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之前的“家庭小说”传统
http://www.newdu.com 2024/07/02 09:07:39 中国文学网 段江丽 参加讨论
早在20世纪初黄人在《中国文学史》中，已经将《金瓶梅》和《醒世姻缘传》称为“家庭小说”[①]。除了《金瓶梅》和《醒世姻缘传》之外，明清小说中的《林兰香》、《红楼梦》、《歧路灯》，现代文学中张爱玲的《金琐记》、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以及当代文学中李宽定的《良家妇女》、刘恒的《伏羲伏羲》、陈忠实的《康家小院》等都不断被称为“家庭小说”，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家庭小说”仍没有明确的、具有权威性的界定，有的学者甚至根本不同意“家庭小说”的说法。 关于“家庭小说”的概念内涵，我们另有专文讨论，在此不赘。事实上，在明清“记人事”的“世情书”[1]（P141）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主要以描写家庭生活为主，它们在结构和内容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类”的特征，长篇如《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林兰香》、《歧路灯》、《红楼梦》等；中短篇如《疗妒缘》、《醋葫芦》、《雅观楼》、《花柳深情传》以及《喻世明言》卷38《任孝子烈性为神》，《警世通言》卷22《宋小官团圆破毡笠》、卷33《乔彦杰一妾破家》，《醒世恒言》卷27《李玉英狱中讼冤》，《拍案惊奇》卷13《赵六老舔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枭成铁案》、卷38《占家财狠婿妒侄 延亲脉孝女藏儿》，《二刻拍案惊奇》卷22《痴公子狠使噪脾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型世言》卷3《悍妇计去孀姑 孝子生还老母》、卷15《灵台山老仆守义 合溪县败子回头》、卷18《拔沦落才王君择婿 破儿女态季兰成夫》等。如果因为无法准确界定而无视“类”的存在，或者因为怕冒学术风险而不愿对这些作品进行“类型”研究，都将是一种学术遗憾。我们的基本态度是，任何小说的类型研究都只是假定性的概念，没有固定性和绝对性，因此，不妨对一些类型概念持比较豁达的态度，允许研究者见仁见智。在此前提下，我们对“明清家庭题材小说”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本文主要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之上，梳理《金瓶梅》所面对的“家庭小说”传统。 在唐以前的志怪小说和辑轶小说中已经有了“‘世情’因子”和“准世情篇”[2]，其中包括对夫妇关系和家庭生活的某种影射，如《神异经·东南荒经》中“朴父”的故事： 东南隅大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妇并高千里，腹围自辅。天初立时，使其夫妇导开百川，懒不用意。谪之并立东南，男露其势，女露其牝，不饮不食，不畏寒暑，唯饮天露。 从“男露其势，女露其牝”的惩罚方式来看，朴父夫妇是因为贪恋情欲而“懒不用意”，有亏职守。一些神话学研究者认为，在神话的心理结构中，思维主体与思维对象的关系，有实的一面，也有虚的一面。所谓“实的一面”，指原始初民为了生存，在社会实践中依靠直观把握世界，也能使自己的意识和行动比较符合 客观实际，从这个意义上说，神话作为人的本质实现过程中的精神产品，并非完全是虚构，而是以一种折射的方式来表现原始初民的日常行为和现实状况[3]（P7-9），从而具有一定的生活寓意。至于经过后人修改过的神话，则更加具有自觉的主观意识。相传为汉代东方朔撰写的《神异经》所记多本自《山海经》，其中若干故事都能看出儒家思想的渗透。“朴父”故事具有儒家用世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具有警戒夫妻情欲的寓意。再如，《神异经·中荒经》描述了几种怪兽异鸟，其中有“不孝鸟”： 状如人身，犬毛，有齿，猪牙，额上有文曰“不孝”，口下有文曰“不慈”，背上有文曰“不道”，左胁有文曰“爱夫”，右胁有文曰“怜妇”。 这里，“孝”、“慈”、“道”等无疑属于儒家伦理范畴，而“怜妇”“爱夫”的“不孝鸟”则明显影射了生活中只知有夫妇而不知有父母的不孝子媳。