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东洲墓志铭看金瓶梅反映的正德朝史实
http://www.newdu.com 2024/07/02 11:07:37 中国文学网 黄强 参加讨论
《金瓶梅》研究中至今仍有许多问题没有澄清，在时代背景研究方面就提出了多种说法，其中以万历、嘉靖、正德朝三种学术观点为代表，[1]而关于作者更是提出了几十个作者的说法。[1]公说公理，婆说婆理，自成一派。在1997年7月第3届《金瓶梅》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外专家一致认为应当找出一些铁证，澄清史实，方能拨开蒙在《金瓶梅》上的种种迷雾，使《金瓶梅》诸多问题显露出事物的真相。 笔者以为明武宗与《金瓶梅》有许多关联，这在笔者的多篇论文中已有所阐述。[3]1997年大同会议期间，山东临清的杜明德先生告诉笔者，临清的叶桂生先生持与笔者相同的观点。会后，经杜明德先生引见，与叶桂生先生有了书信往来，他向笔者出示了两篇论文，并告诉笔者，他手中有一方碑文，可以说明《金瓶梅》历史的本相。1998年8月，借去山东济南参加《金瓶梅》饮食文化研讨会之际，专程去临清拜会叶桂生先生，他提供了碑文的拓片。 笔者以出土的王东洲墓志铭，与相关史籍，堪照《金瓶梅》，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蕴涵在《金瓶梅》中正德朝的史实和明武宗的痕迹非常明显，拨开迷雾可以见其本来面目。佐证笔者多年前就提出的观点：《金瓶梅》是以明代正德朝的历史为背景，以西门庆影射明武宗的讽喻小说。请看笔者的论述。 一、 关于王东洲墓志铭 本文的切入点是王东洲墓志铭。那么这个王东洲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墓志铭又能说明些什么？ 1973年4月13日，在山东临清县南郊八岔路公社万庄大队八小队，发现三座古代明代券顶墓，出土一批文物。根据调查，其中一个墓地是明代王东洲的。王东洲墓前有一方墓铭志，可以窥见《金瓶梅》成书年代等诸多问题。 王东洲墓志铭全文： 王公之族，其先福山县人，曾大父讳孝礼于洪武初年徙居于馆陶县东五十里许常姓氏庄，居之。大父生俊，俊生子五，长曰诚、次曰录、曰恭、曰让、曰彪也。相传为善士，俱有美德。让公字仲谦，至弘治五年复西迁十里，择林盘寨之原建筑按居。盖取其地之肥美，遂致殷富，大倍于昔。公配汪氏，先卒、继许氏，亦卒，继配邰氏，有美德，家务攸归，事有条理。生二子，长曰滢，即公也，字公登。东洲，其别号。次曰汉，字允清。早卒。东洲公幼时以俊髦着名邑黉，怀才抱德，虽和以处从，亦不苟同于俗。但运蹇于时而儒业未就，退居林野，教稼穑，艺果木、花卉，郁然成林而可观。公暇则优游其间而适厥情也。隐数年，俄蒙朝廷开例，许民间输粟拜爵，东洲从父命，遂纳银为按察从事。拜官归省延既，有友劝其出仕者，公曰：“古人一日养，不易三公易。父母在而可远离乎！”乃冠带事养，朝夕在侧。出告友。其诚孝之誉，人无间言，及父母疾，汤药亲偿（疑为尝，黄强按），衣不解带，数月不入私室。人以为难。仲谦公享年八十，以寿官终。东洲居丧，寝苦枕块，哀毁愈礼，祭尽诚。遂卜厥寨南二里许而安厝之。此其新兆也。邰妣后翁五年而卒。东洲循礼合葬，而时复思忆马。其孝义可谓大也。昔武宗南幸，藩司檄其迎驾，公忻然赴事，夙夜匪懈，不避艰险，（着重号系引者所加）此其余力也。平居时，忽有大名县儒生李待时者眼疾，携妻子而至，告之疾甚，弗克行。公恻悯之，遂款于家。给以室食，迎医调理，居数月而疾瘳。生涕泣拜辞，窘无所之。公复留旬日，荐于邑大姓汪君子英家为西宾。乃得其所焉。公昔为儿时，诸父五人分居，因财欲讼于官，公方龀龆，即知其事，遂挽父之衣号泣，随曰：“恩重与财，讼必乖，请勿词。”诸父感其言，相泣于中庭，乃已其讼。呜呼！公德难以数称，其忠仁爱有如此。夫公始配庞氏，同色庞公中女，四德咸备。