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http://www.newdu.com 2024/07/03 03:07:49 中国文学网 周钧韬 参加讨论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早在明末清初，与王世贞说同时并存的，还有王世贞门人说。这也是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一种看法。笔者认为，此两说之间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金瓶梅》极有可能是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本篇主要对此说加以论证。 对《金瓶梅》作者二十三说的分析与综合 按照传统的考证方法，只要我们能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直接找到联合创作说的史料，那么问题就解决了。然而时至今日，这样的史料我们并未找到，也许可能就根本不存在。显然这是对传统的考证方法的一种挑战。那么出路何在呢?答曰：天无绝人之路。人类的认识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似能解决我们的难题。我们可以从《金瓶梅》这个实际出发，对现有的众多史料，作辩证的、逻辑的，亦包括系统论的分析，从这些史料的联系和区别中，提取新的东西，形成新的结论，这就是笔者所做的尝试性的工作。 笔者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力争掌握《金瓶梅》成书以来，人们在其作者问题上的全部认识成果。笔者将古人的、近人的、今人的作者之论，统统收集起来，共得二十三说（当然还可能不全）。当然，收集并不是目的，笔者的目的在于在掌握全部（或大部）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从中发掘新的东西。 第一、 从二十三说提出者的依据来分析，笔者发现大体是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属于传闻。如沈德符的“嘉靖间大名士说”，谢肇浙的“金吾戚里门客说”，和素的“卢楠说”等，约六种；第二类属于推测。如孙楷第的“冯惟敏说”，戴不凡的“浙江兰溪一带吴侬说”，魏子云的“沈自邠、沈德符父子及其他文人集体创作说”等，约十三种（其中包括宋起凤的“王世贞说”，因宋氏无考证，故归此类）；第三类是属于考证。如徐朔方的“李开先说”，黄霖的“屠隆说”，张远芬的“贾三近说”等，约四种。由于传闻与推测之间不可能有严格的区分，故此分类也是相对的。从这一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个认识：在二十三说之中，绝大多数属于传闻与推测，真正进行了比较仔细考证的极少。由此可见，《金瓶梅》的作者研究虽然已有三百年的历史，但仍然处于初步的探索阶段，离得出科学的结论，似乎还为时尚早。此其一；不少传闻和推测性的看法，出现在明末清初，这就是说，它们离《金瓶梅》的成书年代较近，因此在这些传闻和推测中，极有可能蕴含着真理。而这个真理又被深深地埋藏在历史的尘土之中，这就需要我们作仔细的发掘和辩证的研究工作。 第二、 从二十三说提出者的泛指和实指来分析，其中属于泛指者，如“大名士”、“绍兴老儒”、“凤州门人”等等，计约十种，属于实指者，如王世贞、薛应旗、李贽、赵南星、李开先、贾三近、屠隆等等，计约十三种。这个分析说明如下几点：一、 在明末清初大多属泛指，实指者仅王世贞一说而已；二、 清代大多属实指，但多数仅为提出者的只言片语，如薛应旗、赵南星说等等，其研究价值并不高；三、 近现代出现的大多属实指，而提出者作过仔细考证的，如李开先说等等，则是在近五年之内的事。 第三、 将传闻、推测和考证，泛指和实指，统统综合起来加以分析，其二十三说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两说，一说是“大名士说”，一说是“非大名士说”。前者如“嘉靖间大名士”王世贞、薛应旗、李贽、李开先、贾三近等等共十二种，后者如“绍兴老儒”、“金吾戚里门客”、“凤州门人”等等共十一种。由此可见，“大名士说”与“非大名士说”旗鼓相当，不分高下。这是为什么?我认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两说都从《金瓶梅》这一实际出发，各自掌握着部分的真理性。下面就这个问题作具体分析。 持大名士说者有十二种，虽然其实指的对象各不相同，但这些对象均为大名士，这是一个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共同点。这也就是说，这部分持论者在推测、考证《金瓶梅》的作者时，有一个共同的基准，即《金瓶梅》的作者必为大名士。在他们看来，《金瓶梅》这部杰作是非大名士不可为之的。把这种看法表述得异常鲜明的，当推宋起凤。宋起凤在《稗说》中指出：《金瓶梅》“书虽极意通俗，而其才开合排荡，变化神奇，于平常日用机巧百出，晚代第一种文字也”；《金瓶梅》“始终无懈气浪笔与牵强补凑之迹，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奇巧幻变，媸妍、善恶、邪正，炎凉情态至矣，尽矣”，“是最化最神文字，前乎此与后乎此谁邪，谓之一代才子，询然”（宋起凤：《稗说》，《王弇州著作》）。在宋起凤看来，《金瓶梅》是最神最化的文字，晚代第一种文字，是空前绝后的杰作，必出于号称“一代才子”的大手笔。《金瓶梅》中确有大名士参与创作的痕迹，笔者在前篇《〈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再思考》中，已对这个问题作了初步的分析，这里再补述数言： 一、 《金瓶梅》创作的政治目的是批判严嵩。鲁迅曾经说过：“明小说之宣扬秽德者，人物每有所指，盖借文字以报夙仇，而其是非，则殊难揣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金瓶梅》中的人物确有所指，书中的蔡京就是影射的严嵩。《金瓶梅》确借文字以报夙仇。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人能与严嵩这样一个为当朝首辅的显贵，直接构成夙仇呢?显然其作者亦必为显贵，普通的中下层文人，恐怕还没有能与严嵩直接结仇的可能。这是《金瓶梅》创作中，必有与严嵩直接结仇的大名士参与的重要依据。 