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汉：论《红楼梦》的历史容量
http://www.newdu.com 2024/12/05 09:12:09 爱思想 杨光汉 参加讨论
一、请君着眼护官符 借用戚本第四回总评中的这句诗做小标题，不是想重开关于“全书总纲”的争论，只想说一个问题：《红楼梦》中有没有“四大家族”？ 为了说明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请让我们先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红楼梦》第四回里，门子出示的“护官符”上有四句俗谚口碑，分别提到了贾、史、王、薛四个“本地大族名宦之家”。这样，小说问世后，读者便自然而然地注意到了这四个家族。初读此书的人，对里面的众多人物弄不明白，也是得借助“护官符”提到的这四个家族的线索，才把他们的关系理清楚。在清人的批语、札记中，已把“贾史王薛”并提，但还只称为“四家亲戚”，不曾见用“四大家族”的字样。据我所看到的资料，首先用“四大家族”这个概念来称说贾、史、王、薛四家的，是黄升能。他那篇发表于1951年1月13日香港《大公报》上的一千字的短文，题目就叫《〈红楼梦〉的四大家族》。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教育，这位作者大约是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提法中受到启示而写作这篇文章的。他不说“贾史王薛”而说“四大家族”，不是一个语言上标数概括的问题，而是赋予了它以明显的政治色彩。但当时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过了20多年，大约是1973年前后，据说毛泽东同志说过：《红楼梦》写的是“四大家族”。于是，《红楼梦》评论者便普遍采用了这个提法，到了几乎每篇文章都少不了这几个字的程度。此后，过了五六年，这才出现异议。一位红学前辈明确提出：他在《红楼梦》中实在没有看到“四大家族”，只看到贾家这“一大家族”。不久，这话得到了另一位红学前辈的支持，写成文章加以阐发[1]。此说一出，颇有影响，致使后来发表的不少红学文章，都悄悄抹去了“四大家族”的字样。那或者是赞同了新说，或者是各自文章的题旨不同，暂时回避开这个有争议的提法。当然，也有不少研究者至今仍在使用“四大家族”的概念。我想，那倘若不是未注意到“一大家族”之说已出现，恐怕就是包含着不附和新说的意思在里面了。 “一大家族”之说提出以后，我曾思考过，但终于没有接受。重审自己已发表过的文字，感到虽曾用过“四大家族”的概念，似不必后悔；将要发表的文字，也似不必对这几个字加以改动。因为我觉得“只看见一大家族”之说尽管很有启发性，但总嫌说得绝对了一点，与小说的实际有出入。当然，诚如新说的主张者所讲的，“‘护官符’也只是‘护官符’，并不能代替全部小说中的艺术形象。”[2]但事实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四大家族”的提法，并不是仅仅根据葫芦僧口袋里装的那张单子作出的概括，而且在红学界，好像也没有谁在文章中主张“护官符”就等于一部《红楼梦》。曹雪芹揭出“护官符”实在并非“只是护官符而已”，并非“只是一般的泛论”[3]。书中，冯渊终于“逢冤”，贾雨村终于由对凶犯“大怒”转为笑向葫芦僧讨教葫芦案的判法，总还是古典文学中少见的准确而生动的艺术描写。而事后他所以“急忙作书信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不正是表明，“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四大家族”确实存在吗？否则，薛家公子的官司，干他“贾不假”和“金陵王”何事？若不是因为这四家“连络有亲”，史家小姐何以成为贾府的“老祖宗”？王子腾的妹子又怎么生个儿子姓贾名宝玉？总揽贾氏荣府家政大权的人怎么是王家生的女儿？薛家大姑娘又为什么偏要往贾家嫁？主张“爱情主题”说的同志认为只消抓住宝黛爱情这个“主要情节”，就能把《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社会意义讲清。但我们知道，要说起宝黛爱情，就避不开“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而那“金玉良缘”不又正好是“护官符”在婚姻问题上的落实吗？王熙凤所以必须置尤二姐于死地，并且能够顺利得逞，让贾琏也不敢吭声，那除了凤姐个人品质、手段方面的原因外，恐怕从根子上讲，还是尤二姐那个“贱骨头”（贾母语）不自量力，企图向“护官符”规定好的关系“争锋”（贾母语）的缘故。可见，说是《红楼梦》中“只有一大家族”，是不符合小说实际的，至少是欠准确的。 当然，若“一大家族”的提出，旨在说明《红楼梦》虽然写到了贾、史、王、薛四个大家族的人物，但主要写的还是贾府一个大家族的盛衰，话到此为止，那样，即使表达欠准确，倒也没有什么必要去议论。问题是“一大家族”说的本意实不在此，而是要由此说明一个大道理：《红楼梦》并没有反映出封建王朝，更没有反映出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因为小说既然只写了一个大家族，而一个家族在宦海中的兴亡继灭本是封建社会中的常态，几千年来不知有过多少例子——本旨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能不对“一大家族”之说认真考虑一下了。 是的，一个家族的由兴而亡或盛衰数化的实例，在中国历史上要找多少有多少。春秋战国时那些有姓有氏的、起起落落的大族，不说了，仅看第一二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汉的情况，就已够惊人。翻开《史记》《汉书》所列王侯将相、百官公卿的年表，“自杀”“诛”“族”“弃市”“废”“夺”“国除”“绝”等字样，比比皆是。这些，当然无损于整个王朝。秦丞相、文信侯吕不韦被逼死，长信侯嫪毐灭宗，秦始皇的政权反而更巩固。西汉初年韩信等六个异姓王被灭，景帝时刘濞等七个同姓王伏法，西汉封建政权反而加强。所以，确如舒芜先生所说，倘若有人以为司马迁写出了《淮阴侯列传》，“便已经‘反映出’汉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在公元前两世纪就要‘必然崩溃’了”，实在是“可笑的话”[4]。 但我以为，《红楼梦》到底不是《淮阴侯列传》，因为一乃文学作品，一属历史传记。作为真实的历史传记，韩信本人被诛，三族被夷，诚然也有典型意义，但那是历史范畴中的典型意义。太史公认为其意义在于伐功、矜能，天下已集却还要谋叛，故斩草除根、“夷灭家族，不亦宜乎”？韩信则认为他自己的命运，典型地说明了那个时代的一条规律：“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所以，“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但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自不同。它的典型意义是文学、美学范畴中的典型意义。因此，《淮阴侯列传》不能包括它，它却可以包括《淮阴侯列传》。比方说，贾雨村“后来到底寻了个不是，远远的充发了他（门子）才罢”，那门子不是也有点“走狗烹”的辛酸么？蒋和森同志说：《红楼梦》“可以容纳得下一部二十四史”[5]。我以为他这话，不算夸张。 因此，别说《红楼梦》中写了“四大家族”，就是真的只写了“一大家族”，只要它确实达到了“容纳得下一部二十四史”的深度和广度，那么，我们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也就未为不可（下面还要再谈到这个问题）。 