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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我对《三国演义》的整理


     沈伯俊,1946年生,安徽庐江人。现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兼任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秘书长、四川省《三国演义》学会副会长。已出版《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与段启明、陈周昌合著)、《三国演义辞典》(与谭良啸合编)、四种《三国》整理本,选编《〈水浒〉研究论文选》,主编《水浒传辞典》,发表学术论文约60篇,短评、札记、随笔等100余篇。
    
    
近十余年来,《三国演义》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形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参与者,我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取得了若干成果。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1992年以来接连出版的四种《三国》整理本,它们是:
     1.校理本《三国演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2.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 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
     4.《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 巴蜀书社1993年11月第1版。
     对这四种《三国》整理本,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之为“沈本《三国演义》”,“迄今为止最好的《三国演义》版本”,“《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三国演义》研究的重大成果”。著名学者陈辽研究员认为:“沈本《三国演义》是迄今为止《三国演义》版本中真实性、学术性、科学性最强的一个本子。”著名专家朱一玄教授指出:“版本研究,是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础。几种《三国》整理本陆续问世,无疑是把《三国演义》研究推到了一个新阶段。”日本著名学者、《三国演义》日文版翻译者立间祥介教授也表示:沈本《三国》的“注释也很周到,远远超过了迄今为止的诸种注释。今后我也打算参考您的注释,重新修改一下日文版《三国演义》。”如此充分的肯定,既出乎我的意料,也使我深受感动。对于一个艰苦跋涉的学者来说,这实在是最大的安慰!
     为什么要对《三国演义》进行整理?许多人还不太了解。十几年来,我自己的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自1981年开始研究《三国》后,在反复研读的过程中,我陆续发现了书中的一些错误。例如:历史上袁绍曾封kàng①乡侯,《演义》却误为“祁乡侯”,刘晔本来字“子扬”,《演义》却误为“子阳”;诸葛瞻官至行都护、卫将军,《演义》却误为“行军护卫将军”。象这类对情节发展、人物塑造毫无益处的错误,有没有必要沿袭不改?我感到怀疑。到1985年1月,我和任昭坤同志合写《试谈〈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从渭南之战说起》一文(载《三国演义学刊》第一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将《演义》中的地理错误初步归纳为五种情况:(1)地名移位;(2)地名混位;(3)自相矛盾;(4)距离误差太大;(5)古今地名杂用。在此基础上,我们明确提出:“应该对《三国演义》加以认真的校理,整理出一种新的本子。”1986年与谭良啸同志合作编著《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1989年6月第一版,1993年11月增订版)时,对《演义》中的人物、情节作了大量考证,仅《人物》辞条就加了623条按语,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指出《演义》中的“技术性错误”。例如:《演义》说曹德是曹嵩之弟(第10回),我的按语是:“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世语》,曹德为曹操之弟。”《演义》说曹宇是魏文帝曹丕之子(第106回),我的按语是:“据《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曹宇系曹操之子,为曹操环夫人所生。”我还用按语说明,东汉末年有两个刘岱:一个是东莱牟平人,曾任兖州刺史,初平三年(192)被青州黄巾军杀死;一个是沛国人,系曹操部将,曾任司空长史,建安四年(199)奉命与王忠去徐州攻刘备。《演义》因二人名、字皆同,便将他们混为一谈,造成错误……通过这样一番扎实的工作,随着研究的继续深入,我对《三国演义》中的“技术性错误”的认识更加全面,越来越觉得重新校理《三国演义》是时代的需要,于是,我毅然开始了这一浩繁的工程。
     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片面重专著,轻整理的倾向。其实,整理一个好的版本,其价值决不亚于写一部专著,甚至可能远远超过某些专著。我自己曾有几部专著的写作计划,然而,把《三国》版本整理好,比之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对广大读者、对研究事业的实际作用可能更大,其生命力也可能长久得多。对此,我义无反顾。
     1990年2月,在南京参加有海峡两岸学者出席的“明清小说金陵研讨会”期间,江苏古籍出版社盛情邀约我整理校理本《三国演义》。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促使我大大加快了工作进程。