二、 《金瓶梅》虽以描写市民生活为主，但也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上层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活动场面。例如，皇帝驾出、百官朝贺、奏疏活动，以及蔡京生辰的庆贺场面，朱勔受群僚庭参的场面，西门庆等地方官员迎接六黄太尉，迎接宋巡按、蔡状元等场面，都描写得细致入微，生动逼真；《金瓶梅》中对当时最高统治集团中的“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称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第三十回）等大量的官场腐败现象，“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揭露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金瓶梅》的作者还能以极其犀利的笔锋，揭示出这些高官显贵们心灵深处的种种阴私，以及暴戾、狡诈、虚伪、空虚等等心理特征，人物形象亦多具个性。例如蔡京的贪酷伪善，朱勔的妄自尊大，宋巡按的装腔虚伪，蔡御史的轻薄卑鄙，薛内相的失意空虚等等，都写得逼真传神。凡此种种，均能看出《金瓶梅》的作者不仅是大名士，而且是大官僚，否则他不可能对上层最高统治集团的活动如此了解，对高官显贵们的生活及其心情气质如此熟悉。而那些没有这方面阅历的中下层文人是无法写得如此逼真的。 三、 《金瓶梅》反映了相当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可以说它是反映一个时代全貌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从全书可以看出，其作者不仅有丰富的政治知识，而且有丰富的经济知识和多方面的文化知识修养。《金瓶梅》写到的城镇有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湖州、严州等等，仅此一例就能证明，其作者社会经历之丰富。笔者是主“联合创作说”的（详见下文），而参与联合创作的作者中，必有一个为首的人物。《金瓶梅》中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许多矛盾和不协调之处。但纵观全书，其创作的宗旨和指导思想，全书所表露的作者的思想倾向，都基本上是统一的；全书的谋篇结构、布局、情节发展都有相当周密的设计，可见这个创作群体完全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而这个为首人物只能是大名士，而不可能是中下层文人。 简言之，这些都是大名士参与《金瓶梅》创作的内证。但是，《金瓶梅》中也确有非大名士参与创作的内证。 关于“非大名士说”的内证 在《金瓶梅》作者二十三说中，有十一说是否定大名士说的。虽然这十一说的持论者，无论是传闻、推测还是考证，无论是泛指还是实指，其具体提法各不相同，但对这十一说加以综合性的研究，不难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金瓶梅》的作者必为中下层文人（其中也包括艺人）。这就是这十一说的基本立足点。这种看法有没有道理呢?我认为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种看法也是从《金瓶梅》的实际出发的。《金瓶梅》中确有非大名士参与创作的痕迹，其书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内证。由于学术界对此论及者尚少，故笔者有必要作较为详细的分析： 一、 从《金瓶梅》中的“夫子自道”诗来考察。 《金瓶梅》中有一些与故事情节发展关系不大的“夫子自道”式的感叹诗，可以说是作者的自我写照，自我嘲解。 《金瓶梅》第二十九回回首诗云： 百年秋月与春花，展放眉头莫自嗟。 吟几首诗消世虑，酌二杯酒度韶华； 闲敲棋子心情乐，闷拨瑶琴兴趣赊； 人事与时俱不管，且将诗酒作生涯。 第九十三回回首诗云： 谁道人生运不通，吉凶祸福并肩行。 只因风月将身陷，未许人心直似针。 自课官途无枉屈，岂知天道不昭明。 早知成败皆由命，信步而行黑暗中。 这后一首诗表明，作者在功名上有所追求，然而天道不明，人生不遇，他的官途并不畅通，于是只能徘徊在黑暗之中。这前一首诗则唱出了作者只能在琴棋诗酒中追求自我满足的苦闷心情。所谓“展放眉头莫自嗟”，所谓“消世虑”、“度韶华”、“心情乐”、“兴趣赊”，正是怀才不遇者的自我嘲解，于此直率地表明，作者乃是仕途失意的落魄文人。查《金瓶梅》全书，能表明作者的这种地位、身世、处境和心情的文字并不少见。再如，第七十二回回首诗云： 寒暑相推春复秋，他乡故国两悠悠。 清清行李风霜苦，蹇蹇王臣涕泪流。 风波浪里任浮沉，逢花遇酒且宽愁。 蜗名蝇利何时尽，几向青童笑白头。 这首诗表达了作者饱经人生风霜苦寒，在名利场中屡遭败北的沉重心理，似还说明作者是个寄人篱下、踱入暮年的下层文人。第三十五回回首诗云： 莫入州衙与县衙，劝君勤谨作生涯。 池塘积水须防旱，买卖辛勤是养家。 教子教孙并教艺，栽桑栽枣莫栽花。 闲是闲非休要管，渴饮清泉闷煮茶。 这首诗其意若何，作者在书中自有说明。他说：“此八句，单说为人父母，必须自幼训教子孙，读书学礼，知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各安心理”，切不可纵容骄惰放肆，拈事惹非，败坏家门，以免受吃打受牢，身亡家破之苦。从字里行间，我们仍不难看出，作者之心灰意冷仍出于对功名不就的嗟叹。 《金瓶梅》中还有不少回首回末诗，从各个侧面表达了作者的身世、处境和心情。第十九回：“花开不择贫家地，……痴聋瘖哑家豪富，伶俐聪明却受贫”。第九十二回：“虽然富贵皆由命，运去贫穷亦自由”。第九十八回：“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这些诗句表明作者家境之贫穷，生活之困顿；第七十六回：“人生世上风波险，一日风波十二时”，表明作者处世之艰难；第十五回：“百年光景似飘蓬”，“转眼翻为白发翁”，“易老韶华休浪度，掀天富贵等云空”，表明作者看穿世事，不满现实；第七十三回： 巧厌多乖拙厌闲，善嫌懦弱恶嫌顽； 富遭嫉妒贫遭辱，勤又贪图俭又悭； 触目不分皆笑拙，见机而作又疑奸； 思量那件合人意，为人难做做人难。 这首诗十分形象而又深刻地表达了作者“为人难做做人难”的感叹，可谓是作者一生中饱受世态炎凉，人情险恶之苦的自我写照。如此命运之多舛、人生之艰辛，作者将何以抗争，何以解脱，似乎出路只有两条。第六十二回回首诗云： 行藏虚实自家知，祸福因由更问谁。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闲中点检平生事，静里思量日所为： 常把一心行正道，自然天理不相亏。 