从这点来说，想要证明《红楼梦》没有反映出封建社会的“必然崩溃”，其实用不着先证明它没有写“四大家族”。因为倘若作者写得不深，别说“四家”，“四十家”也反映不出；写得深，“一家”也可以反映出，正如反映骑士制度的没落，一个堂·吉诃德就够了。 但曹雪芹为什么不只写“一大家族”而要写“四大家族”呢？是他没有本事像塞万提斯那样做到“一以当十”吗？不是的。相反，是他心比天高，本事也大。他追求的不是“一以当十”，而是“一以当千”，“一以当万”。他要反映的不只是一个家族的兴衰，而是还要反映中国封建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命运；他要概括的不是一个短时期的历史，而是三千年等级制社会中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请注意葫芦僧对“护官符”的说明：“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姓名，各省皆然。”“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薛蟠）也不单靠这三家，他的世交亲友在都在外的，本亦不少。”“小的闻得老爷补升此任，亦系贾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贾府之亲，老爷何不顺水行舟，作个整人情，将此案了结，日后也好去见贾府、王府？”这“连络有亲”，这“扶持遮饰，俱有照应”，已经把用血缘纽带维系起来的两千年来的封建宗法制，甚至三代的奴隶等级制的本质特点说到家了。这“各省皆然”，还有“也不单靠这三家，他的世交亲友在都在外的，本亦不少”，已经把这张统治的恢恢大网编织出来了。而“老爷补升此任，亦系贾府、王府之力”，说明像贾雨村这类官员靠巴结这张网起家，又参与了这张网的编织，使它更为严密和有效了。这张网的结成正是决定这个社会之性质的东西。正如辛迪加、托拉斯的大网决定了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社会性质一样。没有这张大网，又怎么兜得住曹雪芹要表现的那丰富无比的社会矛盾呢？我想，这样来看“护官符”中提出的“四大家族”，就不必拘拘于查考小说是否也同时写到史、王、薛三家“俱荣”的问题了。晚清评点派红学家护花主人王希廉在这回书上有眉批，他说：“护官有符，普天下为知县者已奉为圭臬矣！”“亘古如斯，可发一叹！”[6]他好歹还是看到了曹雪芹安排“四家亲戚”的用心。一个“亘古”，说了时间历史之长，一个“普天下”，说了空间地域之广，够了。 “请君着眼护官符，把笔悲伤说世途。”曹雪芹是在这张大网的广阔、深远的背景上来解剖麻雀、展开全书故事的。我们恐怕也要紧紧联系这个背景来看待他所写的人物故事，才不致辜负了作家的良苦用心。 二、富贵流传，虽历百年 葫芦僧出示的那张“护官符”，在各句谣谚下均有注解。今照录如下：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二十房分，除宁荣亲派八房在都外，现原籍住者十二房。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保龄侯尚书令史公之后，房分共十八，都中现住者十房，原籍现居八房。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都太尉统制县伯王公之后，共十二房，都中二房，余在籍。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紫薇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府帑银行商，共八房分。 文中注解，在程高百二十回本中删除干净，一般读者都不知道；198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研所整理的新版《红楼梦》将它恢复了过来，这是完全正确的。 这些注解的性质与经学家们的笺注不一样，也不同于今日作家学者为自己著作的正文所作的补充和注释。它本身就是《红楼梦》的正文，是葫芦僧抄在那张“私单”上的。若要细分，则大字记的，是流传在百姓中的口碑；小字，是地方官员们在对“四大家族”的房分进行查访后，自己写下的备忘录。（当然，这一切又都不过是曹雪芹的艺术虚构。） 这四条啰里啰唆的注释，实在没有什么文采，然而却颇为重要。因为，一、现实主义要求细节的真实。加了这几串小字，可就“煞有介事”了。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二、它要补充说明组成这张统治大网的人员之众。仿佛是作家借此在告诉读者：“四大家族”衣食租税者，岂止石头道出姓名来的几十位哉？其人固众，书中所写，不过举其类以示众而已。在后面第十四回中，作者又借给秦可卿送殡的机会，补开了一串名单：什么镇国公牛清之后，理国公柳彪之后，齐国公、治国公、修国公、缮国公之后，等等。既然“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那么，应天府知府贾雨村有一张写着“四大家族”的“护官符”，长安府知府、“平安州”知州的口袋里为什么不兴装一张“五大家族”“七大缙绅”的“私单”呢？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层次：荣府——贾府——四大家族——四王、八公、九侯、十伯。作者要重点描绘的荣府，就这样作为解剖的典型托出来了。这恐怕就是脂砚所说的“有隐有见（现），有正有闰，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万染诸奇秘法”的一个表现吧。我以为，这些都是曹雪芹为了加深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度与广度，突出红楼人物、故事典型意义的有心之笔，决非“只是一般的泛论”。他这样安排层次，如同他在处理其他艺术问题时一样，都不仅有着清代现实生活的依据，更有着深厚的历史内容垫底。 比方宁荣二公之灵对警幻仙姑说的那段话，历史的内容就厚实得很。那话说： 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故遗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 这里，“百年”二字便不是一个随便拈来的数字。就小说本身来说，那是因为从宁荣二国公传到贾府辈分最小的公子贾蓉、贾兰，中间经过代化、代善，贾敬、贾赦、贾政，贾珍、贾琏、宝玉，前后共五代，估算下来，正合这“百年”之数。 但大家知道，那宁荣二公不过是虚设的名字，贾母排为荣公的儿媳妇辈，自也是虚设的辈分。为什么作者不再多虚排几辈？光从小说的人物设计来看，确实是并无不可的。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这就要从曹雪芹所依据的客观现实生活素材去考察了。 首先，我们来看曹雪芹的家世。大家知道，曹家的富贵，是从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开始的。振彦之父世选大约在明万历年间被满洲军队俘掠为奴，不久就跟了多尔衮，属于“从龙入关”的包衣。于是，从振彦开始，曹家便正式踏上仕途。曹振彦由吉州知州而大同府知府、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运使。然后传到曹玺、曹尔正，曹寅、曹荃、曹宜，曹颙、曹，一直身居要职。由曹振彦到曹雪芹零落之时，正是五代人。这个家族功名奕世，富贵流传，也是“百年”左右的时间了。 我们排比这个时间，当然不是要论证《红楼梦》是曹家家史，只是想说明小说与素材的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赫赫扬扬的江宁织造曹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值得研究的对象；而从文艺学角度说，曹雪芹要解剖生活，就近取材，选用“亲见亲闻”的材料进行艺术加工，也正是完全符合创作规律的事。