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瑞蕻与《红与黑》的第一个中译本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2:11:40 光明日报 赵蘅 参加讨论
周末第一天，早退了休的我也不会觉得有一点儿放松。 今天我急于打开网络不为别的，我目的很明确，是要寻找一部名著引进中国大陆的渊源。这部震惊世界的书与我家也渊源久矣，在我的想象中，至少是幻想中，这一领域会有我亲爱的父亲的名字——赵瑞蕻。但是搜遍一个又一个有关页面，见到一位又一位耳熟能详的前辈大名，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直至90年代还在开译的至少八九位译者里，都没有他的影儿。只是查到后来，在一位父亲同行的问答文章里，提到父亲对他译风的批评。原来这其中还有观点如此对立的大争论啊，我自然会倾向于父亲，也认为在交待《红与黑》中美貌可怜的德·雷纳尔市长夫人的结局时，“她死了”三字比“魂归离恨天”反而更有力量。本文中还提到“已故”，大概便是指骤逝于1999年小年夜的父亲了。 在战火中诞生的译本 1943年春，在四川嘉陵江东畔，一个叫柏溪的幽静而寂寞的小山村里，我的父亲赵瑞蕻开始了和法国小说家斯丹达尔（Stendhal）的名著《红与黑》的漫长对话。 那是一个中华民族遭受外敌蹂躏的年代。父亲和大批爱国青年学生于抗战初期毅然告别了故里亲人，冒着战争的硝烟，辗转数千里进入云贵高原求学。这就是后来被世界公认为治学奇迹，精英荟萃的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夏父亲从联大外文系毕业了。他先留在昆明英专等校教书，第二年冬天去重庆和我母亲及初生的姐姐团聚。一天，在父亲任教的南开中学，他偶遇联大老师柳无忌先生，得知中央大学分校急需教员，柳先生当即引荐父亲结识范存忠先生，时任中央大学外文系主任的范先生不拘一格选贤纳才，不满27岁的父亲从此走上大学讲坛。 分校设在柏溪。56年后，已逾八十高龄的父亲写下了《梦回柏溪》。我惊诧他如此好记性，能将半个多世纪前的青春往事娓娓道来。文章细腻而充满深情，在他的描述下，我仿佛也来到了嘉陵江上的渡口，眼前有只只篷船和流汗的纤夫。那时江水还是碧蓝的，穿着棉袍的父亲，夹着书籍和简陋的铺盖卷兴冲冲赶去报到。他乘船沿江北上，约20里路程，靠岸后，再踏上一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进山，那路的尽头便是校址了。父亲住在地势最高的教师第五宿舍，可以“远眺江上风帆和隔岸山色”，附近是“幽径，竹林，三月里油菜花香四溢”。国难中竟有这样宁静的治学环境，虽艰苦也觉欣慰。父亲在这里一呆就是4年。今天若不是有幸读到父亲生前写的回忆，我哪里能懂得，贯穿他一生的抗战情结竟是如此激昂，他们这代人的学问精深丰厚又来自何方！ 柏溪成了父亲实现第一个文学梦想的摇篮。教学之余他辛勤酿制的一枚枚硕果，有散文，有诗歌，也有翻译。在我尚在母亲的腹中时，译著《红与黑》即问世。 父亲写道：“假如我1932年在温州上高中时，我的一位敬爱的英文老师没有偶尔间跟我谈起《红与黑》这本小说名著，使我心上就淹留最初新鲜印象；假如我后来到青岛上大学时没有学习法文，1938年1月间，我没有随学校西迁昆明，坐粤汉路火车南下，再从香港坐船到越南海防时，买到了《红与黑》的法文本；以及后来1942年冬又在重庆中央大学图书馆借到了司各脱蒙克里夫的《红与黑》英译本，使我有机会对照原著细心阅读，深受感动，迷上了斯丹达尔这部精彩的书的话，我决不会萌发翻译《红与黑》的念头。” 父亲在高中二年级就开始翻译东西了，狄更斯的《星的梦》、蒙德的《失去了的星星》是他17岁的处女译作。这是受了五四运动以来文学大家的影响，他们都是中外文学融会贯通。最初父亲学英文，到了联大，在吴大元先生的教授下学习了3年法文。吴老教学以严厉闻名，曾有一女生被叫起念课文时都吓得发抖了，同桌的父亲在一旁悄悄鼓励她。但是严师出高徒，给父亲打下了80岁时还能给在巴黎的女儿写法文信的坚实底子。 父亲的文章里几次提到的英文老师叫夏翼天。