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埋首书林，正说历史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3:11:11 人民日报 冯尔康 参加讨论
清史学家阎崇年近日出版了《阎崇年集》，全书计18种25册（正编24册，附录1册），近800万字，2000张图片。阎崇年以一年节气为序，将24册书分别与二十四节气对应，以他的早期著作《努尔哈赤传》配应“立春”，而以《中国都市生活史》匹配最后一个节气“大寒”。以节气配图书，或许是他勖勉自己周而不息地惜时、周而复始地勤奋耕耘之故吧？ 阎崇年深知：“历史学者的责任，既有学术，又有普及，如鸟之双翼，不可偏废。”是以他在努力治学之外，又致力于史学知识的普及。他在《清朝开国史·自序》中写道：“十年来，我在中央电视台系统讲述、相应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大故宫》等四个系列，共一百八十八讲（集）。这种以语音、影像、文字三位一体系统传承历史科学，凭借电视、广播、网络进行全球性的中华历史文化传播，不仅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而且被誉为独得‘影视史学’之先鞭。” 阎崇年讲述《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和《大故宫》，是因为他觉得史学家有责任去说明历史真相，去“正说”历史。他曾提出过“正说”“细说”“慎说”“通说”“新说”解史的五条法则，其中，“正说”是求历史之真实和公正解说，给读者以准确的历史知识。欲达到“正说”的目标，就必须“细说”，讲出有血有肉的、丰富多彩的历史，而不是干瘪的、公式化的历史。 阎崇年善于把复杂多变的历史，予以精准概括与提炼，让人一听就能心领神会。比如他讲《大故宫》，总结出故宫的特点是：规模大、历史久、珍宝多、涵盖广、子午线。对于明朝的灭亡，阎崇年形象地说：“明朝为辽东边事，错杀了两个人：一个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另一个是蓟辽督师袁崇焕。”“历史逻辑，值得深思：前因后果，因缘相报——袁崇焕是努尔哈赤的克星，皇太极又是袁崇焕的克星。” 阎崇年的演讲，雅俗共赏，加之条理清晰，深入浅出，颇得听众喜爱，以至于92岁老妇人去听演讲，还请他签名；孕妇听讲，说是为了让胎儿接受胎教。这都是人们事先没有想到的。要之，阎崇年将陈旧的知识变为活的知识，而当历史知识为大众掌握后，必能促进人们生活的和谐幸福。 近代中国的落后，使人咒骂历史，怪罪老祖宗，惯于批判传统文化，唯有钱穆等人倡言敬重历史，不要把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归罪于祖先。阎崇年具有敬畏历史的意识，加上敬业精神，乃渐入治学上的新境地。 其一，敬畏历史与求真态度。阎崇年认为对历史遗产的态度，应当是敬畏、赞颂、欣赏、守护、关爱、弘扬。对历史的传承与表述，也应当采取敬畏态度。他所说的“敬畏历史”，是从历史中取得人生智慧，得到修齐励志的经验、赏心悦目的欢愉，避免重蹈前人覆辙、遭受历史惩罚。 阎崇年认为，学习历史要想得到真知灼见，对历史必须要有求真态度。他笃信论从史出，以此求真。他曾明确表示：真实是历史科学的生命，玄幻则是历史科学的肿瘤。史书，无论精深的还是普及的，共同点是真实性和科学性。 其二，勉力搜求历史资料。《努尔哈赤传》选用资料相当丰富，有满文老档、武皇帝实录、明朝皇帝实录、李朝大王实录、官私记载、档案榜文、金石谱乘、文集图录，尤其是朝鲜文献。这是阎崇年不惮其烦查索资料之所得。康熙时，顺天府尹张吉午编纂《顺天府志》，誊录正本送呈朝廷，未刊，藏于宫中，不为人知。后来为北京图书馆（今天的国家图书馆）收藏，后世学者以为这是抄本图籍。阎崇年发现这部书后，为了明了它的版本以及是否为孤本，在世界各国各地搜访。在国内，他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得知各地没有此书；遂将目光投向海外，1987年赴日本，得知东洋文库亦无藏；1989—1990年在美国，到了国会图书馆，哈佛、耶鲁、印第安纳、夏威夷、加州等大学图书馆，均无该书信息； 1992年在台湾亦无发现；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搜索，渺无踪影；在欧洲，托人查找，令人失望，均无此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阎崇年才逐渐认识到，该书很可能是“呈写正本”，纠正了抄本之说。下得如此苦功夫，他才能以详实史料，撰写学术专著。 其三，孜孜不倦地实地考察。在阅览史籍之外，阎崇年注重实地考察。北部中国，他走遍白山黑水和内蒙古草原，黑龙江流域的一些地方不止一次造访。在南方，他跨海考察南海诸岛。东至台湾讲学，西南游历了青藏高原，可以说足迹遍全国。阅历丰富后，他将书本知识与实地考察的亲身感受结合起来，提炼出自己的学术见解。比如，他在读书中，遇到需要了解养心殿前殿后宫的距离。养心殿与寝殿之间有一穿堂，两点之间的距离，有人丈量为近5米，阎崇年乃请人再次丈量，告知为3.1米，他又亲自去看丈量，前殿后墙与后殿前墙4.8米，穿堂两门3.1米，两殿门距离1.8米。真是近在咫尺！由此他想，清朝皇帝在此办公、休息，“上下班”可谓太方便了。 其四，悟性来源于勤学苦思。阎崇年认为，治学要注意定向、执着等八个方面，特别提出了“贵悟”，意思是研究者不仅要勤奋刻苦地钻研，更要有悟性。阎崇年本人悟性就很高，因此，他才能写出那么多专著。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以为悟性的产生，首先在于勤学，掌握了大量史料，才有思索的素材，这是基础；其次是苦思苦索，“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是辩证关系，“思”会使学问深入，学、思结合，灵感就来了，新的观点就产生了；再次是聪明。学、思加上天分，能悟出道理，学术成就就高了。 《阎崇年集》自然还有不足存在，但我们有理由期待阎崇年再接再厉，不断取得新的学术建树。（冯尔康）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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