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金学之路
http://www.newdu.com 2024/07/03 03:07:47 中国文学网 周钧韬 参加讨论
1940年12月3日(农历十一月初五)，我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黄土塘。这是个远离城市的偏僻的小村镇。有一条百米长的小街，20多个小店铺。曰黄土塘村。虽然是个村，建国前却远近闻名。据《无锡县志》记载，民国24年(1935年)1月，曾在黄土塘出土南北朝宋孝武帝时的瓷碗6只。说明早在1580多年前，先民就在这里生活了。黄土塘从唐、宋开始就一直以乡的形式存在，至明朝开始为镇。从清代中期开始，这里已是人丁兴旺，商贾云集。到民国初年，达到鼎盛阶段。解放后，由于交通不便，这个千年古镇走向衰落。后来通了汽车才又好起来。如今的黄土塘村乃是江苏省文明村标兵、第四届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镇。 这里有一所很出名的中学：怀仁中学。这个中学创办于1938年，教师质量颇高，培养出了大批人才。学校屡屡升级，2000年晋升为江苏省重点中学(更名为江苏省怀仁中学)，2002年被国家教育部确认为“国家级示范高中”，2004年被省教育厅评为“江苏省四星级普通高中”。 我父母均读过些书，可能是初中程度。父亲叫周松寿，写一手好字，逢年过节许多农家门上贴的对联，不少出于他之手，可算是个乡里闻名的土书法家。父母亲同年，20岁结的婚，据说闹的是自由恋爱，颇有点新派的味道。然而在那充满着封建味的偏僻之地，当然是大逆不道。这就种下了祸根，为此我母亲蒋和娣长期受长辈的虐待，吃了不少苦，种地、养猪全干过，挑百斤重的担子，走十里地不在话下。磨难造就了她的坚强性格。 母亲告诉我，我这个名字是父亲起的。钧者，勇力也;韬者，谋略也。这自然寄托了父母的期望，他们希望我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人物，颇有点《水浒传》、《三国演义》中人物的模式。1990年，我写了篇文章《为伊消得人憔悴—周钧韬自述》，发表在我主编的《我与金瓶梅—海峡两岸学人自述》一书中。我把此事写了进去。后来，父亲看了这本书对我说，真正的起因是“七君子事件”。1936年5月31日，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发表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与红军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国民党政府坚持内战政策，于11月22日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全国人民纷起声援，各地展开了营救运动。七七事件后，七人始被释放。为了纪念“七君子事件”，父亲在沈钧儒、邹韬奋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合而为钧韬，这就是我的名字的来历。父亲这一说，让我肃然起敬。原来父亲也是位爱国志士。 我喜爱并以研究古典小说为业，恐怕最早是受了父母、舅舅的影响。舅舅叫蒋伦章，是个远近闻名的医生。他的业余爱好是苏州评弹，常常自弹自唱，韵味十足，与走乡串镇跑码头的苏州评弹艺人大可媲美。小时候我就喜欢听他演唱，《杨乃武与小白菜》、《珍珠塔》、《狸猫换太子》什么的应有尽有。我母亲则将这些弹词演化成为故事，常常在夏夜乘凉的时候讲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听。弹词、故事、小说本乃一家。这大概是我童年时期受到的小说的启蒙教育吧。我最早阅读的是《西游记》，不过不是小说，而是一套连环画。20本石印本，外加一个封套，装帧很精美，是我婶婶的家藏。我被孙悟空、猪八戒深深吸引，弄得茶饭无心。父亲的床头常常摆着一两本小说，我就偷着看，有《水浒传》、《荡寇志》，还有几本艳情小说。艳情小说中写到破瓜什么的，从此我开始知道了些男女间的事。 1953年，我就读于怀仁中学。上高中时，还当上了该校的共青团总支副书记。1959年考上南京大学。读的是新闻专业，但特别喜爱哲学与文学。我读了不少哲学书，这对训练我的思辨能力极有好处。我读了不少文学书，唐诗宋词背了很多，一部《红楼梦》在大学期间读了七遍，可谓如痴如醉，不可自拔。 大学毕业后在《江苏青年报》当记者、编辑。常常下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栽秧、割稻、挑担、打麦场、摇船样样行，与当时的农村小伙子差不多。那时的苏北农村很苦，整日、整月吃玉米、山芋、胡萝卜、茨菇。现在说来这些都是好东西，但天天吃一个东西，且半饥半饱，谁能受得了。几年在基层的磨练，使我写出了不少好通讯、好报导，并多次被《中国青年报》转载，为此该报要调我去当记者。