先卒。继配徐氏，临清徐公长女，亦有淑德。继庞而殁，俱寄葬。公有三子，长化民，国子剩，娶临清唐君女。徐出。育民，娶威县方君次女。次利民，堂邑张贡士次女。女三，长适邑人刘乙利，次适司椽张廷相，次适理问子刘应可。孙二，长梦讳，次梦微，孙女二，其一曰兰英者，乃育民生也。东洲享年五十有八，荻疾而终。公生于成化乙已十月初五日（公元1485年11月11日）。卒于嘉靖壬寅二月初七日（公元1542年2月21日）。择岁之甲辰二月十五月（1544年3月15日）之吉并庞二柩合葬与仲谦公墓之东侧首。墓铭曰：有閟其宫，公其自之，有蔚其林，公其嬉只（黄强案：疑为之）。亿万斯年，厥维终之，于戏吾公，亦安之。 临清州乡贡进士第 方元焕 撰文馆陶县乡贡进士第 米世功 行状 堂邑县道学隐士 张岳东山 书大明嘉靖贰拾叁年春五月朔日之吉，孝男国子监生王化民，同弟王育民、王利民同立。 根据叶桂生先生的考证，临清乡绅王东洲墓下葬时间，在明嘉靖二十二年春五月朔日初一，即1544年5月21日。墓志铭的撰写者方元焕，是明嘉靖40年撰修《临清州志》的主编。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武宗南巡时，王东洲34岁，与方元焕、米世功都参与了“迎驾”活动，见证了明武宗游历临清的情况。[4] 作为一个乡绅，能够见证皇帝的游历临清，必然是他一生的荣耀。他的墓志铭对他盖棺定论，自然会将他一生最重大、最能体现他水平、荣誉的事情记录在案。因此，墓志铭反映的内容就是非常可信的史料。“昔武宗南幸，藩司檄其迎驾，公忻然赴事，夙夜匪懈，不避艰险。” 记录了王东洲在武宗巡幸临清时，所付出的努力，鞍前马后，昼夜不敢松弛，目的就是满足武宗的对女色的追逐。为皇帝服务何来艰险？因为武宗扰民，百姓以此为苦，不愿将女人献给皇帝，作为一方乡绅，需要做百姓工作，取得配合，而这种配合有是多么艰难，难怪才会有“不避艰险”之说。墓志铭记录了王东洲为皇帝寻欢付出的努力，能为皇帝服务自然是了不起的行为，即使是拉皮条，也是一种荣誉。因此，墓志铭就是反映武宗巡幸临清，寻欢作乐的一件很有价值的出土文物。 二、 明武宗巡视临清的史实 有关明武宗外出巡游，巡视临清，有多种史书可以佐证。 明武宗非常喜欢外出，尽管许多官员多次跪谏，但是明武宗依然我行我素，置若罔闻。《国榷》记载的颇为详尽，正德十四年（1519）正月，“上在太原，群臣遥贺”。正德十四年“壬子，上至宣府，自宣府至西陲，往返数千里。上欲辇乘马，佩弓矢，冲风雪，历险阻。寺人病惫，上不以为劳也。”二月，“上留宣府。”三月癸丑，“时南巡意决，廷臣忧甚。……上言，今日之事，痛哭泣血，有不忍为陛下言。江右有亲藩之变，大臣怀冯道之心。” 正德十四年（1519）九月，“戊戌，上至临清，守臣进宴，上简之而不怒，右 都御史王王羽称觞缓。上目之，总兵神周怵以上意叵测。明日复宴。”“癸丑，上自临清单舸疾趋而北，从官不知也，数人追及之。初，幸妓刘良女赠簪为约，驰芦沟失之，召刘不至。遂晨夜抵张家湾，偕而南，值湖广参议林文缵舟，入夺其妾。” 十月，“辛未，上至临清”。玩了没多久，“壬午，上发临清。” 十一月，明武宗过济宁，“丁巳，羁朱宁于临清，收其家属，上南征，已留居留守，宁惧远上见嫉，私求扈从，上时出正阳门，始得命。朱彬以争宠，至临清，进间，止宁创皇店。” 正 德十五年（1520）九月丙子，明武宗东昌，“戊寅，万寿节，上至临清。” [5] 这是谈迁《国榷》中记录的史料，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明史关于明武宗巡幸临清的记载： 《明通鉴》纪四十八《武宗》记载：“戊戌，车驾至临清，方上之南发也。刘姬疾不从，约以玉簪召。上过芦沟桥，驰马失簪，索之不得。及至临清遣使召姬，姬以无信约，不肯往。于是上复自临清。北行乘单舸，晨夜疾趋至张家湾。”“壬午，上发临清。”“丁巳，上至淮安府，……羁管太监钱宁于临清，密遣人拘其家属。……江彬素与宁争宠，至临清，进间因止宁董皇店。” 