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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悟空的艺术形象看《西游记》所反映的社会理想


    文学反映的是整体性的社会生活,即便是出自文学幻想的艺术形象和故事情节,仍然离不开现实生活,它们也是以作者对社会现实所掌握的见闻材料和对社会生活的感受理解作为创作基础的。《西游记》[1]这样的神魔小说,也不可能不在它的故事情节中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作者的某些生活经历和情感态度。尽管经过作者头脑的艺术发酵以后,这些经历已经变形,但是只要认真考察总还会发现作者有意无意所留下的蛛丝马迹。无论是在群众集体创作西游故事的过程当中,还是作者取熔传说独创伟篇的个人创作过程当中,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某些思想的影响和支配。这些观念既是时代的反映,也是作者个人观念(或集体观念)的沉淀。
    《西游记》成书于明代中叶,其作者目前尚有争论,一般认为是吴承恩,本文从此说。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人,生活年代约在1504至1582年间。他出身于一个由小官僚降为小商贩的家庭,屡试不中,仕途坎坷,做过一年的县丞,随即被人诬陷下狱,这些使他彻底看透了那个黑暗的社会。[2]家庭环境和个人经历造就了吴承恩“迂疏漫浪,不比数于时人”[3]的性格。吴承恩长期生活在社会的下层,他熟悉下层人民的生活,懂得他们的心理,理解他们的感情。明代中叶几位皇帝长期不理朝政,政治日益腐败,宦官专权,权臣攻讦,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农民起义连绵不断,统治危机全面暴露。作者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虽满腹经纶却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只有把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改革社会的理想凝聚笔端,寄寓于自己所刻画的艺术形象中。
    《西游记》中唐僧虽是钦定的取经者,但小说的实际主角却是孙悟空。作者通过对孙悟空的刻画,写活了这个魔、神、人三位一体的艺术形象。孙悟空是魔,是因为猴子的生物属性真实而又生动地体现在他的身上,他的外形是孤拐面、凹脸尖嘴、两腮无肉、罗圈腿、拐子步、活脱脱的一副猴子相。这种以独特外形的魔的形象出现的孙悟空,才真正是引起读者阅读期待的原因之一,试想如果孙悟空没有猴子的外形,他还能如此强烈地激起读者的阅读期待吗?孙悟空又是神,他有“降龙伏虎,踢天弄井”的手段,他有七十二般变化,他会驾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他会使要大就大,要小就小,重达一万三千八百斤重的如意金箍棒。这种神的形象便于作者寄托社会理想,如果孙悟空缺少这样的神通,他就无法让读者产生美好的艺术想象。同时孙悟空也是人,人的喜怒哀乐的心理状态,乐观诙谐的性格,以及好胜好名、好戴高帽的特征他一概具有。正是具有人的特征才使孙悟空的形象显得如此地真实,更加有利于作者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试想如果没有人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这一艺术形象还能如此强烈地引起我们的共鸣,在我们的脑海如此长久地延留下去吗?
    无疑孙悟空这个富于幻想的艺术形象包含着我们所能理解的社会内容,寄托了作者的社会理想,那么在这个艺术形象当中寄托了作者什么样的社会理想呢?
    一、惟才是用的治国理想
    《西游记》以前七回为界,大体上分为两个部分,前七回着重写孙悟空与神佛的矛盾斗争,从第九回起着重写孙悟空保护唐僧勇斗妖魔鬼怪的取经故事。在前七回孙悟空是一个勇于反抗的英雄形象,他出世那时就曾“目运金光,射冲斗牛”,后来经过泛海学艺,习得惊天本领,大闹龙宫、地府后引起了天界的注意,玉帝才在太白金星的劝导下招他上天为官。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孙悟空是个英雄,但他首先是个有才能的人。他凭借敢于冒险的精神,发现了水帘洞,为众猴造福,才被推举为猴王。他凭借广大的神通,大闹龙宫,取得如意金箍棒;大闹冥府,勾除了猴类的生死单;大闹天宫,打得“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大天王无影无踪”(第7回)。有人认为前七回孙悟空的形象反映了明代农民起义的反抗精神,笔者对此却不敢苟同。孙悟空大闹龙宫是为了取得趁手的兵器,换句话说是为了取得适合他才能的武器装备。即使孙悟空不取这金箍棒,它放在龙宫中也是块废铁。更何况孙悟空和龙王是邻居关系而不是被统治和统治之间的关系,怎么能说是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反抗精神呢?在生死关系上孙悟空和阎王虽有被统治和统治的关系,但长生不老的权利是任何神佛都有的,为什么拥有不低于神佛神通的孙悟空却不能享有这一权利呢?孙悟空和玉帝倒是有被统治和统治的上下级关系,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原因是“玉帝轻贤”,没有尊重他这个“天生圣人”。第一次请他上天,只安排他作了个未入流的“弼马温”,他自然不服:“老孙有无穷的本事,为何教我替他养马?(第4回)”第二次请他上天,依着他给了个“齐天大圣”的空衔,却“有官无禄”,不让他参加蟠桃大会,他才偷酒盗丹,反出天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孙悟空不仅从来就没有从制度上否定天界神佛的统治,甚至还一直向往“高迁上品天仙位,名列云班宝箓中”(第3回)。因此前七回中孙悟空所反对的不是一种社会制度,也不是统治阶级,而是玉帝的“甚不用贤”,他所追求的仅是与自己才能相称的社会地位,即他要用自己的力量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自我的价值。