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而未成行。几年的记者生涯、社会实践，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社会经验，极大地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 1969年，我与大批的省级机关干部一起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练。几年间，就是上午学习下午劳动，劳动内容就是挑水、挑粪、拾牛粪、种菜。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不少省厅级老干部。与我住在一个宿舍的有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辛少波，省交际处处长陈良，省委宣传部部长陶白、副部长钱静人。那时，他们整天挨批斗，首长的架势、锦衣玉食的生活均已消失殆尽。但到底是经过枪林弹雨，革命斗争考验过来的老革命，批斗算什么，生活艰苦算什么，他们反倒象普通人一样，能吃能睡，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全无忌惮。他们与我很亲近，俨然是莫逆之交。辛部长家里常给他带甜面酱。看上去是一瓶普普通通的酱，里面却藏着大虾仁。一来太少，二来犯忌，他只能偷着吃。后来被我发现了其中的秘密，我就成了唯一能与他秘密分享大虾仁之人。辛部长爱喝酒，有一次酒瓶口敲散了，划破手指，淌了很多血。我仿照汉代乐府诗，给他写了首讽刺诗： 辛公饮酒乐极生悲歌 一步一踮上街去[注]， 背回酒一瓶。 欲饮心切唾连滴， 硬棒敲瓶口。 一声裂， 连颈瓶盖飞却去， 吓得辛公目口呆， 幸好酒尚在。 惊罢且扶瓶， 利刃破指碎， 连点鲜血洒地红。 辛公一呵怒， 连饮酒两盅。 美酒入肚何其乐， 岂补鲜血淌千滴。 历史教训应记取， 乐极且生悲。 [注]他在战斗中受了伤，成了跛子。 作于1971年冬 此虽玩笑之作，却语意双关。辛公若有所思，玩味之余，一笑了之。 陈良是我拾牛粪的老搭档。他说，五几年他去深圳(那时的深圳是个小渔村)，登高眺望香港。由于他有高干的气质风度，又身材魁梧，又高又胖，大有大将风范，加之随行者众多，第二天港报刊出：中共要员视察香港，闹了个笑话。大约每星期有两次，我与他搭档拾牛粪，我在前面拉车，他在后面推。他两眼不停地对路两边的草丛中扫描，一旦发现牛粪，便高兴得手舞足蹈。老干部们身处逆境而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斗争精神，对我的教育可谓刻骨铭心。 1973年，我从五·七干校分配到江苏省电力建设公司，后任团委书记、宣传科长。常常下工地，这回是跟工人师傅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才离开这里，被抽调到省委写作班子，专事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 从1966年到1976年，这是不寻常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个十年是我从25岁到35岁的青年时期。是我刚刚跨出校门，走向社会，走入迈迈人生道路的新起点。在这十年间，虽然有很多磨难，但就是那一系列的磨难，让我受到了不寻常的锻练。长时期从事农业劳动、工业劳动，长时期与农民、工人、老干部生活在一起，对我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与人生道路的确立，具有重大的影响。就是对我的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的提高同样具有非凡的意义。 1979年，我被调入初建的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从此开始了我的理论研究的生涯。我是从美学研究起步的，发表过一系列美学、美育文章，1983年出版著作《美与生活》。该书在由国家出版局、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的“我所喜爱的社科新书”评选活动中，由读者投票评为“甲类奖”。1984年五一节，我专事去北京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授奖仪式，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邓力群还接见了我。出版《美与生活》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也同时受到嘉奖。 1982年，我从哲学所调到文学所。文学所的研究重点是明清小说，当时已形成了一支队伍。所负责人刘冬先生向我提出，如何将我的美学研究与明清小说研究结合起来?