这是作者追求的第一条出路：洁身自好，相信“自然天理不相亏”。第四十九回回首诗云： 宽性宽怀过几年，人死人生在眼前。 随高随下随缘过，或长或短莫埋怨； 自有自无休叹息，家贫家富总由天： 平生衣禄随缘度，一日清闲一日仙。 这是作者追求的第二条出路：随缘出世，在佛道中寻求解脱。但是从作者撰写《金瓶梅》来看，则又表明他在作另一种抗争，另一种解脱，那就是提起他的笔，对黑暗的社会进行无情的揭露，对腐朽的人世进行愤怒的控诉。 上引诸多材料似可说明，在《金瓶梅》的创作中确有落魄文人参与的痕迹。 二、 从《金瓶梅》与《水浒传》的重叠部分来考察。 古人早有所云：“（《金瓶梅》）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袁小修：《游居柿录》卷九）从人物设置来看，《金瓶梅》中的许多人物，如西门庆、潘金莲、武松、武大郎、王婆、郓哥、何九、 张都监、张团练等，都是《水浒传》武松杀嫂故事中原有的人物。另外，蔡京、童贯、宋江、王英等亦是《水浒传》中的重要人物。《金瓶梅》中的李娇儿，就是《水浒传》中的李娇娇改易一字而得。从故事情节来看，《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武松打虎的故事，被《金瓶梅》抄改在第一回中，《水浒传》第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被《金瓶梅》移植在第二回至第四回中。《水浒传》第二十五回，王婆计啜西门庆，淫妇药鸩武大郎，被《金瓶梅》抄改在第五回至第六回中。《水浒传》第二十六回、二十七回，武松斗杀西门庆，刺配孟州，被《金瓶梅》改写在第九、 十回中，只是变动了情节：将武松斗杀西门庆改成误杀李外传。《水浒传》第二十六回武松杀嫂，被《金瓶梅》改写在第八十七回中。这种大段的抄录和移植，似乎并不奇怪，因为《金瓶梅》就是借用《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加以衍演、发展而成为一部百回大书的。但是这种大段的笨拙的抄录和移植似能说明，其所为者只能是中下层文人而非大名士。因为具有较高文字水平的大名士、大文学家，在借用这个故事的时候，完全可以进行再创作，创作出比原文更高更精彩的文字。另外，从这些大段移植的文字中还有大量抄错抄漏的地方，更暴露出非大名士手笔的痕迹。这里仅举数例为证： 1 《金瓶梅》第一回写武松打虎时，老虎一扑、一剪以后：“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了一声，把山冈也振动。武松却又闪过一边。原来虎伤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而《水浒传》第二十三回原文是：“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一声，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振得那山冈也动。把这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武松却又闪在一边。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金瓶梅》删去了“只一剪”等文字，而后却又照抄“一扑、一掀、一剪”之说，致使文理不通。这显然是《金瓶梅》抄改不精所造成的错误。 2． 《金瓶梅》改武松为“阳谷县人氏”，但在抄改《水浒传》中的一首赞诗时，仍云：“清河壮士酒未醒”。这是明显的疏忽。 3． 《水浒传》第二十四回：“自从武松搬将家里来，取些银子与武大，教买饼馓茶果请邻居吃茶。众邻舍斗分子来与武松人情。”《金瓶梅》第一回照搬这段文字时抄漏了“众邻舍”等字，又使文理不通。 4． 《水浒传》第二十四回：“武松笑道：‘若得嫂嫂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应，却不要心头不似口头。既然如此，武二都记得嫂嫂说的话了，请饮过此杯。’”《金瓶梅》第二回抄漏一“饮”字。 5． 《水浒传》第二十四回，西门庆说：“‘干娘记了账目，明日一发还钱。’王婆道：‘不妨，伏惟安置，来日再请过访。’”《金瓶梅》第二回改“访”字为“论”，显然这是抄错而非有意改易。 6． 《水浒传》第二十四回：“西门庆道：‘干娘，相陪我吃个茶。’王婆哈哈笑道：‘我又不是影射的。’”《金瓶梅》第二回易“影”为“纷”，又系错抄。 7． 《水浒传》第二十四回，王婆说：“你只做去地下拾著，将手去他脚上捏一捏。他若闹将起来，我自来答救，此事也便休了。”《金瓶梅》第三回易“休”为“收”，又误。（ 第四至第七例均抄错一字，此亦可能系刻误） 8. 《水浒传》第二十四回：“那妇人便把西门庆搂将起来。当时两个就王婆房里，脱衣解带，共枕同欢。”《金瓶梅》第四回，抄改为：“那妇人便把西门庆搂将起来说：‘只怕干娘来撞见。’西门庆道：‘不妨。干娘知道。’”《金瓶梅》作者增出这一段话的本意，可能是表现潘金莲的机灵、心细。但是下文却又明抄《水浒传》王婆推开房门入来，“那妇人慌的扯住他裙子，便双膝跪下说道：‘干娘饶恕!’”这是作者的一个大疏忽。不仅如此，《金瓶梅》还特意增加潘金莲“双膝跪下”等文字，意在着意渲染，致使文理愈加不通。 9． 《水浒传》第二十五回：“郓哥道：‘你要得知，把手来摸我头上疙瘩。’武大道：‘却怎地来有这疙瘩?’郓哥道：‘我对你说：我今日将这一篮雪梨，去寻西门大郎……’”《金瓶梅》第五回抄漏“郓哥道：我”四字，致使文字莫名其妙。 10． 《水浒传》第二十五回：“武大却待要揪他，被西门庆早飞起右脚。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窝里，扑地望后便倒了。西门庆见踢倒了武大，打闹里一直走了。”《金瓶梅》第五回抄漏“西门庆见踢倒了”等字，便成为“武大打闹里一直走了”，这岂不是笑话。 11． 《水浒传》第二十六回：武大死后，潘金莲“每日却自和西门庆在楼上任意取乐，却不比先前在王婆房里，只是偷鸡盗狗之欢。如今家中又没人碍眼，任意停眠整宿。”《金瓶梅》第六回抄录时，将“家中又没人碍眼”，改为“武大已死，家中无人”。其意与《水浒传》文字无大差别，则是《金瓶梅》作者忘记了，《水浒传》中的武大并无子女，故如此写则可，而《金瓶梅》则不可。因为《金瓶梅》从第一回起就给武大增出了一个前妻之女迎儿。迎儿已十多岁，作者常常看顾她。武松来了，就叫她拿茶，潘金莲去王婆处，就叫她看家。直到第八十七回，武松杀了潘金莲时，对迎儿还有所交待。而此处作者则将迎儿忘记了，照着《水浒传》抄改为“家中无人”，不能不说又是一个疏忽。 12． 《水浒传》第二十六回：“原本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时必须有败。