在《红与黑》译者序里他写道：“我第一次晓得斯丹达尔和《红与黑》这本名著是在我的故乡温州，一个美丽的山水之乡。那时候，我有一个相知的老师，他很喜欢这部小说，时常跟我谈论它……晴和的礼拜天下午，我们常带了一点吃的一起到江边散步，或者坐舢板渡江，上孤屿江心寺玩。有时坐在沙滩上休息欣赏瓯江上的晚照，烟霞中的归舟……我们有时聊天中便转到《红与黑》的故事上头了。我的老师常这么说：唉，一个年纪轻轻的人，叫做玉连，很漂亮，可是心里挺厉害谁知道呢？哎，红指的是什么？黑的呢……” 夏老师在温州中学只教了一年就离开了。抗战期间他们师生俩只见过一两面，就在《红与黑》的第一个中译本问世的前一年。之后，生活窘迫的夏老师去了英国，从此音讯全无。 民国三十四至三十六年四月，上海中正中路610号的作家书屋沪版相继出版了父亲的译作《红与黑》。前一本为土纸本，封面的右上角有“世界古典文学名著”的字样，扉页上印着“献给幸福的少数人”。吴大元先生收到赠书后很快回复，他写道：“你做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在这炮火连天中，这本名著翻译过来会给人一股清醒，振作起来的力量。” 《红与黑》走进我的生命 从此，这本厚厚的洋书，也成了我们家庭的一部分，它融入了孩子们的幸福童年，伴随着我们长大。甚至连世界名著的概念好象也是从这本书开始，走进我年幼的心灵。可是我那时哪能读懂主人公于连·索雷尔啊？上世纪50年代旅居莱比锡时，在苏军俱乐部我第一次见到《红与黑》被搬上银幕。饰演于连的是当时红极的法国明星，和他配戏的是位金头发的德国女演员，他俩拥抱的剧照印在考究的说明书上。这场戏发生在德·雷纳尔市长夫人的卧室里，正值夜半两点，于连自语道：“当钟声一响，我就去履行自己的誓言。”随即他闯入卧室，开始了他那富于挑战性的人生经历。40余年来，这部以真实的安托万·贝尔德刑事案件为源头，深刻描写1825—1829年间法国社会生活的世界名著，不断有新的影视版本问世。俄国人、美国人、意大利人都参与了投拍，以现代摄影技术和广阔错综的视角，再现了一个变革时代的动人画卷：大革命失败了，波旁王朝复辟了，查理十世上台了，乡间锯木厂主的19岁的儿子，这个家境贫寒、教育良好、心气高贵的主人公叩响了德·雷纳尔市长的大门，也向我们大家走来。他体质羸弱，相貌好看，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脸上流露着热情又难以捉摸的痕迹。因为使用斧子不如他的兄长，于连常是家族中挨打的对象。但他能熟读卢梭的《忏悔录》和《圣赫勒拿岛回忆录》，能流利使用拉丁文。这使他敏感易怒嫉妒心重，并且非常高傲，比佩带十字勋章的德·雷纳尔市长先生还高傲。斯丹达尔从一开始就偏爱他塑造的这个人物，百般加以美化并一而再使于连做到了他自己不曾实现的艳事，让他既卑劣又令人同情。他还在于连身上倾注了他对反动教会和黑暗虚伪的皇权上流社会的全部蔑视与憎恨。显然那些导演们选演员时夸大了角色的英俊挺拔，这使于连年仅23岁就走上断头台的结局越发令人扼腕，更具悲剧色彩。尾声是极为悲壮的。于连拒绝了向皇帝请求特赦的机会。玛蒂尔德亲自护送于连的遗体去安葬，她要像她的先祖那样捧着情人的头颅。那墓穴已用意大利的精美雕塑装饰起来。而德·雷纳尔夫人忠于她的诺言，没有自杀。三天后，她却抱吻着她的孩子们离开了人世。 但是，没有哪种改编会像原著那样以纯正而地道的法兰西语言，将这个发生在19世纪20年代，外省小城维里埃尔的伤痛故事娓娓道来，讲述得那么动人，那么耐人寻味，“有一种亲近之感”。我引以为傲的是，能将这优美的文字译成中文的第一人就是我亲爱的父亲！遗憾的是当年出版商姚蓬子单方面毁约，未给父亲的译著出齐。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作为“四人帮”之一死于北京秦城监狱。我的父亲未能如愿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成为这本书的译者，在全国的新华书店的世界名著的柜架上，译者易人。父亲的名字从此在《红与黑》的各种新版中译本封面上消失了。 晚年再译，未竟的事业 许多年之后，我才懂得父亲的心事。