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能苟尔化为群
http://www.newdu.com 2024/07/03 05:07:27 中国文学网 玫瑰园主 参加讨论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很少有哪一个人象他那样似奇峰突兀，惹人注目。在其生前，权势赫赫，功德巍巍，但也谤议多多，令人侧目；在其死后的千百年中，更是毁誉有加，褒贬不一；甚至在同一朝代也遭遇殊异：时而受到热烈称赞，几可捧到天上;时而又遭无情鞭挞，足可令坠地狱。此人便是曹操。 提起曹操，自然就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奸雄。这几乎成了曹操的专用代名词。人们欣赏其雄，更切齿痛恨其奸。每与敌对阵，对方总是毫不留情地当面斥骂他“欺君篡政”，“名为汉相，实为汉贼”。 哲学上有这样一个命题：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句话的哲学意义，就是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其必然规律，都有其合理的“内核”，都有使其发生、发展直至衰亡的环境、条件和因素，而不论其是进步还是反动，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应该还是不应该。我们对曹操的所作所为亦当作如是观。 曹操不是奸邪篡逆之人 首先应该确定一点：曹操不是奸邪篡逆之人。 其理由如次： 第一，从宏观的角度看，朝代更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从东汉末年的具体情势来看，朝代更替也已成了社会前进的紧迫而必然的趋势，既非任何个人力量所能扭转，亦非因曹操企图篡逆所使然。 东汉末年，是一个社会矛盾纷繁复杂、激烈动荡的年代，延续四百年的汉王朝已处于末期，濒临崩溃的边缘。从《三国演义》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也不难察觉到这样几点：一是由于最高封建统治者崇信宦官，大权旁落，致使“十常侍卖官鬻爵，非亲不用，非仇不诛，以致天下大乱。”宦官得势，正派贤良忠诚之士必然受到排挤、打击，乃至迫害，因“禁锢善类”，形成“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三国演义》第一回，下同）。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对后主刘禅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桓、灵也！”（第九十一回）一向以最敬畏、最矢忠于汉天子的刘备、诸葛亮竟然对桓、灵二帝达到了“叹息痛恨”的程度，可见当时是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又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二是“人心思乱”的直接后果是诸侯拥兵自立，地方军阀割据，这又从其统治阶级内部和基层政权进一步催促了汉家王朝土崩瓦解的进程。这些都表明东汉王朝已经从根基上腐朽撼动了，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不是任何外在的力量，而是它自己把自己推到“非亡不可”的危险境地。三是随着群雄并起，相互攻伐吞并的不断进行，更使广大百姓沦于水深火热之中。如在十八路诸侯兴兵讨伐董卓失败后，各路诸侯相互火并，曹操在描述这段历史时曾慨叹：“铠甲生虮虫，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嵩里》）。这是何等惨烈的景象，就连以极富铁的政治、军事手腕的曹操都感叹“念之断人肠”！建安元年，是岁又大荒，做为堂堂国都的洛阳居民，，“仅有数百家，无可为食，尽出城去剥树皮、掘草根食之。”就连朝廷命官，“自尚书郎以下，皆自出城樵采，多有死于颓墙坏壁者。”（第十四回）残酷的经济剥削，再加上战争的无情摧残和蹂躏，迫使人民武装起义，“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贼势浩大，官军望风而糜”（第一回）。汉天子的皇帝宝座在农民造反的呐喊声中摇摇欲坠，而此时的汉献帝刘协，也不过是不谙世事的孩童而已，连已死董卓的部将都可对他颐指气使。在这样的情势下，汉天子不仅失去了统御全国的基础和权威，也失去了号令天下的资质和能力。因此，首先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主动权的曹操，从表面看，似乎是在把持朝政，欺君罔上，企图篡逆自立；实际上是继续维持和保护了汉室天下。曹操曾说要不是他在朝执政，还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话并不虚谬。当然，做为封建时代有理想、有作为的政治家，也不排除其有假借汉家名份和旗号以积蓄壮大自身力量，扫灭群雄，成就大业的私下打算。 第二，曹操是在出仕过程中，逐步确立起远大志向的，但他并不打算取汉帝而代之，起码在他有生之年决不如此。 其一，建安十五年春（公元210年），曹操为庆赏在邺郡（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建成的铜雀台，令武将以骑射为乐，令文官进佳章以纪其胜事。诸人在“诗中多有称颂曹操功德巍巍，合当受命之意”。为此曹操动情地向属下全面剖露了自己的心迹，从那充满感情的袒言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出他心路发展的轨迹，并且不能不信服他当众明确宣布的“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第五十六回）曹操这话确为由衷之言，肺腑之语。何以见得？心理学告诉我们，面对属下的文官武将，曹操不可能装腔作势说假话，这既不符合他自身性格，也不符合当时情势。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悉尼.乔拉德和特德.兰兹曼说：“在什么条件下，人们才能对他人真实坦率地表露自己呢？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对他人是否值得相信的知觉”;“另一个因素似乎是对安全和自尊的重视程度。那些相对来说不怕别人的人和那些自认为是受欢迎的人与那些没有安全感、有依赖性的人相比，更会乐意让别人了解自己。”（1）很显然，曹操完全符合上述两种因素。而且就是在这次讲话中，曹操又袒言宣布“但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孤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第五十六回），其言何等坦率、直露！他并非骄狂、虚妄而确是赤诚、磊落地宣称：“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由此可见，曹操上述所言决非虚言诳语。 其二，曹操数次劝诫、禁止他人传言所谓他应“代汉而有天下”之意的征兆之事。一是曹操奉诏从山东起兵来京护驾，救出被李傕、郭汜等百般羞辱、蹂躏的汉献帝后，“时侍中太史王立私谓宗正刘艾曰：‘吾仰观天文，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斗牛，过天津，荧惑又逆行，与太白会于天关，金火交会，必有新天子出。吾观大汉气数将终，晋魏之地，必有兴者。’又密奏献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代汉而有天下者，当在魏。’”如果说曹操有篡逆之心的话，那么这是一次何等难得的机会，而且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命”所示！但“操闻之，使人告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第十四回）二是在曹操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后，有近百岁的数位父老“箪食壶浆以迎之”，并对操说：“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人殷馗善晓天文，夜于此，对老汉等言：黄星见于乾象，正照此间。后五十年，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今以年计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敛于民，民皆怨之。丞相兴仁义之兵，吊民伐罪，官渡一战，破袁绍百万之众，正应当时殷馗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对此，曹操只是笑一笑：“何敢当老丈所言？”（第三十一回）在古代，人们往往把现实中的吉凶祸福同当时的气象灾异对应、联系起来，认为人间的一切都有上天的征兆；而朝代的变迁也是由上天安排，并由上天来显示、预兆的。近两千年前的曹操，敢于冲破这种传统观念，社会意识，已非属俗人；又不假借此成个人帝王之梦，更足见其心之诚，其行为犹足可贵！ 其三，曹操下属多次劝谏他“受九五之尊”，但每次他都明确拒绝；于是众人退而求其次，劝谏他进封了魏公、魏王，但就是不登帝位。就在曹操病重去世前，孙权致书曹操，称“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伏望早正大位”。曹操看透孙权的不良用意，笑着对群臣说：“是儿欲使吾居火上耶！”属下群臣也再次乘机上谏：“汉室久已衰微，殿下功德巍巍，生灵仰望。今孙权称臣归命，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应天顺人，早正大位。”而曹操却一笑说：“吾事汉多年，虽有功德及民，然位至于王，名爵已极，何敢更有他望？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第七十八回）。 周文王何许人？周文王即姬昌，受商封为西伯，因他关心民间疾苦，礼贤下士，曾据有天下的三分之二，仍然向殷王辛称臣，故而孔子在《论语.泰伯》中称赞姬昌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熟读古籍、诗书的曹操说：“孤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他确实要以周文王为榜样，做一个周文王式人物。而就在此之后不久即病重归天，可以说善始善终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其四，曹操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表明自己“甘居臣下”的想法和做法完全是真诚的。史志记载，朝廷给曹操的封地是四个县，享受三万户的租税，为了表明自己并无“非份”之想，也杜绝他人之谤议，他主动交还朝廷三个县的封地，同时交还二万户的租税，自己只留一个县的封地，一万户的租税。 其五，曹操本人不仅决不篡位称帝，而且从大局出发，也坚决反对和制止他人随意行“废立”之事。《三国演义》中，董卓擅行“废立”，是曹操第一个站出来发矫诏，树义旗，招集十七路大军讨伐董卓。另据史志记载，“冀卅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曹操），太祖拒之。芬等遂败。”还有一次，“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曹操仍然“拒之”。汉献帝初平四年（194年），“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徐州牧陶谦与共举兵，取泰山华、费，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谦，下十余城，谦守城不敢出。”（2）这些显然为稳定政局，延续、巩固汉室江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突出刘备的正统地位，达到贬曹尊刘的创作目的，《三国演义》作者不仅对上述四、五条中史实部分隐略不提，而且还颠倒黑白，把陶谦描绘成忠厚老实的谦谦君子，本来诚心诚意要和曹操搞好关系，着意派兵护送曹父一家，但却造成其全家被杀，成了好心办砸了事的冤大头，完全掩盖了他出兵支持阙宣造反称帝的大逆不道行为；孔融、刘备则成了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济陶谦于危难的“志士仁人”。不仅如此，还让陶谦借机演出了“三让徐州”的闹剧，更把刘备推上了“仁德宽厚”的正人君子典型。 第三，非但曹操，就是孙权、刘备，在他们本身即使根本没有称帝之心时，其下属也千方百计瞄准机会，怂恿、鼓动其“早登大位”。为什么？刘备在攻下两川之后，“众将皆有推尊玄德为帝之心”，刘备不肯，诸葛亮劝谏时就道出其中原由：“方今天下分崩，英雄并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舍死亡生而事其上者，皆欲攀龙附凤，建立功名也。今主公避嫌守义，恐失众人之望。”刘备颇为坚决地说：“要吾僭居尊位，吾必不敢”，可又不能强逆属下，只好暗示他们“可再商议长策”。但诸将不解，还是一个劲儿地说：“主公若只推却，众心解矣。”深谙刘备心理的诸葛亮，只好出来做众人的思想工作：“主公平生以信义为本，未肯便称尊号，今有荆襄、两川之地，可暂为汉中王。”（第七十三回）二年之后，为劝谏刘备登位称帝，诸葛亮又故作忧虑成疾，对刘备喟然叹曰：“……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为帝，灭魏兴刘，共图功名；不想大王坚执不肯，众官皆有怨心，不久必尽散矣。若文武皆散，吴、魏来攻，两川难保。臣安得不忧乎？”刘备见事态如此严重，只好摈弃“恐天下人议论”之潜藏于心底的想法，答应即位称帝（第八十回）。由此可见，心存大志（其最高境界就是登帝位），是吸引、汇聚、团结人才，巩固、发展事业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刘表、刘璋同为汉室宗亲，又都占有战略要地，且都民附粮丰，兵强马壮，但就因为他们胸无大志，不敢向四方展足，只是“坐守城郭”，充“守户之犬”，所以不仅失去了众多有才智的人，而且连祖宗的封地也失去了，其本人或后世子孙成为他人的俘虏。