有首《鹧鸪天》，单道这女色。正是：……。”《金瓶梅》第六回将这首《鹧鸪天》大加改易，成了一首七言律诗，诗前却仍写道：“有《鹧鸪天》为证”，正乃令人啼笑皆非。 应该说，在《金瓶梅》移植《水浒传》的文字时，作者所增加的大段文字及对《水浒传》原文的许多改动中，不乏有精到之处。例如，按照《金瓶梅》的主题和情节发展的要求，较大地改变和丰富了西门庆及潘金莲的身世和家庭情景的描写，使这两个人物形象有了较大的发展，王婆的形象亦具有了多侧面性；按照《金瓶梅》故事情节发展的要求，在这部分故事中又增加了许多伏笔性的文字等等，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成功之处。但是以上所列举的种种错漏、疏忽之处，又不能不使我们提出这样的推测：移植这部分文字的《金瓶梅》的撰稿者，似不是一个以严肃的态度，在精心进行文学创作的大文学家，而可能是一个比较粗心马虎的下层文人。 三、 从《金瓶梅》抄袭他书的情况来考察。 《金瓶梅》不仅抄袭、移植了《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而且将《水浒传》中许多与《金瓶梅》故事无关的情节、人物描写、场景描写的文字改头换面、移花接木地抄袭到《金瓶梅》中。《金瓶梅》还抄袭了《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刎颈鸳鸯会》、《戒指儿记》、《五戒禅师私红莲记》、《杨温拦路虎传》等话本，《京本通俗小说》中的《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等话本中的部分情节，还抄袭了《宝剑记》、《玉环记》、《南西厢记》等戏曲剧本中的情节和套曲。这些情况又进一步表明，从事这部分抄袭工作的《金瓶梅》作者，似不可能是大名士、大文学家。亦举数例为证： 1 关于人物形象塑造中的抄袭痕迹。 《金瓶梅》第二回，通过西门庆的观察，对潘金莲有一段外貌描写的文字。原本这一段文字完全是《水浒传》第四十四回中，从石秀所见的潘巧云的外貌描写抄袭来的。《水浒传》原文： 布帘起处，摇摇摆摆，走出那个妇人来。生得如何?石秀看时，但见：黑鬒鬒鬓儿，细湾湾眉儿，光溜溜眼儿，…… 一直写到“白生生腿儿”。《水浒传》这段文字下面还有一段下流的描写，《金瓶梅》亦照抄不误。在抄袭这段文字时，《金瓶梅》不过在鬓儿、眉儿、眼儿、口儿等等前面加了些形容词。难道一个大名士在塑造潘金莲的外貌形象时，还需要如此笨拙地照抄描写潘巧云的文字吗?《金瓶梅》中这样的抄袭还有不少。例如，《金瓶梅》第十回写李瓶儿家世的文字，是从《水浒传》第六十六回，写卢俊义的妻子贾氏的文字抄改而成。《金瓶梅》第八十四回，写殷天锡的文字，是从《水浒传》第五十二回移植来的。 2． 关于情节描写的抄袭痕迹。 《金瓶梅》第八十四回，写吴月娘泰山进香大闹碧霞宫，宋公明义释清风寨，其整回的情节似由抄袭《水浒传》的多处情节所构成。吴月娘进香所见岱岳庙气象： 但见：庙居岱岳，山镇乾坤，为山岳之至尊，乃万福之领袖。……殿宇棱层，玉兔腾身走到。雕梁画栋，碧瓦朱檐……，正是：万民朝拜碧霞宫，四海皈依神圣帝。 这段长达三百字的描写，是从《水浒传》第七十四回中，燕青所见的岱岳庙的描写照搬过来的。吴月娘进香毕，又登盘上顶，至碧霞宫，瞻礼娘娘金身。《金瓶梅》写道： 但见：头绾九龙飞凤髻，身穿金缕绛绡衣。蓝田玉带曳长裾，白玉圭璋擎彩袖。脸如莲萼，天然眉目映云鬟，唇似金朱，…… 这一段描写又是从《水浒传》第四十二回抄来的。该回写宋江受官府追捕，来到还道村躲在古庙神厨中，梦见九天玄女娘娘。《水浒传》对娘娘的一段描写文字，就被《金瓶梅》作者搬来，成了碧霞宫娘娘的仙容描写。吴月娘瞻拜娘娘仙容后，在方丈间受恶少殷天锡调戏。殷天锡是高太守高廉的妻弟，仗势欺人，无恶不作。《金瓶梅》中对殷天锡的描写是直接从《水浒传》第五十二回抄来的。殷天锡这个名字亦为《水浒传》原有。而《金瓶梅》所写殷天锡企图强奸吴月娘，月娘不从，高声呼救。吴大舅闻声赶来相救，殷天锡逃之夭夭。这些情节又是从《水浒传》第七回抄来的。《水浒传》第七回写林冲娘子在五岳庙进香，被高俅干儿高衙内所调戏。林冲娘子叫道：“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调戏。”这句话被《金瓶梅》作者改写成：“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没事把良人妻室，强霸拦在此做甚”，遂成了吴月娘斥责殷天锡的语言。吴月娘逃离碧霞宫，在回清河途中，又被清风山强人王英抢去，欲做压寨夫人，后被宋江所救。这段情节连同书中对清风山形势的描写文字，则抄自《水浒传》第三十二回，只是将被抢者刘高的夫人改为吴月娘而已。 如此看来，《金瓶梅》第八十四回完全是由《水浒传》中的四五个并不相关的情节移植联缀而成的，作者只是做了些改头换面和文字连接的工作。虽然拼凑得似乎天衣无缝、使人不觉突兀。但这毕竟是抄袭拼凑而不是创作。 将一篇话本小说的故事情节加以分割而抄入《金瓶梅》的不同章回之中，这是《金瓶梅》作者的另一种抄袭手法。试举话本《志诚张主管》为例。（《志诚张主管》收入《京本通俗小说》第十三卷）写东京、汴州一个开线铺的员外张士廉，年过六旬，有十万资财，却孑然一身。后经媒婆说合，娶的是“王招宣府里出来的小夫人。王招宣初娶时，十分宠幸，后来只为一句话破绽些，失了主人之心，情愿白白里把与人”。这张员外娶了小夫人以后，“这几日又添了四五件在身上：腰便添疼，眼便添泪，耳便添聋，鼻便添涕”。这些文字被抄改在《金瓶梅》第一回中，成了潘金莲的身世和经历。后来小夫人不满于张员外的年老，欲与员外门首胭脂绒线铺的主管张胜勾搭。是夜小夫人遣丫头送张胜银两衣物。张胜与母亲商量，看穿了小夫人的意度，便离开了胭脂线铺，使小夫人寻他不着。这些情节又被《金瓶梅》抄入第一百回中，成了庞春梅勾搭李安的情节。另外，《志诚张主管》中媒婆的嘴脸与《金瓶梅》中的王婆、薛嫂十分相似；小夫人出嫁时偷了王招宣府中的一百单八颗西珠。这个情节也可能是《金瓶梅》第十回写李瓶儿家世时，出现一百颗西洋大珠的素材来源。如此看来，一篇文字不长的话本小说《志诚张主管》中竟有两三处情节被《金瓶梅》抄入不同的章回之中。这种抄袭手法与《金瓶梅》第八十四回的抄袭手法，虽系两种手法，但性质同为抄袭，而非创作，大名土、大文学家恐怕不可能如此作为。 四、 从《金瓶梅》作者的文化修养来考察。 如果从整体来考察，《金瓶梅》全书结构严谨，情节发展错落有致，“始终无懈气浪笔与牵强补凑之迹，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奇巧幻变，媸妍、善恶、邪正，炎凉情态至矣，尽矣”（宋起凤：《稗说》卷三）。《金瓶梅》确是一部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面的艺术巨著，这说明其作者有极高的艺术造诣和广博的文化知识造诣。