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心学”思潮与《西游记》
http://www.newdu.com 2024/07/02 09:07:44 中国文学网 张蕊青 参加讨论
明中叶以后思想文化领域呈多元化趋势，特别是阳明心学的崛起之后，其势力几乎遍及全国，笼罩整个明代中晚期思想界，对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和程朱理学产生巨大的冲击，对明代中后期以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明清之际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明代四大古典名著小说之一《西游记》[1]最后成书时期，正是阳明心学崛起和鼎盛时期，阳明心学对《西游记》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一 本文题旨用一句成语概言之，即曰“心心相印”。“心心相印”四字中前一个“心”字，乃指《西游记》所创造的“心猿”艺术形象，而后一个“心”字，则指小说问世之前的一股社会思潮：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我们的任务则是在这两“心”之间寻找出其相互关系，而其中的重点是探寻小说《西游记》受陆、王心学影响的事实及其原因，以追踪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和嬗变的历史轨迹。 翻开《西游记》这部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进入我们视野最常见的词就是“心猿”。仅世德堂本《西游记》的一百回回目而言，“心猿”这个比喻心灵躁动不安的宗教术语就出现了17次之多，约占全书全部目录的六分之一强，分别见于：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第十四回“心猿归正六贼无踪”，第三十回“邪魔侵正法意马忆心猿”，第三十四回“魔王巧算困心猿大圣腾那骗宝贝”，第三十五回“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猿获宝伏邪魔”，第三十六回“心猿正处诸缘伏劈破旁门见月明”，第四十一回“心猿遭火败木母被魔擒”，第四十六回“外道弄强欺正法心猿显著灭诸邪”，第五十一回“心猿空用千般计水火无功难炼魔”，第五十四回“法性西来逢女国心猿定计脱烟花”，第五十六回“神狂诛草寇道昧放心猿”，第七十五回“心猿钻透阴阳窍魔王还归大道真”，第八十回“姹女育阳求配偶心猿护主识妖邪”，第八十一回“镇海寺心猿知怪黑松林三众寻师”，第八十三回“心猿识得丹头姹女还归本性”，第八十五回“心猿护木母魔王计吞禅”，第八十八回“禅到玉华施法会心猿木母授门人”。此外，还有心性、本心、禅心、心经、心主、心神、心清等，全书几乎充满了“心”字。从《西游记》第十三回唐僧在法门寺与众僧的对话：“众僧们议论佛门定旨，上西天取经的缘由，……三藏箝口不语，但以手指自心，点头几度，众僧们莫解其意，……三藏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到小说第八十五回中行者道：“‘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三藏道：‘徒弟，我岂不知？若依此四句，千经万典，也只是修心。’行者道：‘不消说了，心净孤明独照，心存万境皆清。’”以及《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第一回中，孙悟空寻访到须菩提祖师住处“灵台方寸山”时，李贽批道：“灵台方寸，心也。”“一部《西游》，此是宗旨。”在“斜月三星洞”后，李贽又批道：“斜月象一勾，三星象三点，也是心。言学仙不必在远，只在此心。”凡此种种，都说明《西游记》的主旨就在于一个“心”字。这一点很容易使人想到当时的社会思潮：陆王心学。 陆王心学，即陆王学派。南宋的陆九渊把“心”看做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了“圣人之学，心学也”[2]的主张。“心学”创始人陆九渊有句名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提出“心即理”的命题，认为“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理，心即理也”[3]。他强调“心”与“理”应该完全合一，且永久不变，因为“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陆九渊认为“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4]，视世上万物及其一切规律(即“理”)都包罗于我的心中，皆是“吾心所为”，因此只要“发明本心”，无需向外寻求，即可获得知识。而所谓的“本心”，就是伦理道德上的良心，人们认识事物的目的和修养的功夫，全在于“发明本心”。 明代中叶弘治、正德年间的王阳明(1472—1528)，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认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是天”[5]、“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6]，强调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即依赖于“心”而存在，我们生活的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心”的表现。王阳明还把“心”视作“良知”“灵明”和“天理”，认为“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止草木瓦石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具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7]一个人如果没有了“心”(即“良知”)，那么宇宙间也就没有了草木瓦石，甚至也不会存在天地和万物。换言之，人心才是天地万物的本质之所在，天地万物只是人心的某种显现而已，它们只要依靠人心才能被认识，人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显然，陆王心学存在着许多不合情理的成分，甚至可以说有不少唯心主义的思想。