曹、孙、刘都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的人，所以才由他们形成三足鼎立局面，但他们谁都不会首先称帝，否则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众矢之的”。尤其是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又富有远大战略眼光的曹操更不会首先代汉称帝。就曹操的心理和当时的情势而论，以他的权力和地位，对内可以号令一切，随心所欲，一切均在自己掌握之中；对外又可“奉天子明诏”，以顺讨逆，既有政治上的主动权，又有道义上的合法性，他何必非要走既不合时宜，又不得人心那一步不可呢？曹操是讲究务实的人，他不会因炫示“浮华”、“名份”而失去人心，失去道义。 第四，“汉朝气数已尽”的思想意识已渗入社会各阶层，汉天子在人们心目中已失去了其往日所特有的令人敬畏而神圣的“灵光”，这就等于在人们的心理上宣判了东汉王朝的死刑。休说一方诸侯孙坚（匿藏传国玉玺就是铁证），出身四世三公高贵门第的袁术（尽管无人捧场，自己还是先圆一次皇帝梦，先过一回皇帝瘾），不拿汉天子当回事儿，有取而代之的称帝之心；就连自诩最忠诚于朝廷和皇帝，令千秋万代景仰的忠义典型关羽，似乎也不把汉天子放在眼里。不是这样吗？在他被曹军围困土山，成了瓮中之鳖，“死之不义，降之不忠”的两难境地下，与曹操郑重约定了看似很体面的“约法三章”，其中之一就是“只降汉帝，不降曹操”，看，这不明摆着把自己放到汉帝的敌对面去了吗？归降之后，曹操“表奏朝廷，封云长为汉寿亭侯，铸印送关公。”当关羽得知刘备去处，封金挂印，离曹营扬长而去。这似乎是非常忠义的表现。然而封“汉寿亭侯”，虽然是由曹操“表奏朝廷”，但毕竟是由汉天子亲自批准的，应该说是很郑重、很正统的，但关羽却不屑一顾，他心中只有大哥刘备。当刘备自立为“汉中王”，又再次以“汉寿亭侯”之爵授封给关羽时，他就坦然而纳，欣然而受了。忠义贯千秋，以扶持汉室为己任的关羽都如此对待汉朝天子，更何况他人呢？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苛求曹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否则就是“汉贼”，就是奸佞之人？顺便提一句，刘备在自立汉中王时，曾不无担忧地对臣子们说：“汝等欲尊吾为王，不得天子明诏，是僭也。”一个渴盼“天子明诏”以避“僭逆”而不可得，一个却把天子亲自御封之印弃之如敝屣，这究竟孰真孰假，谁对谁错？ 第五，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借人物之口曾多次提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这是公认之理，即使提出并严格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封建等级观念的儒家们对此也是很赞同的。按当时情势来看，曹操即使“代汉帝而自立”，无论在情理上，还是在客观可能性上，都无大碍，甚至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曹操并不如此，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和决心，他甚至公开地向下属们宣布，在自己死后，妻妾全都改嫁，目的是让她们传扬自己的这番心意，好使别人都知道。在《三国演义》中未提到这件事，却提到将“平日所藏名香，分赐诸侍妾”。并且还嘱咐说：“吾死之后，汝等须勤习女工，多造丝履，卖之可以得钱自给。”无疑，遗嘱是一个人最后的、也是最挂心、最重要的心声。从曹操的遗嘱来看，他不仅没有显露出丝毫“为帝为君”的意思，而且还把自己降到平民百姓的位置：休说帝、王驾崩后的后妃们，就是普通官员的遗孀，有哪一个还需要“卖履自给”呢？其实，曹操的遗孀们未必就沦落到要“卖履自给”的地步，但做为“遗嘱”，它起码明白无误地表露了这样一个信息：死后的曹操再也不是什么王公大臣，他和他的遗孀们都是平民百姓，不仅没有了往日令人炫目的崇高无比的社会地位，而且就是在物质生活上，遗孀们今后也只能“自食其力、自谋生计”了。按说在诀别人生之际，遗嘱同时也是最能袒露无遗的心声，是无须再讲什么策略和隐衷的；想曹操也该如此吧？曹操也确实如此，你看，他 “又遗命于彰德府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原因是“勿令后人知吾葬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第七十八回） 从上述几点看来，曹操不是没有条件和能力篡汉称帝，而是从根本上就不打算篡汉称帝；不管是敌方的秽言诬陷也好，或是下属的真心劝谏也好，还是不明真相的人“妄相忖度”也好，他始终不为所动，始终抱定一个宗旨：奉汉天子为帝，对汉帝称臣。因此，将曹操说成是企图篡汉称帝的“奸邪篡逆”之人，显然是不妥的；从“奸雄”这一概念出发，附加在他身上的种种言词，不是虚妄加之，就是着意贬之，或是借故辱之，总之是不实之词。 曹操为什么不篡汉称帝？ 曹操虽有条件和能力，但始终不篡汉称帝，究竟为什么？这当然要引起人们的疑问。 首先，曹操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但他不是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人生的终极目标，而是有一个逐步的变化过程；并且他异于常人的聪明之处，就在于能在“临界点”戛然而止，没有“得陇望蜀”之欲。举孝廉时才20岁，因担心自己年青，又不是“清流”、“处士”出身，怕被别人看不起，只想做一个地方官，用自己政治教化的显著政绩，来确立自己的形象和威望。这一点他任济南相时做到了，但其中也得罪了不少权贵和宦官。为避祸及家族，他托词辞职回乡，“欲春夏读书，秋冬射猎，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仕耳。”然而国家多事，边塞诸侯谋反，黄巾军风起云涌，遂被朝廷征召为典军校尉，“遂更其意，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此时最大愿望是做个“征西将军”，“图死后得题墓道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平生愿足矣”（第五十六回）。之后，南征北战，东讨西杀，基本荡平群雄，随之也升迁为丞相。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曹操是属于“自知者明”之人，他深知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已达顶点，“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这恰好说明和证明了为什么当时只有他才是如史学家陈寿所说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其次，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便成为全社会的统治思想，博学多闻的曹操不能不深受其影响，尤其在道德观念、礼仪规范等方面，以儒家教诲来约束、要求自己。病逝前，孙权致信愿俯首称臣，属下也乘机再次劝谏“顺天应人，早正大位”，他又一次明确宣布“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他常用齐桓公、晋文公、燕国大将乐毅、秦国大将蒙恬等人的典型事例来警诫自己，甚至当读到有关他们的书时，“未尝不怆然流涕”。另一方面，他又严格自律，知恩图报。他说，从祖父到本人，祖孙三代都很受信任，担任重要的官职，连同子桓（曹丕）兄弟这一代，都超过三代了，如此累世隆恩，我怎么敢有“不逊之志”呢？ 第三，曹操不仅有明确的分辨是非的能力，而且也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能认清形势，把握大局，准确判断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比如冀州刺史王芬等人要谋废灵帝，立合肥侯，曹操当即拒之，并告诫他们说：“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托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3）即使在自己生死攸关之际，也不贸然行事，比如他发现御医吉平欲毒杀自己，并由此发现汉献帝破指密授给董承“殄灭奸党”的衣带诏，便与众谋士商议，欲废却献帝，更择有德者立之。程昱上谏，曹操就采纳了他的话，终止了自己不理智的行动。 第四，其实，说到底，曹操也并不是什么“贞节烈女”，他在有生之年所以不篡汉自立，并不是因为他是汉天子的忠实保卫者、守护神，而是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他虽然看透了汉王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是早晚的事，但现在时机未到，主要是雄据江南的孙权、偏据西南一隅的刘备两个集团，不仅非一时能克胜降伏，而且他们还时时刻刻在伺机进犯；如果此时代汉自立，不仅取消了原来自身存在的道义上的合法性，而且反过来增加了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御我的口实，这当然不是明智之举；二是他看到“朝廷股肱尚多，未可轻动”。正因如此，他才请天子田猎，“以观动静”。事实证明，朝廷内忠于汉室的大臣尚不在少数，就是说还未形成“群卿同欲之势”，故如上述他劝阻王芬、许攸所说的那样，废立尚不可行，自立更不待说。三是他自诩“孤为周文王”，其实还有另一深层含义，那就是象周文王那样在自己身前尽量削平群雄，增强国力，以为后嗣者一统天下，统御国家，打下坚实基础。这一点，曹操的有些谋士曾看出了一些端倪。 有这样一句哲言：知道自己想要的，是本能；知道自己不该要的，是智慧。不管人们怀着怎样的愤恨去诅咒曹操“奸邪篡逆”，但曹操毕竟在事实上没有“代汉帝而自立”，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曹操是有自知之明的智慧之人。 欺君篡政：挟天子以令诸侯 前面我们以事实论证了曹操不是奸邪篡逆之人，又探讨、分析了他为什么不篡汉自立的种种原由，但做为有理想、有作为的政治家，曹操又该怎么办呢？他既不能游离于激烈动荡的现实斗争之外，又不能象文人雅士那样，纵情于山水之间。别无他途，曹操只能义无返顾地祭起权利的大纛－――挟天子以令诸侯。欺君篡政的确切涵义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人们抨击曹操的主要口实，也是说他奸邪祸国的主要依据。其实，挟天子以令诸侯既是曹操的主观愿望，同时也是客观形势所使然。 其一，汉献帝继位时方才九岁，是被董卓废却其兄少帝后而扶上皇位的，董卓以虎狼之心专断朝政，少年献帝自然是掌中之玩物。王允设计除掉董卓，但献帝又陷于董卓部将李傕、郭汜肆意作践的骚乱之中，其间颠沛流离，饱偿困辱，甚至被劫持，休说保持皇帝尊严，就是自身生命安全也时时有不虞之忧。就在面临绝境之时，兵威将雄的曹操从山东赶来护驾，自此献帝脱离厄难，但时年也仅15岁，既无亲政能力，又经数年朝廷变乱，缺乏亲政基础，故而此时曹操大权在握，“挟天子以令诸侯”势所必然。 其二，献帝虽然过上了暂时安定的日子，但群雄尚在，各地诸侯拥兵自立，尤其是迁都于许的第二年（197年），出身于四世三公的袁术即僭越称帝，真正统一天下的任务还十分繁重，这个历史任务只能由曹操担负。而曹操除了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之外，“假天子之名以讨不臣”，自然更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名正则言顺，言顺事乃成，曹操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收张绣、张鲁等，除孙权、刘备之外，可以说基本上荡灭群雄，扫平天下。 其三，曹操南征北战，东征西讨，杀伐无数，既在统一国家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同时又树敌多多，欲置其死地者当不在少数。挟天子以“能”令诸侯者，关键是兵权，是枪杆子、刀把子。故而曹操率直坦诚地宣布：“但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候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而且还有更重要一层：“孤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第五十六回） 其四，从东汉的历史来看，皇室一直处于颠簸动荡之中，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势，轮番操纵天子，专断朝政，皇帝处于两强之间，只能苟活度日。我们不妨简略追溯之。公元76年汉章帝刘炟即位，次年（77年）大臣窦宪之姊立为皇后，窦宪也被任命为郎。公元89年章帝之子、年仅十岁的刘肇继位为和帝，窦太后临朝，其弟窦宪以侍中操纵朝政，因其弟兄横暴京师，胁迫和帝，永元四年（92年）和帝与宦官郑众合谋诛灭窦氏。郑众以功封鄛乡候，为东汉宦官参政之始。和帝死，其皇后邓绥先后迎立殇帝刘隆、安帝刘祜，她本人临朝执政，使其兄邓骘居要职。因其权势熏天，邓太后死后，安帝与宦官李闰定议诛灭邓氏。安帝死后，其子刘保继位为顺帝，大将军梁冀的两妹分别为顺帝，桓帝（刘志）的皇后。顺帝死，梁太后临朝，其兄梁冀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先后立冲、质、桓三帝，梁氏一门先后有七候、三皇后、六贵人、一大将军，其权势之隆，可想而知。延熹二年（159年），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五人定议诛灭梁氏，并清除其党徒三百余家，抄没其家资值钱三十余亿。桓帝死，桓帝皇后之父窦武迎立刘宏为灵帝，时年12岁，窦武任大将军，常居禁中，掌握朝政。同以往几任先帝一样，由于外戚胁迫，成年后的灵帝只有借助宦官夺回皇权。宦官也借此专横弄权。为此窦武与太傅陈蕃合谋诛杀宦官，但事泄兵败只好自杀。从此宦官得势。由于宦竖横行，造成田野凋敝，仓廪耗空，终于激发黄巾军大起义，把延续四百年的汉王朝推到崩溃边沿。