现在，我们倒是应该为曹家家世的详情细节还很不清楚感到遗憾，而不宜对从事“曹学”研究的专家学人多所指责。“曹学”理应受到“红学”的尊重和感激。 当然，将曹家和《红楼梦》中贾家的辈分进行排比也只是说明了现象。若不留心，还可能由此重蹈新红学派的覆辙。曹雪芹所下的“百年”二字的本旨，还需要从历史经验中再去寻找根据。 先来看清朝历史。从顺治帝定都北京算起，到曹雪芹开始写作《红楼梦》的1744年[7]，正好是一百年整数。顺治至乾隆共四代皇帝。（康熙帝在位61年，时间之长，为历史所仅见。否则，也该传五代了。） 这个数字，和《红楼梦》中说的“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虽历百年”，又是大体吻合的。于是，不能不使我们产生这样的想法：这到底是巧合呢，还是曹雪芹有意为之？倘是巧合，另当别论；倘是有意为之，那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想：曹雪芹在他的《红楼梦》中，不仅要把曹氏家族这个社会细胞作为典型来解剖，而且还想把清王朝这个中国历史长链条中的一环也概括进去？倘若我们承认《红楼梦》不是一部曹氏家世的实录，而是有虚构的成分，那么，那用来虚构的材料，就不好说没有清廷的东西了，从而，我们的推想也就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了。何况还有“借省亲写南巡”之类的脂批可以作证。 看来，“百年”的依据，已不算孤证，值得思索而得出结论。但我还想对我们祖国悠久的历史作一番考察。 周朝，开国无确切纪年，不好说；秦，是个短命王朝，不去说；就拣几个命长的大一统王朝来说吧。西汉，刘邦开国后27年，灭吕党；52年，七国之乱；84年，淮南王、衡山王谋反。东汉，刘秀登基后67年，灭窦太后势力，创宦官用事先例。100年整，灭邓太后势力，宦官、外戚共同专权。唐，开国后70年，武后大杀唐宗室，87年至94年间，政局极度动荡，政变七次，更君四次。北宋，开国后84年，社会矛盾激化，实行新政，从而又加剧统治阶级内部矛盾；103年王安石变法，自此以后新旧两派党争日趋激烈。元，从忽必烈改国号为“元”算起，97年而亡。明，英宗到宪宗时期，即开国后百年前后，开始衰败，宦官专政，从此党争不止，谏臣廷杖致死的现象大量出现，为历代所罕见。 从上列这张单子，可以看出，我国历史上的一些较大的王朝往往在开国后不久便会发生一些政局上的动乱，或大或小，或早或迟，其数不定。这个不定数，反映着历史演变的一些偶然性因素，因为历史毕竟不是按数学公式来精确演化的。但有一点仍值得寻味，那就是：在开国后百年左右时间里发生的矛盾、动乱，常常成为一个王朝盛衰的分水岭。阶级矛盾激化，内部争夺激烈（有时还有较突出的民族矛盾）。百年之后，尽管有的王朝还一度“中兴”，但总的趋势仍是较清楚的，那就是：由上坡而下坡。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一种“运数”在冥冥中支配着？从秦朝以来，没有哪一个王朝（两汉、两宋分开算）的国祚超过了300年，这是偶然的数字上的巧合呢，还是有某种必然性包含在里面？我想，恐怕还是有某种必然性在吧。那就是创业不易，守成更难，“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缘故了。试想，天下到手，养尊处优，嫔妃妻妾如云，儿孙成群结队，尸位素餐者众，奋发有为者寡，包袱累累，积重难返，怎不会由锐进变为钝驽，新生转向腐朽，统一走向分裂，亲亲化为仇仇呢？正如冷子兴所说的：“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也正如贾探春说的：“一个个不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面对这样的局面，宁荣二公之灵用一句话作了总结，叫作“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 为什么不可挽回？因为这种转化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本性决定的，矛盾是他们自己制造而又为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什么世袭呀、封赏呀，什么连络有亲呀、共损共荣呀，什么君君臣臣呀、父父子子呀，得靠这一套，才有他那个王朝的存在，虽然正是这一套，必然要导致他那个王朝的灭亡。请看《贞观政要》所辑的唐太宗与魏征等人的谈话。他们君臣的头脑多么清醒，始终在为李唐王朝的绝续而忧心，但实在也无法保证它千秋万世。 王朝盛衰的命运，既然是由地主阶级的本质决定的，那么它在地主阶级建立的所有王朝中，都具有普遍意义，不能有什么例外。曹雪芹眼前的清朝，自然也逃不脱这客观规律的惩罚。 但有同志认为，曹雪芹生活的雍乾时期是清王朝的盛世，农民反抗地主的阶级斗争正处于低潮，即使有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也没有发展到足以动摇清王朝的程度。曹雪芹死后近一百年，才发生太平天国起义；死后近一个半世纪，清朝才灭亡。曹雪芹不可能提前这么多年便预见到清朝的覆灭。否则，就把他拔高了，把他马克思主义化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生活在一个王朝的稳定期的人要预见到该王朝的灭亡，完全不必具备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只消熟悉一点历史，有一副略微清醒的头脑就可以了。唐太宗之世可谓盛矣，但连他本人都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他曾说：“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8]中国历史上，除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秦始皇而外，恐怕没有哪一个皇帝相信他那个王朝会下传千世、万世、万万世。至于各个朝代有点水平的政治家，更是都能知道这一点。魏征随时提醒唐太宗要“居安思危”。刘在唐朝灭亡前80年就警告过文宗：“土崩之势，忧在旦夕”，“恐陈胜吴广，不独起于秦；赤眉黄巾，不独起于汉”[9]。王安石在给宋仁宗上书时也明确地说：若不改革，张角、黄巢“横行天下”、“变置社稷”之事将会发生[10]。曹雪芹的思维能力自然不会在唐太宗、魏征、刘、王安石之下。他自然不会短视到这样的程度：以为过去的王朝无一例外地灭亡了，唯独这个清王朝将永世长存。他开口一个“末世”，闭口一个“末世”，正因为他是清醒的。他拈出一个“百年”之数来做文章，说明他对中国历史非常熟悉，并作了一番总结。他的《红楼梦》不仅是在解剖曹家，解剖李煦家，而且在解剖清王朝，解剖三千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古老祖国的历史。 三、无朝代年纪可考 《红楼梦》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典范作品。如果说它那深厚无比的思想内容需要“至少读五遍”才能有所理解的话，那么，书中环境和细节描写的真实和精到，则是任何一个初读一遍的人都会发出惊叹的。林黛玉眼中所见的荣国府，贾宝玉眼中所见的大观园，简直让人误认为那就是曹雪芹亲自动手设计、施工和彩绘的实在。二百年来，根据小说的文字去绘制大观园图，去考证大观园地点、方位、面积、布局、房屋、山水、路径、门户的学者，真不知有多少。《〈红楼梦〉大观园的园林艺术》一文载入了清华大学的《建筑史论文集》。一座子虚乌有的园林，竟被建筑学家们视为具有同故宫、颐和园一样的研究价值，可见《红楼梦》环境和细节描写的精确性达到了何等惊人的高度。 