《正德皇帝大传》记载：正德十四年朱厚照至临清，载女嬖刘良女沿运河舟行南下，从临清出发南行，行前命拘禁钱宁。[6] 但是官修的《明史·武宗纪》并没有武宗巡幸临清的记载，但是从以上所引史籍中，我们知道，明武宗南巡到临清为正德十四年（农历已卯九月二十七日）。两次到临清，从南京返京都时又在临清驻跸。 1519年（正德十四年）9月7日，明武宗到达临清，在临清寻欢作乐，一呆就是一个半月。这期间武宗兴致甚高，在州官衙门摆宴，让山东大小官员很是惶恐。10月22日从临清出发南行。为什么在临清停留一个半月，固然是因为临清经济繁荣、交通便利，实则是此处远离京师，身边都是自己的亲信，武宗贪淫好色的本性得到放纵。武宗原本就是花花太岁，寻欢作乐是他的喜好，也是他南巡的主要目的之一。 只要是女人，有兴致的女人，都是武宗猎取的对象，多多益善。明武宗所到之处，民怨沸腾，《国榷》正德十四年十二月称：“民间女争嫁匿，或以贿免”。 明武宗登基未逾越两年，就搬出紫禁城，不受宫廷清规约束，新建了豹房，与美女、宦官寻欢作乐。白天忙于练兵，“夜间则在豹房和各式各样的人物玩乐。对朝廷上文臣和宦官的冲突，他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1517年鞑靼小王子伯颜猛犯边时，明武宗不仅御驾亲征，还擅自出关，除了亲信随从外，“不让任何文官出关。前后四个月，北京的臣僚几乎和皇帝完全失去联络。送信的专使送去极多的奏本，但只带回极少的御批。”[7] 明武宗还化名朱寿，自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1518年秋，明武宗要求大臣草拟敕圣旨，命令威武大将军朱寿到北方边区巡视。受到臣僚的反对。此后就不断有臣僚抗议、谏劝，然而明武宗不予理睬。1519年，他再次准备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到南方各地巡视时，受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全体监察官员联名诤谏劝阻，甚至跪在午门外要求答复，集体向皇帝示威。明武宗大怒，廷杖了146名抗议的官员，当场打死或事后伤发而死者11人。大学士全部引咎辞职。这样与皇帝针锋相对的抗议、谏劝，历史上还比较罕见。 明武宗号称中国历史上最荒唐、荒淫的皇帝，他的荒淫事实是建豹房，内藏美女，日夜作乐；四处巡幸，在民间寻花问柳，见到中意的女人，强取豪夺，占为己有，以至百姓惶惶。明武宗荒淫确有其事，然而，亘古以来中国的皇帝，就是荒淫的始祖。翻开历史瞧一瞧，以荒淫昏庸著称的皇帝，比比皆是。也就是说明武宗未必是历史上最荒淫的一个。他之所以被推为荒淫之最，其祸端源于他的荒唐。笔者以为“武宗的逾礼违制超越了他个人行为的极限，其不为正统社会所容纳是一种必然，对武宗的否定，乃是出于维护封建社会体制的需要，给武宗戴上历代最荒淫的皇帝的帽子也就在预料之中了。”[8] 明武宗在位之时，念念不忘的就是四处巡视，吃喝玩乐，惹花捻草，放荡行骸，追求肉体的放纵与占有女人的快感。 临清是他巡视的地点之一，沉醉温柔乡的所在。尽管这些史官的记录，并不详细，甚至还无掩掩盖盖，但是毕竟留下了明武宗南巡的印痕，在临清的香艳之事，也让我们发现了《金瓶梅》影射明武宗的蛛丝马迹。 三、临清在历史上的地位 自明永乐年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后，运河成为明完朝南北交通和商业运输的汉族要通道。临清位于大运河中段，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一个明代一个繁华的城市。南来北往，车水马龙，交通便利，商业繁荣。 明代临清的关税征收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以万历年间为例，临清钞关的税收相当于杭州、扬州钞关税收的六、七倍，因此临清当时有“天下第一码头”之誉，当时的人口近百万。