然而，它把脱离人的空幻的所谓“天理”又拉回到人世间的这一理论，相对说来在社会上有着比较广泛和深厚的基础，在人们早已厌倦于程朱理学的缺陷时，就很容易接受这种比较新鲜的思想。《明史》本传称，王阳明“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无复几人矣”，[8]当时尤以现今的浙江、江西、安徽及湖北一带信奉者居多。据现存历史典籍记载，有文字记录的有名有姓的王氏弟子就有307人，[9]到了晚明时期，经李卓吾等人的弘扬光大，一时“风行天下”。 学界普遍认为，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西游记》最早刊本是金陵唐氏世德堂刻本，二十卷，一百回，不署作者姓名，首有陈元之序，其成书在作者吴承恩(约1500——约1582)逝世后十年的万历二十年(1592)。然而在它之前，小说《西游记》的故事已在社会上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了。陆王心学在明代中期风靡一百多年，心学几乎笼罩整个明代中晚期思想界，它无疑对明代中叶，尤其是晚明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西游记》诞生于陆王心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吴承恩生年比王阳明晚28年，吴承恩生活的时代正是心学流布天下的时代，吴承恩的家乡淮安离王学左派——泰州学派的发源地泰州很近，吴承恩在《西游记》创作中受阳明心学这股风靡一时的社会思潮影响，那是十分自然之事，前人对此早已有所论述。 谢肇淛《五杂俎》之卷15说：“《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服，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10]他的这一观点得到鲁迅的充分肯定，认为寥寥数语对《西游记》主旨而言，是“已足尽之”了。而清人刘廷玑《在园杂志》则认为，《西游记》是一部“借说金丹奥旨，以心猿意马为根本”的“证道之书”。鲁迅在指出《西游记》“实出于游戏”的同时，又指出它的大旨是“求放心”。而“求放心”恰恰是陆王心学中最核心的理念。陆九渊在《与舒西美》一文中说：“人孰无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贼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养而反戕贼放失之耳。”[11]王阳明在《答徐成之(二)》中曾概括陆九渊之学说：“象山辨义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后学笃实为己之道，其功亦宁可得而尽诬之。”[12]所谓“放心”，就是放纵不羁之心，受到外界物欲的迷惑而不知返回。“收放心”就是让“放心”回归到“本心”“良知”的自觉境界。在《西游记》中，“放心”就是指东土南赡部洲的“贪淫乐祸，多杀多争”之心，唐僧师徒历经艰险，“定要到西天见佛求经”，是因为这“真经”“能解百冤之结，能消无妄之灾”，让其“永传东土，劝化众生”之后，东土之人就能“敬灭礼地，心爽气平”，找回业已失落的道德本性，能够“使我们法轮回转，皇图永固”(第十三回)。 孙悟空是个“求放心”的典范人物。孙悟空“求放心”也即“修心”的过程，大体经历了放心乱天、压山定心、修心成佛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写孙悟空山中称王，海外学道，龙宫索宝，地府除名，大闹天宫。然而，孙悟空在“官封弼马”时，仍然是“心何足”；“名注齐天”时，依旧显示出“意未宁”。第二阶段，孙悟空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逃出后，却未逃出佛祖如来的巴掌，被压在五行山下，经历了一个反省时期，被称作“定心猿”。经过五百年的反省，孙悟空脱去了妄心，树立了正心。在修心成佛阶段，孙悟空保护唐僧历经八十一难的磨炼，这八十一难，隐喻孙悟空修心过程中的重重障碍，也说明明心见性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从“收心猿”开始，逐步战胜自己心中之魔，完成“成佛”的这一经历。孙悟空头上的金箍，也成了收伏其心猿意马的佛法。第三阶段，孙悟空西天取经常常被称为“心猿归正”(第十四回)，因此整部《西游记》中有一个“心猿归正”的总体框架，“在神幻、诙谐之中蕴含着哲理，这个哲理就是被明代个性思潮冲击、改造过了的心学。因而作者主观上想通过塑造孙悟空的艺术形象来宣扬‘明心见性’，维护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但客观上倒是张扬了人的自我价值和对于人性美的追求”。[13] 二 《西游记》最为当代学者赞赏的是，小说呈现出来的追求个性自由和自我价值的精神。对此，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述及《西游记》创作成就时指出，这部小说的主角孙悟空(也即“心猿”)身上体现着一种强烈的“热爱自由、自尊、自珍的精神”，并且这种精神“显然是与自我意识的进一步发展相联系的”，“孙悟空是一个自由的精灵，读他的故事可以激发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孙悟空的形象出现于明代中后期并非偶然，它与当时社会中的个性解放精神息息相通。”[14]而《西游记》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先进的思想意识，恰恰与陆王心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尽管陆王心学只是宋明理学的一个分支，王学是从朱子学出发的，心学的基本立场仍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礼法名教。王阳明创建心学理论体系，主观上是为了破心中之贼——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思想和要求，整肃人心，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但由于王阳明的心学是在程朱理学日趋僵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具有了反对教条化了的程朱理学的意义。