这正是我所考虑的问题。于是我提出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美学这个课题，并很快写出了第一篇论文：《论脂砚斋的美丑观》。在认真研读李贽、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的小说美学论著的时候，我发现张竹坡批评《金瓶梅》所写下的文字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同时发现《金瓶梅》本身亦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金瓶梅》研究一直很冷落。从1919年至1949年的30年间，仅发表了40多篇文章，1949年至1978年的30年间，只发表了10多篇论文。《金瓶梅》研究乃是一片初开垦的处女地，对研究者来说可谓大有用武之地。于是我经过周密的思考后提出我的明清小说研究当从《金瓶梅》研究起步。这是1983年的事。我用了两年时间，潜心阅读《金瓶梅》的各种版本，阅读当时我所能找到的古今中外研究《金瓶梅》的全部资料和论著，从而对各家理论观点的形成、发展、演变过程，论点的理论根据和论证方法，从微观到宏观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掌握，进而对各家观点进行分析、比较，掌握其得失优劣。正是在对各家观点的分析比较中，我发现了许多矛盾。也正是在对这些矛盾的分析研究中，我提出了自己的若干新的见解，并见诸于文字，便形成了我的《金瓶梅》研究的基本构架。 从1983年开始，我出版了9部著作：1、《美与生活》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2、《金瓶梅新探》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3、《金瓶梅探谜与艺术赏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4、《金瓶梅鉴赏》 南京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5、《金瓶梅素材来源》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6、《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 — 1949)》(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月出版;7、《我与金瓶梅——海峡两岸学人自述》(主编)成都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8、《中国通俗小说鉴赏辞典》(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9、《中国通俗小说家评传》(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 我的《金瓶梅》研究所涉及的方面和自己提出的理论观点，大体如下： 一、关于《金瓶梅》的早期流传。 袁中郎致董思白书谈到了《金瓶梅》，这是目前可考的《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消息。美国学者韩南先生提出，此信写于明万历24年，即出现在万历24年。不少研究者信从此说。我将陶石篑的《游洞庭山记》与袁中郎的《陶石篑兄弟远来见访，诗以别之》诗、《西洞庭》文，作了比较研究，论定袁中郎致董思白书写于万历23年秋，亦即《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出现在万历23年，而非万历24年。这个观点已被王汝梅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前言》所引用。 袁小修见到半部《金瓶梅》的时间，是目前可考的《金瓶梅》传世的第二个信息。法国学者雷威尔先生认为是明万历26年。我根据袁中郎致华中翰书、致吴敦中书、致江进之书及袁小修《游居柿录》第202、213、220、207等条考定，这个《金瓶梅》传世的信息，出现在万历25年，而非26年。 二、提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问题，鲁迅认为是明万历庚戌(38年)，此论影响甚大。台湾省学者魏子云先生根据1933年修的《吴县志》考定，万历41年“马仲良时榷吴关”，《金瓶梅》还未付刻，从而否定了鲁说。但魏先生的证据并不过硬，还存在问题。法家学者雷威尔提出：“我怀疑1933年修的《吴县志》也可能有疏忽和错误，还需要重加核对。”为此我作了进一步考证，查到清康熙12年(1673)的《浒墅关志》，确证魏说为是。