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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瓶儿原型探源:以《张于湖传》为中心


    李瓶儿是《金瓶梅》中的重要人物。关于她的原型与角色设计,孟超谓“李瓶儿的家庭出身,书中没有指出,成为阙文”[1],美国汉学家帕·韩南认为,她的原型与《水浒传》的卢俊义“无情无义的妻子”有几分相像,“李瓶儿这个人物的设计可能受到《水浒传》相应部分的不太真切的记忆的启发”[2]。这一观点,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普遍重视与认可。[3]应该说,这种探索,对《金瓶梅》的成书过程、叙事技法及人物形象的理解与把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也正如韩南教授本人承认的那样:“可能由于阅读不精,也可能由于原书已经失传”,“探索时碰到某些疑点,似乎它们是别处的行文,但苦于没有确证”。将《水浒传》与《金瓶梅》相比较,有关李瓶儿“出身”的描写,的确有某些近似之处,如韩文指出的“(卢俊义、花子虚)都把妻子置于脑后”,“俩个女子依恃通过官府之手陷害丈夫,把殷实的家财转移给她们的情夫”。但从《金瓶梅》有关李瓶儿“出身”的若干情节来看,这种“近似”的情节,在质与量两方面,都同《水浒传》有着相当程度的差距。《金瓶梅》中西门庆与李瓶儿的逾墙偷情、花园被阻、请郎问计及“官府之手”等核心情节,在《水浒传》的相关回目中并没有对应的描述与体现。现在就对李瓶儿的角色设计持“出自《水浒传》”的论断,应当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
    换句话说,即使《金瓶梅》的李瓶儿在《水浒传》中能找到某些“近似”的影子,这也不能排斥它对其他文学作品的借鉴与引用。李瓶儿的“出身”设计,可能存在着除了《水浒传》之外的其他鲜为人知的影响层面。如有的学者就指出“李瓶儿带的一百颗西洋大珠,就可能和《志诚张主管》的小夫人从王招宣府中偷出的一百单八颗西洋数珠,同出一源”[4]。《金瓶梅》的抄引、转借,即“镶嵌艺术(Mosaic)”,迫使我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探寻它同质同构的来源。
    一、欣欣子《金瓶梅序》的确指
    李瓶儿“出身”设计的另一来源,极有可能是明代一篇著名传奇小说《张于湖传》(1)。《张于湖传》为明代著名小说,作者不详。《宝文堂书目》著录为《张于湖误宿女观记》。明代万历时期以儒士为主要读者层的明代小说总集如《国色天香》、《绣谷春容》等广为载记。《张于湖传》是一则名噪士林的名篇佳作。
    从内容来看,《张于湖传》是一篇“风流花判”性质的小说。这一点,就同《金瓶梅》“独罪财色”的创作主旨极为吻合。
    在《金瓶梅序》中欣欣子写到:  
    吾尝观前代骚人,如庐景晖之《剪灯新话》、元微之之《莺莺传》、赵君弼之《效颦集》、罗贯中之《水浒传》、卢梅湖之《怀春雅集》、周静轩之《秉烛清谈》,其后,《如意传》、《于湖记》,其间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
    关于欣欣子为谁,国内外研究者作了大量的有益的考证、探索工作,但无论欣欣子为哪位具体的文人,或者就是作者本人,他都对上文提及的通俗作品及《金瓶梅》文本充分熟悉。“文本分析表明序言作者可能就是小说作者,或者至少是其密友。因此他不仅熟谙小说内容,对小说作者的修辞技巧也极为了解”,《金瓶梅》的“引用与结构方式与小说作者如出一辙。序言与小说本身和小说材料的出处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互文之处”[5]。欣欣子对序言中提及的“各类古典及通俗文学”,虽存贬义,但它们的确对《金瓶梅》的成书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6]《水浒传》、《如意君传》等对《金瓶梅》的影响,经过中外学者的悉心探究,使我们逐步坚信:《金瓶梅》的作者是序中诸“通俗文学”的热心读者,他喜爱、熟知这些作品的内容、故事,并有意地将这些作品的若干情节移植、引用、借鉴到他自己创作的作品《金瓶梅》中。