灵帝之后即是9岁的刘协登位为献帝，其间何太后与董太后之间势不两立的争斗，大将军何进与宦官蹇硕等十常侍的相互谋杀，在《三国演义》中已有描述。东汉王朝自章帝以来，就是这样在外戚专政与宦官弄权的相互交替中循环往复，形成说不清、解不开、理更乱的恶性循环，而身处其中的皇帝，从汉献帝之前的百余年中的六、七任皇帝，都不过是虚有其名的傀儡而已。曹操顺应了这种历史延续；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汉献帝，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是无法冲破这历史的恶性循环的。 其五，“挟天子以令诸侯”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且最早建议曹操这样做的正是反对曹操进封魏公的荀彧。当年，曹操在山东，闻知天子车驾已还洛阳，与众谋士商议“下一步如何走”的时候，是荀彧第一个向曹操进言：“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第十四回）。曹操很高兴地采纳了这“不世之略”。这“不世之略”的真正意义就是“奉天子以从众望”，换言之，质言之，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曹操欺君篡政，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他虽然借此残酷地镇压了阴谋反对他的人，如伏皇后，董承等，但也假此扫灭群雄，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使中国北方人民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战争的直接摧残和蹂躏，获得了安定生活、发展生产的喘息之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以后社会的发展，都是有功绩的；汉天子虽然依旧是名义上的皇帝，失去了皇家应有的威势，但也从李傕、郭汜之乱中挣脱出来，结束了长达五、六年的朝不保夕、食不果腹、困辱不堪的痛苦流离生涯，比较起来亦算是幸事。 就其对待君主的态度来说，曹操与诸葛亮似乎是对立的两极。诸葛亮不分大事、小事，一律自己悉心处理，为的是在对刘氏父子问题上，怕别人不如自己尽心。诸葛亮因此而被活活累病死在前线的军营中，年仅54岁，可谓英年早逝。此可谓“敬君代政”。欺君篡政与敬君代政，从性质上看，似乎截然相反，但从实际做法与客观效果来看是完全相同的：都是把皇帝做为最高名誉领导人，而他们自己才是最高决策者。所以在这一点上，二人之间可以划等号。不但如此，有时“敬君代政”反不如“欺君篡政”。比如刘禅实际一直做着“安乐公”，但有时也听信谄言，胡乱下诏。诸葛亮四出祁山北伐时，连取胜利，曹军大司马、征西大都督曹真屡被诸葛亮挫败，因不堪败辱而病亡，诸葛亮正要乘胜进击，后主刘禅忽诏令“班师回朝”。诸葛亮明知后主“必有佞臣在侧”，但又怕担“我如不回，是欺主”之名，尽管“若奉命而退，日后再难得此机会”，也只好忍痛撤回。请看，在如此重大问题的如此关键时刻，因“敬君”而不得不忍痛放弃一次“日后再难得”的机会，此“敬君”可取否？从国家的根本利益上考虑，这种“敬君”实际上是“忠君”还是“害君”？想不言而喻。 雄才大略：非常之人的非常性格 曹操被冠以“奸雄”，其意自然是重在彰示其“奸”：一是欺君篡政、奸邪篡逆的政治野心；二是奸险狡诈、凶残暴戾的性格特征。有很多例子，比如“以发代首”，借仓官王垕之头以压军心等等，都深深地嵌刻在人们的头脑中。奸险狡诈、凶残暴戾的曹操形象，几乎是我国所有文学作品中的曹操的标准形象。 但事情也不尽然。比如袁绍讨伐曹操前夕，命书记陈琳作檄，檄文辱及曹操祖宗三代，称操是“赘阉遗丑”，令人何等羞辱与难堪！时曹操正患头风，疼痛难忍，“此檄传进，操见之，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从床上一跃而起”（第二十二回），由此足可见其言词是何等尖刻而犀利，对曹操的刺激和震撼是何等巨大而深刻！但俘获陈琳后，“左右劝操杀之；操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第三十二回）。请看，这里哪还有一点“奸险狡诈、凶残暴戾”的影子！ 象这样的例子，在《三国演义》中并不鲜见。 对此，该作如何解释呢？ 一种解释是：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 清代著名评论家毛宗岗在评论曹操时发现：“听荀彧勤王之说而自比周文，则有似乎忠；黜袁术僭号之非，而愿为曹侯则有似乎顺；不杀陈琳而爱其才，则有似乎宽；不追关公以全其志，则有似乎义。”（4）这里的用词是“似乎”。尽管是“似乎”，但毕竟还有“似乎”，这该做何解释呢？毛宗岗别无他法，只能归于“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其意是说曹操太有智慧和能力了，以至于他做出的这些假象能蒙骗住天下所有的人，是天下第一大骗子！对这个结论，我们当然不会感到奇怪和陌生，因为毛宗岗父子是坚定的正统观念维护者，具有非常强烈的贬曹尊刘的政治倾向和思想感情，他们认定曹操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奸诈虚伪的，是绝对不能信赖和肯定的！ 后代学者当然也发现了这种矛盾现象。但曹操是众所公认的“奸臣权相”，既不能拂众人之意，又不好解释曹操为什么能做、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好事”，于是只好把他列为“性格复杂”的一类人之中。人的性格固然是复杂的，不可能是单一的；但再复杂，也不能使其人格形成割裂或对立。“性格既是一个人各个性格特征的统一体，也是一个人对现实的态度与其习惯的行为方式的统一体。因此，一个人不能有互相对立的性格。”（5） 那么，该如何破解曹操之谜呢？“存在（包括人的存在和社会存在）决定意识，也决定人的一切心理活动。不管是多么复杂玄奥、飘忽不定、不可思议的心理活动，最终都会在物质世界与实践活动中找到它最初的根据。人的意识、人的心理活动既不是柏拉图式的对于‘天国’的回忆，也不是马赫式的先验感觉的复合，它只能是人在其一定的社会存在中活动的结果。”（6）因此，我们要破解曹操之谜，合理、准确地解释他的所作所为，首先应该弄清造成他的这些所作所为的“社会存在”是什么？他是如何在这样的社会存在中活动和实践的？ 曹操出生在一个世代大官宦家庭。他祖父曹腾虽是个宦官，但颇受皇帝宠信，曾官至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候；其父曹嵩也官至太尉；可以说都是权势赫赫的高官显爵。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相对于占绝大多数的中下层官吏的家庭来说，一是有比较显赫的社会政治地位，二是有相当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三是有很充足、很理想的读书学习，接受教育的环境和氛围。“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曹操，当然很容易影响、形成天性豁达、坦荡不羁的性格特征，以及雄视天下，睥睨一切的精神气质，再加他本人先天的聪慧机敏的头脑，又特别勤苦好学，自然就成为当时出类拔萃的少年英俊。他20岁时就被举为孝廉，这决非偶然，而是他深厚的个人修养和良好的综合素质所决定的。 第一，学识渊博，才智过人。曹操喜书法，善音乐，懂建筑，好养性法，亦解方药，甚至围棋也下得颇精，可谓多才多艺。仅以文学才能为例，他常常触景生情，吟诵成篇，有的则成为传颂千古的佳作。比如，在率军北征途中，身临大海，谱出“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这样意境深远、气魄宏大的诗句；目睹百姓身罹战祸而遭受的苦难，他用诗句描绘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图景；他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所表达的宽广胸怀，显示了对人才的殷切渴望与追求。曹氏父子的文学才华可以说有口皆碑，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其鲜明而突出的地位。管中窥豹，我们仅从其显露的文学才华之一角，就可看出其学识之渊博，才智之过人。 笫二，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如鹤立鸡群，为同代人所称羡。据史志记载，曹操“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7）据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孙子兵法十三篇，即为曹操所辑注。对于曹操的军事指挥才能，在《三国演义》中屡有展现，他的高级参谋，如荀攸、郭嘉等，也都十分叹服。甚至他的真正敌手，如孙权、刘备，乃至诸葛亮，也都不得不承认他“极善用兵”。就连极力尊刘贬曹的毛宗岗也由衷赞扬：“孙权之兵事决于大都督，刘备之兵事决于军师，而唯曹操则自揽其权，而独运其谋。虽有众谋士以赞之，而裁断出诸臣之上，又非刘备、孙权比也。观其每运一计，其始必为众将之所未知，其后乃为众将之所叹服。”（8）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无疑正是那个动荡、混乱的年代所最需要、也是最重要的个人修养和素质。 第三，鉴于曹操高官显爵的家庭在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及政治变动、人际交往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曹操居高而望远，有条件和机会俯瞰整个社会的全貌及其所呈现的种种弊病；又亲历其间，洞察入微，深谙官场中腐败无能的吏治及尔虞我诈的权力之争。就象展翅翱翔的雄鹰俯瞰大地上的万事万物一样，既有从容大度的气势，又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还有犀利、准确的政治眼光。这也是做为杰出政治家所必不可少的修养和素质。比如，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一段话，其识见就不俗。他以龙比世之英雄，并以“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的形象逼真的描绘，极为形象、贴切地说明了“英雄”所应具有的才略和气质。在刘备所试指的“天下英雄”当中，曹操对袁术、袁绍、刘表、孙策、刘璋、张绣、张鲁、韩遂等人的简略分析和评判，可谓入木三分，切中要害。在三国同时代的人当中，除了诸葛亮“未出茅庐而知天下三分”，有英明的预见性外，又有谁能象曹操这样既高瞻远瞩，综观全局；又洞察入微，清晰、明了地判定出当时主要风云人物的优劣沉浮呢？ 在政治、军事、学识上的才干，使曹操不能不成为时代的强者。而做为强者的曹操，自然有自己独特的性格特征。这主要表现在： 包藏宇宙，吞吐天地，志存高远。是否具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这是确定一个人人品高下、心理素质高低的关键性因素。因为理想、信念既是一个人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目标，又是一个人前进的动力和精神支柱。有没有理想信念，有什么样的理想信念，这在人的具体行为中，在人的精神状态中，是可以显现出来的。在人才如星汉灿烂的三国时代，曹操似奇峰突起，轶群绝伦，就是因为他首先有非比寻常的理想和抱负。曹操认为“英雄”异于常人的只有两点，那就是有大的志向和大的智慧，他为“英雄”下的定义是：“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他既自豪又自信地对刘备宣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第二十一回）当然，曹操既是一个普通人，他不是一踏入社会就确定了人生的最高目标；又高于一般普通人，他会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更正自己的奋斗目标，就如前面所述。尤其可贵的是，曹操为自己确立的奋斗目标都是切实可行的，并没有虚妄而脱离实际的，或者鼠目寸光，或者野心膨胀。 机警敏捷，权谋多变。曹操从小就“有权谋，多机变”。他对叔父总在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特别恼火。怎么办？他没有采取对着干、顶风上的简单粗笨方法，也没有采取撒泼耍赖、破罐子破摔的玩世不恭的态度，而是采取了一种智慧的抗击手段：仰面倒地，诈装中风。正是这一小小的伎俩，便使叔父在父亲面前的形象遭到置疑，信誉遭到破坏；不仅使自己不良的过去得到“平反”，叔父所有的“告状”归于无效，同时也为自己今后行为更加放任不羁铺平了道路。一箭三雕，一石三鸟，可谓聪明之至。在后来的奋斗中，每当面临困境的时候，曹操总会“急中生智”，巧妙地化险为夷，化难为易。“望梅止渴”的故事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征张绣时，道上缺水，将士皆渴，他忽心生一计，虚指前面有梅林，“军士闻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第二十一回） 坚毅果敢的军人气质，精深巧妙的军事领导艺术。曹操不仅是卓越的军事理论家，而且是杰出的军事领导者。与其政治家的身份相比，曹操更富军人的气质和特质。如曹操借仓官之头释解众怨后，牢牢地、紧紧地抓住机会，严令诸将三日内破贼。为了显示决心和勇气，并以此激励全军，他“亲自至城下，督诸军搬土运石，填壕塞堑。”当城上矢石如雨，有两员裨将畏避而回时，他深知这是关键时刻，稍有畏难、松懈情绪，定会一败千里，前功尽弃。他果断地亲自用剑将这两名裨将斩于城下，并“自下马接土填坑”。正是在曹操这种坚毅果敢、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精神和行动的激励、鼓舞下，“大小将士无不向前，军威大振”，结果是“城上抵敌不住。曹兵争先上城，斩关落锁，大队拥入”（第十七回），取得了这场征伐袁术的全面胜利。能够全面体现曹操做为军事统帅整体素质的，是在第二次讨伐张绣时。曹操在“行军之次，见一路麦已熟；民因兵至，逃避在外，不敢刈麦。