[9]百万人口，即使放在现代也不算太少，西北的小城市甚至还达不到这样的人口数量，何况是在几百年前的明代。杭州、扬州商业繁荣，其税收仅为临清的六分之一、七分之一，可以想象临清的经济规模，在全国城市中的地位，因此临清是明代一个重要的工商城市。 因为水运、交通的便利，临清成为“通两京之咽喉”要地。元代南粮北调以海运为主，明朝因为会通河淤塞，漕粮运输成为当务之急。京杭运河又是漕运的命脉，于是明永乐九年（1411）疏浚会通河，京杭运河遂成为南粮北调的唯一通道。[10]到了明中叶，临清繁华达到鼎盛期，“薄海内外，舟航之所毕由，达官要人之所递临，而兵民杂集，商贾萃止，骈樯列肆而云蒸雾涌，其地遂为南北要冲，巍然一重镇矣。”[11] 临清的繁华在《金瓶梅》也有很多反映。第92回，“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因为交通便利，商业繁荣，许多商贾来到临清做生意。西门庆死后，树倒猢狲散，陈经济被吴月娘赶出西门家，为了生计，陈经济向自己的娘亲“要出三五百两银子来添上，共凑了五百两银子，信着他往临清贩布去。”临清的花花世界，让生性淫荡的陈经济流连忘返，灯红酒绿的花街柳巷，成了陈经济的温柔乡。结果布没贩成，却勾当上了操皮肉生意的娼妓冯金宝。气的老娘张氏“呜呼哀哉，断气身亡”。（第92回） 临清的繁华，表现在多方面，一是妓院众多，二是酒楼林立，一家挨着一家。妓院勾栏中最著名的莫过丽春院，西门庆梳弄郑爱月就是在丽春院进行的，西门庆与帮闲人物的许多和也是在丽春院发生的，在这里还发生了冲砸的事件。西门庆通过文嫂勾搭上林太太，也是在妓院里的接上关系的。妓院等同与一个小世界，所谓妓院场地小，可知乾坤事。 酒楼中规模最大的是谢家大酒楼。因为谢家大酒楼是旺铺，几家争斗，后来借助周守备的关系，陈经济又将酒楼夺了回来，与谢胖子合伙。重新投资1000两银子进行装修。“从把酒楼装修，油漆彩画，阑干灼耀，栋宇光新，桌案鲜明，酒肴齐整。一日开张，鼓乐喧天，笙箫杂奏，招集往来客商，四方游妓。……（陈）经济上来，大酒楼上周围都是推窗亮隔，绿油阑干。四望云山叠叠，上下天水相连。正东看，隐隐青螺堆岱岳，茫茫苍雾锁皇都；正北观，层层甲第起朱楼；正南望，浩浩长淮如素练。楼上下有百十座阁儿，处处舞裙歌妓，层层急管繁弦。说不尽菜肴如山积，酒若流波。”这个谢家大酒楼位于运河边上，登楼就餐可以凭栏眺望，可以看到运河与临清的风光、景致，以及种种社会活动。“在楼窗后瞧看，正临着河边，泊着两只剥船。船上载着许多箱笼桌凳家活，四五个人尽搬入楼下空屋里来。”（第98回） 这些描写，高度概括了临清在大运河上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城市的繁荣景象。运河经济区联系五省、五大水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特区。 杜明德先生称：“从运河文化不断丰富和不断发展的意义上说：《金瓶梅》则是运河文化的佼佼者”。[12] 陈东有先生也说过：“一部《金瓶梅》是作者蘸着大运河水写出来的”。由漕运所引出的仓站、闸站和漕粮支运，脱运的交接处，无疑是人口集中之地，“于是酒楼饭馆，旅舍客栈，商铺货店，码头驿站，配套的经济行业随之而兴，于是过去荒丘野地此时成了繁荣小镇；过去小村僻庄，此时成为重镇都会。”[13] 四、王东洲墓志铭与金瓶梅中的时代痕迹 前文通过史籍的记录，探究了明武宗朱厚照南巡临清史实。我们现在所要进行探究的是，王东洲墓志铭的记录、《金瓶梅》的描写与明武宗的南巡临清的比较。换言之，《金瓶梅》是否影射了明武宗南巡临清？王东洲墓志铭是否是这种影射的注脚？ 墓志铭中“昔武宗南幸，藩司檄其迎驾，公忻然赴事，夙夜匪懈，不避艰险，” 的记载，反映的是明武宗南巡抵达临清，官吏跪迎的情景，与史籍中关于明武宗来临清的史实是吻合的，类似的事实，在《金瓶梅》中也有反映。 