但这样一位严肃而精细的作家，却在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著作中，留下来不少破绽。这些破绽是连中流作家也不应该有的。 比方，贾府到底是在北京还是在南京，就是一个大问号。说是在北京，为什么园中又有冬梅、秋桂、枸杞芽？说是在南京，为什么屋里又有砖炕，而贾母生气时又说要“回南京去”？等等等等。由于书中存在着许多互相矛盾的描写，害得海内外的红学家为此打了半个多世纪的笔墨官司，前几年还有人以此作为重要“内证”之一，提出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原作者，引起一场轩然大波。[11] 其实，《红楼梦》在地点问题上的破绽，尚不止此。还有一个地方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长安。第十五回写到王熙凤弄权铁槛寺，派来旺儿去办。书上说：来旺儿“连夜往长安县来，不过百里路程，两日工夫俱已办妥”。请问，无论是北京，也无论是南京，能够离长安县“不过百里”吗？ 离长安县“不过百里”的都城，只能是“西京”长安（即今西安）。看来，贾府所在地，南北西三京都已写到，就只差“东京”洛阳了，这场官司何年何月才能了结？ 第二个大漏洞是时代问题。现在大家都在说《红楼梦》写的是清代的故事。但这个话，是红学家们讲的，不是曹雪芹讲的。曹雪芹从来没有说过“话说清朝××年间”这样的话。你看，书中写到的官职，许多在《清代职官表》上就查不出来。有些是明清两代都有的，比如钦差大臣、守备、通判等；有些是汉唐以来有过而元代或明代就已废止了的，如节度使、才人等；有的是虚拟的，如体仁院总裁、龙禁尉等，极不统一。此外，服饰、妆束、生活用具也是杂各个朝代而有。时代的混乱，使许多旧红学家为索隐“本事”所作的努力，全部付诸流水，使许多想为《红楼梦》作插图的画家望而生畏。 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向读者交代清楚时代、地点是起码的责任，做到细节真实是起码的要求，怎么可以如此随意呢？于是宝爱《红楼梦》的研究者便从创作态度和目的两方面来为曹雪芹作辩解。一、曹雪芹在书中已明确说过，此书“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反失落无考”。可见书中出现的地点、朝代、职官、服饰等方面的混乱不是粗心大意造成，更不是缺乏起码的文化历史知识使然。他学富五车，创作态度又十分严肃，留下“破绽”是为了政治和艺术的目的有意为之。二、那目的是：政治上，故意不着迹于朝代年纪以逃避文网；艺术上，杂用南北两地风光以渲染环境，增强诗情画意。 这样解释很有道理，但总觉得有些问题仍难以释疑。就说逃避文网吧。声明“朝代年纪失落无考”是不是最好的办法呢？不会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吗？倘要达此目的，开篇先来一句“话说明朝万历年间（或再推远一点：话说唐朝天宝年间），有一个贾府”，则作者不必为此作难，告密邀功者也省了些寿命筋力，岂不两下里都有趣了？再说，曹雪芹生时，《红楼梦》都是带脂批流布的。第十六回谈到放元春出来省亲的事时，贾琏、凤姐等大谈“当今至孝纯仁、体天格物”的“隆恩”，全是一片“称功颂德”之词。哪个万岁爷看了，心中不美滋滋的？尽管赵嬤嬷说了些“银子成了泥土”“罪过可惜”“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之类的话，但她的本意也是在赞美皇帝、夸耀“千载希逢”的盛世。这样写，本可平安无事的。谁知脂砚斋却在回前写了条醒目的批语：“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这不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专门在给曹雪芹揭老底吗？诸如此类的脂批尚多。一个千方百计要逃避文网的作家，竟然默许脂砚斋的这种行为，实在是咄咄怪事。 再说艺术渲染问题。让妙玉住的庙里长几树红梅，让黛玉住地凤尾森森，都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像王维那样，来一幅雪里芭蕉图，也不能说没有美学的依据。但贾母说的“回南京去”，若改成“回老家去”，来旺儿要去的“长安县”，若改为“平安县”，我看并没有什么不可。反之，说“南京”、说“长安”，未必就增加了什么艺术色彩。 看来，里面还有蹊跷。 现在，我们先来给朝代、地点、职官、服饰、用具、花木、室内布置、语言（南北称谓）诸多混杂的线索理一理头绪。一股线是地点、花木、语言、室内布置等。它们最终引向一个目的：造成地点的不明。第二股线是朝代、职官、服饰等。其要旨是说明朝代的不清。脂砚斋说，作者善于使用一种“烟云模糊法”；作者推托说这是由于石头上的故事，本来就“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反失落无考”的缘故。 朝代年纪、地舆邦国这两股线，看似并列，各自独立，实则扭在一起而主次分明：朝代是主，地舆是宾。模糊地舆邦国的目的是为了模糊朝代年纪。因书中故事发生之地不是一般城镇，而是天子之邦。中国历史上有百年以上国运的大一统王朝，就那么有数的几个。国都一旦明确，朝代也就差不多清楚了。南京，无疑是明朝；北京，就到明、清中去寻找；长安，非汉即唐。作这样一个简单的梳理，就会发现，尽管作者在诸多方面广布疑阵，最后却都集中到了一个焦点上，那就是：要模糊朝代。 曹雪芹处心积虑地模糊朝代，其目的，如前所述，光从逃避文网去解释是不行的。否则，无法理解他默认有关脂批，更无法理解作家本人写在小说正文中的许多文字。就在前面提到的那一回书里，作家还让赵嬷嬷讲了这样的话：“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请注意这里面的“江南”和“四次”。乾隆时人谁不知道那“江南”独接驾“四次”的是谁家？何况脂砚斋早揭过底：“甄家”即“真家”！但作家自己还怕人不明白，又让赵嬷嬷说：“咱们贾府”还“接驾一次”；让王熙凤说：“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四次”加上两个“一次”，共六次。那么，在当时读者看来，书中提到的那位南巡六次的“太祖皇帝”，不是康熙还是谁！要说从政治上考虑逃避清朝可怕的文网，为什么在这个要命的地方却写得如此露骨，如此可骇？在这里，将数字随便换成三次、九次，一点也不难，为什么偏偏又不“模糊”一下了？ 这例子有力地证明：曹雪芹不仅不怕，而且还故意要让读者知道，书中写了清朝的事。“故意”！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这是事实。而且，书中故意点明地点就在北京、朝代就在清朝的地方有的是。上面这个材料，不过是较为典型的吧了。 在这里，我们真是让曹雪芹的“烟云模糊法”弄糊涂了。这时，如果有人问：那么，你认为曹雪芹到底是要让读者知道《红楼梦》故事的朝代呢，还是不让读者知道它的朝代？那么，我能作出的，也就只会是一个“烟云模糊”的回答：“不让；让。”这不仅是只能如此，而且是只应如此。因为小说的实际就是这样，曹雪芹的旨意就是这样。 这样的旨意，不是用“隐射”说能解释的，不是用“排满”说能解释的，也不是用“自叙传”说、“爱情主题”说能解释的。一定要解释，由曹雪芹自己来解释，或许比我们任何人作的都更圆满。故谨抄录“石头”笑答空空道人的一段话如下，作为本节的结束： 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 我以为这段话不仅包含着曹雪芹成熟的美学观，而且包含着他那浸透泪水的历史观。 四、一把辛酸泪 脂砚斋说：“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我们的盖世天才，就是抱着这样一部“朝代年纪失落无考”的故事，“泪尽而逝”了。