操使人远近遍谕村人父老，及各处守境官吏曰：‘吾奉天子明诏，出兵讨逆，与民除害。方今麦熟之时，不得已而起兵，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军法甚严，尔民勿得惊疑。’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官军经过麦田，皆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并不敢践踏。”曹操此举非常之妙，一是向百姓亮明了此次征伐的合法性、正义性（天子明诏，与民除害）；二是不得已而起兵，但绝不扰民害民，取得了老百姓的全力欢迎与支持；三是以严肃的态度统军，以严明的纪律治军，一方面显示和提高了统帅的声望和权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但是事不止此。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曹操所骑马被田中一鸠所惊，践踏了一大块麦田。这该怎么办？这对曹操才是个严重的考验和检验，这可比与袁术对峙时进退两难之难而更难。曹操不愧是曹操，他在不慌不忙中使这一难题一步步得到合理又合法的解决。首先他“随呼行军主薄，拟议自己践麦之罪”，主薄当然只能说“丞相岂可议罪？”但他当众却说：“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于是“即掣所佩之剑欲自刎”。无疑，曹操这是在做秀：身边那么多忠贞不二的文官武将，岂能眼睁睁地让他拔剑自刎？何况那些智谋之士肯定会很快找出理由，想出办法的；果然第一谋士郭嘉就引经据典提出：法不加于尊。这时曹操故意沉吟良久才说：“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义，吾姑免死。”其实，“法不加于尊”他未必不知，只是由他人引经据典提出来更好；而“沉吟良久”则另有深意：表面看好象在心里再三斟酌我是否按“法不加于尊”去办；而实际是在苦思怎么解决才既体面又合理。他以剑割自己之发，掷于地说：“割发权代首。”非但如此，还要“使人以发传示三军曰：‘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于是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第十七回）曹操就这样把一件十分棘手的事儿顺顺当当地解决了，而且起到了更加理想的效果，其精深巧妙的军事领导艺术令人叹服。 《三国演义》作者引诗说：“拔刀割发权为首，方见曹瞒诈术深”。人们长久以来也以“割发代首”来说明曹操的奸诈。其实这是偏见。在古代，人们是很看重头发的，《孝经》里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古人把头发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认为头发、皮肤都是父母给的，只有精心爱惜，才是孝的开始。众所周知，汉代是一个以孝治国的朝代，只有被举荐为“孝廉”（即孝敬父母，廉洁公正），才有出仕做官的资格。如果某人犯了罪，其中一种刑罚就是“髡”（音昆），即剃去头发。比如诸葛亮因马谡背违军令痛失街亭将其斩首示众，马谡参军即《三国志》作者陈寿之父也负有责任，就被处“髡刑”。但髡刑是不能施加到士大夫头上的。《新书》中说：“是以系、缚、笃、髡、刖、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因此，曹操本不该受“割发”这种刑罚的，为了显示、证明自己公正、廉明，以身作则，就对自己施行“割发”以代首，从当时来看，这样的刑罚已属不轻，并非是奸诈之为。 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曹操与袁绍在官渡相拒日久，军力渐乏，颇有退军之心。荀彧回信说“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曹操这才下了“死守”的决心。但何时才是打破僵局的契机？这时突然禀报许攸从袁绍处来投，当即十分兴奋，书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写： ……时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大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攸慌扶起曰：“公乃汉相，吾乃布衣，何谦恭如此？”操曰：“公乃操故友，岂敢以名爵相上下乎？” 这一段描写把曹操难以自抑的兴奋、喜悦、激动之情，通过形态、表情、语言、动作直至穿戴衣着等活龙活现地表现出来，可谓精彩之至！曹操为什么如此真诚、动情地欢迎许攸？是什么原因竟使久经官场、沙场风浪的曹操如此洒脱、忘形？其原因就在“子远（许攸字）肯来;吾事济矣！愿即教我以破绍之计。”一个“肯”字，蕴含了多少情意和期冀，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正是破绍的绝好契机。许攸提出必先偷袭袁绍存粮重地乌巢，“操大喜，重待许攸，留于寨中。”但大将张辽提出“袁绍屯粮之所，安得无备？丞相未可轻往，恐许攸有诈。”曹操回答：“不然，许攸此来，天败袁绍。……今劫粮之举，计在必行，君请勿疑。”（第三十回）依了许攸之计，曹操不仅大破袁绍，取得了以七万之众对七十万大军的官渡之战的决定性胜利，而且还收降了袁绍大将张郃、高览。史志中说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9） 官方授材，各因其器。做为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的曹操，，不仅有大展宏图的雄心壮志，而且还有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的组织领导才能。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乘曹操西征张鲁之机，孙权驱兵十万围攻合肥。守将张辽正为此愁闷，曹操派人送来密书一封，内云：“若孙权至，张、李二将出战，乐将军守城。”这难道说就是千里迢迢急送来的锦囊妙计？李、乐二将不解，唯有张辽识其“玄机”：原来曹操深察属下之才智，知辽、典勇锐，使之战必能挫敌锐气，且张辽智勇兼备，命为主将；,乐进持重，使之守城必无疏漏。果然三人遵嘱大败孙权，顿解吴兵之重围，张辽也在这次保卫战中声名大振，“这一阵杀得江南人人害怕；闻张辽大名，小儿也不敢夜啼。”（第六十七回）晋人孙盛为此评论说：“至于合肥之守，县（悬）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必怀贪堕；以致命之兵，击贪堕之卒，其势必胜，胜而后守，守则必固。是以魏武（曹操）推选方员，参以同异，为云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妙矣夫！”（10）宋代著名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也说：“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实后世之所难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其余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他列举了十个方面的例子，其中诸如“当天下乱离，诸军乏食，则以枣祗、任峻建立屯田，而军国饶裕，遂芟群雄。”“扬州陷于孙权，独有九江一郡，付之刘馥，而恩化大行。”“方得马超之兵，闻当发徙，惊骇欲变，命赵俨为护军，而相率还降，致于东方者，亦二万口。”洪迈在列述了十个方面的例子之后说：“凡此十者，其为利岂不大哉！张辽走孙权于合肥，郭淮拒蜀军于阳平，徐晃却关羽于樊，皆以少制众，分方面忧。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视曹操为“汉鬼蜮”的洪迈，对曹操有如此评价，实属难得、不易；由此也证明了曹操确实有其能、其才，而其能、其才，不仅在当时绝无仅有，而且也是“实后世之所难及”。 上面我们简要分析了有关曹操性格的一些主导特征，这些主导特征可归结为一句话：雄才大略。当然，除主导特征外，还有另外的表现，主要是：性多疑。无可否认，曹操与诸葛亮都是有大智大慧的人。所谓“大智大慧”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他们遇事深思熟虑，深谋远虑的结果。这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不盲目、冲动，不粗疏、轻率；力求周密、周全。如此，则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如诸葛亮那样：一生唯谨慎；另一种如曹操那样：性多疑。。其实，曹操也是“谨慎”，只不过有时谨慎过头，变成多疑。 《三国演义》中有曹操“梦中杀人”一事，这在正史中并无记载，尽管这是为丑化曹操而设置的，但也符合曹操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谨慎”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谁能“谨慎”得那么恰如其分，事事如此，时时如此？就如诸葛亮因一生谨慎而闻名，故有“空城计”之大成功；但也有不敢纳魏延“子午谷奇谋”之弊，以致失去了一次袭取中原的大好机会。曹操更是如此。他怕别人在他睡梦中谋杀他，确实有些太多疑，然也事出有因，比如张飞就是在醉梦中被人取走首级的；而曹操本人也曾在大白天人都清醒时就想对董卓行刺。防范是对的，问题是曹操为了达到“杀一儆百”、杀鸡给猴看的目的，所采取的手段（故做梦中杀人）是卑劣的。采取这种防范手段的背后，还是阴暗的多疑心理在作祟。 曹操的这种多疑性格当然也会反映在他的战斗生涯中。曹操与刘备在汉中激战，两军阵前徐晃与刘封厮杀，刘封不敌败走，曹操见状令大军呐喊杀过阵来，蜀兵望汉水而逃，尽弃营寨；马匹军器丢满道上。曹军士兵争相拾取。曹操急令鸣金收兵。众将问：“某等正待捉刘备，大王何故收军？”曹操说：“吾见蜀兵背汉水安营，其可疑一也；多弃马匹军器，其可疑二也。可急退军，休取衣物。”遂下令“妄取一物者立斩。火速退兵。”不料这恰中诸葛亮之计，蜀军分三路回头杀来，曹兵大溃而逃。曹操本想回南郑，但南郑也已失去。刘备问诸葛亮：“曹操此来，何败之速也？”诸葛亮回答：“操平生为人多疑，虽能用兵，疑则多败。吾以疑兵胜之。”（第七十二回） 时代强者的风采展示：魅力独具的心灵之路 在错综复杂、激烈残酷的现实斗争中，曹操无疑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显示了一个时代强者的风采。他以自己的不凡业绩，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绚丽多彩的人生，同时也向人们展现了自己独特而鲜明的心灵之路。这也是帮助我们更全面、深入了解曹操的一把钥匙。那么，曹操到底有哪些魅力独具的心理素质呢？ 一、超越别人，战胜一切的争强好胜的心理。项羽曾声称“恨地无环”，这不仅显示了项羽力能拔山、力大无比的雄武之姿，更显示了他意欲征服一切，战胜一切的雄心壮志，显示了他无所畏惧、一往直前的战斗精神，显示了他睥睨一切、傲视一切的强者的心理特质。无疑曹操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和项羽相类似的东西。比如二十岁被举为孝廉时，为了证实自己虽然年青，又“本非岩穴知名之士”，也并非就平庸无能，初任洛阳北部尉，“即设五色棒十余条于县之四门，有犯禁者，不避权贵，皆责之”；特别是当时的宦官权势很大，小则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荣辱，大则操纵国家命运，人皆“依倚”，而曹操偏不畏避之，在“中常侍蹇硕之叔，提刀夜行，操巡夜拿住，就棒责之。由是，内外莫敢犯者，威名颇震。”（第一回）也许是邪不压正，也许是恶鬼怕恶人，曹操铁面无私的做法，虽令当时的显要权贵无比嫉恨，然而对他也无可奈何，反过来却又都推荐他升任顿丘令。迁任济南相，仍是以当时令众人瞠目结舌的魄力和胆略施展才干，“长吏多阿附贵戚，脏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12） 曹操的这种争强好胜心理，不仅表现在对外敢斗、敢拼上，就是对自己也毫不留情。《孟德新书》是他酌古准今，凝聚一生心血和才智写成的，但他听蜀中特使张松说“此书乃战国时无名氏所作，蜀中小儿皆能熟记”时，就怀疑“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不管是否与古人暗合，也不管是否张松“博闻强记”，“彼观一遍，即能暗诵”，总之，“令扯碎其书烧之”。 二、不怕输、不服输的竞争性心理。这也是做为强者的普遍心理状态，但曹操显得尤为独特和突出。其典型事例是在赤壁之战时狼狈奔逃途中的三次大笑。首先，这“三笑”看似是盲目乐观的笑，狂妄自负的笑，而实际正相反，因为在只有极少数将士卫随的逃命途中，曹操依然心绪镇静，头脑清晰，既没有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漫天大火吓掉了魂，吓破了胆，又没有沉浸在八十三万大军毁于一旦的巨大打击中而不能自拔，而是考虑如何继续进行战斗。因此他才会注意身旁有利于埋伏的地形、地貌，才会去设想要是周瑜、诸葛亮在此埋伏一军，则我将会面临何种结果。这正是不怕输、不服输的竞争性心理的表现。只有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才会有这样的设想。也正因为如此，曹操于次日从容离开南郡，并给曹仁密留一计，让曹仁“非急休开，急则开之。依计而行，使东吴不敢正视南郡。”（第五十回）其次，这“三笑”鲜明地体现了曹操在任何艰难险恶的条件下，不灰心、不气馁，坚强而稳定的心理素质，以及一往无前、奋发昂扬的精神气质。虽然是在溃逃途中，人马饥渴难忍，疲惫不堪，再加大雨滂沱，道路泥泞难行，可说是艰难之致，狼狈至极，但曹操并未显露出丝毫颓丧、失望情绪，而始终是临危不惧，斗志昂扬。虽然每一次大笑之后，开启的都是地狱之门，但逃生后的曹操一遇时机，依然大笑。第三，这“三笑”表明了曹操胸怀大志，不甘人下，乐观豁达，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试问有谁能象曹操那样，在自己一败涂地，仓皇逃命的狼狈情境中，还有闲情逸致去嘲笑对手的“无谋”、“少智”呢？还有胆量去取笑别人不如自己呢？