但从另一方面来考察，即从此书的某些章回的某些文字来考察，又可见出这些文字的撰写者的艺术修养和知识修养并不高。这就是《金瓶梅》本身所存在的内在矛盾。这后一方面的问题是十分明显的： 1． 从《金瓶梅》的某些回目拟文来看，执笔者的艺术修养不高。在《金瓶梅》以前成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回目拟文已讲究对仗、韵律，富有诗意，而后出的《金瓶梅》反而不讲究这一套。例如，第三十回回目题文为“来保押送生辰担西门庆生子喜加官”，第七十一回：“李瓶儿何千户家托梦提刑官引奏朝仪”等等，且不谈对仗、韵律，文字水平亦很低。再看《金瓶梅》与《水浒传》重叠部分的回目。《水浒传》（天都外臣序本）第二十三回：“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打虎”，《金瓶梅》第一回：“景阳冈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水浒传》第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金瓶梅》第四回：“淫妇背武大偷奸郓哥不愤闹茶肆”。不难看出，后者抄改了前者，而文字反比前者大为逊色。 2． 《金瓶梅》中的韵文大多抄自他书，其文字的稍加改动处，有些很好，有些则非常拙劣。试作比较如次： 《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有一首赞武松打虎的诗，其前数句为： 景阳冈头风正狂，万里阴云霾日光。焰焰满川枫叶赤，纷纷遍地草芽黄。触目晚霞挂林薮，侵人冷雾满穹苍。忽闻一声霹雳响，山腰飞出兽中王。 《金瓶梅》抄引原诗而稍加更动： 景阳冈头风正狂，万里阴云埋日光。焰焰满川红日赤，纷纷遍地草皆黄。触目晓霞挂林薮，侵人冷雾满穹苍。忽闻一声霹雳响，山腰飞出兽中王。 此八句中《金瓶梅》改了五个字。将“纷纷遍地草芽黄”，改为“草皆黄”，甚妥。武松打虎在十月间，何来之“草芽”。但其余数字均属改坏。武松打虎在傍晚，打死老虎时，“天色已黑了”。其时“风正狂”，且“万里阴云”，因此《水浒传》称：“霾日光”，而《金瓶梅》改为“埋日光”，这且不管它。而下，《水浒传》称，“焰焰满川枫叶赤”，甚妥。其时十月，枫叶正红。《金瓶梅》则改成：“焰焰满川红日赤”，不妥。一者日光已为阴云所“埋”，何来之“红日赤”；再者一句七言中“焰焰”、“红”、“赤”等字皆为一意，致使诗句味同嚼蜡，毫无意趣，比之原句的诗味差之甚远。再下，《水浒传》称“晚霞挂林薮”，不甚妥当，因为日光已为阴云所“霾”，何来之“晚霞”。而《金瓶梅》改成“晓霞”，则谬之甚矣。傍晚将黑未黑之际，居然出现“晓霞”，岂非是笑话。 《金瓶梅》中的诗作，有不少水平很低，全无诗歌的意趣。第十八回回末一诗云： 堪笑西门虑未通，惹将桃李笑春风。 满床锦被藏贼睡，三顿珍羞养大虫。 爱物只图夫妇好，贪财常把丈人坑。 还有一件堪夸事，穿房入屋弄乾坤。 这首诗，对仗、平仄、押韵诸问题全然不管，且文意错乱，更谈不上有什么诗味。这种非驴非马的文字，如何能出自大文学家之手。 3． 《金瓶梅》中还出现不少常识性的、史料性的错误，以及各种各样的错误。徐朔方先生已举出了许多处（参见徐文：《〈金瓶梅〉成书新探》，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例如：政和二年潘金莲为二十五岁，政和三年却还是二十五岁。官哥出生于宣和四年（第三十回），而政和七年官哥不到周岁（第四十八回）。宣和四年是1122年，政和七年是1117年。这就是说，官哥在出生前的五年就已不到周岁，岂非牛头不对马嘴。第二十九回称：“浙江仙游”，仙游属福建而非浙江。第三十六回称“滁州匡庐”，滁州在南京之北，匡庐即庐山，如何能联在一起。关于史实性的错误，徐文已指出许多，在此不必赘述。 以上笔者所举《金瓶梅》中的许多错乱、粗疏之处，皆为非大名士参与《金瓶梅》创作的内证。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即《金瓶梅》的某些成就方面来加以考察。《金瓶梅》所写人物大多属于市井间下层小民，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行为，他们的语言，都写得入情入理，人物形象生动逼真。特别是对小民声口、民众语言（方言土语、俚语俗语等等）的把握，可说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书中随处穿插并应用自如的民间说唱艺术等等，均说明《金瓶梅》某些部分的作者，决非是高高在上、脱离民众的大名士，而是直接生活在民众之中，对社会底层生活十分熟悉的下层文人。 关于联合创作说的提出 从《金瓶梅》本身来加以考察，书中既有大名士参与创作的痕迹，又有非大名士参与创作的痕迹，两者均客观地共存于《金瓶梅》这个统一体中，构成一个明显的矛盾。如果从外证来加以考察，把二十三说加以综合分析，如前所述，可以形成两大系统：一个是“大名士说”系统，另一个是“非大名士说”系统。对两大系统作分析考察，笔者得出了如下几种看法： 1． 从一方面看，无论“大名士说”系统的十二说的持论者还是“非大名士说”系统的十一说的持论者，均没有铁证，它们大多是传闻和推测。近年来以或详或略的考证而提出的新说，如潘开沛的“艺人集体创作说”，徐朔方等先生的“李开先说”，张远芬的“贾三近说”，黄霖的“屠隆说”，戴鸿森的“刘九说”，虽然他们都提出了若干证据，有些证据还是很有力量的，但是这些证据仍然不属于铁证，因此上述诸通过考证而提出的新说，从根本上讲仍属于推测而远非是结论。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两大系统各自在按照自己的轨迹向前发展，不断地在丰富、充实、提高自己的认识成果。而且经过三百多年的抗衡，谁也没有替代谁。这充分说明，不管是哪个系统，在传闻和推测的背后，都有一定的客观的根据，而不是纯属无知妄说。因为如果是毫无客观依据的无知妄说，则很难想象它能经受三百多年历史的考验而不被抛弃。由此可见，无论是哪个系统的认识，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都是人们对《金瓶梅》作者的认识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和积极的认识成果。因此，在进一步的探索中，无论对哪一方面的认识成果，我们均应取慎重的态度，努力汲取其有益的营养，而不应采取轻率的否定态度。 2． 从一方面看，无论是大名士说还是非大名士说，都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已被事实所证明。