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恐怕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浸渍泪水最多的一部书了吧？一般读者的眼泪，大抵是为宝黛的爱情悲剧而流的，作家本人的眼泪又是为什么而流的呢？ 据说福楼拜、老托尔斯泰都曾为他们笔下的主人公的死亡痛哭过，曹雪芹的泪大约也是为林妹妹的爱情悲剧而洒的吧？但若说就只是为爱情悲剧而洒，恐怕也不尽然。否则，《红楼梦》就将要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摆到同一个水平线上去了。尽管不少同志详尽阐述了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但我想，那意义再巨大、再丰富，也是无法包容一部《红楼梦》的。至于有的文章说，由于曹雪芹“深刻揭示了爱情婚姻悲剧的实质和社会根源，从而形象而生动地表现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12]，这样的话，就更是说得有点远了。 “爱情泪”之说，有贬低曹雪芹之嫌。“家庭泪”之说呢？一本全面介绍《红楼梦》的书，在谈到“曹雪芹的封建补天思想和没落阶级的思想感情”时，说道：“由于本身的阶级地位和封建统治思想对他的影响，使他幻想封建社会长远维持下去，追怀先世的昌盛，向往父祖辈在南京、扬州时的繁华生活，幻想家业复振。”[13] 这个观点，尽管是九年前提出的，但据我所知，在那些对曹雪芹家世比较关心的读者中，至今还有相当影响，甚至在近些年发表的红学评论和考证文章中，还看得出它的影子。但它实在是不公允的。倘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官僚地主家庭的子女，无一例外地都是本阶级的孝子贤孙，无一例外地都把“克绍箕裘”作为人生的意义，那么，对这个结论，只好认从。但倘若还有例外，哪怕千百代人中只有一个例外，那么，我们就要说，那一个例外，不是别人，正是曹雪芹。 事物怕比较。可以看看《歧路灯》。这部小说和《红楼梦》产生于同一时代，并且不谋而合地都以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的盛衰为中心线索来展开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描写。它的故事是：河南开封府的“省城斯文之望”谭家，有个“极聪明的子弟”谭绍闻。父亲一心望他读书成名，管教极严。但父死之后，母亲溺爱，他便在一些浮浪子弟引诱下日趋堕落，以致倾家荡产。后因“饱尝魔难”，才“亟欲自新”“痛改前非”“立志读书”“以功名为显亲之阶”，入了“芹泮”，七次赴举，仕宦立功，面受皇恩，家业复兴，成为“在家为顺子，在国为忠臣”的楷模。 我想，只要把这部书与《红楼梦》对照着读，用不着具备多高的理论水平，就能判断：什么叫作“封建补天思想和没落阶级的思想感情”；什么叫做“追怀先世昌盛，幻想家业复振”；什么叫作“天壤之别”“冰炭之乖”！ 说曹雪芹之泪是为江宁织造曹家的不能再兴而洒，直白点说，就是认为曹雪芹自己想继任江宁织造而不得，才哭成这部《红楼梦》。这样的论断恐怕不仅在理论上说不过去，而且在感情上也是会为《红楼梦》的爱好者所难以接受的。 “家庭泪”说不合实际，那么，“王朝泪”说呢？即曹雪芹是不是看出清王朝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而洒下他的辛酸之泪？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好像还没有提出来过。因为自从新红学派开始重视曹雪芹家世的考定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已陆续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现在，曹家被雍正抄查而破败这个大的轮廓，不仅已被红学界普遍承认，而且已成为一般读者的常识。因此，今天倘有人这样说：曹雪芹热爱爱新觉罗氏所建立的清王朝，希望它能改革弊端，长治久安，万万世地传下去，那么，大家一定会认为是在白日说梦。正因为如此，我没有看到哪一位红学家明确提出过“王朝泪”之说。但我却看到过这样有影响的观点：“曹雪芹决不是要‘翻天’，而是要‘除弊’以‘补天’。”“‘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这一句诗寄托着他‘补天’不成的悲愤”[14]。这种观点，我就看不出它同“王朝泪”之说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封建社会之天”与“清王朝之天”的关系是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的关系。尽管后者的内涵比前者多，但都具有“封建”这一共同的本质属性。当然，只想推翻清王朝之天而不想推翻封建社会之天的人是有的，但那不能是曹雪芹。曹雪芹是既不打算推翻清王朝之天，也决不会为它的灭亡而流泪的。 那么，他的泪会不会是“阶级泪”呢？ 即为封建地主阶级不可避免的灭亡而流泪？清王朝统治者仅是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不为爱新觉罗大家族流泪的人，倒是有可能为封建地主这一个阶级的灭亡而流泪的。对此，不少人作了肯定的回答。比如说，曹雪芹“希望濒临危亡的本阶级惊醒过来，补苴罅漏，实行改良。他的思想核心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补天’。即补封建社会之‘天’。他的批判的目的正在于此”[15]。而将这种观点表述得最为干脆明确的，就是前面引述过的那句话：“他幻想封建社会永远维持下去。”持这种主张的同志常常引用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话作为理论根据，因此一段时期几乎成为定论，影响至于今日。 大家知道，“封建阶级”“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在《红楼梦》评论中常常是当作同一概念来使用的。这些现代概念，翻译成曹雪芹的形象语言，就是一部《红楼梦》所写的世态人情，就是那里面的“主子”“礼”“世道”等等。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中，我们所看到的封建阶级，确实是衰落了。据脂批，后半部书中更是一败涂地。要说曹雪芹为这样的衰落和败亡痛哭，得来考察一下那衰落败亡的内容是些什么。这方面，红学家们已谈得很多，这里仅撮其要说一说，旨在看看哪些是属于“罅漏”的东西，要从哪些方面“惊醒”这个阶级，才能使之得以“永远维持下去”。 首先来看这个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皇帝的事。这方面，作家主要写了与嫔妃制度有关的“省亲”。人们都认为曹雪芹对此事的态度是：一、省亲不过是“虚热闹”，劳民伤财，“罪过可惜”。二、将众多女儿“禁锢”于“不得见人的去处”，“大伤天和”。那么，曹雪芹主张怎么去“补”这“罅漏”呢？当然是：能让嫔妃出来“省亲”是好的，“至孝纯仁”！只是不该“把银子花的象淌海水似的”，要一切从俭！然而“宫廷鸾舆”又不可以进入茅椽蓬牖之所，因此，嫔妃欲享受皇上恩赐的“天伦之乐”，家中必须修盖“重宇别院”。于是，银子又不可避免地要像海水那样地淌。真是不能两全。就算能两全了，又如何？多少年才“省亲”一次，一次才有三个时刻（今日之六个小时）在娘家，“终无意趣”。那么，如何才能“补”这“罅漏”呢？只有一个办法：不要把众多女儿送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去，应该让她们像“田舍之家”一样随便过日子——但这样一来，就没有嫔妃制度了。而没有嫔妃，还叫什么封建皇帝！