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兹：阅读一部小说就是参与一场表演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2:11:14 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 陈少远 参加讨论
阅读一部小说就是参与一场表演 ——阿摩司·奥兹为中国大学生演讲 “我想请诸位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冬天的雨夜，百叶窗紧闭，蓝色的炉火在燃烧，房间里有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独自坐在落地灯旁的凳子上读一本小说。” 希伯来语作家阿摩司·奥兹第二次来到中国，他应邀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了一个演讲。他用作家的语言开头，描绘了一个场景，引导读者的思绪：21世纪提供了纷繁的消遣方式，它们更为轻松、更富刺激，为什么人们仍在读严肃的文学小说? 正是因为对深邃作品的灯下漫读没有停止，才有了奥兹的这次中国行。奥兹来领一个年轻而特殊的奖——他当选“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首届“国际文学年度人物”，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的21名学生投票选择了他。他们在课堂上精读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 当剧院被煤气灯照亮的那一刻，当电影银幕上火车开始进站，当电视来到人们的房间，都曾有人预言小说即将走向死亡。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文学最不富于感官的丰富性。“如果你把书给遥远星球上的陌生人看，在他眼里，印刷的纸页不过是散落在雪地上的死蚂蚁。”奥兹说。 “读者们，把符号，把雪地上的死蚂蚁翻译成景象、声音、味道和情感。”文学为什么仍然令人神往，这位作家的回答是，读者在读一本小说时变成了演出的联合制片人，音乐会的演奏者，作家积极的合伙人，“阅读一部小说就是一场表演：文本相当于是一个音乐厅，读者是被邀请来的音乐演奏者。文本提到落日，就是要邀请你们，读者们，提供记忆中的落日，主动加入这场游戏。故事若讲述的是初恋，或初次的孤独，就期待读者能置身个人初恋时期的游戏中，沉浸到自身的孤独中。” 对同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阐释和痴迷。“当我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时，其中百分之五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百分之五十是我自己的，或者百分之五十是马尔克斯的，百分之五十是你自己的。”奥兹告诉台下的读者，我们在读小说时，会发展出某种个人的或者私密的关系。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奥兹继续描述，男人和女人在冬天的夜晚坐在落地灯旁的椅子上，通过独自在房间里读小说，与他或她的内在自我相会，此时雨水击打着紧紧关闭的百叶窗，“这就是一部好的小说可以馈赠给我们每个人的礼物”。 熟识奥兹的读者会发现，他口中的这番阅读场景并不陌生，他在最负盛名的《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写道，父亲精心为嗜读的母亲挑选了一盏落地灯，这个因抑郁久困愁城的女人喜欢伴着灯光阅读，任凭百叶窗外风雨飘摇。 母亲是奥兹的文学启蒙者，也是因为她，奥兹才拿起笔创作。奥兹曾说，“母亲的自杀使我成为作家。我对母亲的死充满了一种神秘感。作为作家，我的一生就是在探寻这种神秘感。”《爱与黑暗的故事》的结构看似蛛网般繁杂，实则终篇的时间线都围绕着母亲的自杀事件前后摇摆。 “在我12岁半的时候，我的母亲自杀了。当时我觉得是自己有问题，我身上没有一点可以让别人爱的地方，所以没有人再来爱我了。我非常愤怒，抑郁。过了好多年后，这种愤怒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好奇、理解、幽默和耐心。”在现场，奥兹分享了这份私密、个人的写作背后自己的心曲，“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你找不到一点愤怒和苦涩的情绪，这并不是因为我很勇敢。写这本书时，我的父母好像变成了我的孩子，我变成了我父母的父母。” 奥兹的父母在二战爆发前，从欧洲来到以色列。他们深受欧洲文化浸染，可以使用多种欧洲语言，推崇欧洲艺术、文学和音乐，却禁止他们的后代接触欧洲语言和文明。奥兹在书中写道，回到以色列的犹太人中间，弥漫着一种对欧洲复杂暧昧的情绪，他们恋慕欧洲，却在欧洲屠夫的刀下逃离四散，他们更害怕后代靠近那里，如果中了花衣魔笛手的魔法，就将像他们一样被侮辱，被杀害。 “对欧洲我们充满失望的爱，如果要我们评判希伯来文学，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以色列全然充满了渴望、创伤、屈辱、梦魇，历史性的希望和单恋。”奥兹曾在采访中说，“在他们的热爱背后，隐藏着多少悲哀、痛苦、伤心和单恋。” 和中国读者现场交流的奥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现场有观众提问，你为什么不用英语而用希伯来语写作？奥兹答道：我用希伯来语笑，我用希伯来语哭，我用希伯来语做梦，我用希伯来语做爱，我怎么可能用别的语言写作？ 作为第一代希伯来语作家，奥兹的回答充满了对本民族语言的自豪。他的《爱与黑暗的故事》已被译作三十多种文字，在中国、欧洲甚至阿拉伯国家都有广泛的读者。 “读一本外国小说时，你便能真切地得到邀请，进入别人的内室。你会受邀进入他们内心的悲伤，进入他们家庭的欢乐，进入他们的梦想。”奥兹曾把读小说视作进入另一个民族最隐秘之地的门票——如果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看到路边一个老宅的一扇窗子后，一个女人正从窗户里凝视着你，读小说是理解她们的最佳途径之一。 “《爱与黑暗的故事》将故事设置在1940年到1950年间的耶路撒冷。这个小镇，对于北京而言，无论是地理、心理、文化意义上都非常遥远。但很多中国读者告诉我，他们在我的故事里发现了自己。”奥兹说，汉语世界的读者通过他的小说读懂了窗子背后的以色列女人，读懂了他的母亲，“文学越是地方主义，就越能在全世界通行。”（中国教育报记者 陈少远） 《中国教育报》2016年7月8日第8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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