我的考证解决了魏先生考证中存在的问题，使魏的考证从孤证变为双证，且我考出的凊康熙12年(1673)的《浒墅关志》，离“马仲良时榷吴关”的万历41年，仅相距60年，而魏先生考出的民国(1933年)《吴县志》与万历41年(1613)相距320年。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法国学者雷威尔的疑问。从史料的价值来讲，凊康熙12年(1673)的《浒墅关志》比民国(1933年)《吴县志》的史料价值要高得多。这才可以说基本上推倒了鲁说。 我又根据袁小修的《游居柿录》、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薛冈的《天爵堂笔余》、沈德符的《野获编》，考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在万历45年冬到万历47年之说，即“《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三、提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吴晗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著文，否定《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我在《金瓶梅探谜与艺术赏析》一书中，根据当时发现的新史料：无名氏《玉娇梨·缘起》、宋起凤《稗说》，并分析了吴晗的考证与结论之间的矛盾，认为吴晗的“非王世贞说”不能成立。在《金瓶梅新探》中，我分析了古人提出的“王世贞说”和“王世贞门人说”的相互关系，从《金瓶梅》“指斥时事”研究了王世贞创作《金瓶梅》以讽刺严嵩父子的可能性，并从《金瓶梅》的早期流传情况，小说的语言特征，王世贞的学识和交游等方面加以考察，提出王世贞极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进而我又研究了《金瓶梅》中大名士与非大名士共同参与创作的痕迹，并以传奇《鸣凤记》为王世贞与门人联合创作为旁证，从而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金瓶梅》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此说已为学术界所关注，孙逊在《金瓶梅评述》(载《漫话金瓶梅》)、《关于金瓶梅作者之谜》(载《金瓶梅鉴赏辞典》)，卜键在《金瓶梅作者之谜》(载《金瓶梅之谜》)，鲁歌、马征在《金瓶梅及其作者探秘》书中，均将“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作为一家之说而加以罗列。 四、重申并论证了“《金瓶梅》时代背景嘉靖说”。 在《金瓶梅》的时代背景问题上，从万历到明末清初，沈德符、谢肇淅、宋起凤等都主“嘉靖说”，但他们没有论证，而仅据推测或传闻。吴晗先生著文，否定“嘉靖说”，并提出《金瓶梅》“所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的观点，乃为著名的时代背景“万历说”。此说信奉者甚多，几成定论。我通过严密的考证，否定了吴晗提出的“万历说”的全部证据。我又以《金瓶梅》为内证，探讨了蔡京专政与严嵩专政，太监的失势与得势，内忧与外患，佛道两教的盛衰，“残红水上飘”与《挂真儿》等问题，提出了《金瓶梅》明写蔡京专政而实写严嵩专政，明写蔡京误国而实刺严嵩误国，《金瓶梅》写的是明代嘉靖朝严嵩专政时期的社会状况的观点。关于《金瓶梅》时代背景“嘉靖说”，古人早已提出，我所做的工作是对前人观点的申述和对此说的系统论证。自此，“嘉靖说”不再仅仅是古人的传说与推测，而成其为具有比较坚实的考证基础和系统论证的，且能与郑振铎、吴晗、赵景深、魏子云等力主的“万历说”相抗衡的一说。 五、提出“《金瓶梅》成书年代隆庆说”。 郑振铎、吴晗都认为，《金瓶梅》成书于明代万历中期，此为影响甚大的“万历中期说”，或谓“万历说”。我在《金瓶梅新探》与《金瓶梅探谜与艺术赏析》中，对郑振铎、吴晗等先生提出“万历说”的十多条论据一一提出驳论，认为皆不能成立。进而我从宋起凤的“王世贞中年笔说”，《金瓶梅》创作目的是讥刺严嵩父子，徐阶的卒年等方面加以考证，提出了《金瓶梅》成书年代“隆庆说”，其上限不过嘉靖40年，下限不过万历11年。 六、提出“《金瓶梅》成书方式过渡说”。 《金瓶梅》的成书方式历来有两说，一为艺人集体创作说，一为文人独立创作说。我认为两说各有是处，亦各有非处。《金瓶梅》中既有文人创作的大量痕迹，也有艺人创作的大量痕迹。我在抛弃两说中不合理部分的同时，保留其两说中的合理内核，提出了如下的新看法：《金瓶梅》既是一部划时代的文人创作的开山之作，同时又不是一部完全独立的文人创作，它仍然带有从艺人集体创作中脱胎出来的大量痕迹。它还没有能够彻底摆脱传统的艺人的话本小说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手法的束缚和影响。