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批评的几个关键问题思考 ——从“对话与参与”的角度谈起
http://www.newdu.com 2024/07/03 03:07:32 中国文学网 吕颖 参加讨论
新时期初期，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尚未引入本土，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处于自然发展状态，男性批评者是否对女性文学批评进言，完全出于男性学者自身的学术兴趣，并未因是否介入女性文学批评而受到非议或指责。然而，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开始引入中国本土之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对话开始出现。虽然，这种对话多是以中国单向借鉴与学习为主，但由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强调女性视角、女性意识、女性主义立场，也导致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界开始对性别身份的空前关注，而且基于女性被歧视与被压迫的共通心理，在批判男权中心文化这一点上，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界自觉自愿地认同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 其实，早有学者警醒地提出：“中国诗学应该在整体上反省自己的知识形态并寻找出路，以中国智慧的特质与西方对话，而不是以化归的方式向西方认同。”[1]但是，这样的警觉意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界不仅以归顺的方式认同了西方女性主义，而且忽视与抵制中国本土男性批评者对女性文学批评的质疑与批评。在经过了一番匆忙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恶补和本土女性批评者彼此追捧的炒作之后，她们遗憾地发现，身处主流批评领域的男性批评者大多以看客的姿态，冷眼观瞧女性批评者自造的热闹场面，这导致了本土女性批评者们严重的心理失衡。基于崭新的女性主义立场，本土女性批评者们得出结论：来自男性主流批评的冷眼观瞧与漠视抵制，是对女性文学批评的性别歧视，反应了主流对边缘的排斥。 巴赫金早就说过，人类的思想具有对话的本质，真正的思想只有在对话中才能产生和存在，“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恰是在不同声音、不同意识互相交往的联接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开始生活”[2]114。所以，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不仅要重视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对话，更应该对本土男性批评者的“对话与参与”给予高度重视。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不应该只是本土女性批评者的独白，因为“独白原则最大限度地否认在自身之外还存在着他人的平等的以及平等且有回应的意识，还存在着另一个平等的我（或你）”[3]386。可以说，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正是由于缺乏与本土男性批评者的对话意识，致使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缺乏来自外部的多样性与异质性的冲击，才导致了对西方女性主义某种程度的盲从与认同。从女性文学批评发展的状况来看，“克服单性别主体的偏激、偏颇、偏狭的思想，确立两性的‘主体间性’，在男女两性之间形成一种互为主体的对话关系，是近期女性文学研究探讨的一种新思路”[3]。笔者从“对话与参与”的角度入手，思考了本土女性文学批评中存在的几个关键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或许对形成更切合本土实际的女性文学批评思路，能够产生某些启示作用。 一 对于女性文学批评而言，如何理解“对话”的含义，是两性之间的批评对话能否正常进行的第一个关键问题。 对话与交流是贯穿于人类行为活动中的基本精神特性，不仅个体的人之间要用言语进行直接对话交流，人类的各种活动都具有对话与交流的功能，可以说“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2]340。但是，对于“对话”不能仅从简单狭隘的角度去理解，对话并非你有来言，我必有去语，对话是精神交流与思想交锋的总体行进过程，或是激烈的言来语去，或是长久的倾听之后，在关键之处的插话。对话者身份自由，话语可少可多，未必都是批评之语，也不可能皆是溢美之词。所以，从对话的性质来看，可有内部对话与外部对话之分。 所谓内部对话，主要是指女性文学批评者们之间的对话，由于性别立场相同，理论观点相似或相通，对话大致可能出现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应和，主要由于彼此理论思考的相互启发而产生；二是追捧，基于同一理论思考的理路，是对走在理论思考前沿的批评家表达敬意；三是炒作，由于某些理论观点达成共识，为了加强理论的权威性而极力喧嚣；四是发泄式哄抬，或许是由于某一批评者对性别歧视的有力还击，圈内出于性别的共同兴奋感而产生的共鸣。但是，需要正视的是，如果只有顺向、同向的思考对话，即使有多少种内部对话形式，都意味着女性文学批评只是在进行圈内的学术信息交流。