大名土说之所以正确，就在于它符合《金瓶梅》的实际，《金瓶梅》中确实存在大名士参与创作的痕迹；而非大名士说也是正确的，也在于它符合《金瓶梅》的实际，《金瓶梅》中确实存在非大名士参与创作的痕迹。笔者在本文的前半篇及其他文章中的分析研究，其目的就在于证明这一点。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笔者又认为，无论是大名士说还是非大名士说，又都具有不完全符合客观事实的片面性。这也已被事实所证明。大名士说之所以片面，就在于它不完全符合《金瓶梅》的实际，《金瓶梅》中还存在非大名士参与创作的痕迹；而非大名士说之所以片面，亦在于它不完全符合《金瓶梅》的实际，《金瓶梅》中还存在大名士参与创作的痕迹。可见这两说中的无论哪一说，都既包含有肯定的因素，同时又包含有否定的因素。换言之，即正确中包含有错误，错误中又包含有正确。正因为两说中各包含有正确的肯定性因素，故都能经受长期的历史考验而不被淘汰，亦不能互相替代；同时亦正因为两说中各包含有错误的否定性的因素，因此在长期的争论中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亦替代不了谁。这就是两说之所以能够势均力敌地长期处于抗衡之中，同时又能在抗衡中各自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 3． 从一方面看，三百年来，特别是近年来，学术界的势不两立的争论，足以说明两说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似乎它们之间的矛盾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持大名士说者很善于坚持自己正确的一面，却不善于从对立的观点中汲取其正确的东西以修正自己的错误；持非大名士说者亦很善于坚持自己正确的一面，却不善于从对立的观点中汲取其正确的东西，以修正自己的错误，这就是一个悲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笔者认为两说的矛盾对立之中恰恰存在着同一性。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告诉我们，任何矛盾的对立、斗争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对立着的双方之间存在着互相吸引、互相包含、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趋势。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各自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过去。我认为，大名士说和非大名士说之间，表面上看来呈现对立的形势，各成系统，各不相让，但实际上存在着互相包含、互相渗透、互相溶化、互相转化的趋势。大名士说的正确的一面，是非大名士说所不具备的，反之亦然。但是，大名士说的错误的一面，恰恰是非大名士说的正确的一面；而非大名士说的错误的一面，又是大名士说的正确的一面。由此笔者得到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我们可以在坚持大名士说的正确部分的同时，用非大名土说的正确部分来修正其错误部分；反之我们也可以在坚持非大名士说的正确部分的同时，用大名士说的正确部分来修正其错误部分。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同时保留两说中的合理内核，同时又抛弃两说中的错误部分。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扬弃，即在否定中的肯定，又是在肯定中的否定。正是基于这样一条认识路线，在仔细研究了《金瓶梅》这一实际，在仔细分析了两说的是非得失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认识：《金瓶梅》既是大名士的作品，又不完全是大名士的作品；《金瓶梅》既是非大名士的作品，又不完全是非大名士的作品——《金瓶梅》乃是大名士与非大名士的联合创作。 笔者提出的这个新看法，不仅是哲学分析的产物，同时也是对古人和今人的认识经验的借鉴。 如前所述，在二十三说中明显地分为两个系统、两个营垒。持大名士说者只承认大名士是《金瓶梅》的作者，而对非大名士说采取否定和排斥的态度；持非大名士说者又只承认非大名士是《金瓶梅》的作者，而对大名士说采取否定和排斥的态度。它们的思想方法都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表现出强烈的倾向性和片面性。正是这种强烈的片面性导致两说的持论者们，在肯定自己正确一面的同时，不可能虚心地汲取对立观点中的合理部分，来修正自己的错误。而他们两说中的错误又是明摆着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肯定两说中的合理部分，同时又否定两说中的错误部分，就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显然，不管是前人的认识经验，还是教训，对笔者来说都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物。 此外，二十三说中没有出现过联合创造说，这是事实。但是，正是在二十三说持论者的研究、分析、传闻、推测之中，笔者看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历史上存在着得出联合创作说的前提和条件。试以袁中郎、宋起凤、谢颐等人的研究为例。沈德符《野获编》云： 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手，……”（《野获编》卷二十五） 于此可见，沈德符的《金瓶梅》作者为“嘉靖间大名士说”，其来源在袁中郎，时间是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再查袁小修《游居柿录》： 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金瓶梅》）之半，……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馀影其诸姬。（《游居柿录》卷九） 笔者已考明，袁小修跟随其兄袁中郎侨寓真州，见到半部《金瓶梅》的时间是万历二十五年（1597）。袁小修见到的《金瓶梅》是袁中郎的。袁小修在读《金瓶梅》时，极有可能向中郎提出《金瓶梅》的作者为谁的问题。