《金瓶梅》65回，写钦差殿前黄太尉巡视山东，“有地方统制、守御、都监、团练、各卫掌印武官，皆戎服甲胄，各领所部人马围随，仪仗摆数里之远”。（302）受到的欢迎礼待是非常隆重的 第70回朱太尉来临清，声势显赫，笔者以为实际是暗指明武宗，当初明武宗化名总兵官、太尉朱寿到处巡游。我们再来看一看《金瓶梅》书中对巡游是怎样反映的。 那时正值朱太尉新加太保，徽宗天子又差遣往南坛视牲未回，各家馈送贺礼，伺候参见，官吏人等黑压压在门首，等的铁桶相似。何千户同西门庆下了马，在左近一相识家坐的，差人打听老爷道子响，就来通报。一等等到午后时分，忽见一人飞马而来，传报道：“老爷视牲回来，进南薰门了，分付闲杂人打开。”不一时，骑马回来，传：“老爷过天汉桥了。”头一厨役跟随茶盒攒盒到了。半日才远远牌儿马到了，众官都头带勇字锁铁盔，身穿搂漆紫花甲，青紵丝团花窄袖衲袄，红绡裹肚，绿麂皮挑线海兽战裙，脚下四缝着腿黑靴，弓弯雀画，箭插雕翎，金袋肩上横担销金字蓝旗。端的人如猛虎，马赛飞龙。须臾一对蓝旗过来，夹着一对青衣节级上，一个个长长大大，搊搊搜搜，头带黑青巾，身穿皂直裰，脚上干黄皮底靴，腰间悬系虎头牌，骑在马上，端的威风凛凛，相貌堂堂。须臾，三对牌儿马过毕，只闻一片喝声传来，那传道者都是金吾卫士，直场排军，身长七尺，腰阔三停，人人青巾桶帽，个个腿缠黑靴，左手执着藤棍，右手泼步撩衣，长声道子一声喝道而来，下路端的吓魄消魂，陡然市衢澄静。头道过毕，又是二道摔手。摔手过后，两边雁翎排列二十名青衣辑捕，皆身腰长大，都是宽腰大肚之辈，金眼黄须之徒，个个贪残类虎，人人那有慈悲。十对青衣后面，轿是八抬八簇肩舆明轿。轿上坐着朱太尉，头戴乌纱，身穿猩红斗牛绒袍，腰横四指荆山白玉玲珑带，脚靸皂靴，腰悬太保牙牌，黄金鱼钥，头带貂蝉，脚登虎皮踏台，那轿底离地约有三尺高。前面一边一个相抱角带身穿青 丝家人跟着。轿后又是一班儿六面牌儿马、六面令字旗仅仅围护，以听号令。后约有数十人，都骑着宝鞍骏马，玉勒金革登，都是官家亲随、掌案、书办、书吏人等，都出于纨袴骄养，自知好色贪财，那晓王章国法。登时一队队都到宅门首，一字儿摆下，喝的人静回避，无一人声嗽。那来见的官吏人等，黑压压一群，跪在街前。良久，太尉轿到根前，左右喝声：“起来伺候！”那众人一齐应诺，诚然声震云霄。 只听东边咚咚鼓来响动，原来本尉八员太尉堂官，见朱太尉新家光禄大夫、太保，又荫一子为千户，都各备大礼在此，治具酒筵，来此庆贺。……须臾轿在门首，尚书张邦昌与侍郎蔡攸，都是红吉服孔雀补子，一个犀带，一个金带，进去拜毕，待茶毕，送出来。又是吏部尚书王祖道与左侍郎韩侣、右侍郎尹京，也来拜朱太尉，都待茶送了。又是皇亲喜国公、枢密使郑居中、驸马掌宗人府王晋卿，都是紫花玉带来拜，惟郑居中坐轿，这两个都骑马。送出去，方是本衙堂上六员太尉到了，呵殿宣仪，行仗罗列。……都穿大红，头带貂蝉，惟孙荣是太子太保，玉带；余者都是金带，下马进去。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书中的描写，是因为如果不大段引用，就不能观察到朱太尉巡临临清的声势。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钦差的活动，其实，反映了皇帝的南巡。一是声势显赫，气派很大，车马礼仪规格很高；二是许多官吏都来拜见。包括朝中大臣尚书、侍郎，以及太子太保，还有皇亲国戚，有爵位的喜国公，甚至掌管皇帝内宫的宗人府的官员也来了。钦差固然官位显赫，但是一般情况下，也就是礼仪上的礼拜，尤其是对于一些显赫爵位的官员来说，不会如此隆重和等级严格。这就暗示出这个“朱太尉”身份的特殊性。 《国榷》卷五十一记载，（3194）十一月“已巳，至淮安清江浦，幸监仓太监张阳第，时巡幸，所捕鱼鸟分赐左右，虽一脔一毛，金帛谢，上渔清江浦累日。南京、河南、山东文武官员咸集，俱戎装徒行，不辨贵贱。”这段历史记录，与《金瓶梅》中黄太尉、朱太尉来到东昌府何其相似来尔？ 