天底下有这样“惊醒”皇帝的“补天”派吗？ 这里，我想起《史记》上的一段故事：农民起义领袖刘邦当了皇帝，鉴于秦灭亡的教训，便“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结果他那些屠沽渔樵出身的将军们，在宫殿里“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闹闹嚷嚷。哥儿弟兄们倒是快活了，但有点不成体统。于是叔孙通便为刘邦制订了天子礼仪，叫群臣演习。不久，长乐宫修成，群臣按礼朝见。那天，廷中列好车骑禁卫，群臣先到殿门等着，时辰一到，叫声“趋”，文臣武将按等级地位依次疾步进殿。武将在陛下列成一排，东向站；文官也列成一排，西向站。这时，天下之主刘邦才在庄严雍和的乐声中坐着华辇出来。掌礼仪的大行之官于是引诸侯百官依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礼毕赐宴，又有一套礼节。整个过程中，御史都在监督着，凡有进退揖让不合礼法规定者，当即驱逐出宫。于是“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这时，刘邦高兴地发话了：“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16] 《红楼梦》里那位“当今”设三宫六院，正是要保持“皇帝之贵”，守天子之礼、行先王之制的。这就叫“郁郁乎文哉”。诸如此类的无论盛世、末世都不能缺少的“皇帝之贵”，我想，曹雪芹大概不会幻想它“永远维持下去”的吧？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封建社会之“天”的擎天柱。君臣之礼已如上述，再看父子之礼。《红楼梦》中所写的父子之礼确实是衰落了。它表现为贾宝玉的“古今不肖无双”。这个礼不是由贾政来破坏的，而是由宝玉来破坏的。请问，曹雪芹站在哪一边？说他“幻想封建社会永远维持下去”，无异于说曹雪芹想当贾政，或想当一个比贾政高明的、能使贾宝玉变成甄宝玉的“甄（真）政”。这恐怕是我们的论者自己也不敢相信的吧？ 再看主奴关系。奴婢制度在封建阶级不衰败的时代，是稳固的，衰败了才产生动摇，才出现了奴婢的觉醒。于是有了鸳鸯的抗婚、晴雯的倒箧、龄官的抗旨、芳官的作反。奴婢制的神圣地位是由这些人企图破坏的，决不是由贾政、王夫人等败坏的。相反，贾政、王夫人正是按奴婢制所规定的封建主子的合法权利去做的。说曹雪芹“幻想封建社会永远维持下去”，又无异于说他希望贾政、王夫人永远保有这种合法权利，希望鸳鸯、晴雯们不要反抗。这恐怕又是我们的论者自己也不敢相信的吧？ 最后再看看大家最为关心的婚姻制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体现四大家族“联络有亲”关系的“金玉良缘”，最符合这个制度的要求。而“木石前盟”则是它的反叛，是它，想把那封建婚姻制度之“天”戳个窟窿。要补这个“天”的，难道不是贾母、王夫人之流，却反而是宝黛吗？难道不是封建王朝、封建道学家，却反而是曹雪芹吗？ 好了，不必再列数了。仅此四端，可知断言曹雪芹为封建阶级、封建制度的衰落、败亡而流泪，将是何等的悖谬颠倒！ 也许有人会问：你在这里是不是想表述这样的意思：《红楼梦》是一部号召造反、鼓动“翻天”的书？回答是：没有这个意思。这里要说的只是：曹雪芹不会为这个阶级所建立的不合理制度的灭亡而痛哭。我们伟大作家的“辛酸泪”不是这种泪，必须另外探求它的内涵。 五、荣辱自古周而复始 我曾根据自己对整部《红楼梦》的思想倾向、艺术构思的思索，对小说中一批重要人物形象的分析，以及对甲戌本《好了歌解》侧批的考证所得，提出了一个自认为能反映曹雪芹历史观和小说总体艺术构思的图式。这图式是：  （原注：也许这个“？”，可以写成“锁枷扛”。） 图式中的第一行，所据文字为《好了歌解》首句。我在文中论证此句歌词不指贾府，而是如脂砚斋的批注所说，指的是“宁荣未有之先”发生的事。即在“宁荣”封公之“先”，已有某一封建大家族由“笏满床”败落而为“陋室空堂”了。 当那个大家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唱完一出《笏满床》的好戏，缩进“陋室空堂”之后，贾氏的宁荣二公才接踵步入“歌舞场”，开始了本书所具体描写的种种热闹。但贾府这出名为《歌舞场》的好戏也不能永远唱下去，它最后又要退下舞台，去面对一片“衰草枯杨”洒它的伤心泪——这就是《好了歌解》第二句歌词及其批注“宁荣既败之后”所要告诉我们的内容。 图式的第三行所据文字为《好了歌解》第三句：“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脂砚斋在这里所作的批注是：“雨村等一干新荣暴发之家。”那就是说，正当宁荣二府的雕梁画栋上结满蛛丝儿，大观园只剩一片衰草枯杨时，绿纱又糊到“雨村等一干新荣暴发之家”的蓬窗上了。贾雨村等一干人将要登台演唱的好戏，姑名之曰《绿纱窗》。他们的这出好戏当然也不能永远唱下去，必定要走向另一个结局。那就是后面另一句歌词所说的“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脂砚斋在这里的批注是：“贾赦、雨村一干人。”也就是说，贾雨村等一干人将会以演唱《绿纱窗》开始，而以“锁枷扛”收场。 这就叫“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于“宁荣未有之先”而在的某封建大族是如此，取代某大族的“宁荣”二府是如此，取代宁荣二府的“贾雨村一干人”是如此，取代贾雨村一干人的张三李四王麻子亦复如此。脂砚斋在“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句旁，批了“总收”二字，明确指出这句歌词是对上述升降浮沉的历史常态所作的概括和总结。 而这，正好道破了曹雪芹的历史观。在曹雪芹看来，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无非是一部“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几十个大小王朝兴亡更迭的历史。夏商周三代是如此，秦汉是如此，唐宋是如此，元明亦复如此。这句歌词，以及秦可卿托梦给凤姐时说的那句话——“荣辱自古周而复始”，仿佛就是曹雪芹给一部“二十四史”所作的“回前总批”。 我们的作家面对三千年奴隶制王朝和封建王朝（曹雪芹当然不会区分奴隶制阶段和封建制阶段，在他看来，三代和以后的王朝都是一样的，大同小异）的不断更替，面对历代王朝内部各政治集团互相火并的大量事实，以及难以数计的有关农民造反、起事的记载、传闻，不能像我们今天这样去分析、剖断，得出正确的结论，而只能一言以蔽之曰：“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或“荣辱自古周而复始”。他于是便形象地来再现这“人非物换”的历史现象：一个王朝一旦建立，封公封侯，分配权力和财产，自然会进入一段繁荣昌盛的发展时期。接着，便因内部争夺而产生动乱，百年之后走向衰退，导致农民造反，诸侯起事，战火遍野，天下大乱。最后无一例外地归结为食尽鸟飞独存白地。于是，宫殿易主，改号更元，又开始一次新的循环。 我们知道，佛教有所谓“劫波”之说，认为世界有周期性的生灭过程：开始是由初禅天下至地狱界次第成立之“成劫”期；接着是世间安稳成住之“住劫”期；继而是火、水、风三灾荡尽色界之“坏劫”期；最后是坏后空无一物之“空劫”期。待这一切结束，世界又重新开始，再经历一次“成”“住”“坏”“空”的过程。佛教还有“轮回”之说，谓众生各依善恶业因而在天堂、人间、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等“六道”中升沉异趣，轮回相续。这些，当然都是麻醉人民，引导他们忍受压迫的宗教呓语。但那“劫波”“轮回”之说所描述的世界与人生，同中国历史上王朝的兴亡更替、人世的升降浮沉，在现象上又多么相似。它或许也是印度思想家对他们的历史和现实人生用宗教语言作出的概括和表述吧？