    小说第九回以后则描写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艰难过程。在取经路上,孙悟空继承了闹天宫的精神,和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作了顽强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如果没有孙悟空的得力保护唐僧是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西天的。他仍然是一个“才人”。在这里孙悟空是一个“才人”形象,而唐僧则是一个有目的、有理想的洁身自好的“贤君”形象,“才臣贤君”正是到西天取得“真经”的原因。
    孙悟空实际上就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作者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满腹诗书的“才人”,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却无施展的空间,于是就把怀才不遇的孤愤之情都内化到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中了,通过孙悟空的通天神通寄托了自己和邪恶势力作斗争,改造现实社会的崇高理想,把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做到的事情都淋漓尽致地宣泄到小说中。
    二、渴望政治清明的社会理想
    西游记所描写的天界和人界,实际上没有一块干净的“乐土”。天宫和地府看上去似乎十分神圣威武,其实却在神圣威武的外衣下,隐藏着腐败和丑恶。就连最高领导也难免其中:玉帝不明事情原由就罪及凤仙郡百姓,三年滴雨未下;佛祖身边的亲娘舅大鹏怪下界为妖。取经路上遇到的妖魔鬼怪大部分都是有来头,有后台的。文殊菩萨的青毛狮子,菩贤菩萨的白象,观音菩萨的金鲤鱼,弥勒佛的黄眉童子,太上老君的司炉童子……都是取经路上的拦路者。更甚者,佛祖还要替自己的妖怪舅舅说话,唐僧在狮驼岭遇难时太白金星就对孙悟空说:“那妖怪一封书到灵山,五百阿罗都来迎接。一纸简上到天宫,十一个大曜个个相钦。四海龙王曾与他为友,八洞仙长与他作客。十代阎罗以兄弟相称,社会城隍以宾朋相爱。(第74回)”虽然孙悟空和这些妖魔鬼怪进行了坚决地斗争,但每当这些有后台的妖魔鬼怪束手就擒,或是死到临头时,他们的后台就会降临现场进行庇护。或是轻描淡写地仅仅说是自己的疏忽大意;或是委过于人,说是某某神仙的指使;或是把问题转嫁到取经者的身上,说“你们师徒的磨难未完,应该受难”。孙悟空对神佛的这种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如孙悟空就对太上老君这位道教的最高神圣纵手下下界作乱进行讽刺:“你这老官,着实无理,纵放家属为邪,该问个管束不严的罪名。(第35回)”即便是对自己的最高领导―—如来佛祖也不忘讽刺他是妖怪的外甥。妖魔鬼怪及其后台―—神或佛这些幻想的艺术形象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当时社会那种官官相护、徇情枉法、贪赃行贿的黑暗腐败现象的反映。
    西游记尽情地嘲弄了天界神佛的昏庸腐败,批判了人间统治者的残暴荒淫,这实际上也是对现实世界统治者的嘲弄和批判。随着明代前期清平政治的结束,国力的衰弱,统治者为了更多的贪欲,往往利用帮凶爪牙肆意压迫剥削劳动人民,这也是明代中叶宦官专权、奸臣当道的原因。当然《西游记》在集体创作的过程中也肯定加入了宋元下层人民的一些感情色彩,但无论何朝何代劳动人民反对邪恶势力、反对腐败的愿望却是一致的。孙悟空对这些妖魔鬼怪的斗争以及对神佛的讽刺反映了作者对邪恶势力的强烈不满。
    讽刺是因为不满,而不满腐败行为就是要求统治者对自身的行为有所反省,对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腐败行为进行整治,达到政治清明的目的。作者理想中的政治清明可以从唐僧取经的目的探知,唐僧取经的目的用他自己对唐太宗的话说是:“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求我王江山永固。(第12回)”这里的“江山永固”,指社会稳定、政治修明、经济发展的社会状态。这种理想的政治状态正是作者在作品中隐含的写作目的。
    三、尊佛抑道的宗教理想
    《西游记》是以宗教内容为题材的小说,里面描写佛道两教的内容很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待佛道两教的态度截然不同:宣扬佛教,贬抑道教。在小说中佛教诸神的神通比道教诸神的神通大得多,对太上老君孙悟空可以盗丹砸炉,但却逃不过如来的手掌心。孙悟空保唐僧的终极目的就是求取可以“超脱苦恼,解释灾衍”、解救唐朝百姓于水火之中的“真经”。而且作者的化身―—孙悟空最后还被封为“斗战胜佛”。这些都可以看出作品是在宣扬佛教。那么作品为什么要宣扬佛教呢?