因此据笔者推测，袁小修的“绍兴老儒”说亦极有可能获之于袁中郎。可见袁中郎在不同的时间，关于《金瓶梅》的作者问题获得过两个信息，一是所谓“绍兴老儒”，即中下层文人；一是“嘉靖间大名士”。从中郎在不同时间对不同人（袁小修、沈德符）的两种说词来看，极有可能中郎徘徊于两说（大名士说和非大名士说）之间，而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当然也可能中郎曾得出过明确的结论，由于没有留下文字记载而使我们无法知晓。但这个问题相对讲来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它使我们初步推知，在袁中郎的时代，已具备提出联合创作说的前提和条件了。 再说宋起凤。宋起凤在清康熙十二年（1673）指出： 世知四部稿为弇州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稗说》卷三，《王弇州著作》） 这段史料告诉我们，在康熙十二年前，社会上流传着两说：一为王世贞说（大名士说），一为王世贞门人说（非大名士说）。这两说是间杂相传的。宋起凤指责某些人是知道《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的，但“又惑于传闻”，说是王世贞门人的作品。于此可见，这些被宋起凤指责的某些人和袁中郎一样，徘徊于两说之间。可见在宋起凤当时，已充分具备提出联合创作说的条件了。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十分肯定《金瓶梅》是王世贞的“中年笔”，原因之一是：“知之”（不是传闻），可见他是掌握着真实情况的；原因之二是，他十分看重《金瓶梅》的成就。他认为，《金瓶梅》是“晚代第一种文字”，是“一代才子”的手笔，“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宋起凤在肯定王世贞的基础上却否定其门人，致使他的结论不完全正确。原因就在于他认识上的片面性：他只看到《金瓶梅》的成就的一面，而没有看到《金瓶梅》还有平庸、粗疏的一面。 再说谢颐。康熙三十四年，谢颐在《第一奇书金瓶梅序》中指出： 金瓶一书，传为凤州门人之作也，或云凤州手然。洋洋洒洒一百回内，其细针密线，每令观者望洋而叹。今经张子竹坡一批，不特照出作者金针之细，兼使其粉腻香浓，皆为狐穷秦镜，怪窘温犀，无不洞鉴原形，的是挥《艳异》旧手而出之者，信乎为凤州作无疑也。（此序载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卷首） 谢颐与宋起凤的情况非常相似。他亦同时接触到两种信息：“传为凤州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凤州手然”。显然他也有条件提出《金瓶梅》是大名士（王世贞）与非大名士（王世贞的门人）联合创作说的。但是认识上的片面性，使他完全步了宋起凤的后尘，得出“的是挥《艳异》旧手而出之者，信乎为凤州作无疑也”的结论。《艳异编》为王世贞的著作。 总结宋起凤和谢颐的教训，实在是发人深思的，在当时虽然研究《金瓶梅》作者的材料亦并不充分，但能够供其思考、分析的两种观点已经明白地摆在面前，应该说得出正确判断或结论的条件已经成熟，然而由于他们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决定了他们只能在非此即彼、非彼即此中加以选择，而不可能在彼与此的联系中，得出亦此亦彼的结论。判明《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这是他们的重大贡献，然而这个结论并不全面，并不彻底。他们已跨出了获得成功的决定性的一步，但十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能够到达终点。总结他们的经验和教训，给笔者以深刻启示的，不仅在于他们得出的结论，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掌握了一定的资料的基础上，能否应用科学方法来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这对能否提出正确的结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的若干构想 提出《金瓶梅》是大名士与非大名士的联合创作说，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这个大名士是谁?非大名士又是谁?我们还必须作深入研究。 我认为这个大名士极有可能是王世贞（参见前篇《〈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再思考》）。那么与王世贞合作的非大名士，就必然是王世贞的门人。“门人”、“门客”这个概念是比较宽泛的，只要被王世贞所赏识并追随于门下的学生、中下层文人，或者是直接依附于门下的中下层文人，似都可称之为门人。而与王世贞毫无关系的中下层文人，亦就不可能与王世贞联合创作《金瓶梅》。反之，如果某些中下层文人本来与王世贞并无关系，但因创作《金瓶梅》的需要，王世贞约请他们参与其工作，那么这样的中下层文人亦就可以称之为王世贞的门人。 作为大名士的王世贞，其门人是很多的。《明史·王世贞传》载； 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 可见，王世贞手下有一个规模可观的门人集团。王世贞在动意创作《金瓶梅》的时候，这些门人参与其间工作，或收集某些资料、素材，或翻检某些书籍，或撰写某些章节，都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也许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在《金瓶梅》创作的全过程中，王世贞只是提出了一个指导思想，全书情节发展的一个框架，撰写了少数不能不由他亲自动手撰写的章节，如有关上层最高统治集团的活动场面等等，而全书的大部分篇幅则是由门人们根据王世贞的指导思想而执笔撰写的。《金瓶梅》中的大部分篇章描写的是社会底层的市民生活，其中众多的市井细民的形象塑造得形神兼备，栩栩如生，人物的声口、心理、行为写得情真意切，细致入微，社会底层的种种人情世态刻画得惟妙惟肖，雕镂入骨，……凡此种种，不熟悉社会底层生活的大名士王世贞，恐怕是无法措手其间的。但在王世贞的门人集团中就有士大夫、山门、词客、衲子，羽流等各色人物。对于这样一个群体结构可说是天文地理、三王五帝、政治经济、经史典籍、佛道宗教、卜筮星相、琴棋书画、舆服饮食、三教九流、民间习俗，无一不通、无一不晓。