正因为如此，那“劫波”“轮回”，作为引入愚昧的宗教，唬人骗人的鬼话，曹雪芹是不相信的，他在书中对那些宗教职业者无一例外地都痛加鞭笞。但作为一种承认世界人生的存坏、起灭、生死迁流无常的哲学思想，又不能不为谙熟祖国悠久历史的曹雪芹所欣赏、接受。那“四劫”的循环，“六道”的轮回，其中包含着的哲理，不是渗透到他的历史观中去了吗？不是浸淫了他的艺术描写吗？ 《红楼梦》中有许多叫人一过目就忘不了的句子，像什么“红尘中乐事不能永远依恃”“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像什么“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否极泰来”等等，还有十二支《红楼梦曲》里那些珠滚泪迸的唱词，不就是在《石头记》这部交响乐中始终不断重现的主旋律么？ 我们看到，《红楼梦》的总体构思正是受着这种历史观支配的。 既然一部“二十四史”所记录的无非是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亡更替，一次又一次的循环过程，那么，扎扎实实写透一个王朝的兴亡，写透一次循环的过程，即由“好”到“了”的过程，也就把一部“二十四史”包容在里面了。既然世界、人生总是在存坏、起灭、生死中流迁无常，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劫波，一次又一次的轮回，那么，写透一个劫波，一次轮回，也就把天上地下、古往今来，都包容在里面了。曹雪芹这样做，他成功了。于是，我们也就得到了一部包容古今、总汇万状的《红楼梦》。 既然《红楼梦》是作为历史的一次循环、世界的一个劫波、人生的一次轮回呈现给读者的，所以何必再去拘拘于地舆邦国，又何必再去拘拘于朝代年纪呢？正如石头对空空道人讲的，倘或世人一定要坐实朝代，则“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而今天，倘若有人一定要落实地点，则假借南北东西诸京添缀，又有何不可。不过，我们最好还是遵照石头的劝告，把注意力放到纵贯古今、囊括四海的“事体情理”中去吧。 “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失落无考”，曹雪芹这样做是高明的。正如“不管部长”什么都管，正如“无为”也就是很高明的有为一样，《红楼梦》的不肯坐实任何一个朝代，恰是要将所有的朝代全部囊括进来。固然，作家偏重于将读者的眼光引向明朝和清朝，因为在这两个朝代，封建制度熟透了，它已完备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历代封建王朝中具有更为典型的意义。但曹雪芹还是希望读者不要忘记，他书中所写出的那些“事体情理”，特别是那些带有本质意义的东西，在“汉唐等年纪”里同样能找到。其中有一些，甚至是从“开辟鸿蒙”以来就有了的。那古已有之的一切一切，到了明清时代，不过是表现得更为鲜明、强烈和完备罢了。而《红楼梦》所表现的，正好是整个封建社会中“事体情理”的最为鲜明、强烈和完备的形式。 六、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前面我们说了曹雪芹既不是为自己的家庭不能再兴而流泪，也不是为清王朝或整个封建阶级、封建社会的灭亡而流泪，他不过是在对历史的一个“劫波”、人生的一次“轮回”进行冷静的解剖而已。但若因此而认为曹雪芹只是一个冷面冷心的局外人，远远站在九州之外，笑看这一部“乱烘烘”的历史闹剧，那么，《红楼梦》中不绝如缕的哀音又不可理解了。 曹雪芹必有所哀，而且显然哀得极深。这悲哀深到了超乎寻常的程度，以致连他所写的喜剧场面，都会令你在大笑之后，止不住沉思而伤痛。 那么，这无比深沉的悲哀来自哪里呢？ 就来自他的认识里：他认为封建社会不会“必然崩溃”。 这样说，好像是前面的话不算数了，自己在推翻自己的意见。到底怎么讲？ 上一节中，我们谈到曹雪芹对三千年中国历史的看法，即在他看来，那无非是一部“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王朝兴亡更迭的历史。但那只是说了他的历史观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在他眼中，祖国几千年的历史，并不是一片黑暗，相反，它极其灿烂辉煌。正如《红楼梦》中提到的，这里有儒、道、墨、法诸子的学说，有诗经楚辞汉文章、唐诗宋词元杂剧，颜真卿的字、米南宫的画，苏州的泥塑、北京的石狮，诗一般的园林、仙府般的殿宇，还有那举世无双的锦缎、刺绣、陶瓷和烹调艺术，等等。这一切的总汇，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达到了何等惊人的高度。这伟大的文明哺育了曹雪芹自己，使他聪敏睿智、多才多艺、眼界开阔、情操高尚，具有了最高的人的价值。正如一个诚实的孩子宁可去赞美用精血育他成形、用乳汁养他长大的母亲，而不会去同母亲争享光荣，曹雪芹写下他的《红楼梦》，与其说是在渲泄自己的盖世才华，不如说是在歌颂祖国母亲这盖世的文明。正因为如此，尽管每个读者都无比惊叹于《红楼梦》所涉知识的渊博，但在字里行间，却始终找不到一丁点作者本人的沾沾自喜之情。特别是当着我们读到一些贫乏的作品，看到作家在那里把自己的贫乏当着丰富来炫耀而得意洋洋的时候，更感到曹雪芹文品、人品的高尚。 是的，《红楼梦》既是对祖国历史中腐朽、黑暗势力的切齿诅咒，又是对祖国灿烂文明的热情颂歌。他在《红楼梦》中修建的荣国府，使我们看到了祖国建筑之宏伟壮丽；他设计的大观园，让我们领略了祖国园林之诗情画意；他端出的菜肴点心，赞美了祖国烹调艺术之精美；他的人物吟诗作赋，体现了中国古典诗艺的高妙……对诸如此类的内容，研究者首先想到并要赞扬的，往往是曹雪芹个人的才华；但读者惊叹而又津津乐道的，却是我们国家有这么多了不起的文明成果，正如我们第一眼看到故宫，首先产生的是对祖国伟大建筑艺术的自豪之情一样。 但许多读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在为《红楼梦》中反映的这些伟大文明惊叹的时候，却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曹雪芹所塑造的许多人物，也体现了作家本人对祖国文明的歌颂。或者说，《红楼梦》中的可爱人物或不可爱人物身上的一些可爱之处，原来都是这三千年的文明所结的果子。 曹雪芹看到，千年古国高度发达的文明，哺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才华横溢的智者才人，一代又一代的能工巧匠。他把祖国古老文化的“麟髓”“凤乳”“异卉之精”“万木之汁”灌注到了他笔下的许多“万艳同杯（悲）”的人物身上。林黛玉，不用说，全然是由陶渊明、王摩诘、李白、杜甫熏陶出来的。包括她那“摇摇的走来”的步态，都充满诗的韵致。贾宝玉则像孔子那样具有仁心，像庄子那样耽于幻想，像李白那样愤世嫉俗、飘逸狂放，而他那“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却俨然一个小屈原。妙玉那洁身自守，笑傲王侯的态度，与庄子、屈原、阮籍、李白大有关系。史湘云的不拘小节颇有些魏晋文人的风采。薛宝钗的诗作和为人，讲究风雅比兴、伤风忧国、老练持重，不能说不受雅颂和杜甫、白居易的影响。贾探春的才干，她的杀伐决断，颇像韩非子和王安石，而发起诗社的壮举，不是在步邺下才人首领——曹操的遗踪么？总之，大观园中的这批青年人，都很有文化素养和诗人气质。连大字不识几个的王熙凤，在这种诗国气氛的熏染中，也脱口说出了“一夜北风紧”的好句，并且连平仄也暗合了。 这古老的文化，不仅陶冶了读书人的情操，敏锐了他们的才思，而且，也以它的和风甘露在大地上普遍撒布和育化了智慧的种子。晴雯是一个被剥夺了读书权利的女奴。但你看，她醉心地为宝玉磨墨，守着宝玉写“绛芸轩”三个大字。往门斗上贴时，她又“生怕别人贴坏了”，“亲自爬高上梯的贴上”。那里面的一腔深情，恐怕不能用“奴才讨好主子”来解释。