还敢自诩“若是吾用兵之时”呢？只有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不怕输，不服输的曹操，才会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这样的情境之下，三次大笑；他笑得豪爽，笑得痛快，笑得潇洒，笑得明白，不是“仰面大笑”，就是“扬鞭大笑”；这笑声不仅冲淡了随身将士大败后必然产生的不良情绪，而且使他们从这笑声中，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坚毅果敢、不折不挠、奋发有为的统帅形象，跟随这样的统帅，必能达到胜利的彼岸。 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挑战性心理。这也是做为强者的普遍性心理。鲁迅先生曾说过，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到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曹操就是如此。虽面对凶敌，他也直面相击，英勇无畏。董卓擅行“废立”，权倾朝野。王允等众多朝廷大臣虽义愤填膺，但胸无一策，只能偷偷地聚在一起痛哭。当时身任骁骑校尉而并非朝廷重臣的曹操却挺身而出，只身深入虎穴谋剌董卓。之后，又是既无兵权，又无封地，同时还被在全国悬赏通缉的曹操，首先站出来发矫诏，树义旗，聚集十七路诸侯大军讨伐董卓。而面对挫折，曹操也是愈挫愈奋，愈挫愈激起斗志，愈挫愈焕发出非平日所能出现的热情、智慧和才干。吕布、马超都是当时声震华夏、无人能敌的杰出战将，每与交锋，曹操都几乎命丧其手。然而正是在与他们的激烈交锋中，曹操才展示出他令人折服的军事才华。比如曹操与马超之战，先是手下最得力大将于禁、张郃先后败北，继之大将李通被杀，曹操被紧紧追逼，在“穿红袍的是曹操！”等数次目标直逼的追杀声中，他一会儿割须弃袍，一会儿又以旗角包颈，形势真是万分险恶而危急。然而正是在亲历这生死搏斗中，曹操筹划已定，成竹在胸。大败马超后曹操向众将解释时说：“……欲贼知吾弱，以骄其心，使不准备。吾乃巧用反间，畜士卒之力，一旦击破之。正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众将又问：“丞相每闻贼加兵添众，则有喜色，何也？”曹操回答说：“关中边远，若群贼各依险阻，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平复；今皆来聚一处，其众虽多，人心不一，易于离间，一举可灭：吾故喜也。”众将不得不拜服说：“丞相神谋，众不及也。”（第五十九回） 四、不计前嫌，不念旧恶，化敌为友的宽宏包容心理。在这一点上，曹操也是显得格外突出。其典型事例之一，陈琳檄文把曹操骂得狗血喷头，非一般人所能承受。而曹操看到檄文的第一反应就异乎常人，虽然陈琳使他受到有生以来最难堪的羞辱，然而他却笑着对众人说：“有文事者，必须以武略济之。陈琳文事虽佳，其如袁绍武略之不足何！”他既由衷地赞赏陈琳的文事，又为其感到遗憾和惋惜；所以在俘获陈琳后，众人劝他杀之，不仅不从，还委以重用，命为“从事”。以后陈琳才真正如鱼得水，发挥出自己的才干，据说曹操后来的许多诏、令出自陈琳之手。典型事例之二，张绣降顺之后又反叛，不仅杀死了他最优秀、最忠诚的贴身侍卫典韦，而且还杀死了他的长子曹昂、其侄曹安民，曹操本人右臂也中了一箭。如果仅从个人角度来说，此仇此恨不可谓不重不深。然当张绣第二次降顺时，“绣见操，拜于阶下。操忙扶起，执其手曰：‘有小过失，勿记于心。’遂封绣为扬武将军。”起初，张绣也有疑虑：“吾先与操有仇，安得相容？”谋士贾诩解释“从操其便有三”，其中之一是“曹公王霸王志，必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事果如贾诩之所言。说起贾诩，此人之才可与郭嘉、荀彧相匹，然其“昔从李傕，得罪天下”，后从张绣，虽有劝张绣第一次降曹操之功，但张绣复反，杀死其侄、长子、典韦，亦是贾诩所谋；后又协助张绣诱使曹操中计，“折兵五万余人，失去辎重无数”（第十八回）；但在张绣徘徊于袁绍、曹操之间，犹豫不决时，又劝张绣二次降曹；总之反反复复，且对曹操打击颇大，但曹操不咎往事，仍热诚相待，封贾诩为执金吾使。 五、与挑战性心理相联系的是爱才惜才、惺惺惜惺惺的欣赏性心理。这也是强者的一个特有心理。为什么希望自己的敌人、对手如虎、如鹰，而不希望如羊、如小鸡？这就说明在他们的拼搏奋斗中，除了以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为原动力外，还有其情感、心理因素，也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或者说他们更注重的是“过程”，而较少注意的是“结果”。因为正是在“过程”中，他们的战斗的渴望得到满足，战斗的激情得到渲泄，个人的才华得到展示，从而在精神上、情感上有了愉悦、畅快的享受。也就是在这“过程”当中，爱才惜才，惺惺惜惺惺的欣赏性心理，便成为他们的一种特有心理。曹操就突出地显示了这一点。 一是对胸怀大志，不甘平庸之人， 坦诚相待，哪怕是未来最强劲的对手，也热诚扶持。曹操与刘备就是真正的敌人和对手，然而曹操引刘备为知己。他说当今天下英雄只有刘备和他，而对刘备指认的所谓英雄如袁绍、袁术、刘表、刘璋等，不是斥为“冢中枯骨”，就是蔑称为“守户之犬”、“碌碌小人”。先前刘备为吕布所败，只身投奔曹操，曹操热诚相迎，“待以上宾之礼”。曹操重要谋士荀彧、程昱都看出刘备非等闲之辈，劝谏曹操及早除之，以绝后患。曹操认为“方今正用英雄之时，不可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仅如此，还表荐刘备领豫州牧，送兵三千，粮万斛，使往豫州赴任。之后，又交给他五万之兵截击袁术，这五万之兵成了刘备之前由此争雄天下的从未有过的最大家底。曹操对刘备早就一眼看透，并真心引为知己；他对刘备在后莱园学圃行“韬晦之计”，又假借闻雷来掩饰“失箸”之举，并不是因疏忽大意而视而不见，而是对其根本就没有存戒心、怀疑意；刘备是英雄，早晚有“飞腾于宇宙之间”，“兴云吐雾”之时。可笑刘备自作聪明，装假做秀，纯为冗举。 二是对有高尚人格，忠贞气节的志士仁人倾心钦慕，甚至不惜屈己相待，折节下士。最典型的就是对待关羽。曹操“因素慕云长忠义”，在讨伐刘备中，刘备大败而逃，为使关羽归顺，曹操与关羽定好“三约”，尤其是允诺关羽“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应该特别说明的是，曹操所以要讨伐刘备，是因为刘备以怨报德，与董承等人签名画押，誓要“殄灭奸党”曹操。曹操虽深知关羽与刘备生死相依的关系，但还是允诺了关羽。当关羽引数十骑来见曹操时，“操自出辕门相接。关公下马入拜，操慌忙答礼。关公曰：‘败兵之将，深荷不杀之恩’。”而曹操却说：“素慕云长忠义，今日幸得相见，足慰平生之望。”这哪里是收纳降将，简直是奉迎、敦请贵宾。回到许昌后，曹操设大宴，“会众谋臣武士，以客礼待关公，延之上座；又备绫锦及金银皿相送。”“关公自到许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甚至曹操还“以纱锦作囊，与关公护髯”。曹操本来想以情感化，但关羽不为所动。无论是送锦袍，还是赠赤兔马，关羽总是念念不忘旧主。之后，又“封金挂印”而去，曹操又亲自赶来送行，再赠路资、锦袍。诸谋士武将几次忿忿不平，曹操均为之善言开脱。关羽过关斩将，曹操数次派人飞马传报各处放行。以曹操之地位，之性格，之为人处事，对关羽可说是礼遇有加，仁至义尽，无任何一人可与之相比。为什么要这样？用曹操自己的话来说，关羽“不忘故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财贿不以动其心，爵禄不以移其志，此等人吾深敬之。”后来关羽在荆州对曹操威胁很大，曹操几欲迁都以避其锋；但曹操从未后悔过对关羽的礼遇及任由闯关斩将而去。本来《三国演义》作者是为了突出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盛赞其对刘备忠贞不愈的侠肝义胆；但也由此而表现了曹操爱才惜才，惺惺惜惺惺的高尚行为和一往情深。也正是因为曹操对关羽的真诚情意，才有华容道关羽不惜违反军令义释曹操：只为当初恩义重，拚将一死酬知已。 曹操对有高尚情操的忠义之士如此屈已相待，折节下士，而对那些人品低下，人格卑劣者不仅鄙视，而且即使帮了大忙也对他们杀之不赦。比如曹操西征汉中，因其地势险恶，守备严密，屡被挫败。后采纳贾诩之言，重金贿赂张鲁手下谋士杨松，在杨松的全力配合下，收降勇将庞德，逼降张鲁，攻取了汉中。对张鲁因“念其封仓库之心，优礼相待，封鲁为镇南将军。”谋士闫圃曾力谏张鲁拒操，曹操封他为列候。“唯有杨松卖主求荣，即命斩之于市曹示众”。（第六十七回） 第三，从内心崇敬和爱慕那些表现出非凡气势和勇武气概之人，每遇此情况，他都会情不自禁地表示由衷敬慕。比如在长坂坡鏖战中，曹操在山顶上望见一将，所到之处，威不可当，急问左右是谁。当属下报知是常山赵子龙，不由感叹说“真虎将也！吾当生致之。”遂令飞马传报各处：“如赵云到，不许放冷箭，只要捉活的。”在这里，曹操看到的是一个在千军万马中纵横驰骋，毫不畏惧，威不可当，英气逼人的战将形象，不仅仅是赵云的武艺，更重要的是为赵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气吞山河、摄人魂魄的气势、气概、气度所折服，因此宁愿让他脱险而去，也不愿让他万箭穿身而死。孙权是曹操另一强劲对手，建安十七年南征时，操领百余人上山坡窥望吴军：“遥望战船，各分队伍，依次摆列。旗分五色，兵器鲜明。当中大船上青罗伞下，坐着孙权。左右文武，侍立两边。操以鞭指曰：‘生子当如孙仲谋！若刘景升儿子，豚犬耳！’”曹操对孙权的崇敬、赞美之情溢于言表，而对束手纳降，贡献了二十八万人马，七千余只大小战船及战略要地荆州的刘表之子则表示了极大的蔑视和鄙夷。 六、在与袁绍讨论如何争得天下时，曹操只用了一句话：“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他言简意赅地说出了一个真理。但如何“以道御之”？这不仅仅是个技术手段问题，更是显示其精神境界和折射其心灵的大问题。其实，如何对待别人，其实质就是如何看待自己。严格自律，既是曹操的基本心理素质之一，又是他“以道御之”的真谛。试举几例。 自律之一：毫无疑问，对人的最大尊重，就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曹操深切地了解这一点，因此不仅在思想上对智力的价值予以充分重视，而且在实践中充分发挥智力的作用，并用自己的真诚去努力体现这一切，从而以一己之诚换来众人的忠诚与智慧。这是曹操“以道御之”的基本原则。众所周知，曹操本人就是个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统帅，但他不以此自矜，而是警诫自己虚怀若谷，真诚地去发挥“团队”的优势和作用。在这当中，既善于广泛征求意见，听取各种声音，又善于择其优而从之，心有主见，不人云亦云。每遇大事，都要召开会议，一起分析、探讨和确定大政方针，具体战略、战术以及方法、步骤；尤其是在大的战役前要召开会议确定对策，战役进行中随时召开会议，有的谋士没有随军，还要去信专门征求意见。如在与袁绍的对峙中，正是因为写信征求了远在许都的荀彧的意见，坚定了信心和决心，从而取得了胜利，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自律之二：清醒地认识个人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公允地评价属下的功绩，并及时而妥善地赋予必要的荣誉和职位，使上下之间不仅是“臣属”与服从的关系，而更是祸福与共、上下一体的知己关系。这是曹操“以道御之”的基本手段。例如讨伐马超时，他先用骄兵之计，继用反间之计大胜马超，众将都十分敬服，称赞说“丞相神谋，众不及也”，而曹操虔诚地回应说“亦赖汝众文武之力”。赤壁之战前夕，曹操宴长江赋诗，尽管是自负但也不乏兴奋而豪迈地对众人说：“……今吾有百万雄师，更赖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后，天下无事，与诸公共享富贵，以乐太平。”（第四十八回）曹操真诚而自然地说出“更赖诸公用命”，尤其是突出“更”字，无疑会在众文武的心理上投下一片阳光，对他们自我价值的高度肯定，会激励他们做出更大贡献，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就连原属袁绍、袁术、吕布、张鲁等手下的，如张辽、张郃、郭嘉、贾诩等一大批有杰出才华的谋臣武将，或主动依附或在战斗中归降，都为曹操立下了赫赫功绩，除于禁极个别人外，都死心塌地效命于曹操麾下。当然曹操也决不会忘记或忽略他们，建安十二年春二月（公元207年），他就专门下过一道令：“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功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13）于是大封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并对死者的遗孤，按不同情况，免除徭役、赋税。应该说象曹操这样头脑清醒，有较强的自律意识，能比较正确地对待自己和属下的封建政治家还是不多见的。 自律之三：不以自己的喜厌好恶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善于和乐于听取不同意见，鼓励、支持敢于提出和坚持不同意见者。曹操平定并州后，与诸人商议西击乌桓。曹洪等人认为：“袁熙、袁尚兵败将亡，势穷力尽，远投沙漠；我今引兵西击，倘刘备、刘表乘虚袭许都，我救应不及，为祸不浅矣：请回师勿进为上。”郭嘉则经过分析利弊，指出“虽虚国远征，公无忧也。”曹操采纳了郭嘉的意见，取得了西击乌桓的胜利。曹操回到易州后，重赏先曾谏者，并对他们说：“孤前者乘危远征，侥幸成功。虽得胜，天所佑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谏，乃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第三十三回）而就在此事的前一年（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专门下了一道《求言令》，在令中他明确提出“诫在面从”，意思是说最应注意和警惕的是当面服从，而其实心里有不同意见不说，因为近年来他很少听到好的意见了。为此，他自我检讨说这恐怕是我征求意见做得不够的过失吧！