     在校理过程中,我将自己的认识加以提炼深化,接连发表了两篇比较有份量的论文:《再谈〈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载《海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和《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6期)。前一篇论文,进一步分析了《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指出:“除了作者有意虚构的地名之外,对于书中几百个历史上实有的地名,由于作者的历史地理知识不足和传抄、刊刻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大量的地理错误。”这些错误大致可以归纳为八种:
     1.政区概念错误。如“沛国谯郡人”(第1回),应为“沛国谯(县)人(东汉时王国与郡地位相当,不相统辖),“九郡四十二州”(第34回),应为“九郡四十二县”(东汉三国基本的地方行政区划为州--郡--县三级,郡下辖县),等等。
     2.大小地名混淆。如“兖州、濮阳已失”(第11回),应为“濮阳已失”(兖州共辖80县,濮阳仅为其中之一,二者不能并列),等等。
     3.误用后代地名。如“河东解良人”(第1回),应为“河东解(县)人”(“解良”即“解梁”,系金代地名);“玄德、关、张三人往代州”(第2回),应为“往代郡”(“代州”系隋代地名),等等。
     4.古今地名混用。如“定州中山府安喜县”(第2回),应为“冀州中山国安喜县”(“定州”系北魏地名,“中山府”系北宋地名,二者实为一地,“安喜”则系汉代县名),等等。
     5.方位错乱。如“此去东北一百三十里,有一县名耒阳县”(第57回),应为“此去东南九百里”(此时刘备驻江陵,耒阳在其东南约九百里,原文大误),等等。
     6.地名误植。指作品本应用甲地名,却误用了乙地名。如“(曹操往徐州攻吕布,)路近萧关”(第19回),应为“路近萧县”(萧县在今安徽萧县西北,曹操由许都往徐州需要路过,萧关则在今宁夏固原东南,距徐州极远),等等。
     7.地名混位。指甲、乙两地本不相干,却被硬拉在一起。如“有一个山阳巨鹿人,姓李,名典”(第5回),应为“山阳巨野人”(“山阳”系郡名,属兖州;“巨鹿”亦系郡名,属冀州,不应拉在一起),等等。
     8.地名文字错讹。如“高堂尉”;(第2回),应为“高唐尉”;“西阆中巴”(第60回),应为“巴西阆中”,等等。
     我的后一篇论文,则站在更高的立足点上,从更广阔的视野观察问题,将《演义》中的各种“技术性错误”加以综合考察,概括为五个大类:
     (一)人物错误。主要有:
     1.人名错讹。如第65回写刘备任用刘璋旧部庞义,据《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庞义”应为“庞羲”,第81回写刘备命傅彤为中军护尉,据《三国志·蜀书·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傅彤”应为“傅肜”,等等。
     2.人物字号错讹。如张飞本字“益德”,毛本《演义》却误为“翼德”(第1回,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等版本不误);孟达本字“子度”,《演义》却误为“子庆”(第60回),等等。
     3.人物身份错误。如丁原曾任并州刺史,后入京为执金吾,《演义》却误为“荆州刺史”(第3回),杨阜在魏明帝时任少府,《演义》却误为“少傅”(第105),等等。
     4.人物关系错讹。如董贵人本系董承之女,《演义》却误为董承之妹(第24回),刘馥之子本为刘靖,《演义》却误为刘熙(第48回,刘熙乃刘靖之子,刘馥之孙),等等。
     (二)地理错误。与前一篇论文所论一致,这里不再论列。
     (三)职官错误。主要指:
     1.职官混称。如第1回写刘焉为“幽州太守”,应为“幽州刺史”(州长官为刺史或牧,郡长官才是太守)等等。
     2.随意杜撰。如第10回曹操以荀攸为“行军教授”,当时无此官职,据《三国志·魏书·荀攸传》,应为“军师”等等。
     3.官爵文字错讹。如第16回有“奉军都尉王则”,据《三国志·魏书·吕布传》注引《英雄记》,应为“奉车都尉”;等等。
     (四)历法错误。包括:
     1.引用史实而错写日期。如第1回写“建宁二年四月望日”,大蛇蟠于帝座;查《后汉书·灵帝纪》,应为“建宁二年四月癸巳”(即四月甘二),等等。
     2.干支错误。如第45回写诸葛亮与刘备相约:“以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后为期”,而据《二十史朔闰表》,建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并非甲子日,而系壬申日。
     3.杜撰历史上没有的日期。如第40回写曹操“选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师”,而据《二十史朔闰表》,建安十三年七月并无丙午日,只有丙辰、丙寅、丙子日。
     (五)其他错误。这里略举两种:
     1.人物年龄误差。如第1回写刘备“年已二十八岁,而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推算,应为“年已二十四岁”。第59回写韩遂自称“四十岁矣”,而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典略》推算,韩遂此时已年近七十,作者因误解史书而随意写错(韩遂之父与曹操同时举孝廉,作者便误以为韩遂年龄小于曹操)。
     2.名物描写前后矛盾。如第32回写徐晃“一切斩汪昭于马下”,而在《演义》中,徐晃一直是用大斧的。
     上述种种错误,总数至少在700处以上。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这两篇论文发表以后,在学术界和出版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我终于推出了四种《三国》整理本。
     回顾整理这四种《三国》版本的过程,以下四个方面值得一提:
     (一)明确的校理原则