对话显然不能仅仅局限于女性批评者内部，真正的对话应该是一种艺术，是内外联通的多向度、多层次的沟通与交流，既“可以听到自己时代的对话，或者说得确切些，是听到作为一种伟大对话的自己的时代，并在这个时代里不仅把握住个别的声音，而首先要把握住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关系、它们之间通过对话的相互作用”[2]117。如果女性文学批评只是限于内部对话，那么女性文学批评学术水平的提高、学术视野的拓宽、精神高度的抬升、思想深度的掘进，都将因为缺乏内外联通的多向度、多层次的沟通与交流，而存在着潜在危机。 所谓外部对话，主要是指与女性文学批评者圈外批评者之间的对话。之所以强调女性批评群体与外部的学术对话，“这是因为对话遵循的是问———答逻辑，也就是说，在对话中没有任何权威，在问———答逻辑中真正居于权威地位的是问题本身的呈现及其解决，此问———答逻辑对对话中的任何一方都具有规范和矫正的作用。换言之，对话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达到互证、互识”[4]。当然，由于对话者处于女性主义批评者圈外，所以身份驳杂，难以完全列举，大致不外以下几种：一是真正的大男子主义者，对女性文学批评的存在睥睨有加，即使对话也主要是鄙薄。对于这样的对话者，有力的还击当然必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以严谨的学术理性扎实地从事女性文学批评工作，气愤不能改变大男子主义者的立场，只能延误女性文学批评学术水平的提高，招致更严厉的挑剔与苛责；二是出于以往一贯的学术观点，对女性主义未必存在性别歧视，只是不够了解，出于学术思考的审慎，对女性主义批评提出某些质疑，对于这样的对话者，冷静地面对问题，平等的学术交流，是最基本的对话方式；三是既有成熟的学术立场，又有对女性主义相当充分的了解，还有大男子主义倾向，不仅代表男权文化的主导性立场，而且能敏锐地发现女性主义的弱点，这样的对话者与其说是女性主义者的对手和敌人，莫若说是最具实力的对话者。这样的对话者，不仅需要女性主义者拥有雄厚的学术储备，清晰的学术思考理路，而且要求女性主义者能够直指对话者的性别歧视根源，并且需要真诚地面对女性主义自身的弱点。这样的对话，才能使女性主义者在不断地历练与挫折中，以最快的速度提升精神高度，掘进思想深度，为女性文学批评以及性别文化的发展，做一些有益的工作，而非抱着女性主义的西式武器四处出击；四是站在中国民族文化的立场上，既有对民族文化的清醒认识，又有对女性主义充分的了解，愿意借鉴女性主义的理论优势，但不苟同于西方女性主义的立场，这样的对话者不仅有着对民族文化与文学立场的必要坚守，也是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盲目崇拜的一种必要的提醒；五是男性的女性主义者，或者虽然不自称女性主义者，但是不仅基于对性别歧视的清醒认识，而且基于学术借鉴的需要，成为女性主义者最坚定的男性同盟者，这样的对话者既能给女性文学批评带来性别公正，又能给女性主义者带来必要的学术理解与支持。与这样的男性伙伴为消除性别歧视与性别压迫现象而合作，不仅是对女性文学批评最有力的支持，也是人类伙伴关系未来发展的总体趋势。 从文学批评的历时性来看，文学批评不仅仅是特定时代女性主义者与非女性主义者之间的争斗，更是人类通过文学批评的方式共同寻找精神真理的过程，而“真理不是产生和存在于某个人的头脑里的,它是在共同寻求真理的人们之间诞生的,是在他们的对话交际过程中诞生的”[2]114。所以，从外部对话的角度而言，与女性主义者的对话者多是非女性主义者，质疑多，追问多，批评多，共识少，理解少，这应该是男性批评者与女性主义者对话的常态，只要女性主义者能够端正对话姿态，在对话过程中不是总以被歧视、被压迫的弱势身份进行反击，那么平等沟通对话、学术切磋互进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在共同寻找精神真理的过程中，通过不同向度的对话，最终达到的终极精神目标与精神指向应该是同一的。 二 对于“性别身份”如何理解，是两性之间的批评对话能否正常进行的第二个关键问题。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使中国女性批评者在文学批评者身份的基础上，又拥有了新的“性别身份”。男性批评者难以主动与女性主义批评者展开对话，既有先在的文化背景与学术因素，更多的原因恐怕是对女性主义理论不够了解，与女性主义批评者之间无法正常有效地展开对话。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非主流、边缘化的性别身份，作为学术研究的新视角，暂时不被主流批评界所了解、所认同，处于被冷眼观瞧的境地，是比较正常的。女性主义批评者的性别身份即使暂时不被首肯，完全可以通过积极的建设性行为，清晰完整地表述与性别身份有关的思想，而不应该通过弱者反击的方式强调性别歧视的存在，以期引起重视或引起轰动。希望被了解、被重视，是正常的学术要求，但是受不了委屈、耐不住寂寞、渴望通过弱者反击的方式被主流批评界所接纳与认可，却是学术上急功近利的典型表现。 从西方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女性视角、女性意识、女性立场，强调对男权中心文化的批判与解构，强调与主流对立的边缘化姿态，这是与西方文化理念和政治机制密不可分的一种性别政治理论。从西方女性解放的历程来看，西方女性在经济、政治、文化地位上与男性的权利平等，每一步都是通过反抗与斗争而获得的。基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西方女性对来自男性个体的性别歧视与来自男权中心文化的性别压迫，都充满了警觉与抵抗的意识；从我国妇女解放的道路来看，妇女政治、经济地位的改善，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通过国家权威立法的形式给予了妇女在经济、政治地位上的平等，中国妇女对于新社会给予的社会地位具有相当的满足感，而且基于阴阳和谐的传统文化理念，中国两性之间缺乏性别对抗意识，“中国古文化对妇女的歧视不是决定论式的和普遍化的。在现实的层面上，总留有回旋的余地和家庭内的阴柔空间，乃至道观尼庵中的自由天地；而在思想层面上，则都是以阴阳互补、相济为前提的，因而伏下了重构和重新解释的各种可能”[5]。