由这样一些人来撰写《金瓶梅》中的大部分篇章，何愁此书不可能如此多姿多彩。清焦循《剧说》云： 相传《鸣凤》传奇，弇州门人作，惟“法场”一折是弇州自填。 传奇《鸣凤记》洋洋四十一出，王世贞只写了一折（出），余者均为门人所作。那么王世贞在创作《金瓶梅》时，为什么不可能如法炮制呢?《金瓶梅》就是这样一部怪书：从总体上看，它有比较明确的创作目的和指导思想，全书反映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亦大体一致，全书结构严密，情节发展错落有致，反映的社会生活面十分广阔，它不愧为是一部能够展示一个时代整个风貌的，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文学巨著。但从某些部分来看，无论是在指导思想、思想倾向、艺术风格、人物评价、艺术水平上，都有不相一致的地方，情节发展中常常出现一些无头脑的事情，行文中还有许多错误和粗疏之处。这种矛盾现象正好说明，《金瓶梅》是以王世贞的思想为指导思想，是由王世贞及他的门人联合创作的产物。 其实，从“王世贞说”过渡到“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中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当王世贞创作《金瓶梅》的时候，有门人参与其间工作，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而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就是“联合创作”。当《金瓶梅》在社会上流传的时候，人们只道其王世贞所著而不道及其门人，这也是不奇怪的。因为门人完全是从属于大名士的，何况在当时并不像现在那样，存在一个所谓著作权的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认为宋起凤的“王世贞说”，已经基本上揭开了《金瓶梅》的作者之谜，或者说在揭开作者之谜上，已经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据宋起凤所说，有些人本来是相信“王世贞说”的，后“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可见在当时“王世贞门人说”是有很大威力的，这不能不使我们产生这样的看法，在《金瓶梅》的创作中，王世贞的门人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而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我们从《金瓶梅》中找出的大量的中下层文人参与创作的痕迹，也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但宋起凤不仅没有重视研究这个问题，而且相当轻率地以“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把门人的著作权一笔勾销，这不能不说是由于他的偏见而造成的失误，致使他的“王世贞说”，只具有部分的真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所提出的“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与宋起凤的“王世贞说”，不仅具有量的区别，而且具有质的区别。 那么参与《金瓶梅》创作的王世贞的门人到底是何许人也，这又是一个难解的谜。以笔者目前之见，有两个人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卢楠，一是屠隆。 卢楠，字少楩，河南浚县人。《明史》称他：“博闻强记，落笔数千言。为人跅弛，好使酒骂座。”（《明史》卷二八七《谢榛卢楠传》）卢楠既有文才，又很落魄，被诬牢监数年，后被谢榛所救。出狱后遍游吴会。楠骚赋最为王世贞所称，诗亦豪放如其为人（同上书）。王世贞“其所与游者，大抵见其集中，各为标目”（《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卢楠被列在广五子之中，可谓王世贞门人。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作者二十三说中，就有卢楠说。《金瓶梅》满文译本卷首有《序》云：“此书乃明朝闲散儒生卢楠斥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著之说，不知确否?”此说虽系传闻，但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卢楠为什么要著《金瓶梅》斥严嵩父子呢?显然这是王世贞的创作宗旨和指导思想。因此，卢楠极有可能参与了王世贞的《金瓶梅》创作。 屠隆（1542—1605），字长卿，号赤水等，浙江鄞县人，曾任青浦知县、礼部郎中。《明史》称他：“生有异才”、“落笔数千言立就”。后被讦与西宁侯宋世恩淫纵而被革职，“归益纵情诗酒，好宾客，卖文为活”（《明史》卷二八八《屠隆传》）。屠隆的文才为王世贞所赏识，被称为“末五子”之一，可见他也是王世贞的门人。二十三说中也有“屠隆说”，为黄霖同志所提出。黄霖同志从屠隆的籍贯和习尚，处境和心情，屠隆的情欲观，创造《金瓶梅》的生活基础、文学基础等方面，作了不少有见地的考证（黄霖：《〈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载《复旦学报》1983年第3期；《〈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载《复旦学报》1984年第5期）。屠隆确实很有可能作为王世贞的门人，参与了王世贞的《金瓶梅》创作。但这里有个问题，笔者认为《金瓶梅》成书于隆庆朝前后，而屠隆主要活动在万历年间。王世贞与屠隆的交往亦主要在万历年间。由此以观，屠隆似不可能参与《金瓶梅》初稿的创作，但有可能参与部分改写和传抄的工作。孰是孰非，实难辨析，存此一说，以备考稽。 综上所述，笔者所提出的《金瓶梅》为王世贞及其门人的联合创作说，可以算作是继《金瓶梅》作者研究二十三说以后的第二十四说。但此说到底能否成立，亦很难说，惟祈方家有以教之。 原载：《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1日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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