除了饱含着对贾宝玉的诚挚之爱而外，不正有着对祖国文化、对书法艺术的欣慕和珍惜吗？大家更记得，贾宝玉把那件珍贵的俄罗斯国雀金裘烧了个洞，外面的织补匠人、裁缝、绣匠没见过那洋玩艺，都不敢修补。晴雯拿来看了一眼，就把那远在十万八千里外的异国的特殊织法掌握了，补得个天衣无缝。倘若她不是在贾府这个集中了古今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地方长期耳濡目染，而是一直生活在某个茹毛饮血的部落里，能具有如此的聪慧、灵巧和对异国文明的惊人的汲取能力吗？ 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会留下这样的鲜明印象：大观园中的女孩子，不论主仆，几乎个个都是美人。但倘若再想一下又会发现，其实作者并没有为我们细描过她们的脸蛋。甚至主角林黛玉和被称为“黛影”的晴雯，作者都没有说过她们是瓜子脸还是圆脸，是双眼皮还是单眼皮。但她们却又实在是大观园中最美的两个美人。可见，她们给人的美感并不是漂亮的脸蛋，而是气质，是中国优秀文化熏陶出来的气质。对于这些美人，曹雪芹为之惊叹不已，他借贾宝玉的口说：“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 既是人上之人，就有与“须眉浊物”不同的感情和理想。曹雪芹看到：这些人物中的优秀分子反对只讲金钱地位而不讲感情的封建婚姻，更反对随便“配上个小子”的野蛮的奴隶婚姻，而希望婚姻都能是自由的选择和爱的结合。他们反对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希望有一种谁也不比谁高贵些的合理的关系。他们反对少数人任意占有社会财富乃至占有别人的肉体和灵魂，而希望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利、自由的人身和尊严的人格。 曹雪芹认为这些美好的感情和理想，是正常的人的本性，一切污辱这种感情和戕贼这种理想的谬说和制度都是违反人性的，不合理的。 然而，这似乎十分明白而又简单的道理，却在三千年的历史中弄得颠倒了。许许多多的才人志士、能工巧匠，总是坎坷一生，失意、遭贬、受刑，乃至走上刑场。纵观历史，从屈原、卞和、晁错、司马迁到汤显祖、高攀龙，那将开出一张多么惊人的名单！而面对现实，又有多少人才被文字狱扼杀，或在统治者争权夺利的纷争中倒下，更有多少年轻人的美好天性和情感被礼教所扭曲、污辱和葬送！ 这到底是为什么？造成这历史和人生悲剧的根源在哪里？这个问题，曹雪芹毫不含糊地指出来了：那就是高踞于统治宝座之上的愚昧与腐朽，那就是已经从里烂到外了的封建制度。 当时的读者也许曾经这样幻想过：如果世界上没有这些愚昧、腐朽的统治者，没有这种里外烂透了的制度，那该多好！ 这个美好的境界，曹雪芹自然也会憧憬过。但他毕竟不是李白，不是那位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己的理想境界中的天真而又可爱的诗人。他是个杜甫，是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憧憬了、思索了，最后不得不无比痛苦地承认：那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事！那是“太虚幻境”！因为三千年的历史经验，雄辩地向他证明了：任何一个大家族终会灭亡，任何一个王朝终会灭亡，不管他们曾一度多么强盛。但是，这不合理的制度本身，却不会灭亡。他明白，当着一个王朝腐朽、没落，进入“末世”之后，逆子贰臣拂袖而去，“强梁”“共工”呼啸而起，九州大乱、烈火烧天的景象就会出现。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它都要出现，这是“运数”。但是，这场在“坏劫”期出现的大火，是不能拯救世界的，不能创造一个新天地。闹乱子的各种“强梁”，如果烧毁了一个旧王朝，便将会建立起一个新王朝来。这新王朝仍然会“不改旧物”，仍然要搞三纲五常、尊卑贵贱、戕害人性那一套。它自己又会在各种社会矛盾的合力下由盛到衰，逐渐腐烂，最后归结为大火烧天，白地独存，被另一批“强梁”所取代。于是，历史又重演一次，人生又轮回一次。封建社会就是这样地循环往复，历千劫万劫，以至无穷。这也是不可更改的“运数”，既是祖先的命运，同辈的命运，也将是子孙万代的命运。 这就是他的历史循环论。他不懂得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形的，而以为只是在一个平面上转圈。他以为即使这个清朝腐朽、灭亡了，封建制度本身也不会灭亡，相反，它将永存，因而前途是没有的。这就是他的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的最深的根源。 因此，曹雪芹和巴尔扎克不同，不是“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恰恰相反，他的全部愤怒和憎恨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 他不是在为已经充分暴露其不合理性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痛哭，恰恰相反，是在为它的不灭亡痛哭，为它的老而不死痛哭。他不是为已死和将死的痛哭，而是为方生与未生的痛哭。他不是为过去痛哭，而是为将来痛哭。他不仅是在为历史上的、同时代的优秀人物痛哭，还更为子孙后代、为中华民族的前途痛哭。 （《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2辑） [1] 舒芜：《“谁解其中味？”——有关〈红楼梦〉的若干问题讨论》，《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辑。 [2] 同上。 [3] 同上。 [4] 舒芜：《“谁解其中味？”——有关〈红楼梦〉的若干问题讨论》，《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辑。 [5] 《一个伟大的删节号——在一九八○年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北方论丛》1981年第1期）。在《红楼梦论稿》1980年增订版中，蒋和森同志多次说过：“《红楼梦》里凝聚着一部二十四史。” [6] 见光绪间广百宋斋本《增评补图石头记》。 [7] 甲戌本第一回有“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题曰《金陵十二钗》”、“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等语，可推知《红楼梦》起稿于甲戌（1754年）之前十年。 [8] 《贞观政要》卷一《君道》、《政体》，卷四《教戒太子诸王》等。 [9]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 [10] 参见《临川先生文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11] 戴不凡：《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论曹雪芹是在石兄〈风月宝鉴〉旧稿基础上巧手新裁改作成书的》，《北方论丛》1979年第1期。 [12] 《〈红楼梦〉爱情婚姻悲剧的社会意义》（《甘肃日报》1979年2月20日）。当时持类似观点的文章还有不少。 [13] 冯尔康：《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红楼梦〉》，中华书局1974年版。 [14] 《评〈红楼梦〉》。 [15] 同上。 [16]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