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成书上限新证
http://www.newdu.com 2024/07/03 05:07:33 中国文学网 许志强 参加讨论
| 与《金瓶梅》作者休戚相关的《金瓶梅》成书年代问题，一直是不解之谜，是《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在本世纪30年代前，人们一直以“嘉靖间大名士”说为依据，持《金瓶梅》成书“嘉靖说”。从30年代初至今，《金瓶梅》成书“万历说”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80年代后，郑振铎、吴晗等提出的“万历说”①证据被一些研究者一一否定。如郑振怿先生提出的“前代骚人”之作《如意传》、《于湖记》之证，吴晗先生提出的“太仆寺马价银”、“皇庄”、“皇木”之证等，都被认为在嘉靖间或嘉靖前已经存在，不能作为“万历说”的证据。 后来，台湾魏子云先生以“影射说”为依据，提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后期说，但由于过于牵强而受到质疑。 于是，在90年代，研究者们开始寻找更加扎实可靠的证据。刘辉先生从《金瓶梅》传抄本追朔出“屠本浚退与金坛王宇泰”之证，提出《金瓶梅》成书下限为万历二十年说②，目前，这一观点已基本定论。虽有个别学者提出万历二十年尚未定稿论，但并不妨碍这一下限的确定。 最近几年，《金瓶梅》成书的上限问题也日渐明确，如香港梅节先生提出的“南河南徙”之证③，“徐阴阳的万年历”④之证等，就是为寻找更加扎实可靠的证据而提出的新证，是前所未有的新突破。 本文试对梅节先生提出的新证作辨析介绍，并进一步提出济州管屯“计地征银”新证，这些证据表明，《金瓶梅》成书的上限在万历五年之后，至多不会早于隆庆末年，《金瓶梅》成书年代只能在万历元年到万历二十元之间。 一、“南河南徙”之证新解 《金瓶梅》第六十八回，安忱奉敕治河，过清河拜访西门庆，有关河防的一段话，提供了明代的一段史实。安忱道： 今又承命修理河道，况此民穷财尽之时，前者皇船载运化石，毁闸折坝，所过倒悬，公私困弊之极；而今瓜州、南旺、沽头、鱼台、徐沛、吕梁、安陵、济宁、宿迁、临清、新河一带，皆毁坏废圮，南河南徙，淤沙无水，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又兼贼盗梗阻，财用匮乏，大覃神输鬼役之才，亦无如之何矣。 梅节先生认为：“新河”的凿成和“南河南徙”，是明中叶以后河运史上的大事，《金瓶梅》提到这两件事，说明词话的成书必在嘉靖以后。但他在论证时对“南河南徙”解释不够确切，因此被卢兴基先生提出质疑⑤，卢氏认为，“新河”是指嘉靖七年的新河；“南河南徙”是指嘉靖六年的“南徙”，这是值得商榷的，事实并非如此。 (一)“南河北徙”与“南河南徙” 为弄清“南河南徙”的时间，首先要弄清“南河南徙”的概念。 须知，黄河河决和改道，都未必产生“河徙”。河决与改道的原因有二，一为河道淤塞，黄河因水流不通，决而改道；一为淫雨、河水冲击，水量增大，决而改道。但不论是河决还是改道，只要黄河通往漕渠的出口不变，就不能称为“河徙”。黄河北决，不一定“北徙”；南决，也并不一定“南徙”。同样，北部改道不一定“南徙”，南部改道也不一定“北徙”。 所谓河徙，在明代的山东及其兖州府，主要是特指黄河与漕渠的关系。作为转运河，漕渠分为南河、中河与北河，而“兖州之为域，黄河带其裔，漕渠贯其中”，二者互相依存。古时，黄河在淮泗下游入河，自元至明济州河与会通河开通，黄河入漕口不定，时南时北，对漕运造成危害，《兖州府志》编撰者曰：“兖当南北漕河之中，上下数百里，其为漕河利者，汶晃泗沂诸泉”，“合流通运以济转输，是皆漕渠之命脉也”，“然不有以泄之，则夏秋水涨而其势必漫，不有以受之，则冬春之水微而流必竭，是故，湖泊者，漕渠之所钟，转输之所赖也。”但是，黄河拦腰而入，对漕渠与湖泊造成威胁，“河性无常，倏南倏比。