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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金瓶梅》作者研究新说四种检讨


     自从1992年陈大康先生撰文呼吁《金瓶梅》作者考证缓行以来〔1〕,《金瓶梅》作者研究领域的局面与80年代异说纷呈的热闹情形相比,确乎沉寂多了。与此同时,以中国《金瓶梅》学会和《金瓶梅研究》学刊为中心,提倡集体创作说者呈现出日益活跃的趋势。但陈文发表以后,仍然有一些学者在从事个人独立创作的考证工作,笔者尽可能读到了陈文发表以来的各家新说,深感《金瓶梅》作者之谜的最终揭开仍须时日。因此前有多篇文字述评到1995年以前的各家新说〔2] [3] [4],故本文评议的范围只涉及1995年以来出现的四种新说。
    一、“萧鸣凤”说
     盛鸿郎先生《试解(金瓶梅)诸谜》一文提出[[5],小说当完成于明嘉靖二十七年稍后,其作者为生平跨弘治、正德、嘉靖三朝的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萧鸣凤,“兰陵”系萧氏祖籍,为小说作《跋》的“廿公”,疑为其友人季本。端详此说,有五点可疑。第一,立论过于牵强。例如,盛文认为,在时间安排上,小说于西门庆死的徽宗重和元年故意加上了于史无稽的“该闰正月”一语,而西门庆忌日及“做七”的月日干支残写均与嘉靖二十五年合,且嘉靖二十五年前一年正好闰正月,说明小说应作于嘉靖二十五年以后,作者对闰正月有特殊感情,小说强调官哥“生于政和丙申六月二十三日申时,卒于政和丁酉八月二十三日申时”,这与萧鸣凤一生至少经历过两次闰正月,其仕途生涯从正德九年迄嘉靖八年,扣除中间引疾归的时间,亦恰恰是14年密切相关。诸如此类,实难可否。第二,萧鸣凤的生活时代与小说不合。关于小说完稿于万历二十年左右,已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实际上,如果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考察其佛、道教描写主导倾向的演变,不难发现,《金瓶梅》的成书过程大约从嘉靖后期一直延续到万历前期,至万历十七年稍后才定稿[6][7]。第三,萧鸣凤的政治倾向与小说不合。《金瓶梅》存在借宋喻明、借“蔡”(京)骂“严”(篙)的主导政治倾向,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承认。萧鸣凤做官的时间在正、嘉之际,其时严篙远未发迹。萧鸣凤从嘉靖八年罢官至嘉靖二十七年稍后去世,一直在家乡山阴隐居,可以说远离嘉靖中后期政坛。而且,史载萧鸣凤的罢官原因,主要也不在于他对朝政持有类似《金瓶梅》作者的彻底否定态度,而在于“刚狠”过度,以至老拳相加,痛击同僚。第四,萧鸣凤的文学素养和趣尚与小说不合。《金瓶梅词话》文本表明,小说作者除了是通俗小说大家,还是个有相当专业素养的画家、戏曲作家和戏曲学者,同时又是个爱好官场应用文(即“师爷”体)的写作高手[8]从现存史料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证明萧鸣凤喜好并长于通俗小说创作,同时又热衷戏曲和绘画。第五,若干枝节存在明显疏漏。例如,词话本第”回写到了一个万回老祖,盛文以为他的原型即《明史·孝义传》所载之山阴人刘谨。万回形象并非作者创造,而是抄改自唐人胡璨的《谭宾录》“万回”条,见谈刻《太平广记》卷九二所引。盛文提到袁中道的“绍兴老儒”说以印证其“绍兴萧鸣凤”说,但“老儒”一般只指无功名官爵的潦倒老儒生,萧鸣凤17岁领乡魁,27岁成进士即授监察御史,是决不能以“老儒”称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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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05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