    二、两首诗词的相同
    《金瓶梅》受《张于湖传》的影响,还表现在诗词上存在着子与母、流与源的关系。《张于湖传》叙述潘必正与陈妙常经过相互试探后,俩人终于相爱而私自结为夫妻。小说在描写潘陈俩人首次共入兰房,同效于飞之乐时,有两首在中国小说中具有相当知名度的诗词描写,它们分别为:  
    交会间,恰似鸳鸯戏水,浑如鸾凤穿花。喜孜孜连理共枝,美甘甘同心结蒂。恰恰莺声,不离耳畔;喃喃燕语,甜吐舌间。杨柳腰,点点春浓;樱桃口,微微气喘。星眼朦胧,细细汗流香玉体;酥胸荡荡,涓涓露滴牡丹心。真和美色爱情多,怎比偷香滋味别。
    情兴两和谐,搂定香肩脸贴腮。手摸酥胸软似棉,美奇哉,褪了裤儿脱绣鞋。玉体着郎怀,舌送丁香口便开。倒凤颠鸾云雨罢,多情今夜千万早些来。
    这两段诗词,虽词语略有变化,但《金瓶梅》著者还是将它们写入自己的作品中。其中前者出现在第四回《淫妇背武大偷奸郓哥不愤闹茶肆》,后词出现在第八十二回《潘金莲月下偷期陈经济画楼双美》中。这两首诗词,曾先后在《水浒传》、《五戒禅师私红莲》、《张于湖传》、《戒指儿记》及《古今小说》中出现。其中《古今小说》时代略晚于《金瓶梅》外,其它数种小说,无论产生年代,还是小说故事,都可成为《金瓶梅》创作过程中足资借鉴的源泉之一。从目前研究结果来看,这几种小说构成了《金瓶梅》“引用”小说的最主要的书目简录。
    三、《张于湖传》与《金瓶梅词话》情节的关联性
    《张于湖传》对《金瓶梅》的最大影响,可能就是李瓶儿的“出身”设计了。《张于湖传》对《金瓶梅》“李瓶儿出身”起到了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的原生性及规范性作用。
    有关李瓶儿的“出身情节”,也即张竹坡评语所谓“瓶儿传”,集中出现在第十、十三、十四、十七、十八、十九这六回中。到第二十回,《金瓶梅》的“金”、“瓶”、“梅”已悉数登场,并从此开始了她们在西门大宅中的悲乐年华。作为《金瓶梅》的两大女主角,她们是整部小说发展的重大契机,也是西门庆人生性格、前途命运的集中体现。为此,小说用了二十回的篇幅详加描写。其中前九回是“潘氏前传”,后九回是“瓶儿前传”。两者的叙事篇幅、叙述节奏,构成了《金瓶梅》小说每十回作为一个内在组织构造的结构特征。
    作为常识,“潘氏前传”源出《水浒》,是对母体的祖述转引与借鉴,这业已成为“金学界”的普遍共识。《金瓶梅》的作者喜好化用他人作品的癖好,经过中外学者的探索,已成为他结构作品的叙事章法与策略。对前人作品的引用方式,《金瓶梅》作者的处置方法,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穿插使用,如《戒指儿》的运用;另一种是作为一个结构单元使用,如《水浒传》、《宝剑记》。这两种化用他人作品的方法,是《金瓶梅》材料“镶嵌艺术”的外在表现,也是作品铺叙情节、设计人物、塑造性格的叙事技巧。
    《金瓶梅》对《张于湖传》的借用,其主体方式是单元使用。这集中于十三到二十的“瓶儿传”,叙述了李瓶儿与西门庆相见、多情、转财、亡夫、嫁娶等情节。这些情节的描写,与《张于湖传》近同、近似。
    两书近同的行文造语、设事绘情主要有:
    (一)二十三岁
    《金瓶梅》中的几位主要人物,如西门庆及其妻妾,小说家均写出了她们的生辰八字。在这些人物的干支生辰中,多有错综之处,独李瓶儿的生辰八字,与故事情节及《宋史》史年无差。李瓶儿在《金瓶梅》中刚一登场,就以二十三岁亮相,这一设计,当源出《张于湖传》。
    《张于湖传》在描写陈妙常时,借张于湖之眼、门公之口曲折波澜地写出了她的芳龄,这点同《金瓶梅》对李瓶儿的年龄描写如出一辙。《金瓶梅》首先是通过吴月娘之眼描写李瓶儿“年龄还小呢,不上二十四五”,后借李瓶儿之口倒出“奴今年二十三岁”的准确数字。可能正是这“二十三岁”的年龄数字入作者大脑太深,从而破坏了他对故事情节的前后照应。《金瓶梅》中写李瓶儿为梁世杰小妾,当政和三年梁全家被李逵所杀时逃出,后转嫁给花太监之侄花子虚为妻两年。李瓶儿生于元六年(公元1001年)卒于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以政和三年出逃,到政和五年嫁给花子虚为两年计,这也与《金瓶梅》中有关李瓶儿的年代相迕。对这种乖迕现象的一个合理解释就是:作者过于依赖《张于湖传》而没有考虑,或者不惜破坏了对故事情节及《水浒传》的综合处理。[7]
