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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角度审视潘金莲


    中国的四大奇书之第一奇书《金瓶梅》,“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鲁讯评价说,“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1]。而书中最出名的坏女人非潘金莲莫属了。她自私、恶毒、淫荡,是个集诸恶德于一身的女人。她无情地害死丈夫武大郎,狠毒地吓死了李瓶儿的婴儿官哥;她淫荡无度,霸道无比,实足一个变态的色欲狂、恶毒的虐待狂。长久以来,人们把她视为残暴、邪恶女性的典型代表[2]。
    潘金莲9岁时,被卖到王招宣府中作了奴婢,自幼就失去了一个自由人所应有的权利,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男主人的心目中,作为奴隶的女人就连“玩物”都算不上,女性成了一件物品,一个工具,被主子为所欲为地霸占、虐待。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被奴役者就只能逆来顺受,她们丧失了作为人所有的人格和尊严。在王招宣府中,潘金莲深深体会到被奴役的屈辱,尝够了被欺压的涩苦,也耳濡目染了主子们生活的骄奢淫逸。不安分的潘金莲,是不甘心一辈子生活在最底层的,只要有机会,就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生活地位。
    潘金莲有着两次被卖的经历,她得不到生活安稳的保障,特别是被张大户收用后,除了受到张大户的欺辱凌虐外,张家主婆更是恶狠狠地虐待和打骂她,在饱受了屈辱和折磨之后,最终还是落得个被赶出家门的下场。坎坷的生活经历中,她从来没有感受过温暖和关爱,环境和社会给予她的只有冷酷、狡诈、恶毒,她便以同样的冷酷、狡诈、恶毒反馈于社会。嫁给武大郎后,家境和地位得到了改变,暂时没有了处境与物质生活的危机,可她却被剥夺了正常人的生理需求,挨着活守寡的日子。畸形变态的婚姻,无疑残酷摧残着她的身心,她与西门庆的私通,与其认为是作为正常女人的要求与满足,不如认为是一个不合理、非人道社会压迫出来的“不道德”的行为,而这又何尝不是封建社会罪恶道德体系压迫下,女人为抢夺生活权利的变态抗争呢?人们能够认同古希腊神话、戏剧里的那些偷情乱伦的神和女性,为何不能把理解给于封建社会中的这位孤立无援的女人呢[3]?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观念体系特征之一,就是彻底否定个体的人性存在,绝对要求一切个体人性服从群体所遵从的理性观念。相对于社会构成,每一个体的人性都失去存在的价值。在这种观念的统治下,任何要求肯定个人的价值,要求尊重个人的情感、个人意志、个人生活的想法和做法,都被指责为个人品质堕落。潘金莲就是这样一个社会道德罪恶的牺牲者。
    投入了西门庆怀抱的潘金莲,让人可怜。当她春情狂荡而不可收拾,错将被玩弄当作了爱情,与西门庆勾搭成奸时,怎不让人嫌恶憎恨?缺少关爱,急切希望自我情感生活得到满足的潘金莲,很快地把自己全部的生活希望都寄托在西门庆身上,指望能够长久相靠,盼着过上“恩情似漆,心意如胶”的生活。潘金莲“成了西门庆的人”,她心甘情愿地随他而去,为达到与西门庆一起生活的企图,便伙同西门庆致武大郎于死地。而西门庆蓄谋对武大郎下毒手,潘金莲是罪恶帮凶,这是不容置疑的,也是不可饶恕的。
    来到西门庆家的潘金莲,构成了对众姐妹的威胁。反过来,这些人也就成了她的对立面。潘金莲没有财产,没有依靠,孤立无援,因此她在这个家中的地位极其不稳定。孤独、恐惧、焦虑及仇恨的心理是可想而知的。李娇儿、孙雪娥是她公开的仇敌,而月娘、孟玉楼、李瓶儿又威压着她,使她时时都感到有被挤走的危险,就连下人宋惠莲、如意儿等,也在不同程度上有形或无形地对她造成威胁。她需要处处提防,以维护自己,保持地位;她需要时时出击,进攻她人,以夺得有利空间。在这个家中,对潘金莲造成最大威胁的要数李瓶儿了,同为妾室,潘金莲处处比不上李瓶儿:潘穷李富,潘凶悍且多处树敌,而李温柔贤惠又深得人心。当然潘金莲深知这些差别是无关紧要的,她无需在这些方面努力来赶上李瓶儿,因为西门庆是不在乎这些的,凭这些根本得不到西门庆的宠爱。李瓶儿越居其上,只是因为她会为西门庆生下儿子,母以子贵,潘金莲的地位自然就得下降。自从她在翡翠轩前窃听得李瓶儿“已怀临月余”的消息后,就把自身的不育之苦,转嫁于对李瓶儿母子的仇恨之上。李瓶儿生下儿子后,潘金莲就遭到了冷落,她当然不甘心吞下由别人带来的苦果,为此,她狠毒地除掉李瓶儿的儿子官哥。
    潘金莲的淫荡恐怕是史无前例、后无比肩者,正如孙雪娥所说:“说起来比养汉子老婆还浪,一夜没汉子也不成的。”[4]140潘金莲放浪的行为充斥了整部《金瓶梅》,而其中的“醉闹葡萄架”一幕,最为赤裸。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性行为,完全成了低等动物的一种性本能,这种低级的感官刺激,再加上潘金莲不断膨胀的占有欲望,使她人性扭曲,以致疯狂无限,丧失理性。而纵欲过度即将丧命时的潘金莲,其丑无比,其恶极显。潘金莲之所以有如此低劣行为,耳濡目染的环境并被毒害应视为重要因素。潘金莲9岁进王招宣府,直到15岁。这王招宣府是一个色情大染缸,第68回通过郑爱月之口,说出了这个魔窟是如何的淫乱,“王三官娘,林太太今年不上四十岁,生的好不乔样,描眉画眼,打扮得狐狸也似,她儿子整日在院里,她专在家……薛嫂单管与她作牵儿”[4]1159。潘金莲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十一二岁就已经会“做张做致,乔模乔样”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污浊社会的大染缸里,潘金莲既被污染又污染了社会。