     1.明确工作的目标和范围。所谓“重新校理”,是说在传统的标点、分段、校勘异文等古籍整理方法的基础上,着重在“理”字上下功夫;也就是说,针对《三国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的特殊性质,充分吸收《三国演义》研究的成果,尽可能校正书中的“技术性错误”。其目的,是要为国内外广大读者提供较好的版本,并为专业研究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参考。而所谓“技术性错误”,是指那些并非出自作者的创作意图,并非作品艺术虚构和艺术描写的需要,而纯粹由于作者知识的局限,由于作者一时笔误或者传抄、刊刻之误而造成的、属于技术范畴的错误。这样,目标和任务都清楚了。
     2.充分尊重作者的艺术构思,凡作者有意虚构之外,一律不作改动。这包括:
     (1)人物。书中虚构的人物,如貂蝉、吴国太等,各有其艺术作用,不存在校正的问题。对某些人物的身份,作者有意作了调整,如甘夫人原系刘备之妾,位在糜夫人之下,而书中径称其为“夫人”,且列于糜夫人之前。凡此,均仍其旧。
     (2)情节。书中多含虚构成分,有的纯系虚构,不论其思想倾向和艺术得失如何,均尊重作者意愿,不作改动。
     (3)职官。书中某些职官,虽不准确甚至错误,但已深入人心。如曹操建安元年(196)迎汉献帝都许后,初为大将军,旋以大将军让袁绍,拜司空,行车骑将军,建安十三年(208)始为丞相,而书中却一直称之为“丞相”,诸葛亮出山后,始为军师中郎将,刘备定益州后升为军师将军,刘备称帝后任丞相,而书中在他任丞相之前一直称之为“军师”。为便读者,姑不改动。对于书中创置的一些官名,如“五虎大将”、“水军大都督”等,因习称已久,也只加注说明,不予改动。
     (4)名物。书中所写兵器、服饰等,多有与史不合者,亦仍其旧。
     3.《三国》的不同版本应当分别整理。作为第一步,可以首先重新整理流传最广、艺术质量最高的“毛本”。
     (二)科学的整理方法
     1.如何校正书中的“技术性错误”,这是整个校理工作的重心,也是最为繁难之处。我认为可以采取如下三种方法:
     (1)对原文错讹之处不作改动,而在书末列出正误对照表,系统地校正书中的“技术性错误”。这种方法,丝毫不改变正文的面貌,同时又把书中的错误集中加以校正,使人一目了然,堪称最谨慎的一种方法,专家学者也最容易接受。但对一般读者来说,非得查看正误对照表,才能弄清那些“技术性错误”,显得不太方便。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校理本《三国演义》,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对此,学者们评价很高。
     (2)对原文错讹之处不作改动,而加脚注指出其错误所在,提出校正的意见。这种方法,完整地保留了原文的面貌,同时又指出了其中的错误,学术上自然不存在问题,专家学者也很容易接受。但对一般读者来说,读到的作品正文仍然包含着种种错误,必须一一对照脚注方可明白,也比较麻烦。
     (3)直接改动原文,并加脚注列出原文,说明其错误所在和改动的依据。这种方法,直接校正了原文中的“技术性错误”,使读者看到的是正确的正文,对读者最为方便。同时,以脚注的形式保留了原文,在学术上也是十分严谨的。读者若有兴趣,可以逐条覆按,专家学者也完全可以放心。我后来整理毛本《三国演义》、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时,就采用了这种方法。
     2.在加注释时,注意针对读者的需要,着重注释那些读者不知道或似是而非的地方,给读者提供新知。如校理本《三国演义》第6回注“荥阳”云:“荥阳:县名。属司隶州河南尹。治所在今河南荥阳东北。按:荥阳在洛阳以东,董卓西迁长安,不应经过荥阳。历史上曹操曾与徐荣战于荥阳,但未追击董卓。《演义》将二事揉合。”又如第120回写到西晋灭吴,君臣皆贺,骠骑将军孙秀却“向南而哭”,读者可能会不理解,我就在此处注云:“孙秀:孙策幼弟孙匡之孙。曾任吴国前将军、夏口督。建衡二年(270)投奔晋国。”这样读者就明白了:原来孙秀尚有故国之思。对此,丘振声先生十分赞许,评道:“沈本的注释,深入浅出,释中有辨,为读者深入理解作品的意蕴,更好地进行艺术欣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沈注是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很多情况下,两者互为表里,互相补充……糅注释、考证、校理于一体……具有创造性。”
     (三)严谨的学风和过细的精神
     重新校理《三国演义》,首先要以深入的研究为前提;泛泛的阅读、表层的接触,是不可能发现问题的。同时,还必须一丝不苟,细心检照,如果粗枝大叶,也会放过许多问题。例如,《演义》第15回写袁术的长史名叫“杨大将”,这本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过场人物,但信细翻检史料,却发现这个名字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性错误”。《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云:“(袁)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演义》作者漏看“弘”字,加之古书无标点,遂将“杨弘”误为“杨大将”。从嘉靖本、“李卓吾评本”到毛本,竟错了几百年!今天,我们当然没有必要让它继续错下去。
     (四)勤奋刻苦、勇于拼搏
     几年来,为了校理这四种《三国》版本,我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奋斗,平时,我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连除夕之夜、大年初一也未遑休息。正是凭着这点苦干精神,才能战胜种种困难,有所前进。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的《后记》里,我满怀激情地写道:“朝迎启明,夜伴孤灯,寒宵独坐,其累何如;青丝渐消,华发暗生,病痛袭人,其苦何如;然而,看到工作一步步前进,其乐又何如!此中滋味,可解道分享者,惟有知音!”
     当然,我清醒地知道,我的《三国》校理本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我愿继续努力,不断完善这些整理本,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贡献绵薄之力。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199406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