    (二)两个小厮
    《张于湖传》在描写潘必正与陈妙常“眉来眼去,情兴如火”时,写了这样一个细节,即对两个女童的打发:必正曰:“且将这两个女童如何发落?妙常就叫两个女童送一幅素绢与长春院观主,这两个女童去了。”《金瓶梅》第十三回亦写了李瓶儿对“两个小厮”的处置:西门庆道:“只怕二哥还回家么?妇人道:“奴已吩咐,过夜不来了。两个小厮都跟了去。”
    两书中的女主人,为了达到同情人的约会,都将碍眼误事的“女童”、“小厮”打发出去。两人对仆从的处理方式是很相似的。
    (三)逾墙偷情
    《张于湖传》描写潘、陈偷情后,妙常曰:“待我上殿回来,你房正连着我房,晚间掇梯从墙上过来,使观主不疑”。《金瓶梅》中西门庆与李瓶儿也是从“墙头密约”开始两人的“偷情”生涯的:两个约定暗号———但见子虚不在家,这边使丫鬟立墙头上,暗暗以咳嗽为号,或先丢块瓦儿,见这边无人,方才上墙叫他,西门庆便用梯凳扒过墙来,这边早安下脚手接他。两个隔墙酬和、窃玉偷香又不由门里行走,街坊邻舍,怎得晓得暗地里事。
    《张于湖传》为了“观主不疑”,《金瓶梅》为了“街坊邻舍不晓”,都采用了两房相邻,掇梯逾墙的偷情方式。《金瓶梅》不过克服了《张于湖传》“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的文言小说的语言特征,而大加铺排,扩张罢了。
    (四)花园被阻
    非常近同的情节和手法还有“花园被阻”。
    《张于湖传》在叙述第二天晚上,众道姑上殿各散,回房睡去,潘必正欲过墙之际,被观主潘法成喝阻。必正无法,只好弹了一曲《凤友鸾交》的曲子。
    《金瓶梅》写西门庆第二天从瓶儿家逾墙回到潘金莲房中,被金莲一番责问、一番验证后,不得不与潘金莲“约法三章”。
    《张于湖传》中陈、潘两人被阻前有一段嫌日恨月的两绝。这一情节,也被《金瓶梅》化用,只是将“日不落”改为“天不晴”,将陈、潘两人的私情改写为同为陈(经济)、潘(金莲)的乱伦。(第八十三回《秋菊含恨泄幽情春梅寄简谐佳会》)
    (五)情节异变
    两书在描写男女主人公“约有半年之期”的偷情日子后,笔调陡然加快。《张于湖传》写妙常怀孕,让必正请医堕胎,后遇必正故友张于湖,经官断匹配成婚。而《金瓶梅》则要复杂的多了。先是花子虚因家产被拘“因气丧身”,后是西门庆亲家陈洪被弹劾,引出陈经济;后又是“瓶儿许嫁蒋竹山”等。两书虽有繁简疏密之别,但构成事件的诸要件大体是相似的。
    1·请医
    《张于湖传》写妙常因偷情而怀孕,“两眼垂泪,眉头不展”,“茶饭不餐长似病”,为此妙常让必正请医堕胎。在《金瓶梅》中作者将这一情节做了一番有趣的调整与变化。第十七回李瓶儿因情生邪,“每日茶饭顿减,精神恍惚”,因此请来“大街口蒋竹山来看”。这是一种化用,是“请医”的一种形式。而怀孕、堕胎的情节,则留给了同是“潘、陈”的金莲与经济。第八十五回《月娘识破金莲奸计薛嫂月夜卖春梅》中写到:
    一日,金莲眉黛低垂,腰肢宽大,终日恹恹思睡,茶饭懒咽。叫经济到房中说:“奴有件事告你说,这两日眼皮儿懒待开,腰肢儿渐渐大,肚腹中唆唆跳,茶饭儿怕待吃,身子好生沉困。……往常时我排磕人,今日却轮到我头上。你休推睡在梦里,趁你大娘未来家,那里讨帖堕胎的药,趁早打落了这胎气。不然,弄出个怪物来,我就寻个无常罢了,再休想抬头见人。”
    在这段描写中,非常有趣的是,潘金莲的几句道白:“眼皮儿”、“腰肚儿”、“肚腹中”、“茶饭儿”,颇有点词曲韵味。这种词曲韵味来源于《张于湖传》中的一阙《临江仙》: 
    眉似云开初月,纤纤一腰肢。与君相识未多时,不知困个甚,裙带短些儿。茶饭不餐常似病,终朝如醉如痴。此情尤恐外人知,专将心腹事,报与粉郎知。
    至于妙常所说:“我平日在此欺着手下的人,今日做出这丑事,如何是了?只得寻个死路,免污他人耳目”,同潘金莲的后段说词何等相近!