只有随着小说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小说创作的进一步成熟，才有可能出现象《红楼梦》、《儒林外史》那样的，完全独立的无所依傍的文人创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金瓶梅》还带有过渡性，它是一部从艺人集体创作(如《水浒传》)向文人独立创作(如《红楼梦》)发展的过渡形态的作品。它带有拟话本的特征，是文人沿用艺人创作话本的传统手法创作出来的拟话本长篇小说。 七、关于《金瓶梅》的内容。 魏子云先生提出，早期的《金瓶梅》并不是写西门庆、潘金莲故事的人情小说，而是一部讽刺明代万历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有废长立幼故事的政治讽喻小说，后迫于政治情势而经人改写成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这就是现存的《金瓶梅词话》。魏先生的立论根据是，现存“词话本”的引词讽刺的是项羽刘邦宠幸事，入话故事还讲到刘邦宠幸威夫人欲废嫡立庶事，而正文写的是市民西门庆故事，因此两者存在内在的矛盾。我在《金瓶梅探谜与艺术赏析》中分析了早期《金瓶梅》抄本目击者的说词，话本的引词入话与正话之间联系的种种方式，并研究了《金瓶梅词话》的入话与正文之间的一段过渡性文字，提出了八条根据确证早期的《金瓶梅》就是一部写西门庆、潘金莲故事的人情小说，而不是魏先生所推断的写帝王宠幸故事的政治讽喻小说，从而从根本上弄清是非，以正视听。 八、关于《金瓶梅》的创作素材来源的考证。 《金瓶梅》的创作素材来源，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在专著《金瓶梅素材来源》中，用30万字的篇幅加以专门研究。该书考证了250多个问题。其中，考证小说写及的宋明两代史事问题40多个，民俗问题10多个，抄改话本小说问题近20个，抄改戏曲剧本问题近20个，抄引散曲、时调小曲问题60多个，抄改《水浒传》问题60多个，抄用前人诗词问题近10个，其他问题20个。在这250个问题的考证中，有一半或属继承前辈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而加以确证，或纠正前人、今人考证中的失误和偏颇，而另一半问题则是我研究的成果。对《金瓶梅》的本事问题作全面系统的考证，是我多年的一大夙愿，也是我从事该书研究以来的一大收获。该书已得到学界的诸多肯定，认为该书或纠正前人的偏颇之见，或阐发新的学术观点，所论大多切中肯綮，发见深义，又不失公允之度，成为《金瓶梅》创作素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九、关于《金瓶梅》在艺术美学上的创新。 拙著《金瓶梅鉴赏》集中探讨了这个问题，提出了如下一些理论观点： 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金瓶梅》具有里程碑的地位。它开启了人情小说创作的先河，标志着中国小说艺术渐趋成熟和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作为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它比前代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在艺术上有了多方面的开拓和创新。 以前的长篇小说，以写超乎凡俗的奇人奇事为能事，与现实社会存在一定距离。《金瓶梅》直接面对现实社会，直面人生，真实地再现了明代中国社会的种种人情世态。真实而又形象地，广阔而又深刻地再现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这是小说艺术的独特功能。可以说，只有到了《金瓶梅》，小说艺术的这一独特功能才得以充分发挥并日臻完善。 以前的长篇小说，受平话艺术的束缚，以故事情节取胜，人物塑造则处于从属地位，人物服从故事。《金瓶梅》则以塑造人物为主，故事情节则降之从属地位，情节服从人物。鲜明地刻画人物性格，多方面地塑造各色人物形象，这一小说艺术的独特功能，也只有到了《金瓶梅》才得以充分发挥并日臻完善。 在《金瓶梅》中，刻画人物性格的艺术，得到了重大发展。 以前的小说人物性格具有单一化的倾向。《金瓶梅》中的人物，具有复杂的个性化的性格特征，从横向来看由多种性格因素组成，呈现多元的多侧面的状态;从纵向来看呈现多种层次结构。作者还善于写出人物性格的深层和表层、次表层之间的错位和矛盾。 以前的小说人物性格具有善恶、美丑绝对化的倾向。《金瓶梅》作者善于将人物的善恶、美丑一起揭示出来，其人物形象具有善恶相兼、美丑相容的特征。这是作者将生活中的善与恶、美与丑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原理，应用于小说人物创造的一个重大贡献。 