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http://www.newdu.com 2024/07/03 03:07:56 中国文学网 周钧韬 参加讨论
作者又根据袁小修的《游居柿录》、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薛冈的《天爵堂笔余》、沈德符的《野获编》，考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在万历45年冬到万历47年之说，从而提出了《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2008年，吴敢就此文对周钧韬提出公开谴责。周钧韬在《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代跋》发表姜得男：《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考证的争辩——评吴敢对周钧韬的公开谴责》一文于以答辩。周钧韬亦有论文：《重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待发表。 《金瓶梅》问世后一直传抄了四十多年，到万历末年才有刻本问世。此中定有缘故。这在《金瓶梅》研究中，是个不小的问题。搞清楚这个问题，对搞清楚《金瓶梅》的创作宗旨与当时上层政治斗争的关系等问题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还必须先搞清楚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金瓶梅》的初刻本到底问世于什么时间? 对这个问题，鲁迅早已有定论。但是他的结论是不妥的，必须进一步加以探讨。 鲁迅的《金瓶梅》“庚戌初刻本”说 鲁迅在192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下册)中指出：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初惟钞本流传，袁宏道见数卷……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计一百回，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时所补也(见《野获编》二十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9编。新潮社1924年版。 在这里，鲁迅没有用“可能”、“大约”等推测之词，而是下了断语。在他看来，《金瓶梅》初刻在万历庚戌年(三十八年)，地点是“吴中”。此说一出，遂成定论。沿用此说者不乏其人。郑振铎在1927年4月出版的《文学大纲》中说：“万历庚戌(1610)始有刻本，计一百回。其中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此所补。”郑振铎：《文学大纲》第3册第23章，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沈雁冰在同年6月发表的《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一文中也说：“明代万历庚戌始有刻本”《中国文学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但他们都没有加以考证。 到了1932年，郑振铎在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时，似乎对庚戌本说产生了怀疑。他说： 《金瓶梅》有好几种不同的版本。最早的一本，可能便是北方所刻的《金瓶梅词话》，沈德符所谓“吴中悬之国门”的一本。当冠有万历丁巳(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的序和袁石公(题作廿公)之跋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四册第60章，朴社出版部1932年版。 在这里，郑振铎肯定“词话本”为初刻本而否定了庚戌本之说。但这仍是推测，也没有考证。第二年(1933)，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中，郑振铎又说：《金瓶梅词话》“当是今知的最早的一部《金瓶梅》。但沈德符所见‘吴中悬之国门’的一本，惜今已绝不可得见。”后又说：“沈氏所谓‘吴中’本，指的当便是弄珠客序的一本。”此文载《文学》创刊号(1933年)。我们暂且不管郑氏这一段话的混乱和矛盾之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词话本”非《金瓶梅》的初刻本。为什么郑氏的看法会出现反复和矛盾，原因仍然在于他没有做考证工作。 吴晗在1934年发表了《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在“初刻本”问题上也失之于武断。他说： 万历丁巳本并不是《金瓶梅》第一次的刻本，在这刻本以前，已经有过几个苏州或杭州的刻本行世……万历三十七年袁中道从北京得到一个抄本，沈德符又向他借抄一本，不久苏州就有刻本，这刻本才是《金瓶梅》的第一个本子。此文载《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 吴晗虽然没有沿用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但他却提出在万历丁巳本前就已有几个刻本行世，其存在的问题与鲁迅的庚戌本说是一样的。 