自济以北，决口虽塞，故道犹存，故郓、定、阳、寿之间，无事之防不可驰也；自济以南，堤岸虽设，冲突甚危，敞曹、单、城武之间，有事之备不可忘也。”⑥由此可知，黄河与淮泗济漕渠的关系是漕运的根本，而“河徙”则与这一根本问题直接相关。 黄河的出口本在南河淮泗一带，当这一出口由南向北转移时，则称北徙或“南河北徙”，由北向南转移时，则称“南徙”或“南河南徙”。 明代编修于慎行在谈到黄河故道时指出：“汉唐以来，由大名而北，过郡之北境，以入予海；五代以后，由大名而东，过郡之南境，以入于淮，其常道也。”在谈到黄河的变迁时，他以黄河入漕口为依据，对南河的南徙与北徙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 夫河势变迁，不可胶柱谈也。弘治七年，沙湾既塞，河益南徒，由清河口入漕，十八年，又北徒三百里，由宿迁小河口入。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桥入。其明年，又北徙，由鱼台塌场口入。嘉靖末午，又稍南徙，至飞云桥入，飞云桥决塞，新河既成，又稍南徙，至茶城口入。万历十六年，茶城口淤，又稍南徒，由内华三闸入。⑦ 这一段话不长，但已将明万历十六年之前黄河南徙与北徙的情况论述的非常清楚。 由于卢兴基先生没有弄清“南徙”与“北徙”的确切含义，因而也“产生了一系列混乱”。如，他认为，弘治中期后“开始了黄河的南徙”，而实际上却是“北徙三百里，由宿迁小河口入”。再如，他说：“此后，情况愈益严重”，嘉靖六年后，南徙益远，“治河的重点也开始转向淮安地区”，而实际情况怎样呢？据《充州府志》和《明史》可知，正德三年，黄河北徙三百里，到嘉靖五年，北徙抵达昭阳湖，河水骤溢，至沛县庙道口截运河，注鸡鸣台而入，这是宋元以来黄河第一次越过泗水进入昭阳湖。嘉靖六年，由于黄河与运河相交，“黄河水溢入漕渠，沛北庙道口淤数十里”，这仍旧是南河北徙的结果，怎么能说是“南徙”呢？因为这次北徙，“粮艘为阻，侍郎章拯不能治”，故有尚书胡世宁之议，请盛应期治河。可见，盛应期治河并非因南河南徙，而是因南河北徙。 至嘉靖八年，黄河继续北徙，冲击鱼台，“九年，河决塌场口，冲谷亭”对漕运造成极大威胁，二十六年，仍“河决曹县，东冲谷亭”，三十六年，“南决北徙”，“河决原武，径流山东，冲陷曹县城池，溺死男妇数干余口，决开北大堤，由城武、金乡入运。”直到嘉靖四十四年飞云之决，黄河北徙才开始得到根本治理，一是在湖西高筑堤坝，将黄河导向南流，二是在湖东修挖新河漕渠，免于黄河冲击。“乙丑之后，河稍南徙，于是郡人得以全力并事于漕，而负薪之役移入徐邳间矣。” “自飞云之决，河益南徙，而鱼滕以北，不知有河，此万世一时也。”至此，我们可知，南河北徙至嘉靖末才结束，南徙也至此开始，而决不在嘉靖七年。这一点，《兖州府志》论之甚详，勿庸置疑。 (二)“新河一带”及其“毁闸折坝” 卢兴基先生认为：“按《金瓶梅》的说法，用“新河一带”来表述的，只有嘉靖七年盛应期开凿的一条”，《金瓶梅》举到运河一线的许多城填闸口，连南旺、沽头也提及了，却没有一处是属于全长190余里的新河沿线的城镇，如南阳、鲁桥、夏镇、留城等，因为它以‘新河一带’一笔带过了。”他还说：“新河一带”的闸坝“皆毁坏废圮”，这是盛应期所开新河“旧有工程长期废弃搁置以后的现象。” 卢氏的这一说法是自相矛盾的。第一，既然盛应期新河工程未完，河未开通，其闸坝从何而来？第二，既然闸坝未建，载运花石的“皇船”如何通过新河？又焉能“毁闸折坝”、“所过倒悬”？笫三，既然新河旧有工程“长期废弃搁置”，又怎么可能将废弃搁置的闸坝毁坏归罪于皇运呢？难道《金瓶梅》作者是在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查《充州府志》，卢氏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 《金瓶梅》中所提到的闸坝，与运河闸坝的实际情况是完全一致的。如沽头，有沽头上闸，沽头下闸；吕粱，有吕粱洪石坝、石堤；济宁，有漕河闸、牛头河闸、济河闸等13闸；南旺，有南旺上下二闸；临清，有荆门闸、广济闸等。