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他要求从现在起丞相府里的官员及各州的官吏，在每月月初，每人都要用文字报告他在各方面存在的缺点、差错，他并将亲自审阅这些报告。曹操如此开明、大度，下属怎能不竭忠尽力！其自警自律之心，即使在今天，恐怕也不失为“楷模”。 骄狂与自卑：曹操真实形象的另一面 上面我们简略分析了曹操的一些性格主导特征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素质，正是这些成就了曹操辉煌灿烂的人生。然而人无完人，曹操也必不可免地存在一些消极的、负面的心理特质和不良性格倾向，这也势必会造成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不良后果。 其中之一是骄狂心理。 曹操一生犯有三次带有战略性的大错误，无一不与他的骄狂心理相关，都是在取得较大胜利的时候，或是在内外顺遂、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由于心态失常，骄狂任性而造成的。 第一次是在曹操正要起兵讨伐吕布，忽流星马报说张绣“用贾诩为谋士，结连刘表，屯兵宛城，欲兴兵犯阙夺驾。”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大事，为除后顾之忧，曹操只好暂时用“加官赐赏”稳住吕布，然后率十五万大军亲讨张绣。在贾诩的劝谏下，未动干戈，张绣就开城纳降了，这令曹操感到十分意外和高兴。又加数日受张绣宴请，曹操未免有些心猿意马，心旌摇荡，遂想狎妓。其侄曹安民介绍张绣叔张济之妻邹氏，曹操十分中意。张绣闻讯，不由十分震怒：“操贼辱我太甚！”经贾诩出谋定计，偷袭曹操营帐，杀死其贴身侍卫典韦和其侄曹安民，长子曹昴，曹操右臂中一箭，所乘马也中三箭，几乎丧命。（第十六回）这次重大失利显然是由于曹操在轻易获得胜利后而产生的骄慢疏狂心理，行事不察是非，不计后果，放纵失德，利令智昏所造成的。 第二次是在赤壁大战前夕，民附粮丰，兵雄马壮，占据战略要地的荆州之主刘琮束手纳降；百万雄师陈列江边，虎视江南；欲假“会猎”刘备以伏孙权一一此时的曹操可以说是心满意得，踌躇满志，正如他自己在宴长江时所说：“我持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他自以为收伏江南如探囊取物，指日可待。难怪他一会儿讥笑：“周瑜、鲁肃，不识天时！今幸有投降之人，为彼心腹之患，此天助吾也。”一会儿又指斥：“刘备、诸葛亮，汝不料蝼蚁之力，欲撼泰山，何其愚耶！”其骄矜自负、目空一切之情毕现；自我陶醉、不可一世之态可掬。此时的他畅饮美酒，并非解忧，而是壮兴；他挥槊赋诗，既为抒情，更在言志：志在为统一天下而纳天下之智力以御之。总之，他从未想过会有失策、失误，会有失利、失败，只想到“天下归心”，只想到“收服江南之后，天下无事，与诸公共享富贵，以乐太平”，甚至还想到“如得江南，当娶二乔，置之台上（铜雀台），以娱暮年，吾愿足矣。”此时的曹操不仅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就是善意的提醒也被看作是杞人忧天，是愚蠢的“多虑”。比如当他为铁索连舟的“凤雏妙计”而沾沾自喜时，他的重要谋士程昱就提醒说：“船皆连锁，固是平稳；但彼若用火攻，难以回避，不可不防。”荀攸也认为“仲德（程昱）之言甚是”。但曹操却大笑其“虽有远虑，却还有见不到处”，还自作聪明地说：“若是十月小春之时，吾早已提备矣。”（第四十八回）当东南风已起且甚紧，大难眼见临头的时候，程昱又一次入告曹操说：“今日东南风起，宜预提防。”曹操仍不在意，还是一笑说：“冬至一阳生，来复之时，安得无东南风？何足为怪！”（第四十九回）曹操赤壁之败，其关键不在周瑜、诸葛亮，而是曹操自己，是曹操自己首先打败自己，胜负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他自己手中。 第三次是益州刘璋派别驾张松去晋见曹操，请求操攻汉中张鲁以解益州之危。此时“曹操自破马超回，傲睨得志，每日饮宴，无事少出，国政皆在相府商议。”上行下效，曹操的侍从亦颇傲慢：先是让张松静候三日方得通姓名；然后索要贿赂，却才引入。之后受到一系列傲慢对待的张松，表面虽然没有显现心灰意冷，懊恼颓丧，但面对盛气凌人的曹操，心中总也不大受用，因而也毫不客气地用言语相激，并列数曹操狼狈之败事，使曹操大为恼怒，“喝令左右推出斩之”。后从诸人劝谏，“操方免其死，令乱棒打出”。（第六十回）张松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手里有一张很大、很诱人的“底牌”：西川地理图本。曹操“乱棒打出”的不是张松，而是西川之地；不仅是西川之地，而是一统天下。因为刘备几乎是卑躬屈膝般地讨得张松欢心与信任，将图本拿到手，才攻取了西川，从而建立蜀国，成就一方帝王。这正如东晋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论及此事时所说：“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14） 如果说骄狂之心曾使曹操遭受了三次重大失败，其中有的使他险遭不测，有的使他可能遗恨终生；而同时日渐增长和暴露的强烈的自尊心理，却又有时使他失去理智，做出了许多愚蠢甚至令人发指的恶行，以致留下千载骂名。 同他的骄狂之心一样，曹操的自尊心理也有一个逐步发展变化的过程。刚开始出道时，怕被别人瞧不起，力求做出一些令人注目的政绩来证实自己；后来入仕后，因其位卑言轻而有时受到一些讥讽斥责，倒也能坦然承受。如在灵帝病危时，大将军何进召诸大臣商议，欲尽诛宦官。时任典军校尉的曹操挺身而出说：“宦官之势，起自冲、质之时；朝廷滋蔓极广，安能尽诛？倘机不密，必有灭族之祸：请细详之。”（第二回）曹操的话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却受到叱责：“汝小辈安知朝廷大事！”尽管受到如此对待，他还是一如既往、忠心耿耿地为何进出主意、办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操的权势逐渐增大，地位不断上升，自尊心也就愈来愈强，以致到了“不可忤触”的恶性膨胀的地步。 表现之一：稍有忤触，便会大祸临头。赤壁大战前夕的曹操，心情格外振奋，恰逢月圆之日，他在大船上宴会诸将。面对四顾空阔的美妙景色，又加美酒佳酿助兴，曹操豪情满怀，诗兴顿生，挥槊作歌。众人和之，共皆欢笑。忽座间扬州刺史刘馥进言，操听后大怒：“汝安敢败吾兴！”手起一槊刺死刘馥。众皆惊骇。请看，刘馥死得何其冤枉。其时刘馥“起自合肥，创立州治，聚逃散之民，立学校，广屯田，兴治教，久事曹操，多立功绩。”而刘馥死就死在愚忠上，死在曹操正酒醉兴浓之时，批评他“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为“不吉之言”（第四十八回），使他正处于激扬、亢奋之际的心情顿然受挫，败坏了情绪，又在过量酒精作用下，冲动而起，以致使自己受无辜之害。杨修之死亦颇有相似之处。从表面看，杨修是死于“惑乱军心”，在临战的两军阵前擅作主张，擅自行动，犯军中之“大忌”，曹操为此处死杨修，不仅有“口实”，而且也有必要；但实际是杨修猜中了曹操心事，从其口令“鸡肋”中所表露出来的信息，破译了他心中的密码，在他举棋不定，思路尚未明晰之际，就突然地、公开地指明了他应走之路，使他惊异、猝不及防，这不能不伤害到他的自尊心。何况杨修其人平时“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早已为自己失宠、引祸上身埋下了伏笔。曹操在临终前的遗表中说：“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陆机（东吴名将陆逊之孙）在《吊魏武帝文》中为此感叹说：“善乎，达人之谠言矣。”（15） 表现之二：不能“婴鳞”，不允许对他的能力和功绩有丝毫的怀疑或否定。做为强者的曹操，在其权势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强烈的自尊心理所驱使，必然走到“唯我独尊”这一步，他不允许别人，尤其是不允许自己内部人对他的能力、功绩提出置疑或否定。你尽可以在其他方面，比方对敌的战略、战术上，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但就是在如何评价他的能力、功绩上，不能有丝毫的怀疑或否定。这是他的“逆鳞”之处。如有“婴鳞”，当然会引起他的强烈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在“封公”、“封王”的事情上，他如此敏感而绝情。建安十七年（212年）长史董昭进言：“自古以来，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虽周公、吕望，莫可及也。栉风沭雨，三十余年，扫荡群凶，与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岂可与诸臣宰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锡以彰功德。”（第六十一回）这其中不乏阿谀奉迎之词，但所言亦非不是事实。侍中荀彧当即反对，曹操闻悉勃然变色。后曹操送他一空食盒，荀彧会其意，服毒自杀。封魏公后三年（216年）文武众官又皆议立曹操为魏王，先是中书令荀攸谏阻，为曹所怒，荀攸“忧愤成疾，卧病十数日而卒”。后又崔琰谏阻。崔琰非一般人，他是在曹操击灭袁绍后，令人遍访冀州名士时召纳的。当时就任命他为本州别驾从事，并颇为兴奋地对他说：“昨按本州户籍，共计三十万众，可谓大州。”这是曹操在继灭吕布、袁术之后，又以七万对七十万的悬殊兵力战胜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比他强大得多的北方最大军阀袁绍，从此一举平定占大半个中国的北方，此时的曹操其喜悦、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但崔琰却责以在九州幅裂，冀民暴骨原野的情况下，“不急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先计较户籍，岂本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其态度之庄重、严肃，其语气之坦率、冷峻，其责问之切中要害，在当时的情势之下，确非一般人所能接受，然而“操闻言，改容谢之，待为上宾”（第三十三回）。但当崔琰对众文武议立曹操为魏王“力言不可”的时候，“操大怒，收琰下狱问之”，崔琰在狱中大骂，操令杖杀于狱中。前后对比，何其鲜明。其实，对曹操来说，封公封王，都不是最重要的，他随时都可以代汉帝而为君，何况公、王乎？他以不代汉帝称君为底线，当别人再三劝谏他“代汉帝自立”的时候，他一再明确心迹，决不为之；但当别人劝谏他封公、封王，他未表示拒绝；因为封公、封王，对他来说不仅是表面的名誉和荣誉问题，而更是对他的能力、功绩的评判与肯定。在能够进一步肯定和提升自身价值时，在能够对其能力、功绩进一步肯定和评判时，他不允许别人阻碍或置疑；即使象荀攸叔侄那样受他信任、重用的人也不允许。归根结底，还是强烈的自尊心理在作怪。谁敢“婴鳞”，谁必遭杀身之祸。婴鳞即触犯逆鳞，指龙的喉下有逆鳞径尺，若有人婴之（触犯），则必杀人。韩非子在《说难》中说：“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表现之三：自尊心理与逆反心理是相辅相成的，有时强烈的自尊心理会演变成强烈的逆反心理。曹操在错杀死吕伯奢全家八口人之后，又路遇吕伯奢本人而杀之，并说出一句惊世骇俗、流传千古的名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如果脱离开当时环境，脱离开当时语境，孤立地、单独地去分析、去评判这句话，无疑是一句十分凶狠、恶毒的话，是表明其极端自私、极其残忍无情的话。然而事实并不如此。 首先，曹操是在被追捕途中，画图悬赏缉拿，且又在中牟县就被陈宫认出并抓获；因而当时有高度警惕、紧张的心理，有多疑、敏感的神经，是在情理中事；错杀吕家八口人，就是因此而造成，这事陈宫也一起参与了；后又杀吕伯奢本人，曹操的主观揣测：“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第四回），应该说也在情理之中，其逻辑推理、思维推理也并无太偏颇之处；而且就现实生活的可能性来说，也并非绝无可能。在当时的那种急迫情况下，曹操还能选择什么呢？再说又能有多少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去判定更加理智、更为正确的做法呢？“人的心理是由于外界事物或现象作用于大脑而产生的。因此，人的心理内容也被客观现实所规定。人固然可以支配自己的言行，可是他支配自己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其终极的原因都不在他自己，而是他所处于其中的客观现实。”（16） 其次，义与不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天论是在做事或做人上，都是一个原则性问题，都是其衡量和评判的最主要的道德标准、行为标准，是处理人际关系之间最重要的准则之一。被人们传颂千古、奉为典范的“桃园三结义”，其实质不就是一个“义”吗？陈宫说曹操杀吕伯奢是“大不义”（不仅是“不义”），这使熟读诗书、一心大展宏图的曹操不能不在心理上引起强烈的反感、抵触情绪，本来想要说明自己并非不义，是事到临头，迫不得已，反而在冲动的心理支配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由脱口而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第四回）。很显然，这是在应激状态下的一句情绪化语言，未必是其内心的真实反映。官渡之战中，在一次大败袁绍后清理战场时，“于图书中检出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第三十回）如果把“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看作是他的本性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比“里通外国”，比在暗地里被出卖而更“负我”、更危险可恨的呢？尤其是在战争中，一个情报可使一场战斗败北，也可能使全军覆没；做为军事统帅的曹操自然不会不知道其中利害，然而曹操“命尽焚之”，且“更不再问”。应该说这才是曹操内心的真实流露，才是他本性、本质的真实体现。