以前的小说主要用人物的言行来展示其心理活动，《金瓶梅》开始直接向人物的内心世界挺进，通过描写揭示人物复杂的心理奥秘。它写出了人物心态的复杂性，写出了心态的动态变化;它善于创造特定的生态环境来烘托、映照人物的心境，将抒情与动态情态描写结合起来，并通过对比、反衬来强化不同人物的特殊的心路历程。 除此之外，《金瓶梅》在情节美学、结构美学、语言美学、艺术风格等多方面，都有许多开拓和创新。 我还认为《金瓶梅》的诞生标志着整理加工式的创作(如《水浒传》)的终结，和文人直接面对社会生活的创作的开始。作为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还带有不少自然主义的成份。这些自然主义成份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客观事物作不加选择的客观主义的描述。《金瓶梅》产生的时代，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潮还处于发展的过程中，还渗和着种种非现实主义的成份，这是不足为怪的。 以上九条，大多数是我个人研究的成果，属于所谓“一家之言”，为学术界所关注，部分则已得到学术界的肯定性评价。有的观点则仍然属于推测之辞，其真理性的程度就很难说，它将经受历史的严峻考验。 我的《金瓶梅》研究有哪些特点，对此学术界已有所评论。鲁吟先生在为拙著《金瓶梅鉴赏》所写的《跋》中认为，我的《金瓶梅》研究“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系统和特点”： (一)起步晚，立脚点高。 (二)敢于创新——在与权威论争中创新。 (三)考证与思辨双向汇流。最显著的特点是他的缜密考证与逻辑思辨紧密结合，相得益彰。 (四)系统工程。他的研究已涉及到《金瓶梅》的作者、成书年代、成书方式、初刻本、素材来源、内容所反映的时代、艺术特色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金学”中的一项系统工程。 回顾我的研究历程，每当我在研究中有一点微小的进展时，总是受到著名学者和同行们的诸多鼓励，令我感动、令我力量倍增。 1986年2月，当我的第一部专著《金瓶梅新探》刚刚脱稿时，著名文艺理论家吴调公教授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审读全稿，写了一篇《序》，提出：“尊重史料，科学地分析史料，扎硬寨、打硬仗，这是《新探》中所见的朴学源流。与此同时，他又能奋发开拓：敢于存疑，敢于对权威的旧说存疑，疑而不落轻妄，亦破亦立，相当郑重”;“作者在尊重史料的基础上，考证问题不涉烦琐，远近综合观览，将务实与务虚、宏观的考察和微观的剖析结合起来，将求实的精神与开拓的功夫结合起来，从而使本书的理论分析和观点的提出，既有一定史料依据，又具有哲学思辨力量”。1988年4月20日，著名文学史家冯其庸研究员读了拙著后，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您在金瓶梅研究上卓有成效，殊为难能。大著行文条畅，引据充分，辩析入微，尤为难得。”有的学者认为，拙著对《金瓶梅》研究“言之成理，自树一帜”，“它将促使《金瓶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将对《金瓶梅》的研究全面、深入发展有很大的推动”;“在‘金学’园地里勤奋耕耘且收获丰硕，……这得力于钧韬同志在《金瓶梅》研究中比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在拙著《金瓶梅鉴赏》进行二校时，年近八十高龄的吴调公先生眼睛有疾，他用放大镜审读全稿，再度为拙著作序。吴先生在《序》中运用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中“识照”的见解为拙著定评。吴先生指出：“‘识照’，在我看来，‘识’意味着批评鉴赏者的价值判断能力之高，‘照’意味着对作品形象整体的审美体验之深与感发之切，而这两方面恰恰都是《鉴赏》一书中最显著的优势”;“他的哲学、美学的素养和多维的思想方法导致他的鉴赏得高屋建瓴和鞭辟入里之势，这就是他的深刻的理性判断的‘识’了”，“这样的一位导读者，恰恰可以说是刘勰所说的一位有‘识照’的人了。他不但能以识见的光辉照亮《金瓶梅》秘探的足迹，设身处地地作为读者的知心人，用电筒为读者照明，让他们有可能真正认识《金瓶梅》的精华何在、糟粕何在、局限何在，以及对这个艺苑的景物究竟应该是如何观赏、如何领略。” 这些著名学者的评论语重心长，勉励有加，令我汗颜，寄托着对一个后进研究工作者的殷殷期待之心。除了鼓励之外，他们还指出了我的局限与不足，这对我保持清醒的头脑，努力进取，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任何科研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在《金瓶梅》研究中取得的一些成绩，从表面上看是个人研究的产物，实际上并不尽然。