此外，干宝《搜神记》卷5“丁姑祠”写丁新妇不堪公婆虐待自缢而亡，卷11“东海孝妇”写孝妇被婆母诬陷下狱身死，卷15“王道平夫妇”、“河间郡男女”诸条写父母逼嫁；《幽明录》中“卖胡粉女子”条写富家独子“宠恣过常”，“庞阿”条写庞阿妻“极妒”，“望夫石”条写贞妇痴情，“胡馥之”条写无子的悲痛[4]，等等，都有世俗家庭生活的影子。上述夫妇情欲问题、孝道问题、子嗣问题、婆媳矛盾、妻妾嫉妒、父母溺爱、包办婚姻等等都是后世家庭小说中常见的题材和主题，因此，我们说在早期的志怪小说中已蕴涵着“家庭小说的因子”。 与志怪小说相比，志人小说更加贴近尘世人生，更具“世情”色彩，从中不难发现描写家庭生活的精彩片段。典型如，《西京杂记》中“文君贳酒”条写：“文君娇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长卿素有消渴症，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相如文君故事向来以浪漫的“私奔”著称，冯梦龙《警世通言》卷6《俞仲举题诗待上皇》“入话”引用这个故事时强调的则是“一个穷儒只为一篇文字上投了至尊之意，一朝发迹”的奇遇，完全落入功名富贵的俗套。可是，从上面的引文来看，“文君贳酒”的故事还和“朴父”故事一样，具有警戒情欲的意义。相如的不能自制与西门庆的滥情纵欲虽然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在“悦色”“至死”这一点上还是有着惊人的相似。“文君之色”导致相如之“死”，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女色祸水”的古老命题，而在后世家庭小说中广泛存在的“老夫少妻”故事集中体现了小说家们对婚内情欲的关注，那些生命力迅速衰竭的“老夫”形象与《西京杂记》中的司马相如形象一脉相通。 《世说新语》第十九“贤媛”罗列了众多女子“以才智著”[5]（P663）的故事，其中不少与家庭生活相关，如： 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著斋后。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续晋阳秋》曰：“温尚明帝女南康长公主”）。正直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惭而退。（《妒记》中同样有这则故事，略有差别：“温平蜀，以李氏女为妾，郡主凶妒，不即知之。后知，乃拔刀往李所，因欲斫之。见李在窗梳头，姿貌端丽，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悽惋。主于是掷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遂善之”。另敦煌本《残类书》第二种亦载此条，叙事较《世说新语》及《妒记》更为详赡，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693页。）——《贤媛》之二十一 这一则描写妒妇的故事的确充满戏剧色彩，结果无论是“主惭而退”还是“我见汝亦怜”，都为后世小说家构思“疗妒”故事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甚至被直接引用。向楷先生在《世情小说史》中曾提及《世说新语》“贤媛”中一则被小说研究者和伦理学者忽视了的故事： 周浚作安东时，行猎，值暴雨，过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络秀，闻外有贵人，与一婢于内宰猪羊，作数十人饮食，事事精办，不闻有人声。密觇之，独见一女子，状貌非常，浚因求为妾。父兄不许。络秀曰：“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联姻贵族，将来或大益。”父兄从之。遂生伯仁兄弟。络秀语伯仁等：“我所以屈节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汝若不与吾家作亲亲者，吾亦不惜余年！”伯仁等悉从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齿遇。——《贤媛》之十八 余嘉锡先生在笺疏中引程炎震语，认为周浚娶络秀查无实据，为“诬妄”之言，因此，这则故事应该可以当作虚构的“小说”来读。