此外，有许多机构的设置与历史也有相同之处。临清砖厂就是一例。因为有运河贯通南北，运输非常便利，明中叶，京城皇家砖厂移至临清。《金瓶梅》一书中有关临清有皇家砖厂，可以说举不胜举。几个与西门庆交往过密的公公，都是管砖厂的太监。 第31回，“次日，西门庆在大厅上锦屏罗列，绮席铺陈，预先发来请官客饮酒，因前日在皇庄见管砖厂刘公公，故与薛内相都送了礼来。……说话中间，忽报刘公公、薛公公来了，慌的西门庆穿上衣，仪门迎接。二位内相坐四人轿，穿过肩蟒，缨枪队，喝道而至……于是罗圈唱了个喏，打了恭，刘内相居左，薛内相居右，每人膝下放一条手巾，两个小厮在旁打扇，就坐下了。”第二天，贺西门庆生儿，薛内相又来拜会西门庆，祝贺，西门庆陪他吃茶，听戏。 第34回，刘公公兄弟拿皇木盖房，被抓获，刘太监送了一百两银子，央及西门庆，放他一马，送了一坛木樨荷花酒，一口猪，两包重40斤的糟鲥鱼，两匹装换织金缎子。 在服饰描写方面，也能看出小说对明武宗的影射。《金瓶梅》第40回，西门庆在家中为妻妾裁剪新衣。“开了箱柜，打开出南边织造的夹板罗段尺头来，是小厮叫将赵裁来，每人做件妆花同袖袍儿，一套遍地锦衣服，一套妆花衣服。惟月娘是两套大红通袖儿，四套妆花衣服。” 给月娘做的衣服还有大红遍地锦五彩妆花通袖袄，翠蓝宽拖遍地金裙，沉香色妆花补子遍地锦罗袄，给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四人送的衣服，都有大红五彩通袖妆花锦鸡段小袄，妆花罗段。 首先说说这妆花，妆花是云锦的一种织法，云锦产于南京，因为灿烂如天上云彩，而且一个熟练工人一天只能织出几寸云锦，因此有寸锦寸金之说，非常珍贵。明清时期云锦主要进贡皇室。织金也是一种纺织方法，在织物中夹进真金，过去也只有皇室的织物才用织金的方法。南边织造应该是指位于江南的江宁织造，江宁织造是朝廷设在江南负责管理、制造，向皇室进贡纺织品的机构。可见，西门庆的妻妾的服饰享受的是皇室的待遇，妆花织造，织金工艺。服饰的等级制度尽管在明中叶有过松弛，但是在整个明代依然是极为严格的，有因僭越服饰而治罪的。一般来说低品级僭越高品级服饰比较普遍，但是谁也不敢向皇权叫板，僭越皇室服饰。披金挂银可以，僭越织金工艺服饰不可。西门庆与他的家族却敢于穿织金服饰，表明其身份的特殊，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还可以从明武宗强夺民女，以供淫乐，与西门庆勾搭美色、霸占他人妻妾，看出他们好似一对难兄难弟。《武宗外纪》记载：“十二月，至扬州，前此……选民居壮丽者，改为提督府，且矫上意，索处女寡妇，民间汹汹，有女家掠寡男配偶，一夕殆尽，乘夜夺门出逃。”为了索取女人供其淫乐，明武宗不惜频繁骚扰民宅，欺男霸女，什么寡妇、歌妓，统统照单全收。连歌妓也敢纳入皇宫，充当娘娘。 正史反映的皇帝往往是严肃可敬的形象，对皇帝不利的往往采取曲笔或隐讳的手法，不可能象皇宫的记事录那样，记录皇帝某月某天临幸了那个女人。至于皇帝在民间寻花问柳，在敬事房记事录也不会记载。正如前文说述，王东洲墓志铭虽没详细说明武宗皇帝在临清期间如何找乐子，毕竟说明了为武宗妇女的艰难性，点名了武宗的风流快活生活状况。 西门庆何尝不具备了明武宗荒淫好色的秉性？西门庆奸占潘金莲，害死武大郎，有陷害武松，充军发配；勾搭李瓶儿，气死花子虚，席卷财产；霸占宋惠莲，为了长期奸淫宋惠莲，不惜设计陷害家丁来旺。通奸林太太，包占李娇儿，稍有不如意就冲砸丽春院，所作所为，无不显示出他的流氓本性，与官商的权势。 有财力则底气十足，有势力则腰杆子硬朗。有官商结合的势力与资本，西门庆才能挥金如土，欺行霸市，卖官买官，操纵官司。 五、呼应金瓶梅是对明武宗的影射 笔者坚持认为《金瓶梅》是对明武宗朱厚照的影射，在系列论文中已经阐述。这里还要强调指出的是明武宗是一个以荒淫、荒唐著称的皇帝，他喜欢与臣子混在一起，曾化名朱寿，总兵官。从《金瓶梅》中的这段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总兵官朱寿的影子。