故此，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进入中国本土之后，虽然仍具有反对男权中心文化的思想性，但是“无可否认，女权批评在有限的专业领域范围内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男权制度确立的象征秩序，但是它也仅仅是改变了专业性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6]，这是我们应该正视的现实。所以，在中国进行女性文学批评时，不必处处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作为衡量标准，对西方女性主义亦步亦趋，“西方女性主义的本土性决定了它的局限性: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7]。中国有自己源远流长，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与思想资源，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女性解放走出了独特的发展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我们不仅要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阐发中国的女性问题、文学文本和文学理论，也要积极建构中国本土的性别诗学理论，并逐渐尝试用中国的性别诗学理论和中国的文化理念去阐发西方的女性问题、文学文本和文学理论，进行中西方女性文学在思想方法与理论观点上平等的交流与对话，“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论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利用‘他国化’这一规律，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而要实现‘中国化’，首要的不是处处紧追西方，而应处处以我为主，以中国文化为主，来‘化西方’，而不是处处让西方‘化中国’”[8]。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摆脱在文化交流中，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独霸天下，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处于弱势地位被动接受影响的局面。 性别歧视是历史的遗存，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这一明显的现实。但是，人类正在通过现实努力，尽力改善两性之间的不平等状况。作为女性批评者，如果只是通过强调性别对立和强调性别歧视，那只是一种更为激烈的反向方式，强化了性别不平等的状态。不是“炫耀”和控诉被歧视、被压迫的现象，就能改善性别不平等的状况，女性地位的改善和女性性别身份的被认可，均来自健康的心态和积极的建设性行为。 三 如何理解西方女性主义与本土女性文学批评的关系，是批评能否健康发展的第三个关键问题。 从社会性别研究的角度来看，男女性别的不平等存在于整个社会文化体系发展的整体过程中，男性和女性都会受到社会文化的规约，从出生到接受性别歧视的思想和行动完全是社会化的结果。因此，把女性主义运动看作是女人反对男人是幼稚和错误的，所以美国女权主义理论家贝尔·胡克斯（BellHooks）早就说过：“像妇女一样，男性也被社会化了，被动地接受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9]所以，女性主义不应该反对男性个体和解构人类文化，而应该反对和终结男权主义的性别歧视和压迫。所谓解构男权中心文化，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无法深究的文化悖论。因为人类几千年的文化史，基本是男权中心文化的历史，包括女性主义理论也是男权中心文化并不牢固认同的产物，诚如朱迪斯·巴特勒所言：“性别不应该被建构成一个固定的认同或者多种行为仿效的代理所在，相反，性别迟早是一种不牢固组成的认同，以行为的重复在外部空间组成。”[10]可以说，彻底解构男权中心文化将意味着人类处于历史与文化的虚无之中，那么何来建构女性主义文化的原料？所以解构男权文化的姿态，究其根源是出于一种强烈挤进主流文化核心的渴望，但采用的却是一种以弱者身份进行反击的变态方式——一旦不被主流批评界所认同，就是性别歧视，来自主流批评的言论过于刻薄，就是性别压抑，似乎只有女性主义者苦大仇深，倍受摧残，把所有的现实性别歧视都附加于学术研究之中，很容易导致女性用放大镜扩大性别歧视的程度，从而导致学术研究缺乏起码的理性思考成分。 如果文学批评话语适合本土文学的发展，对文学创作的阐释合理适度，是很少有人站出来质疑的。但是中国在吸收、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时，始终存在着本土适用性问题。“多年来，在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实践中,有一个值得反思的倾向，即比较多地倚重于具有完整的体系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而相对轻视对本土思想文化传统中有关性别问题的理论资源的开掘整理和重新认识。其实，虽然中国确实不具有像西方女性主义那样有关性别问题的系统理论，但并不等于说在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就不存在对性别问题富于深度的思考和带有一定理论色彩的阐述”[11]。