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徐沛和鱼台诸闸。徐沛，原有南阳闸，嘉靖四十五年后才建有夏镇闸、杨庄闸、朱梅闸、利建闸等7闸，又称新河闸，《充州府志》有记：“新河闸四：曰夏镇闸、曰杨庄闸、曰利建闸、曰朱梅闸，皆属沛县，俱嘉靖四十五年尚书朱公建。”鱼台，原有南阳闸，元代建，到隆庆元年又建南阳坝。《兖州府志》载：“……隆庆元年朱衡又建南阳坝。” 《金瓶梅》所提到的“新河一带”及其闸坝，《兖州府志》也有详细记载。⑨隆庆元年后，新河凿成，新河包括两段运河，一段自南阳到留城，长141里，一段自留城南至境山，浚复旧河53里。同时，筑马家桥东堤50余里为障，使黄河南趋秦沟，至冬，飞云桥之流遂断，运道无阻。运河的闸坝，据大学士徐阶的《夏镇新河记》碑文可知：“凡凿新渠……建闸九，减水闸十有六，为月河于闸之旁者六，为坝十有三，石坝一”。⑩据《峄县志》卷十三载：“往岁新河之役，建闸筑坝，岁费不下数千金……自嘉靖庚戌(即嘉靖二十九年)始有此役，今(万历十一年)既罢，而饷银犹岁征。” 由此可知，新河一带的闸坝甚多，不仅包括新河闸坝，还包括徐沛、鱼台的一些闸坝，因此，《金瓶梅》作者才专门将“新河一带”列为一条。 (三)“淤沙无水”、“疲弊之极”及“贼盗梗阻” 如上所述，新河建成后南河南徙。但是，山东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仍受黄河淤塞之害，这一点《明史·河渠志一》叙述比较详细： (隆庆)三年七月决沛县，自考城、虞城、曹、单、沛抵徐州俱受其害，茶城淤塞，漕船阻邳州不能进。已虽少通，而黄河水横溢沛地，秦沟、浊河口淤沙旋疏旋空。 (隆庆)四年秋，黄河暴至，茶城复淤，而山东沙、薛、汶、泗诸水骤溢，冲仲家浅运道，由梁山出戚家港，合于黄河。九月河复决邳州，自睢宁白浪浅至宿迁小河口，淤八十里，粮艘阻不进。 时茶城至吕梁，黄水为两崖所束，不能下，又不得决，至五年四月，乃至灵璧、双沟而下，北决三口，南决八口，支流散溢，大势下睢宁出小河，而匙头湾八十里正河悉淤。⑾ 连续三年河流淤塞，这种情况怎么能不使八府之民疲弊之极呢？上述情况，在万历元年后虽仍有发生，但却不在八府，而在淮徐了，如《峄县志》所载贾三近万历二年的奏疏，就是要求救济淮徐的灾民的，这篇奏疏还谈到了这一地区发生的“贼盗梗阻”问题，他说：“中间磁场、矿穴，皆盗窟也，濒河愚氓，更感于福田利益之说，崇尚白莲、无为诸教，百十为群，男女杂处，说法诵经，夜聚晓散，无乱之形，有乱之萌。”⑿ 由上述情况可知，《金瓶梅》所述“南河南徙，淤沙无水，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又兼贼盗梗阻，财用匮乏”及新河一带等与隆庆年间的历史事实是完全一致的，只能是隆庆年间的史实。《金瓶梅》成书上限必在隆庆之后。 二、济州管屯“计地征银”新证 在《金瓶梅》第七十七回，吴大舅吴铠靠西门庆保举，由宋乔年奏本，为吴铠千户，升任指挥佥事，任济州管屯。第七十八回，西门庆与吴铠有一段对话： 饮酒之间，西门庆便问：“大舅的公事都了毕停当了？”吴大舅道：“蒙姐夫抬举，年节任便到了，上下人事倒也都周给的七八。还有屯所里未曾到任。明日是个好日期，卫中开了印，来家整理了些盒子，须得抬到屯所里到任，行牌拘将那屯头来参见，分付分付。前官丁大人坏了事情，已是被巡抚侯爷参劾去了任。如今我接管承行，须得也要振刷在册花户，警励屯头，务要把这旧管新增开报明白，到明日秋粮夏税，才好下屯征收。”西门庆道：“通共约有多少屯田？”吴大舅道：“……而今这济州管内，除了抛荒、苇场、港隘，通共二万七千亩屯地。每顷秋税、夏税，只征收一两八钱，不上五百两银子。到年终才倾齐了，往东平府交纳，转行招商，以备军粮马草作用。”……不瞒姐夫说，若会管此屯，见一年也有百十两银子寻。……” 这段话，借宋骂明，反映出明朝晚期吏治的腐败。同时，也为研究《金瓶梅》成书的上限提供了一条线索。 济州属充州府，吴铠所说的卫中即济宁卫。