一位女子为了改变、提升家庭/家族的地位而自愿屈身为贵族作妾并疾言厉色地要求儿辈礼遇母族，这样的故事对理解中国古代的家族文化、婚姻制度以及作者所处时代的门第观念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络秀在《世说新语》中被列入“贤媛”，《晋书》亦“取入《列女》”，这说明她以婚姻为手段谋取家庭/家族利益的行为受到了普遍的肯定和赞扬。婚姻是为了家族利益而不是个人情感，这种观念在后世家庭小说中以各种不同形态重复出现。 《世说新语》第三十五“惑溺”中亦有两则故事对后世家庭小说有直接影响，一为“荀奉倩”，一为“贾公闾”：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惑溺》之二 贾公闾后妻郭氏酷妒，有男儿名黎民，生载周，充自外还，乳母抱儿在中庭，儿见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鸣之。郭遥望见，谓充爱乳母，即杀之。儿悲思啼泣，不饮他乳，遂死。郭后终无子。——《惑溺》之三 据《三国志·荀彧传》“注”所引《荀粲传》所说，荀奉倩在爱妻曹氏病逝之后年余因悲痛过度而亡，这应该是一个真实性很强的故事。荀奉倩好色轻德，或不可取，但是，他对妻子体贴入微生死以之的情感却为后人称道，曹去晶在《姑妄言》中就直接引用了这一故事，说梅生在爱妻雪氏去世之后，“几几乎似当年的荀奉倩，有个骨化神销的样子”。在男尊女卑以及轻视个体情感价值的大文化背景之下，像荀奉倩这样的痴情丈夫的确难能可贵。至于“郭氏酷妒”，则至少在两个方面为后世家庭小说中的“妒妇”故事提供了借鉴：一是捕风捉影，残害臆测中的第三者；二是遭受“无子”的报应。 大概成书于刘宋末年的《妒记》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以夫妇关系为题材的小说集”[2]（p35），原书已佚，鲁迅先生从《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唐宋类书中辑得七则，收入《古小说钩沉》，全部为两晋间妒妇故事，内容集中在抵制丈夫纳妾和限制丈夫交往两个方面[6]（P43），其一写桓温妻南郡主“拔刀率数十婢”欲刃夫妾李氏；其二写王导妻曹夫人“命车驾将黄门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直捣夫妾及其子女们的住所；其四写武氏因为丈夫赞美桃树“华叶灼耀”而“使婢取刀斫树摧折其华”；其五写一位京邑士人的妻子对丈夫小则骂詈，大必捶打，并且用长绳系住丈夫的脚，遇事呼唤即牵动绳索；其六写庾氏因为丈夫“宿行”，即“杀二儿”，并且不准丈夫与任何人“近手”、“共床坐卧”及“接膝共坐”；其七写刘氏经常杖击丈夫，而且规定杖击时丈夫必须将双手放在固定的位置不动，这些女子的悍泼行为和丈夫的惧内情态充满诙谐幽默的喜剧色彩，对《疗妒缘》、《醋葫芦》、《醒世姻缘传》以及《姑妄言》等小说中的“惧内”故事在情节内容和叙述风格上都有直接的启发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则： 谢太傅刘夫人，不令公有别房宠。公既深好声乐，不能令节，后遂颇欲立妓妾。兄子及外生等微达此旨，共问讯刘夫人；因方便称《关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讽己，乃问：“谁撰此诗？”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为尔；若使周姥撰诗，当无此语也。” 刘夫人可谓妒妇中之智者，她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女子“不忌之德”，根本就是不合理的男性“话语”。余嘉锡先生在《世说·贤媛》笺疏中说，“有晋一代，唯陶母能教子，为有母仪，余多以才智著，于妇德鲜可称者”，“考之传记，晋之妇教，最为衰敝”[5]（P663）；干宝《晋纪总论》说：“其妇女……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妬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黩乱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看来，在“经学衰微，玄学兴盛，人的个性意识被发现并得以自觉的发展”[1]（P113）的魏晋时代，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儒家妇教妇德的拘束，有较强的自我意识。