    我们知道小说描写的西天“极乐世界”是在一个遥远的国度,唐僧师徒走了十三年,这样的国度实际上是作者理想寄托的世界―—梦中的桃花源,而且在佛教世界中孙悟空(作者的化身)得到了保护唐僧取经的重用,但在传统的道教诸神系统中,孙悟空虽经自己的努力争取得了有官无禄的齐天大圣的高位,却仍不被重用,只是在害怕他生事的情况下,才让他做了一个小小的土地做的事情―—看管蟠桃园。在作品中也并不缺少以第一主人公孙悟空为口吻的讽刺佛教的内容。如孙悟空讽刺观音菩萨道:“反使精邪摹害,语言不的,该她一世无夫!(第35回)孙悟空讽刺佛祖是妖怪的外甥,还讽刺他袒护阿南、伽叶两位索要贿赂的传经人。应该说这些讽刺内容和小说批判现实社会的主题是一致的,不过对佛教的批判和对佛教的宣扬相比是处于次要地位的。
    《西游记》中贬道的描写处处都是。如孙悟空让八戒把三清像扔进厕所:“那里面秽气畜人,想必是一个五谷轮回之所,你把他们逆在那里去吧。(第44回)”孙悟空在取经路上斗争的对象有不少是被昏君崇信的妖怪所变的道士:乌鸡国的道士算尽机关篡夺王位;车迟国的道士权势熏天,意谋国柄;比丘国的道士要用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心肝做药引子。但这些图谋不轨的道士的行为显得愚蠢而可笑,其结果当然是被孙悟空一一翦除。这也象征着披着道教的外衣,从事罪恶勾当的邪恶势力的图谋是不可能得逞的,必然被代表正义的力量所打败。
    《西游记》的贬道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吴承恩生活时代的两位最高统治者一一明武宗和明世宗都是佞道的皇帝,他们迷信道士,深居宫中,长期不理朝政,日夜祈祷,服丹药,求长生。一伙奸佞之臣凭道术取媚于上,如严嵩就是因善写青词而受到重用,长期把握朝政,胡作非为。更甚者道士邵元节曾被擢为礼部尚书,道士陶仲文被擢为少保礼部尚书。[4]嘉靖十九年,太仆卿杨最上疏劝世宗停止迷救信活动,被打死在狱中,第二年监察御史事杨爵上疏批评世宗崇道也被打死狱中,就连上疏救杨爵的主事周天佐、御史浦宏也被打死。[5]这些由崇道带来的黑暗现实,吴承恩当是耳熟能详的,这应当是作品批判道教的一个现实原因。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知道,尊佛抑道实际上也是作者寄托理想,批判现实世界的一种艺术手法。
    结论
    尽管《西游记》在思想内容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宣扬宗教活动,赞颂因果报应等宿命论思想,但是对孙悟空这一人见人爱形象的塑造,也表现了作者所要积极追求的社会思想。
    孙悟空具有非凡的本领,他不但艺高人胆大,而且还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优秀的协调能力。孙悟空体现了明代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代表了反压迫的正义力量,也是作者自身社会思想的寄托,表达了作者通过自身才能改造现实社会的崇高理想,把自己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做到的事情让孙悟空在幻想的艺术世界里来完成。
    孙悟空对妖魔鬼怪的抗争也投影式地反映出明代人民对社会邪恶势力的反抗斗争。作者把恶劣的行为和品质赋予了这些动植物幻化而来妖魔鬼怪,他们嗜杀成性,抢劫掠夺,霸占一方,淫荡无耻,玩弄阴谋,他们是危害社会的明代恶势力的象征。那么为何上天不去惩罚这些妖魔鬼怪呢?并且有的妖魔鬼怪他们的罪恶行径受到了神佛的纵容?为何佛法无边的我佛如来不去用五行山压住这些妖魔鬼怪?甚至许多神佛还和大多数妖魔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暗中为他们撑腰。这隐晦曲折地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的腐败,他们上下勾结,互相包庇,残害人民,这体现出作者对当时社会政治现状的不满,要求对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腐败行为进行整治,达到政治清明的目的。
    《西游记》在揭露现实的腐朽、政治黑暗的同时,还对道教进行了嘲讽,对道士行了抨击。作者的这种讽刺和抨击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明代皇帝极好道教,他们迷信道士,长期不理朝政。为此作品特意安排了九个人间国度,写了许多作恶多端的道士,其中没有一个是好道士。这些描写影射了道士的妖言惑政,带有明显的规劝意味。实际上这也是作者寄托理想,批判现实的一种社会思想。
    参考文献:
    [1]本文所引《西游记》均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2][明]宋祖舜.人物志·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M].方志出版社,2009.
    [3][明]吴承恩.吴承恩诗文集笺校?祭邑山先生文[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七·邵元节、陶仲文[M].中华书局,1974.
    [5]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卷二十五·世宗崇道教[M].中华书局,1977.
    原载:《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总第75期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