由于心学思想本身具有道德完善和张扬个性两种不同的倾向，具有比较广阔的阐释空间，它既能适应封建统治者用以整肃人心的要求，又能成为那些力图摆脱封建礼教禁锢的人的思想武器。有学者曾精辟地论述过心学发展中的这种矛盾现象，认为阳明心学本来是一种救世的学说，它由内在超越的个体自适与万物一体的社会关怀两方面的内涵构成，目的是要解决自我生命的安顿与挽救时代的危机。然而在现实的历史运行中，它却伴随着环境的挤压而逐渐向着个体自适倾斜，从而变成了一种士人们自我解脱的学说。[15]在客观事实上，阳明心学在明中叶的兴起和广泛传播，为追求人性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潮打开了闸门，开辟了一条通向思想解放的进步通道，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当时正在崛起的新兴市民阶层在意识形态上的代表，也奠定了明代中后期思想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比如，陆九渊在《语录下》中说：“请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阙！”主张“凡事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谁”，“不能随人脚跟，学人言语”。[16]而王阳明则进一步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17]这些都表现了独立思考、大胆怀疑的精神。王阳明提出以个人良知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而不是以孔子言论作为评判标准，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在程朱理学被推崇为法典和教条的情况下，这类言论打破了程朱理学僵化的教条，活跃了人们的思想，具有反对个人崇拜的意味，在客观上有利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程朱理学提出“性即理”，心学提出“心即理”，其说“显与朱子背驰”(《明史·儒林传》)，打破了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王阳明还进一步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认为心是一切道德价值和秩序的基础，把作为封建道德的礼内化到个人主观的心中，反对用种种外在的东西来规范约束人的“心”，这实际上宣扬了人的主体性。王阳明还说过：“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18]隐隐约约地表达了众生平等的思想。事实上，这种思想后来被利用为思想解放的工具。 王阳明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致良知”。在王阳明那里，良知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和修养德性的功夫，良知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向外求索。只是有些人由于私欲过重蒙蔽了如明镜般的良知，只有扫除心中的自私念头和不正当的欲望，才能恢复自己的良知。所谓“致良知”，就是把自己内心原有的灵明挖掘出来。他说： 可知充天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19] 这段话中，王阳明反复阐述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的思想。所谓的“天、地、鬼、神”，也就是泛指世界上的一切万事万物，它们都是受“我的灵明”所主宰。如果“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他把“我的灵明”提到无与伦比的高度，固然有着某种过分拔高、夸张，甚至是唯心的思想成分，然而如此这般高度强调的“我的灵明”，在我们这个始终生活在群体的世界、而在封建专制下个体极度压抑的王国中，对于增强自我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勇敢追求“热爱自由、自尊、自珍”的精神，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毫无疑问，《西游记》就是这样一部体现着一种强烈的“热爱自由、自尊、自珍的精神”和与此相联系的“自我意识的进一步发展”的小说。这在小说描写的“心猿”孙悟空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和集中。在《西游记》所描写的西天取经团队中，虽然以师父唐僧为首，但作者倾注全力描绘的主要人物不是师父，而是那个“心猿”孙悟空。这孙悟空天生就是一副自由的身子，他从大石中崩出来到人世，与豺狼虎豹为伴，称王称霸，无拘无束，在花果山上过着一种“不吠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自由自在”的生活。小说第一回就如此开门见山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他在山上“称王称圣任纵横”的快乐生活，而且他对这种生活十分向往。就是在他接受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的任务后，孙悟空还念念不忘要回到花果山过这种自由幸福生活。倒不是西天取经路上的艰难险阻吓倒了他，因为这一点对于这位敢于“大闹天宫”的英雄来说，实在也算不了什么。他之所以要回花果山，最根本的原因是感到取经路上的不自由，用王阳明话说，就是他无法主宰自己的灵明。这种不自由，既有来自猪八戒的处处制掣，又有来自师父的百般拘管，而且更重要的还是来自头上的那道紧箍咒，它如一根紧套的锁链，每当他欲主宰自我行动而又不合师父之意时，那道紧箍咒就发挥了作用，把他的自我意识尽情扼杀。小说多次描写到孙悟空难以忍受这种自我的被扼杀而遭心灵极度痛苦的煎熬情节，有一次他甚至回到了花果山，依然过着原先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作者对此评论说：“原来这猴子，一生受不得气。”正是这种为了捍卫自我而“一生受不得气”的气概，令他面对威权时也敢于大胆反抗。