遗憾的是，无论思想界还是小说研究界对魏晋时期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一话题似乎都较少关注。《宋书·后妃传》云：“宋世诸主，莫不严妒，太宗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妒忌赐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妇记》。”此《妒妇记》即《妒记》，其编撰目的是为了警戒妒妇重建和维护封建夫权，但是，客观上却为我们解读两晋时期的婚姻生活尤其是女性的心态提供了有益的材料。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婚姻生活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套用向楷先生“准世情篇”的说法，我们不妨将《世说新语》和《妒记》中主要描写夫妇关系的篇章称为“准家庭小说”，之所以为“准”，是因为它们只是一些短小的“佚事”。 在唐五代传奇中，《莺莺传》、《李娃传》等主要描写进入婚姻之前的爱情；《霍小玉传》侧面描写了门阀制度对爱情的扼杀；《柳氏传》、《无双传》等主要描写夫妇在乱世中的悲欢离合；《步非烟》主要描写不幸婚姻对女性的摧残以及生死以之的婚外情，这些作品都与婚姻家庭有所关联，有些作品甚至不乏对家庭生活尤其是夫妇关系的细节性描写，但是，故事的焦点以及主题都不在婚姻家庭本身，而在人物命运和情感之“奇”，因此，不能说是家庭小说。两宋及元明文言传奇的情形也大致如此，不乏有关婚姻家庭的内容，却很少有完整的描写日常家庭生活的作品。不过，元代文言传奇《娇红记》的情况有点例外，虽然它是一部典型的爱情悲剧小说，但是，爱情故事的背景却是家庭而非妓院或其它。有论者指出，《娇红记》的篇名由王娇娘和其侍女飞红两人名字中各取一字组成，《金瓶梅》的命名很可能是受此影响。再有，申纯和王娇娘是一对表兄妹；他们之间的感情不止是才貌互悦还有心心相印的成分；他们的爱情在家庭的背景下展开，与家庭的命运相关；他们的爱情以悲剧告终，悲剧的原因来自家庭和社会，诸如此类，都让人联想到宝黛故事。因此，很难说《红楼梦》没有受到它的启发[2]（P119-120）。 也许是由于文言过于简炼典雅，无法对日常生活中细节的、个别的事件进行逼真的叙述，更加无法摹仿俚俗的日常对话，因此，琐碎的家庭生活始终不能成为文言小说描写的“焦点”。白话则不然，它具有“直接的、家常的、甚至土气的魅力”，正合适“用于特写性的叙述和对话”[7]（P14），因此，成熟的家庭小说似乎注定只能出现在白话小说之中。 宋元小说家话本[②]中的《快嘴李翠莲》写李翠莲与父母、邻居、兄嫂、先生、媒人、公婆、丈夫、伯姆、小姑等诸多人物的矛盾冲突，最后因“调嘴弄舌”被夫家休弃，又不容于娘家，只好出家做了尼姑。《合同文字记》写刘天瑞夫妇带着幼子刘安住外出逃荒，客死异乡，刘安住成为他人养子，长大之后背着父母的骨殖返乡认亲，伯母王氏为了独占家产给自己与前夫所生之子，不认侄儿并将其打伤。刘安住在岳父帮助下告官，在公堂上仍维护伯父伯母，包公感其孝义，为他向朝廷请旌赠官并令其与伯父一家团圆。从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来看，这两个作品都已经属于较典型的家庭小说。此外，还有许多作品涉及到家庭题材，如《三现身》写孙押司妻子和情夫一起谋害亲夫；《山亭儿》写主仆交恶；《错斩崔宁》写刘贵家道衰落之后的贫况；《简帖和尚》写皇甫松落人圈套休弃妻子；《刎颈鸳鸯会》写蒋淑珍淫荡无度被丈夫杀害；《错认尸》写乔彦杰好色贪淫，娶妾败家；《张主管志诚脱奇祸》写不协调的老夫少妻型婚姻；《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周大郎对女儿婚事的干涉，等等。值得说明的是，现存话本的断代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根据程毅中先生审慎而有说服力的考证，上述作品都可断定为宋元之作，其中有一些虽然经过明人的修订加工，但“主体尚存宋元旧观”[8]（P32）。上述话本对后来的家庭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的经过加工，直接成为较典型的家庭小说，如清代家庭小说《清风闸》即是模拟和发展《三现身》的情节结构而成。更多的情形是，这些作品中有关家庭生活的素材和细节被后世家庭小说直接借用或变形化用，如：李翠莲“打先生、骂媒人、触夫主、毁公婆”等细节与薛素姐的行藏非常相似，《快嘴李翠莲》“酷谑”的叙述风格也被《醒世姻缘传》直接继承。