前后两件事有如此明显的反差，当然不是因为曹操的个人品质、道德观念突然提高了；也不是所谓他的奸诈虚伪所使然；而是因为所处地位、心态，环境、条件不同而已。此时的曹操，不仅是掌握几十万军队的统帅，而且权力之大，“挟天子以令诸侯”；再也不因被追捕缉拿而紧张和不安，不因害怕被人“告密”、率众追杀以“遭其祸”而焦灼和忧虑，因而才有平和、大度、宽容的心境、心态、心情、心理，才会以寻常之心对待如此不寻常之事，即使在这些“诸人”中有一、二真心向敌者，也无碍大局，勿庸多虑。曹操还设身处地考虑：“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这不仅为通敌“诸人”通情达理地进行了开脱，而且无意间也为自己证明了杀吕伯奢及全家的行为，并非是凶残暴戾、奸诈自私行为，而是在当时环境、条件下所产生的必然心理、必然行为。 第三，陈宫说曹操“大不义”，是从其“知而故杀”的这件事的性质来说的；而曹操“知而故杀”，是从后果也就是为免“遭其祸”上考虑的。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曹操为免遭其祸而采取的行为是义还是不义。曹操只身谋刺董卓，这当然是义的行为；谋刺未成，在奔逃途中因错杀吕家多人，为防其知悉后率众来追，只有狠心杀掉吕伯奢本人，以后才有可能召集诸侯大军讨伐董卓；所以从这前前后后的因果关系来看，曹操为免遭其祸而故意将吕伯奢杀害的行为也并不是不可以理解和谅解的，也不能说就是不义的行为。只不过人们总觉得明知其无辜而“故杀”是不应该的，是难以接受的。其实，在现实斗争中，为了正义，为了大局，以牺牲“小我”而成全“大我”，以牺牲局部利益而成全整体利益的情况并非鲜见。 第四，陈宫指责曹操“知而故杀，大不义”，意在提醒他这样做不对，但曹操鉴于自己的推断和评判，而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因为在他看来，杀掉吕伯奢是符合他个人情理推断的个人正常行为或称自由行动，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人具有某种态度，这事本身就是自由行动，由于说服行为它受到威胁，当然会产生抵抗的。”“有什么力使自由行动的完成受到阻碍或威胁时，一种称为心理抵抗的反抗情绪就会产生出来。此时，人总想努力恢复这种自由。其方法有好几种。一个被人劝说戒酒的人，他以和过去一样，甚至超过以往地喝酒的做法来恢复‘饮酒自由’。”（17）曹操就是这样，你指责他，想改变他，但他却从另一个极端冒了出来：“旨在改变一个动机的外力，反而强化了这个原来的动机，这种心理反应叫逆反心理或叫反弹心理。”（18）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对曹操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理解，它是在特定环境中，特定心理状态下的一句特定性语言，既不能概括他的一生和全部，也不能视为他的真正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 曹操的骄狂心理，过分强烈的自尊心理的产生，除了上述因素外，还有一个起根本性作用的因素，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对曹操心灵深处潜在的影响。曹操生活在东汉末年，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分成两大派系，一是一些大官僚地主阶级依靠政治、经济特权，逐渐形成大姓豪族，称为士族或世族，又称高门；一是不属于士族的官僚地主则被称为庶族，又称寒门。当时，门第、门阀观念十分严重，士、庶之间不能通婚，甚至在一起不得平起平坐，即使庶族地主官居高位，其自视亦不敢与士族较。《宋书.恩幸传》载：“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别。”《南史.王球传》中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曹操的祖父、父亲，虽都官居高位，但都为庶族之列，尤其是祖父曹腾，身为宦官；其父曹嵩原系夏侯氏，过继给曹腾，据史志说，连他自己的生父是谁都不知道。如此家庭出身，这当然使士族们十分瞧不起。我们从人们在对敌对者的辱骂性称谓中可窥见一斑：一是比较一般性的蔑视性称谓，如刘备被人讥为“贩屦织席小儿”，诸葛亮被斥为“村夫”，张飞骂吕布“三姓家奴”，吕布则骂张飞“环眼贼”。二是带有比较强烈感情色彩的辱骂性称谓，如关羽被擒获后大骂孙权“碧眼小儿，紫髯鼠辈”；因关羽、张飞之死都系之于东吴，刘备与东吴仇深似海，誓不两立，怒斥东吴为“吴贼”、“吴狗”。上述称谓不管情感如何强烈，用词如何激烈，尚不涉及人的隐私，不涉及做人的资格和尊严；但对曹操就不一样了，称之“曹贼”是最常用、最普通的；而称为“赘阉遗丑”，就何其轻蔑！何其鄙夷！令人感到何其羞辱与难堪!！ 严格而又严酷的门阀、门第等级制度，既成为人们的世俗观念，社会风气和社会意识，就不能不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打下烙印，也不能不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性格发展，概莫能外。大多数人虽然心怀不满，忿忿不平，但无力改变现实，于是采取了消极颓废的生活方式，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过着剥削阶级的糜烂生活，纵情于声色犬马，在浑浑噩噩中抛掷人生。也有一些人才智一般，既无法抗衡现实，就只好去适应、顺从，从而逐渐形成自卑畏缩、谦恭懦弱之人。只有极少数精英才智超群，对面临的社会现实有清醒而正确的认识，不甘心自己的境遇，为了改变这种境遇而去努力奋斗，因而心怀远大理想，胸藏奇谋韬略，临机处事坚毅果敢，具有强者的心理态势。曹操就是其中佼佼者，这后一种性格特征也就是他的性格主导特征。但社会现实所打下的“烙印”并未消失，而是潜藏在心灵深处，遇有时机就会浮出“水面”，伴随着主导特征而出现。比如曹操不甘心自己的境遇，要为改变这种境遇而努力奋斗，因此他具有强烈的竞争心理。在竞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就难免趾高气扬，既有精神上的自我愉悦、满足之感，有时也有对士族者们的一种示威式的炫耀，炫耀式的示威。当这种炫耀和示威超过一定“火候”时，自然就形成了骄狂之心。因此，骄狂之心有时就是对在“烙印”的潜在影响下而产生的一种补偿性心理。曹操虽官居高位，权力之大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从外表看来是多么显赫和强大，但在其内心有时却是很卑怯和脆弱的，甚至禁不住几句不受听的话。比如在封公、封王问题上，有谁敢、又有谁能阻挡得了的呢？也只有极个别他最亲近的、最受信任和重用的文人谋士说几句不同意见的话而已，充其量不理他就是了，然而曹操闻悉后“勃然变色”，犹如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池水，在他心底掀起巨大波澜，他毫不掩饰自己冲动的情绪，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从表面看是触动了他自尊的神经，他要维护自尊，而实际是在潜意识中觉得别人在轻视自己，在鄙视自己，对这种轻视和鄙视之感，不仅怀有一种深深的恐惧，而且还怀有一种深深的仇恨，因而采取了极端的做法一一在其他任何方面都能容忍，即使象祢衡那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当面指斥他“眼浊、口浊、耳浊、身浊、腹浊、心浊”，简直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无一丝可取之处，他也未曾动怒杀之；而唯独在这方面一点也不大度、宽容，哪怕是象荀彧叔侄那样最受信任、做出最突出贡献的人也决不宽恕。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了曹操在入仕之初，为什么就坚决果断地对“犯禁”的蹇硕之叔施行了那么严厉的制裁措施；这其中原由除了他明说的想证明自己并非平庸无能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不便明说的原因，那就是对自己家庭的忌讳与规避，他正是企图借在别人看来显得公正无私、铁面无情的行为，来表明和证明自己与那个不光彩的家庭的距离与区别。说到底，这还是在“烙印”的潜在影响下，一种自卑心理在反抗，还是已植于心底的自卑情结在作怪。因此，过分自尊心理实际是对“烙印”的潜在影响即自卑心理而产生的一种报复性心理。当然，这种潜在的烙印影响决不仅仅限于这两方面，做为一种“社会存在”，它会长久地、隐秘地作用于曹操的一生及其方方面面。 作者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个曹操形象？ 首先，是时代的需要。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为政治服务的，那种单纯地讲人性，为艺术而艺术，唯美主义的文学作品都是骗人的，也是不存在的；试问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有哪一部是这样的作品呢？《三国演义》不仅不是，而且是非常自觉地、主动地为当时的政治服务。《三国演义》中所塑造的曹操形象就是如此。本来在现实社会中，对曹操的功过是非的评价就是变化不定的，比如因西晋司马氏取代魏，而魏是“受禅”于汉而成正统的，所以“帝魏寇蜀”；而到了东晋，同是司马氏，因其“偏安江左”，其形势类似于蜀汉，因而就“尊刘贬曹”；唐代尊魏为正统，唐太宗李世民写过一篇《祭魏太祖文》，对曹操大加赞颂，称曹操是“哲人”；北宋也以曹魏为正统，宋真宗下令重修亳州祭祀曹操的庙宇，并让著名学者穆修撰《亳州魏武帝帐庙记》，称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显盛之大业于来世”；但到了南宋，又同是赵氏子孙，因其偏居杭州，颇似当时的蜀汉，反“尊刘贬曹”。勿庸赘言，这种种变化，“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为古人辩护实际上是为自己辩护。”（19）拥刘还是拥曹，这要看当时的统治者所处的政治环境，要看当时的政治需要。作为文学作品，当然也不能脱离这一社会背景和主流。《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在异族政权统治的特殊环境下，恰逢“尊刘贬曹”之风盛行，因而不能不深受其制约和影响。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文学创作是作家心灵的表现，作品是物态化了的作家心理。”（20） 其次，在原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拥刘反曹”的基调上，又经毛纶、毛宗岗父子的精细加工、修改、润色，不仅使其作品文学色彩更浓了，而且更进一步突出和强调“拥刘反曹”，形成现在流行的《三国演义》。毛宗岗父子所以具有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思想意识和情绪，是因为“毛宗岗父子这样强烈的正统思想与他们的故国之思有着联系。他们修订《三国演义》署为‘顺治岁次甲申嘉平朔日’，这一年正是崇祯自缢、明亡清立之时。这样标明时间，显然是有寓意的。他们修改的《三国演义》中，涌动着拥刘反曹思想，渗透着‘还我大汉’的情绪。他们反复强调的‘汉室中心论’，表达了其浓浓的民族感情。”（21） 第三，凡是拥刘反曹的历代统治者，为了表明自己的正确和公正，就不能不千方百计地丑化曹操；而且即使在“帝魏寇蜀”的时代，当时的统治者也不会十分公正的评价曹操，就如唐太宗李世民，一方面大力赞赏曹操的政治才干和军事才能，另一方面又特别指出曹操“有无君之迹”，训诫臣下不要去学这一点。如此一来，曹操总处于被诋毁、被否定的地位，其声誉如江河日下，直至被彻底的否定。而这种思想倾向也就不能不影响到广大基层民众中，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众所周知，《三国演义》并非一时、一人之作，而是汇聚历代、众多文艺素材加工而成的，自然其中也深受民间普遍的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的影响。这种思想倾向除了上层统治者的灌输、影响外，还有就是普通百姓对“忠厚爱民，仁德治政”的明君的期冀与渴望。而当时的刘备虽有匡危救国的决心，但可惜是“白身”，既“孤”且“穷”，无任何实力（军事、政治、经济），只能采取“寄人篱下，委曲求全；待人以诚，吸纳贤士；爱民护民，扩大影响；在孔明的辅佐下，联吴抗曹，壮大实力；广播仁义，奠定根基；循序渐进，等待时机”等一套符合自己实际情况，具有“刘氏特色”的战略战术，再加皇族血统，深谙民众心理的小说作者，正好借此顺应民众的愿望，将刘备塑造成民众所期盼的“明君”形象。而与刘备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反的曹操，当然也就采取了另外一条不同的路线和策略，加之他杀伐果断，权势欲强，又“挟天子以令诸侯”，与刘备形成对立，在政治因素的制约下，自然就成为千人恨，万人骂的“奸臣贼子”。这也是为什么《三国演义》既为历代统治者推崇，又为广大百姓欢迎的原因。 显然，作者是有意塑造这样一个反面典型的，他企图通过这样一个与刘备形成鲜明对照的艺术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社会理想（通过剖露和谴责曹操的奸邪篡逆、欺君篡政的奸臣权相的罪恶行径，褒扬和树立刘备式的忠厚爱民、仁德治政的明君形象），美学理念（贬斥和渲染曹操凶残暴虐、奸险狡诈的为人处事恶行，张扬和歌颂刘备式的仁义坦诚、宽厚谦恭的美好品德）。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创作目的。 谁识庐山真面目：曹操形象之悖论 曹操无疑是《三国演义》中塑造的最鲜明、最生动、最真实，因而也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其所以成功，关键就在于真实：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尊重艺术创作规律；所以就在作者力图体现自己的创作目的，把一个活生生的阴险狡诈、凶残暴戾的“奸雄”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出乎作者的主观愿望，却又把另一个面孔的曹操，一个与人们原有的固定概念不同的曹操，也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就如我们在上面剖析曹操的性格特征及心理素质时所发现的那样。