据《充州府志·兵戎志》载：“济宁卫，在州治东南，届山东都指挥使司，永乐五年建，嘉靖二十五年指挥江川等捐俸重修，设指挥使一员，指挥同知二员，指挥佥事四员，经历一员，五所正千户九员，副千户十五员，百户五十员，所镇抚五员，春班京边操军四百零七员名，秋班京边操官员六百三十九员名，运粮官军一千六百二员名，运船一百三十五只，守城实操军三百四十名，屯军四千七百八十八名，屯地二千三百九四顷九十一商，坐落郓城、巨野、金乡、嘉祥四县地，每年征粮三干六十五石一斗有零，每石折银三钱，共银九百一十九两五钱有零，官军月粮支销。”⒁ 由济宁卫的设置和基本情况可知： 第一、吴铠所提到的济宁卫“屯所”，即济宁卫下设的“五所”。所内设“正千户九员、副千户十五员、百户五十员，所镇抚五员。”吴铠的身份是千户，他“到屯所里到任”，说明他只是分所中所管辖的一个千户，但他比一般千户的身份要高，因为他是四名“指挥佥事”之一。 第二，吴铠所管的“通共二万七千亩屯地”与《充州府志》提到的“屯地二千三百九四顷九十一亩”是基本一致的。据《明史》知：“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济宁卫的屯田可折算为239491亩，由9名千户管辖，则每一名应管屯地26610亩，约“二万七干亩”。《金瓶梅》写的是约数。 第三，吴铠所言：“每顷秋税、夏税，只征收一两八钱，不上五百两银子”，这与《兖州府志》所提到的“每年征粮三千六十五石一斗，每石折银三钱”虽有出入，但却正反映了随意加重农民负担的事实。按《府志》规定折算，每顷地只应收1．5石粮，吴铠只应征收405石，每石折银3饯，共折银121．5两，但他却每顷征收1两8钱，将近500两银子，增加了4倍多。这实质上并非《金瓶梅》所写与事实不符，而是反映了地方官吏额外增加的苛捐杂税之多，因此，当西门庆问是否还有“羡馀之利”时，吴大舅道“见一年也有百十两银子寻”，其实，何止百十两呢！ 第四，计地折银，这种办法在山东直到隆庆元年尚未实行。这一点，隆庆元年户部尚书葛守礼的《宽农民以重根本疏》中有可靠的证据，疏日：“近北直隶乃又仿而行之计地征银，农民丧气无计，得脱田亩，将来畿内荒芜必可立见。闻之此法又将侵淫及于山东，夫山东地大半滨海，咸碱沙薄，甚至不毛，民已苦包粮，若再加之以差，民不至尽逃，地不至尽荒不已也。这说明，在隆庆元年，计地征银之法还没有“侵淫及于山东”。 第五，计地征银之法是何时在山东及充州府实行的呢？这与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有关。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又称“条编法”，据《明吏·食货志二》记：“一条鞭法，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明史》所述“数行数止”，当指南方，山东在嘉靖间并未实行过。据《峄县志·田赋》载：嘉靖间，峄县农民田赋并无银两，只是起运夏粮、秋粮、绢和马草等实物。自万历五年后才开始计亩征银。“以宅基、园圃为上，每亩征银一分；坡熟地次之，每亩征银七厘；坡荒地又次之，每亩征银二厘五毫；荡卤荒地为下，每亩征银一厘一毫五丝。”（15）照此推算，《金瓶梅》中吴大舅所管的屯地，基本属于荡卤荒地，征收银两偏低。峄县到“万历八年从新例，丁地相兼”，实行一条编法征银。 第六，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至今褒贬不已，在当时就遭到了许多大臣的反对。山东的贾三近、于慎行都是反对一条鞭法的，因而受到了张居正的排挤。贾三近于一条鞭法实行之际，万历九年请告家居，他在当年撰修了县志，并批评一条鞭法，他说：“昔人云：法在，天下能去其所以弊，除其所以善。则虽因今之法而余弊不能去，害不能除。则虽百变其法而不足真，至言哉。”于慎行在《兖州府志.户役志》中也对一条鞭法加以痛斥，他指出，由于实行一条鞭法而造成“农病”、“田病”、“下户病”、“去其门银而以地银易之，则田家偏累而贾贩握千金之资，此农病而逐末者利也”；下下丁户“旧无门银，今丁银既无差等，而又益以地银，是下户病而中人以上利也。”