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家庭题材小说《金瓶梅》与这些话本小说的关系尤其引人注目。根据韩南先生的研究，《刎颈鸳鸯会》和《张主管志诚脱奇祸》（即《志诚张主管》）都被《金瓶梅》借用。需要补充的是，韩先生认为，《金瓶梅》对《刎颈鸳鸯会》，引进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它的引首词以及开头结尾的评论”[9]，而事实上，两者在“故事本身”也存在许多相似之处：首先，蒋淑珍和潘金莲都是十分淫荡的女人，都与多位男子通奸最后因奸被杀；其次，蒋淑珍病中两次见到死于自己淫欲的两位男子（情夫和前夫）前来索命，李瓶儿病中也多次梦见前夫花子虚索命（第59、60、62回）；再次，《刎颈鸳鸯会》说，在花柳丛中行走要“深谙十要之术”：“一要滥于撒镘，二要不算工夫，三要甜言美语，四要软款温柔，五要乜斜缠帐，六要施呈鎗法，七要粧聋做哑，八要择友同行，九要串杖新鲜，十要一团和气”；《金瓶梅》中王婆说，偷情“要五件事俱全，方才行的：第一，要潘安的貌；第二，要驴大行货；第三，要邓通般有钱；第四，要青春小少，就要绵里针一般，软款忍耐；第五，要闲工夫”（第3回），“五件事”显然是对“十要之术”的概括。 正如程毅中先生所说，“宋元小说家话本的艺术成就，突出表现在细节描写的逼真与如画，用写实的手法再现了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的社会风貌和生活习俗”[8]（P15）。因此，对《金瓶梅》等长篇家庭小说来说，宋元话本不止在素材和主题上作了充分的准备，更重要的，是在叙述语调和描写方法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板，如： 殿直从里面叫出二十四岁花枝也似浑家出来，道：“你且看这件物事！”那小娘子又不知上件因依，去交椅上坐地。殿直把那简帖而和两件物事度与浑家看。那妇人看着简帖儿上言语，也没理会处。殿直道：“你见我三个月日押衣襖上边，不知和甚人在家中吃酒？”小娘子道：“我和你从小夫妻。你去后，何曾有人和我吃酒！”殿直道：“既没人，这三件物事从那里来？”小娘子道：“我怎知！”殿直左手指，右手举，一个漏风掌打将去。小娘子则叫得一声，掩着面哭将入去。——《简帖和尚》 一日，正值清明节日，张学究夫妻两口儿，打点祭物，同安住去坟上祭扫。到坟前，将祭物供养，张学究与婆婆道：“我有话和你说。想安住今已长成人了。今年是大通之年，我有心待交他将刘二两口儿骨殖还乡，认他伯父。你意下如何？”婆婆道：“丈夫，你说得是。这的是阴骘勾当。”夫妻商议已定，交安住：“拜了祖坟，孩儿然后去兀那坟前，也拜几拜。”安住问云：“父亲，这是何人的坟？”……学究云：“孩儿且住，我说与你：这是你生身父母。我是你养身父母。你是汴梁离城十里老儿村居住。你的伯父刘天祥。你父刘天瑞同你母亲刘二嫂，将着你——年方三岁，十五年前，三口儿因为年歉，来俺家趁熟。你母患脑疽疮身死，你父亲得天行时气而亡，俺夫妻两口儿备棺木殡葬了，将孩儿如嫡亲儿子看养。”不说，万事皆休，说罢，安住向坟前放声大哭，曰：“不孝子那知生身父母双亡！”学究云：“孩儿不须烦恼！选吉日良时，将你父母骨殖还乡，去认了伯父刘天祥，葬埋了你父母骨殖。休忘了俺两口儿的抚养之恩。”安住云：“父亲母亲之恩，过于生身父母，孩儿怎敢忘恩？若得身荣，结草衔环报答！”道罢，收拾回家。——《合同文字记》 婆婆听得，半晌无言，欲待要骂，恐怕人笑话，只得忍气吞声。耐到第三日，亲家母来完饭。两亲相见毕，婆婆耐不过，从头将打先生、骂媒人、触夫主、毁公婆，一一告诉一遍。李妈妈听得，羞惭无地，径到女儿房中，对翠莲道：“你在家中，我怎生吩咐你来？交你到人家，休要多言多语，全不听我。今朝方才三日光景，适间婆婆说你许多不是，使我惶恐千万，无言可答。”——《快嘴李翠莲记》 这妇人自庆前夕欢娱，直至佳境，又约秉中晚西相会，要连歇几十夜，谁知张二官家来，心中气闷，就害起病来，头疼、腹痛、骨热、身寒。张二官颙望回家将息取乐，因见本妇身子不快，倒戴了一顶愁帽，遂请医调治，倩巫烧献，药必亲尝，衣不解带，反受辛苦似在外了。且说秉中思想，行坐遑安，托故去望张二官，……张二官赴席。秉中出妻女奉劝，大醉扶归。以后还了席，往往来来。本妇但闻秉中在坐，说也有，笑也有，病也无。倘或不来，就呻吟叫唤，邻壁厌闻。张二官指望便好，谁知日渐沉重。本妇病中，但瞑目，就见向日之阿巧支手某二郎偕来索命，势甚狞恶。本妇惧怕，难以实告。——《刎颈鸳鸯会》 上引四篇宋元话本中的片段，均出自清平山堂刻本，其成书不会晚于嘉靖二十六年[10]。