我在撰写专著《金瓶梅素材来源》时深有所感，在《后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深深感谢师友们的鼎力相助。就宏观而论，助我成就此作者，涉及整个《金瓶梅》研究界，明清小说、明清史、明清文化研究界;就学者而论，有国外的、国内的，在世的、已故的，相识的、不相识的，学术观点相同的、相异的;就学术著作而论，鲁迅、郑振铎、沈雁冰、吴晗、阿英、赵景深……等等专家的论文和收辑的研究资料，都给笔者以极大的启示和帮助。”即使是前辈学者和当代研究者的失误，亦给我以借鉴，使我在他们的失误的教训中获得新的开拓。让我借此机会，对所有帮助过我的师友们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和谢忱。 关于介绍我和我研究《金瓶梅》情况的资料，已收入《中国学术论著总目提要》、《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新人辞典》、《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金瓶梅大辞典》等大型类书之中。《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8月23日以《思辨考证 双向汇流——周钧韬的〈金瓶梅〉研究特色》为题作了介绍。 我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93年评为研究员。兼任中国金瓶梅学会副会长。 1992年，我萌发了下深圳的念头。深圳是个年轻的新兴城市，能要我一个50多岁行将退休的人吗?不想我很快就调入了深圳。南京这边同意放我走的，是时任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的胡褔明先生。他欣然鼓励我去深圳，并说，如果去了不如意，我再把你调回来。我当然是感激涕零。深圳那边，我请原北京大学教授，时任深圳大学教授的胡经之先生帮忙。胡先生把我介绍给了深圳市文联主席宣伟良先生。宣伟良先生下死力要调我，亲自一次又一次地到市委组织部去游说。不想时任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周润生先生，是我的同乡、中学校友。我于1993年7月顺利地调入了深圳市文联。 宣伟良主席退休后，新任文联主席张俊彪先生又很器重我，一定要我当办公室主任。我勉为其难，终于达成协议只干两年。谁知一干就是四五年。办公室主任有职有权，加之张主席和戴朩胜副主席的信任、放手，干得很如意。可惜的是我的《金瓶梅》研究根本无法顾及。1998年，我改任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处处长，并受聘研究员。 在深圳这个地方搞《金瓶梅》研究，很难。就客观条件而言，他不像内地那样，有研究群体，有研究纷围，有供研究的图书资料;就主观条件而言，人们心态浮躁，各种诱惑极多，根本没有内地学者那种皓首穷经的心志。 十多年来，我对我走过的这条新的人生道路感触良多，颇为满意。至少在丰富我的人生经历和阅历上收获极多，生活水平也上了一个台阶。众所周知，深圳的工资较高，教授、研究员的工资尤高，看病享受高干待遇全部报销。 我本想再写一部著作，资料工作已经完备，如能完成，则能填补金学研究的一个空白。只是我年事已高，恐难完成。现在我所做的就是结集论文、汇总旧说，为后人留下一点东西。在这部文集中所收虽为旧作，但作了部分修订。《美与生活》作为附录收在文集中，有些不伦不类。但这是我的处女作，现在社会上已很难觅见。为了将其收入文集，我将研究《金瓶梅》的文字删除了七八万字，致使多篇论文没有收入文集中，如《论脂砚斋的美丑观》(载《明清小说研究》1985年第2期)、《金瓶梅与水浒传重迭部分的比较研究》(载《汉中师院学报》1988年第3期)、《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1949)·前言》、《丁耀亢与续金瓶梅》(载《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2期)、《丁耀亢》(载拙编《中国通俗小说家评传》)、《续金瓶梅》(载拙编《中国通俗小说鉴赏辞典》)、《为伊消得人憔悴—周钧韬自述》(载拙编《我与金瓶梅——海峡两岸学人自述》)等等。 深切地感谢严军先生。是他的鼎力相助，成就了我这部著作的出版。20年前的严军，是个很平凡的小伙子。20年后的今天，已成为资产过亿的江苏春雨教育集团董事长。我在此感谢严军先生的同时，衷心地祝愿他的事业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严军先生说，这部文集的出版是对我七十华诞的最珍贵的贺礼。我甚感欣慰。 周钧韬 2009年12月3日,69岁生日 原载：《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