓励和支持，才造就了她们新的转变。可以看出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的语态无形地把男性视为民族革命事业发展的主力军，而女性却常常以落后角色出现，甚而反面化。 注释： [1] 习仲勋《.贯彻妇女工作的新方向》，1946 年 3 月 8 日。 [2] 宗政、王彬《.起点》，载自《新四军的艺术摇篮——华中鲁艺生活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年 4 月。 [3]曲春景 耿占春《.叙事与价值》，学林出版社，2005 年。 原载：《当代小说(下半月)》2010年02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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