就算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修改加工，也成型于《金瓶梅》之前。与诗歌、散文、戏剧相比，小说的特点“是用语言摹写人生幻象”，“其直接目标就是刻画人物，展示环境，表述事件的发展过程，描述种种具体可感、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11]（P151、152）。从这几段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成熟白话小说的特点，它们所处理的都是文学传统中既有的素材，主要的特点体现在语言方面，其中，叙述者的概述和评论用的是文白相间的中性语言，比纯粹的文言显得开阔顺畅；人物对话则是用“谐于里耳”(冯梦龙《警世通言·叙》)的白话，通俗自然甚至琐屑“土气”，两者结合，使故事和人物个性都变得更加真实可感。《金瓶梅》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自然琐碎的笔墨描写卑俗琐碎的日常家庭生活，这里有意识地选取了宋元话本中描写“家庭生活”的几个片段，目的是要说明它们对《金瓶梅》具有“先行”的意义。当然，对《金瓶梅》来说，更直接的启发也许来自《水浒传》。《水浒传》对《金瓶梅》的影响，除了武松—潘金莲故事以及其它若干故事片段的引进和移植之外，还有它对市井风情尤其是众多家庭故事绘形绘色的描写，对此已有众多论述，不赘。 综上所述，魏晋志怪小说中包含有影射夫妇关系和家庭生活的内容，志人小说中已有描写家庭生活的篇章；唐宋以来的文言传奇中不少作品涉及到家庭生活的某些方面；宋元话本中已经有较完整的短篇家庭小说；《水浒传》中有着众多市井家庭生活的描写，这些就是长篇家庭小说奠基之作《金瓶梅》所面对的“家庭小说”传统，它们“合力”提供了众多有关家庭的素材和主题，其中宋元话本和《水浒传》还提供了叙述方法和语调上的艺术借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像“家庭小说”不止是描写家庭一样，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方法，对《金瓶梅》产生影响的绝对不止上面述及的内容，我们所关注的只是“家庭”这一侧面。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年 [2]向楷.世情小说史：第1章[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 [3]潜明兹.中国神话学[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 [4]鲁迅.古小说钩沉[M].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6]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M].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 [7]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 [8]程毅中.宋元小说家话本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 [9]韩南.《金瓶梅》探源[J].徐朔方编选校阅.金瓶梅西方论文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0]石昌渝.清平山堂话本序[J]. 中国话本小说大系[M].南昌：江西古籍出版社，1994年 [11]马振方.小说艺术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 [①]黄人《中国文学史》第四编“明人章回小说”：“家庭小说，以《醒世姻缘传》及《金瓶梅》最著。”国学扶轮社印行。见侯忠义、王汝梅编《金瓶梅资料汇编》，第47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2印 [②]本文所述宋元话本均见程毅中辑注《宋元小说家话本集》，齐鲁书社，2001年2印 原载：《温州师院学报》2004（4）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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