我们姑且称作曹操形象之悖论吧。 曹操形象悖论的产生不是偶然的，首先它是由基本事实所决定。《三国演义》毕竟是一部以基本历史事实为依据而创作的历史演义小说，做为文艺作品，它当然有虚构、想象，对一些事实有删削取舍、移花接木等写作技巧的运用；但在大的基本史实方面，则必须囿于真实；即使在写作技巧的运用中，也必须符合人物性格、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文艺创作规律。曹操形象的塑造就是这样。不管人们如何愤恨曹操，如何千百次地诅咒他“奸邪篡逆”，但在事实上他毕竟没有代汉帝而自立为君；至于说他“欺君篡政”，曹操自己不仅从不申辩，而且还公开宣称“但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候之国，实不可耳”；对其原因也公开宣称：一是“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二是“孤败则国家倾危”，“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诚哉斯言，若无曹公，汉室早就亡绝了，这难道是危言耸听吗？“欺君篡政”与“国家倾危”均固非所愿，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不是很明显的道理吗？人们所以对“欺君篡政”耿耿于怀，就是因为作者为塑造“奸雄”形象而反复渲染的结果；但也恰恰因此而成就了曹操：宁负“欺君篡政”之恶名受人唾骂，也不愿弃其位而使“国家倾危”，这不颇有点“舍身取义”的味道吗？这真是祸福相倚，塞翁失马一一也算是曹操形象悖论的一种表现。 第二，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描写过实。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22）突出而鲜明地体现这一点的是杀吕伯奢全家。在曹操的生涯中，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事例，但作者却分三步，层层递进而达到极致。第一步因怀疑而错杀。这首先在人们情感上激起波澜：本来是冒着极大风险和怀着满腔热诚去款待曹操二人，不想被杀，这是多么冤枉，又让人何等痛惜！而且八条鲜活的生命在一刹那间就被无情剥夺了，其凶狠残暴又怎能不在人们的心灵上引起震撼！但如果说对此人们尚能有一丝理解和谅解的话，那么到第二步对吕伯奢本人的“明知”无辜而“故杀”，所感到的不仅是“凶狠残暴”，而且是“阴险狠毒”；在心理上不仅是“震撼”，而且是“震怒”；尽管曹操的自我辩解不无一定道理。就在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接近“极限”时，第三步，曹操的一句令人惊骇的话“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更进一步把一个极端残忍、自私的曹操形象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三层意思，层层递进，在曹操无比丰富、复杂的一生中，作者通过这样一个小小事例，从思维到语言，从情感到动作，极为形象、逼真地勾勒出曹操的可憎面目，可见作者有多么高超的写作技巧。但是，极力贬斥曹操的毛宗岗对此却另有一番评论：“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试问天下人，谁不有此心者，谁复能开此口乎？至于讲道学诸公，且反其语曰：‘宁使人负我，休教我负人’。非不说得好听，然察其行事，却是步步私学孟德二语者，则孟德犹不失为心口如一之小人，而此曹之口是心非，而反不如孟德之直捷痛快也。吾故曰：‘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23）这一段“宏论”不但揭露了口是心非的“道学诸公”的虚假伪善，而且也赞扬了曹操的“过人处”：心口如一，直抒胸臆，敢于说出也是别人所想但绝不敢说出的话。曹操既能毫不隐晦、坦诚直率地说出如此“阴险狠毒”的话，又毫不犹豫、坦然自若地做出如此“残忍暴虐”的事，请问还有什么样的话他不敢说、还有什么样的事他不敢做呢？他还有什么需要对他人遮遮掩掩或者人不人、鬼不鬼地耍两面派呢？若诚如此，则曹操的奸险狡诈又从何而来？在不经意间，《三国演义》作者及称曹操是“奸绝”的毛宗岗反打了自己一记耳光，从而反证了曹操是光明磊落、胸襟坦荡之人：此为曹操形象又一悖论。 第三，物极必反。又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一一这就是说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写孔明之智，而结果倒象狡猾。”（24）在《三国演义》中，“借仓官王垕之头以压军心”，是表现曹操“奸险狡诈”的典型事例。袁术僭号称帝，曹操亲率大军讨伐。袁术纳部下建议，留10万兵坚守寿春，自率余众渡淮而去。“却说曹兵十七万，日费粮食浩大，诸郡又荒旱，接济不及。操催军速战，李丰等闭门不出。操军相拒月余，粮食将尽，致书于孙策，借得粮米十万斛，不敷支散。”（第十七回）曹军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而这正是袁术所期达到的战术效果：坚守不战，拖延时间，待“彼兵粮尽，必然生变”。战又战不得，退又不能退；相拒下去危险更大：如何破解这道难题？确乎难矣。无疑这是一个连环式反应：时间决定军粮，军粮决定军心，军心决定胜负。时间、军粮、军心，这三者都很重要，但又如何在这三个要素上做好文章？就在曹操冥思苦索之际，仓官王垕进帐请示：“兵多粮少，当如之何？”一个智慧的火花闪过脑际：兵多粮少，贵在速战，争取时间；而要速战，关键在激励军心。如何激励军心？曹操想到借王垕请示之由，故教王垕以小斛分粮，引起众怨；继之又以“故行小斛，盗窃官粮”将王垕斩首示众，以释众怨一一以此为契机，严令诸将并力破敌。在上述步骤完成后，于是曹操下令：“如三日内不并力破贼，皆斩！”事果如所料，众将士奋勇战斗，攻下寿春，活捉了李丰等四员守将，并“焚烧伪造宫室殿宇，.一应犯禁之物。” “借人头以压军心”，历来被视作曹操耍权谋、施奸诈，凶残暴戾的佐证；而事实上，对生命的这种漠视和随意决置，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习以为常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封建社会无可置疑、不可动摇的律条，其前提就是做为尊者，长者的绝对权威，而不问其是否合乎情理还是法理。父子间尚且如此，何况主与仆、上级与下属之间？如果说王垕尚为某种事业和职责而献身的话，那么猎户刘安杀妻以供刘备食用，岂非更残无人性、荒诞不稽？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曹操也是被逼无奈，王垕被无罪处死，做了冤鬼，但却因此而稳定了军心，挽救了十七万将士，并因此而攻下了袁术伪都寿春，击灭了袁术僭号称帝的罪恶行径，按说王垕之死似乎也“死得其所”。作者本意是通过这一事例表现曹操的奸险狡诈，但从中我们更看到了一个机警敏捷、聪慧多谋的军事统帅形象一一这是曹操形象的又一悖论表现。 第四，众所周知，人们对曹操最流行的评价就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如何区分、判定能臣、奸雄？标准只有一个，即是治世还是乱世？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何为“世”？世的概念是什么？是指国家、社会，还是指朝廷、皇帝？抑或二者兼有？如果是指国家、社会，则曹操稳定政局，荡灭群雄，除孙权、刘备两个集团外，已统一大半个国家，应该说是“治世”，由此也可认定曹操是能臣。要是仅指朝廷、皇帝，令由己出，完全架空皇帝，按正统观念来说，曹操当然就是“奸雄”。由此看来，对“世”的概念的界定和理解，是区分和判定能臣、奸雄的关键。而在国家、社会与朝廷、君主的关系上，我国古代除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传统观念外，还有一个传统观念，就是“社稷（即国家）为重君为轻”。如用这一传统观念衡量，则曹操虽然在做法上有其激烈、过分、偏颇之处，但在根本上还不至于被划入“奸雄”之列。当然，最理想的是把二者统一、协调起来，但这又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皇帝能有自行执政掌权的基础和条件。且不论皇帝本身素质如何，仅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政治基础来说，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汉天子不仅失去了统御全国的基础和权威，也失去了号令天下的资质和能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既有雄心壮志又有雄才大略的曹操登上了历史舞台：一方面继续维持汉室宫廷，另一方面又挟天子以令诸侯，讨伐群雄，稳定政局。应该说曹操较好地定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也因此而赚了一个“奸雄”的恶名。本欲维持汉室，甘做一臣子，却落了个“奸雄”的恶名；而人所共知朝代更替是情理中事，汉室相传四百余年，气数已尽，如象其子曹丕那样，干脆自立为君，开辟一个新朝代，做一朝堂堂正正的新皇帝，则谁又能来、谁又敢来说三道四、评东论西？这算不算是曹操形象的又一悖论呢？ 对一部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不同的理解或看法，应该说是正常之事，这说明该文艺作品的深厚内涵。我们对《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亦当作如是观。但实际从宋、元以来，“逆臣贼子”、“奸雄”曹操的形象即被圈定下来，这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无可厚非。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有必要对其形象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对其性格主导特征，心理素质，及其形成和存在的社会基础，环境氛围等等进行剖析，将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和认识曹操这一艺术形象，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认识《三国演义》这一古典名著。本文就是试图在这方面不揣冒昧地谈些个人看法，以望起“抛砖”之效。这里探析的是《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与历史上的曹操无涉；至于本文中所引用的一些史志中的材料，只不过是做为主体材料之外的补充或旁证材料。对曹操形象的总体概括和评价，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有一段话可谓一语破的：“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鲁迅先生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这是很有意味的。我们至少应该在“至少”上探索一番吧？ 注： (1)《健康人格》第226页，刘劲等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 (2)《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3)《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4)《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第255页，朱一玄、刘毓忱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 (5)《管理心理学》第109页，薛春海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 (6)《文学心理学》第33页，钱谷融、鲁枢元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7)《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 (8) 同(4)，第344页 (9) 同(3) (10)《三国志.魏书.张辽传》注引孙盛语 (11) 同(8)，第118页 (12) 同(2) (13) 同上 (14)《说三国话人生》第185页，于学彬著，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 (15)《中国历代文选》第4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16) 同(5)，第32页 (17)《人际关系社会心理学》第59页，（日）古畑和孝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 (18)《逆境心理学》第10页，孤草著，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 (19)《漫话三国演义》第144页，雷勇、孙勇进、蔡美云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20) 同(6)，第285页 (21)《三国演义作者对我说》第44页，陈雪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2) 同(4)，第452页 (23) 同上，第270页 (24) 同上，第453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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