所以，对于来自与女性主义不同立场的质疑与批评，不能仅仅站在被迫害、被歧视、被压迫的立场上自以为是，拿着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武器，做着对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削足适履的蠢举，长此以往，只能深陷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陷阱难以自拔，而完全疏离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目的。 四 如何对待女作家创作，是女性文学批评能否提升理论水平、拓展学术视野、保持生命活力的第四个关键问题。 批评也是创作，但女性文学批评必须以女作家的创作为前提，所以是戴着脚镣的舞蹈，然而现在的批评意欲挣脱批评与创作生命之根的联系，只想翩然独舞，拿着女性主义的尺子量长比短。批评者之所以无视女作家的感受，认为批评的臧否与女作家无关，就是潜藏在批评者意识深处的权威意识在作怪。自以为是的权威意识导致批评者可以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利器，任意剖析和阐释女作家的文本，其结果是导致了女作家群体性地对女性主义批评表示抵制与漠视。这足以证明，女性主义批评的尴尬局面是由于自以为是的权威意识和盲目西化的女性主义立场造成的。作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本土女性文学的现实存在是批评的立足点，不应该以性别身份向主流批评邀宠，更不应该靠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混事，我们不仅要超越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顶礼膜拜，还要超越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模式，把女性文学批评领域的批判与建设结合起来，这样“女性文学理论批评就有可能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远离平庸，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出现更多、更有创造性的论著。创造性，这是女性文学理论批评的生命线，是葆有其生命和活力的根本，只有创造，才能使其有更多的超越，并将其推进到一个新的境地。这有待于女性学人的努力，也有待于男性学人的积极参与，当然这也是两性学人的共同期待！”[12] 总而言之，在如何看待男性学者对女性文学批评对话与参与的问题上，女性主义批评的确存在着诸多问题。在文学批评过程中执著于权威意识的偏执，自以为是的女性主义立场，都造成了女性主义批评的严重失误：渴望女性主义者圈内对话的言来语去，不愿意与男性批评者进行外部对话，一方面是不希望来自于西方女性主义的弊病遭受批评，更重要的是希望制造女性主义批评的热闹场面；强调“性别身份”，是以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武器树立批评的权威地位，希望引起主流批评界的注意，并获得认可；自以为是地漠视女作家对女性主义批评的群体性抵制，无疑是站在女性主义批评权威的高度对女作家的性别霸权与性别歧视。可见，在对西方女性主义盲目的追随与认同过程中，女性主义批评不仅严重地偏离了中国女性文学的实际，而且严重违背了批评的职责与目的。 在女性文学批评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中，仅仅挥舞着西式的女性主义武器上路是不行的，制造哗众取宠的热闹场面不重要，重要的是以扎实的理论建构与深入的理论思考逐步确立女性文学批评的学术地位与学术体系。“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是不能仅仅依靠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本质主义的规定的，而必须回到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中来，必须在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的基础上感受和理解中国女性的解放之路，必须在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的基础上感受、理解和阐释中国的女性文学作品。……没有中国化的西方化起到的只是圣化西方的作用，只是将西方文化当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顶礼膜拜的作用，而不是促进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具体发展的作用”[13]。所以，借用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只是权宜之计，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必须自己建构。如果能心平气和地把女性文学批评看作一项必须做好的工作，旨在与女性文学创作形成良性互动，为本土女性文学创作提供批评的借鉴与营养，那么，在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之时，就会更加注重本土的特点与需求，更加考虑自己的国情。对于身处主流批评领域的男性批评者，是否能够参与女性主义批评的对话，学术地位的高低、参与人数的多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与他们展开真诚的对话。其实，无论是顺言还是逆语，作为女性主义批评者都应当认真反思，而不该固守弱势地位，强词夺理或变态反击，男性学者的对话与参与是在为女性文学批评的更好发展提出有益的意见，对此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1]曹顺庆,吴兴明.替换中的失落[J].文学评论,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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