“至于东南沂、费、郯、滕，皆荒弃不耕之地，西南曹、单、金城，皆频河被水之区，当其受灾，一望无际，颗粒不收，秋夏税粮犹累，里排包纳，若更加地差，则里排也不能支矣，是成垦之田利而荒弃之田病也。”因此，于慎行说：“或问条编照地之法，仿于江南，近日府境州邑有行之称便者，他邑争效焉，而稽之舆论，亦有以为不便。”⒃ 《金瓶梅》作者的观点与贾三近、于慎行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将屯田征银写入《金瓶梅》之中，作为暴露西门庆之流贪赃柱法的一个重要方而，揭露了贪官污吏们对百姓的盘剥，比之贾三近、于慎行又更大胆、更深刻、更详尽具体。 从上述情况看，《金瓶梅》第七十七回成书时间当在万历五年甚至万历九年之后。 三、梅节的“徐阴阳万年历”之证 梅节先生1997年7月30日在大同笫三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的新材料》一文，为《金瓶梅》成书上限提供了新证，由于论文打印时有修改，存在质量问题，至今未见有杂志发表，难以见到，故在此作简单介绍。 梅节根据张培瑜编的《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推算，《金瓶梅》中的官哥、李瓶儿和西门庆三大丧和八字都排在隆庆五、六年。 官歌之死：八月二十三日，月令丁酉、日干壬子，为隆庆五年。 李瓶儿之死：九月十七日，戊戌月，丙子日，为隆庆五年。 西门庆之死：正月二十一日，壬寅月，戊寅日，为隆庄六年。 乔大户祭李瓶儿：九月庚申，二十二日辛已，为隆庆五年。 合卫官祭李瓶儿：九月庚申，二十五日甲申，为隆庆五年。 应伯爵祭西门庆：二月戊子，为隆庆六年二月初一；越初三日庚寅，为隆庆六年二月初三。 另外，官哥下葬为隆庆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丙辰；李瓶儿下葬为隆庆五年八月十二辛丑；西门庆下葬为隆庆六年二月二十丁未。 梅节先生指出：“横跨二十多回，历时五个多月的西门庆、李瓶儿、官哥之丧，时间整整齐齐排在隆庆五、六年，‘嘉靖说’、‘隆庆说’恐怕就不大好解释了。《金瓶梅词话》成书于万历，已勿庸置疑。年代之争可以结束了。” 对梅节先生的说法，笔者完全赞同，结合“南河南徙”和“计亩征银”之证来看：《金瓶梅》成书必在隆庆之后，只能在万历初年到万历二十年这二十年间。 注： ①吴晗《金瓶梅的著作年代及其社会背景》，原载1934年1月《文学季刊》创刊号；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原载1933午7月《文学》第1卷第1期。见《论金瓶梅》，胡文彬、张庆善选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版。 ②刘辉《回顾与瞻望》，见《金瓶梅研究》第1期，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 ③梅节《金瓶梅成书的上限》同上。 ④1997年7月第三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论文，《金瓶梅成书于万历的新材料》。 ⑤卢兴基《从安忱治河推断金瓶的成书与作者》，见《全瓶梅研究》第5期，辽沈书社1994午4月第1版。 ⑥⑦⑧⑨⑩⑾⒀⒁⒃于慎行《充州府志》，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齐鲁书社影印。 ⑿⒂《峄县志》，枣庄出版管理办公室，1985年7月版 原载：《枣庄师专学报》1999年01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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