    2·医效
    《金瓶梅》中描写人物众多,但是多数人物的结局均有一个合理的交代。这部书中,恐怕只有蒋竹山如神龙一样见首不见尾。这种现象,除却作者人物设计的疏漏外,另一种可能就是因《张于湖传》写了请医而不得不捏造出一个“蒋竹山”来。同时,《张于湖传》写潘必正要买药纯属虚笔,而在《金瓶梅》中却变成了实笔。第八十五回潘金莲让陈经济买药,陈经济说:“你放心,不打紧处……等我问他那里取两贴,与你下胎便了。”后真的买药堕下一死婴来。而经济买药前的口吻,与潘必正说的:“但放心怀。待我明日入城,一贴堕胎药,吃了便好”,也较近同。
    3·官府之手
    两部小说都借助“官府之手”完成了各自故事段落的叙述。《张于湖传》的“指腹为婚”及其“风花判词”,同《金瓶梅》中“草里蛇”捏造的“借银文契”,虽文词迥异但构想实同。“官府”在两部小说中,都起到了定格人物命运的作用。
    从序言的确指、诗词的雷同到行文造语、设事绘情的近似,都使我们坚信:《张于湖传》是《金瓶梅》借镜、引用的“他人作品”。《金瓶梅》对《张于湖传》的两种“镶嵌”方式,用于“瓶儿传”者,承担着李瓶儿“出身”设计的功能,用于“潘(金莲)、陈(经济)”者,则罪两人之丑。一则故事多点化用,既体现《金瓶梅》一书,“从无无根之线”的结构特征,又表现出小说“其用笔必不肯随时突出,处处草蛇灰线,处处你遮我映,无一直笔、呆笔,无一笔不作数十笔用”的叙事技巧。[8]
    四、余论
    《张于湖传》盛行于万历时期。从欣欣子序言中,我们发现它同《怀春雅集》、 《钟情丽集》、《如意君传》等所谓的中篇文言小说并提。这些小说,在历史上都曾以单行本的方式行世。《张于湖传》曾有学者指出它“显由话本加工写定”[9],但所谓话本至今未曾发现。现存《张于湖传》是以汇编作品的形式出现于明人小说总集,如《国色天香》、《绣谷春容》、《万锦情林》、《燕居笔记》中的。关于这些小说总集的相互关系,是个颇为复杂的课题,本文不拟讨论。但我们可以从这些小说集刊行的时间,窥出《金瓶梅》成书的大致年代来。据笔者拥有的资料看,这些总集成书的时间分别为:
    (1)《国色天香》:万历丁亥年(公元1587年);
    (2)《绣谷春容》:万历庚寅年(公元1590年);
    (3)《万锦情林》:万历戊戍年(公元1598年);
    (4)《燕居笔记》:万历壬寅年(公元1602年)。
    现存最早的《金瓶梅》刊本为万历丁巳年(公元1617年)本。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提及《金瓶梅》的最早刊本为万历庚戌年(公元1610年)本。从上述明人总集的出版情况,我们不妨推定:《金瓶梅》的创作时间应在万历时期,其间以抄本的方式在明人中传阅;在上述总集出版的时间内(公元1587~1591年),作者曾借鉴了它们中的一些作品;最后在万历庚戌(公元1610年)时付梓出版。
      参考文献:
    [1]孟超.《金瓶梅》人物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6. 84.
    [2]韩南.《金瓶梅》探源[A].徐朔方.金瓶梅西方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3.
    [3]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8. 185-187.
    [4]徐朔方.金瓶梅的成书以及对它的评价[A].金瓶梅论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5]芮效卫.金瓶梅导言[A].北美中国古典研究名家十年文选[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6. 574.
    [6]周钧韬.金瓶梅抄引话本、戏曲考探[A].金瓶梅新探[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7. 245-293.
    [7]徐朔方.金瓶梅成书新探[A].小说考信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74-75.
    [8]张竹坡.金瓶梅第二十回回评.
    [9]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739.
    注释:
    [1]本文所引《张于湖传》为《国色天香》本,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关于《张于湖传》的流变,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 1980年第1版, 523-532页;谭正璧《话本与古剧》,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第1版, 59-60页。
    作者简介:
    陈国军(1965-),男,安徽寿县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基础部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基础部,河北廊坊065000)
    原载:《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第2006年6月22卷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