例如，观世音是用紧箍咒约束孙悟空的主谋，孙悟空在得知真相后于是大骂“他怎么那等害我，等我上南海打他去！”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位孙悟空，凭着学就的一身本领和七十二般变化，上天入海，搅得天下不宁。他闯龙宫，把龙王爷大肆戏弄，甚至敢于和执掌生死簿的阎王搅和一番。至于偷吃蟠桃、大闹天宫、任性而行等等根本不把玉皇大帝放在眼中的事情，则更是人人皆知。例如，他第一次到天宫，玉皇大帝封了他一个弼马温的官职。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入流的官而觉得自尊心大受伤害，于是“咬牙大怒道：‘这般渺视老孙！老孙在那花果山，称王称祖，怎么哄我来替他养马？养马者，乃后生小辈，下贱之役，岂是待我的？不做他！不做他！我将去也！’”从耳中取出金箍棒，反出天宫。对于如来佛祖，孙悟空曾表示了极大不满，骂他是“妖精的外甥”等等，这样的精彩片断小说中还有不少。更可注意的是，孙悟空一生从来没有对所谓的“犯上作乱”的大闹天宫行为反悔过，他这种追求自由和自我个性发展的思想始终十分坚定。所有这一切艺术描写，都足以说明《西游记》和陆王心学的密切关系。 从孙悟空的形象演变史来看，成书于北宋年间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已经出现了神通广大的猴行者的形象，在元人的《西游记》杂剧和朝鲜的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孙悟空以及唐僧、猪八戒等形象已基本定型。吴承恩又运用了他那杰出的艺术才能，对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强化了他的反抗精神和英雄气概，尤其突出了他的自我意识、自由精神和个人欲望，这是吴承恩赋予孙悟空这一形象的新的时代内涵，同时也折射了时代的精神气息，而这种时代的精神气息，显然又是和阳明心学特别是王学左派息息相通。 注释： [1]本文所引《西游记》原文均出自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2]［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7《象山文集·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页。 [3]［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11《与李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9页。 [4]［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34《语录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23页。 [5]［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6《答季明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6]［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1《传习录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7]［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3《传习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 [8]［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82《列传》第170《儒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222页。 [9]此据余重耀《阳明弟子传纂》、钱德洪《阳明年谱》、万斯同《儒林宗传》、毛奇龄《王文成传本》及《阳明书牍》等，详见方克立主编：《中国哲学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10]［明］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页。 [11]［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4页。 [12]［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2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09页。 [13]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 [14]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页。 [15]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6]［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35，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55页。 [17]［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2《答罗整庵少宰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18]［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2《答顾东桥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19]［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3《传习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春之卷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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