直到今天，在《金瓶梅》的研究界，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仍有相当的影响。1978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仍持此说。1980年出版的朱星先生的《金瓶梅考证》，更对此说加以专门论述和发挥。他说：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金瓶梅》是万历庚戌年被刻于吴中。庚戌年是1610年，比现存最早的《金瓶梅词话》丁巳年(1617)刻本还早七年。而这部庚戌年本，日本也没有，大概早已亡佚了。我曾为此事去访问过孙楷第先生，据他说：“国内见到此书版本之多无过于我(这是事实)，我只知最早的版本是万历丁已年本，未听说过有庚戌年本。鲁迅先生可能记错了。”我想鲁迅先生治学态度很谨严，决不会草率从事，一定有根据的。我于是遍查有关群书，但杳无踪迹。不得已又把沈德符《野获编》第二十五卷中《金瓶梅》一段，反复细读。这是研究《金瓶梅》最早而又最可靠的宝贵材料。最后，我悟出鲁迅先生原来是根据这一材料，虽未明说，但可推断而知《金瓶梅考证》第5—6页。。 其实，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那段文字后，就加了一个括号注：“见《野获编》二十五”。其根据清清楚楚，根本不需要朱星先生“遍查群书”，最后以“推断而知”。不过，朱星认为，“鲁迅先生治学态度很谨严，决不会草率从事，一定有根据的”，这倒说出了几十年来，不少学者盲目信从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而不加仔细考证的重要原因。 那么，鲁迅的《金瓶梅》“庚戌初刻本”说是怎样提出来的呢?现将其根据：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抄录如下：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按：袁氏原文：“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丙午，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又三年，是万历三十七年(1609)，或三十八年(1610)袁小修这次赴京会试，是万历三十八年。；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这个“未几时”当然可以推测为一年或更短。这样，《金瓶梅》的初刻本在“吴中悬之国门”则在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鲁迅依据这段话作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于万历庚戌年的结论，似乎亦差不离。正如赵景深先生所说：“从丙午年算起，过了三年，应该是庚戌年，也就是万历三十八年。所以我认为，朱星同志推测鲁迅所说的庚戌版本是合情合理的。”赵景深：《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但是，鲁迅在沈德符这段话中，忽略了“马仲良时榷吴关”这一句关键性的话。马仲良时榷吴关的“时”是什么时候?对此鲁迅没有加以考证，致使他的“庚戌初刻本”说判断有误。 马仲良“时榷吴关”年代考 马仲良即马之骏，字仲良。朱彝尊的《明诗综》中对他有一段记载：“之骏，字仲良，新野人。万历庚戌进士，除户部主事，历员外郎中，降广德同知，升应天府通判，调顺天，寻复官户部主事、终员外。”但马仲良主榷吴关事并没有记载。近年我国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已考出，马仲良主榷吴县浒墅钞关，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事。魏先生的考证的根据是民国《吴县志》参见魏子云：《金瓶梅探原》，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9年版。 既然“马仲良时榷吴关”的“时”是万历四十一年，那么沈德符所说的“马仲良时榷吴关”以后的“未几时”，《金瓶梅》才在“吴中悬之国门”。由此可以论定，《金瓶梅》吴中初刻本必然付刻在万历四十一年以后，而不可能在万历庚戌年(三十八年)。这样，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就有误了。 但是，魏先生依据的是民国时出的《吴县志》(1933年)，此《志》距马仲良榷吴关的万历四十一年，相距三百二十年。时间相隔如此久远，此《志》记载是否准确?正如法国学者雷威尔先生在《最近论〈金瓶梅〉的中文著述》一文中所说：“我怀疑一九三三年修的《吴县志》也可能有疏忽和错误，还需要重加核对。”转引自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附录。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为此，笔者决心做进一步考证。笔者查找了明崇祯十五年(1642)和清乾隆十年(1745)的《吴县志》，结果均无查到马仲良榷吴关的记载。民国《吴县志》记载的可靠性更令人怀疑。后来笔者又根据“榷吴关”这几个字，查找了清康熙十二年(1673)的《浒墅关志》，终于找到了根据。《浒墅关志》卷八“榷部”，“万历四十一年癸丑”条全文如下： 万历四十一年癸丑马之骏，字仲良，河南新野县人，庚戌进士。英才绮岁，盼睐生姿。游客如云，履綦盈座。徵歌跋烛，击钵阄题，殆无虚夕(原刻为“歹”，似误——笔者改)，世方升平，盖一时东南之美也。所著有妙远堂、桐雨斋等集。 明景泰三年，户部奏设钞关监收船料钞。十一月，立分司于浒墅镇，设主事一员，一年更代。这就是说，马仲良主榷浒墅关主事只此一年，前后均不可能延伸。