你看西门庆与帮闲人物混在一起，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他与桂姐行房，应伯爵可以进来调戏；甚至西门庆还经常与这群狐朋狗友一块狎妓，“共享”女色，毫不避讳，与明武宗就是一对孪生子。 此外，叶桂生先生在他的《金瓶梅》系列论文中，认为“南薰门”即“南巡之门”，折射出皇帝的声势。[14] 在《金瓶梅》一书中，有若干西门庆戴冠冕的情节。按说冠冕是皇帝的专用帽子，其他人是不能戴的。[15] 但是西门庆却多次冠戴，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隐讳的写法，反映出西门庆的帝王身份。 临清是明武宗与民间女子寻欢作乐的风流场，王东洲的墓志铭是这一活动的文物实证，王东洲是当年武宗骚扰民女、放纵情欲的见证人与服务者，因为他的努力，“不避艰难”，才让武宗感受到与皇宫不一样的快乐。想想，为什么武宗要在临清呆上一个半月，是什么让他如此迷恋临清？山明水秀？武宗没这个雅兴。风物人情？武宗也没有这个品味。能够让武宗动情的只有女色，与皇宫贵族女人不同口味的女人。在临清交通便利，南来北往，什么货色都有，守住这个要道，即有地方官员的恭迎利代，又有地方乡绅殷情服务，不受朝廷官员的劝谏，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岂不快哉？难怪武宗要在临清停留近一个半月。 笔者曾经多次撰文认为金瓶梅是对明武宗的影射。呼应笔者这个观点的，除了叶桂生先生之外，还有河北的霍现俊先生，他在著作《金瓶梅新解》中也认为：“在西门庆身上，既有明武宗的影子，又有四品以上权贵势要的影子，他是一个整合形象”。[16]与拙文《论金瓶梅对明武宗的隐射》采用的方法基本一致，也是从皇庄、皇店等方面进行论述。而叶桂生先生主要结合出土文物王东洲墓志铭进行了比较考证，得出了与笔者一致的观念：《金瓶梅》是对明武宗的隐射，一部《金瓶梅》就是明武宗的发迹史。 综上所说，我们不难看出《金瓶梅》是对明武宗朱厚照的影射，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确凿的历史根据。《金瓶梅》反映的历史背景应该是正德朝，可以断言。当然，作者创作《金瓶梅》时，也融合了明代的诸多历史事件，这也就是许多研究者提出的为什么会有太仆寺马价银等其他朝代史实的原因。[17]《金瓶梅》固然是一部明中叶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但是它毕竟也是小说。所谓小说，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脸在山西，衣在上海，糅合了众多的故事，演绎而成。 [注释] [1]万历说以吴晗先生为主，其学术观点见吴晗的论文《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发表于1934年1月出版的《文学季刊》第1卷第1期。收入《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9月。 嘉靖说以周钧韬先生为主，见其著作《金瓶梅素材来源》，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1991年2月。 正德说以黄强为主，1992年提出，符和者有叶桂生、霍现俊等。其学术主张见黄强的系列论文；叶桂生先生《金瓶梅年代考——金瓶梅研究之一》、《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考——金瓶梅研究之二》等论文；霍现俊先生的专著《金瓶梅新解》，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1999年1月。 [2]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有王世贞、李开先、赵南星、冯惟敏、汤显祖、屠隆、谢肇制、王稚登、贾三近等五六十人之多。主要有吴晗的王士祯说，黄霖的屠隆说，周钧韬的李渔说，鲁歌的王稚登，张远芬的贾三近等。详见鲁歌、马征著《金瓶梅及其作者探秘》，华岳文艺出版社，西安，1989年12月。 [3]有关《金瓶梅》是对明武宗的影射，反映的是正德朝社会背景的观点，笔者撰写有多篇文章，已经形成一个系列，刊发的论文主要有： 1）、《从服饰看金瓶梅反映的时代背景》，刊《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转刊于《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3年第11期。 2）、《论金瓶梅对明武宗的影射》，刊《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转刊于《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5年第12期。 3）、《服饰与金瓶梅的时代背景》，刊《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4）、《花灯与金瓶梅》，刊《保定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 5）、《西门庆的帝王相》，收入中国金瓶梅学会编《金瓶梅研究》第7辑，知识出版社，北京，2002年9月。 [4] [14] 叶桂生：《金瓶梅年代考——金瓶梅研究之一》，撰稿于1995年元月，未刊稿。 [5][明]谈迁：《国榷》卷五十一，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1958年12月。 [6]李洵：《正德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1993年12月。 [7][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3章，中华书局，北京，1982年5月。 [8]黄强：《明武宗未必最荒淫》，刊台湾《国文天地》第15卷第1期。 [9]马征：《金瓶梅与临清运河文化》。收入临清金瓶梅学会编：《临清与金瓶梅》，山东聊城地区出版局，临清，1992年6月。 [10]杜明德：《金瓶梅与临清饮食》，收入赵建民、李志刚主编：《金瓶梅酒食文化研究》，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济南，1998年9月。 [11]王与：《临清州治记》。 [12]杜明德、张殿增：《运河文化与金瓶梅》，收入王平、李志刚主编：《金瓶梅文化研究》第2集，中国文联出版社，北京，1999年4月。 [13] 陈东有：《再论运河经济文化与金瓶梅》，收入临清金瓶梅学会编：《临清与金瓶梅》。 [15]黄强：《汉代的冠》，刊《寻根》1996年第5期，转刊于《新华文摘》1997年第2期。 [16]霍现俊:《金瓶梅新解》第二章《时代精神与风俗概貌》。 [17]关于太仆寺马价银。《金瓶梅》第7回有曰：“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来使”。吴晗先生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中考证，朝廷向太仆寺借马价银是明中叶以后的事，《明史》卷九二《兵志马政》中有记载。一代名相张居正死后，朝廷大变，太仆马价内廷日夜借支，官监佞幸，为所欲为，专以货利导帝。 原载：《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