    潘金莲淫荡的另一原因,在于“性”成了她占领地位、保证自身利益的条件与资本。在西门庆家中,潘金莲与其他妻妾相比,不具备任何优势条件,除了自己的身体以外,她的确是一无所有。潘金莲要得到西门庆的宠爱,所能利用的条件、唯一可用的有效手段,只能是自己的身体,最大限度地满足西门庆的性欲。西门庆一贯喜新厌旧,在与众多女性的性关系上,容貌身材并不十分重要,而能带给他新鲜刺激的感觉并能让他感受到彻底征服的满足,才是首位的。潘金莲为了长期得到西门庆的宠爱,也只有卑颜屈膝、低三下四地笼络西门庆,调动女人区别于男人的全部生理器官,刺激和满足这个色鬼的性欲要求。她甚至不惜承受着身体各部位的极大痛苦,完全不顾人格尊严,去迎合西门庆那畸形的性心理,直到喝西门庆的尿水,咽西门庆的精液。
    由此可见,性对潘金莲来说,既是笼络主子的手段,又是赖以生存的寄托,对性的无限贪求,后来则变成了她生活的唯一目的。而性行为的过程,就是纯粹官能上的满足,包括西门庆在内的任何男性,潘金莲都没有产生情爱,更没有过两情相悦精神与肉体相融合的快感。她既是性虐待的受害者,也是施与者。她一面用自身全部生理机能去取悦西门庆,一面又像叫春的母猫,到处打“野食儿”,以至于跟女婿陈敬济勾搭成奸。西门庆死后,她更是淫乱放荡,伙同姐妹庞春梅与陈敬济一起奸淫取乐。甚至潘金莲怀胎打胎,事发被斥卖,离开家门,走进王婆家待嫁时,她竟然又与王婆的儿子一遇成奸,可以说“她的全部思想都导向一个能使她解除单调与卑微生活的目标———性的享受———结果她的生活就更进一步的残酷化了”[3]。
    潘金莲的品性及行为令人憎恶,其所处的环境,污浊险恶;她的遭遇和经历也着实悲苦。潘金莲一生都没有真正快乐过,在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打出攻击之手时,无论是否成功,她都没有愉悦,也没有征服的满足。即便是占据生活最主要的性行为,也没有给她带来安慰和满足。在现实生活中,她始终无法也不可能摆脱和消除那隐藏的威胁,自身的位置时时都有被替代的危险:惠莲之后有瓶儿,瓶儿之后是如意,还有王六、林太太等等。潘金莲的所作所为,一生的挣扎搏斗,就只为争得生存空间,占领生活地位,从某种角度上说,她种种恶行恶德是对社会的抗争和叛逆。可是,残酷的社会现实,绝不容她达到目的,不论她如何努力,如何拼搏,如何挣扎,其结局仍是被当作奴婢一样出卖。她的恶行恶德、行为手段,应视为环境熏染、习养所致、社会所迫。潘金莲的周围,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家庭环境都充分暴露了封建社会末期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冲击下,所形成的种种腐朽堕落的社会现象和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结构对人性的践踏,尤其是对女性从精神、感情和身体上所造成的严重伤害和极度扭曲[5]。浸透了毒汁的社会,污染和毒害着潘金莲,尽管她不失时机地用以毒攻毒的方式来抗争,但终究不能挣脱被社会奴役和吞噬的命运。
    总体上说,任何一个个体都必定折射出居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群体,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个体都有一条理由独立存在。因此,不管潘金莲可能有多少种生活的选择,无论她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她的悲,剧,绝不只是个人品格的缺失,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悲剧,她的确是那丑恶社会的受害者。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24
    [2]陈家祯.试论潘金莲理性背反感性裂变的扭曲人性[J].株州工学院学报,2002(3) .
    [3]殷晏梅.走出“死亡”———《金瓶梅》女性出路新探[J].西华师范学院学报,2004(2) :70-73.
    [4]兰陵笑笑生.金瓶梅[M].北京:中华书局,1998.
    [5]徐朔方.金瓶梅西方文论集[M].沈亨寿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作者简介
    陈海丽(1966 ),女,河南驻马店人,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南周口466001)
    原载:《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1月第23卷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