事实上，《浒墅关志》亦明确记载着，万历四十年任是张铨；万历四十二年任是李佺台。 康熙十二年《浒墅关志》的记载，距马仲良主榷吴关的万历四十一年，相距只六十年，比民国《吴县志》的记载早了两百六十年，且有民国《吴县志》为佐证，准确性已不容怀疑。现在可以考定《金瓶梅》“庚戌初刻本”是根本不存在的。 《金瓶梅》初刻本问世时间推测 上文已经考定，《金瓶梅》初刻本问世的时间不可能是万历庚戌年(三十八年)最早不能过马仲良榷吴关的万历四十一年。但它到底问世于哪一年呢?由于史料发掘还很不够，目前且难以定论，笔者只能作一些推测。我认为，沈德符所说的“吴中悬之国门”的《金瓶梅》初刻本，当付刻于万历四十五年冬到万历四十七年之间。推论的根据有四条：袁小修的《游居柿录》，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薛冈的《天爵堂笔馀》，沈德符的《野获编》。 从上面的考证，我们已经知道万历四十一年，《金瓶梅》还没有付刻。从袁小修的《游居柿录》，我们又进一步知道万历四十二年，《金瓶梅》仍然没有付刻。袁小修《游居柿录》：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者，非人力所能消除。 袁小修的这则日记，记在万历四十二年八月。这基本上是一段回忆性文字。他记得以前与董其昌共说诸小说佳者，记得后来从中郎真州，看到《金瓶梅》半部，内容大体上是模写儿女情态。从这则日记中，小修回忆万历二十五年见到半部《金瓶梅》的情况和语气推知，他在写这则日记的万历四十二年八月，仍然没有见到《金瓶梅》的全抄本，更不用说刻本了。这就是说，到万历四十二年八月，《金瓶梅》初刻本还未问世。 我们再看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 (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沈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而锋焰远逊《水浒传》。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 李日华这则日记的时间就是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这一天，沈德符的侄子沈伯远将沈德符所藏的《金瓶梅》，也就是沈德符“固箧之”的《金瓶梅》拿来给李日华看。从语气可推知，李日华还是第一次看到《金瓶梅》，从“所藏”二字又可看出，当时《金瓶梅》还藏之而未刻。如果该书当时已“吴中悬之国门”，李氏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也不必从沈氏“所藏”而见之。由此推断，在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金瓶梅》还依然没有刻本。 下面再看薛冈的《天爵堂笔馀》卷二： 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谓吉士日：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初颇鄙嫉，及见荒淫之人皆不得其死，而独吴月娘以善终，颇得劝惩之法。但西门庆当受显戮，不应使之病死。简端序语有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耳。序隐姓名，不知何人所作，盖确论也。转引自马泰来：《有关〈金瓶梅〉早期传播的一条资料》，《光明日报》1984年8月14日。 这一段记载，对解决《金瓶梅》初刻的时间问题，关系重大。 薛冈，字千仞，浙江鄞县人。他从包岩叟处得到的《金瓶梅》，有序语：“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效法心者禽兽耳。”这序正是现存的《金瓶梅词话》上东吴弄珠客的“漫书于金阊道上”的序。此序写于万历丁巳年(四十五年)季冬。由此可知，薛冈见到此刻本《金瓶梅》必然在万历四十五年冬以后。薛冈指出，他是在见到关西文吉士的抄本不全《金瓶梅》以后的二十年，才得到刻本《金瓶梅》的。这样从万历四十五年(以后)上推二十年(约数)即万历二十五年前后，薛冈就见到了《金瓶梅》抄本部分。这就是说，薛冈在万历二十五年前后看到一本不全的抄本，过了二十年，才看到刻本，“予得尽览”。可见，在这二十年中，薛冈没有再看到其他抄本，更没有看到刻本。而他第一次看到的刻本恰恰就是有东吴弄珠客序的《金瓶梅》。由此可以推论：《金瓶梅》初刻本刻在万历四十五年冬以后。因此吴晗先生所认为的，在万历丁巳年东吴弄珠客序的《金瓶梅》以前，还有几个苏州或杭州的刻本之说，也就没有根据了。 万历四十五年冬，这是《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的上限，那么下限呢?我认为是万历四十七年，根据是沈德符的《野获编》。 沈德符的《野获编》初编成书于万历三十四年，续编成书于万历四十七年。原书早已散佚，目前我们所见的《万历野获编》已非原貌。它在清康熙三十九年由桐乡钱枋根据搜辑的“十之六七”，重新加以“割裂排缵，都为三十卷，分四十八门”参见钱枋《野获编分类凡例》，文载《野获编》卷首。而成书的，到道光七年才有刻本问世。因此《野获编》中的《金瓶梅》条，写于何时，现在我们已无法确知。但是，它不可能写在万历三十四年，因为该条中已写到了万历四十一年马仲良榷吴关的事；但它也不可能晚于万历四十七年，因为万历四十七年是续编成书的年代。既然《野获编》中已写到《金瓶梅》初刻本在“吴中悬之国门”这件事，这就可以推断，沈德符所看到的《金瓶梅》在“吴中悬之国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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