首先他一向主张一本世界名著从来是，也应该是拥有几个甚至多个译本的。只有经过不只一人的翻译，原著精神才能得以传扬。他极为认真地阅读别人的译本，写下了大量的心得眉批。但是翻译毕竟不等于创作，其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忠实原著。父亲多次呼吁并著文恳谈，例举翻译界中的一些他以为需要端正的不良倾向，比如滥用文言，用词离谱，以及罗嗦和冗长。而他并不以为自己所做的就完美了。相反，他不满意自己年轻时代的译本，他要重翻《红与黑》，这个愿望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他的最后一批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开始了。 然而父亲忘了自己早不是当年精力旺盛的青春年华了，他已步入老境。他是要干一件与年龄不相符的事，白内障又使他本来十分近视的眼睛看东西更加吃力。查字典他要靠双倍放大镜，时间久了，密密麻麻的小字一片模糊。1995年，父亲去医院做了手术后，来信说他已大放光明，信心百倍可以完成多年的夙愿了。为了达到最理想的翻译水平并超越自己，父亲收集了几乎所有的中外译本：英文、法文、意文、葡文、德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中文里有他自己的也有别人的几个译本。所以每翻一个章节，他要经过如此繁复的对比参照，进展自然十分艰难缓慢。幸好有一位留校的研究生唐先生鼎力协助他，为他打字，打印清稿。在父亲逝世后我整理遗物时，见到了这一摞已完成的《红与黑》前十章的译文。牛皮纸封套上他用红笔写下的“死不暝目”四个大字赫然立目，那字字句句里，倾注了我的老父亲的多少心血啊！ 撰稿中不禁回忆起在巴黎为父亲买书的往事。这件事难办在他希望的图文并茂上，而巴黎市面上的《红与黑》法文版只有文字没有插图。在我之前，他的另一弟子博士范先生已经找寻许久了，而我的语言能力又哪能与他相比呢？ 可是每一封寄自南京的家书里，父亲都要提这件事，从来视父母之命如圣旨的我，哪能忍心让老人失望呢。我去书店查找，又光顾塞纳河畔的书箱摊。这里丰富而稀有的形形色色的收藏，吸引了很多迷恋古籍的人们。我向老板打听，他很快明白我要找什么——这位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先躯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他是法国人的骄傲。 书摊老板翻弄了半天，报歉地说他没有带插图的《红与黑》。 一次雨夜，我由F君陪着找到了斯丹达尔在巴黎的一处故居。它已易为一家公司，只是门口的铜牌上依然刻着大师的名字。 直到动身回国的日子临近，我仍不甘心空手而归。又想到艺术城附近的BHV大超市再试试运气。它的顶层是文具书籍类，以往我只是来翻看画册。这天我扶梯而上径直去打听，这种时候什么谦虚羞怯都得扔在一边，我对陌生的法国男人结结巴巴地自荐说：“我的父亲是位翻译家，他将《红与黑》翻成了中文。”对方的反应自然是惊叹一番。我也趁机将话题一转，向他提出为我父亲找到《红与黑》法文插图版的请求。他欣然答应并领我到一个书架前，不费几秒钟，一本装帧新颖的书递到我手中。我赶紧翻看，却只有满纸文字，真叫人空欢喜一场。在这琳琅满目、四处散发书香的大厅里，我茫然不知希望在那里，但心里还是不甘。最后我走到东北角，这里立着一大排书架，发现架上是一套十分完整的世界名人丛书，足有上百本，都配有大量的珍贵照片和精美图画，简直就是一本本小画册。原来这是为中学生编著的。我贪婪地查阅，甚至干脆席地而坐好慢慢享受。不出我所料，在雨果、巴尔扎克、卢梭、罗丹、德拉克罗瓦、塞尚等等这些曾为法兰西，也为世界作出杰出贡献的文学艺术大师行列中间，斯丹达尔的名字终于跃入我的视线！虽然它并不是父亲要的那种《红与黑》的单行本，虽然这本书的价格十分昂贵，我仍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一想到父亲会怎样地爱不释手，或是因为兴奋而涨红了到老都那么清秀的面颊，我就开心得很。 父女俩共同的毕生理想 为了配合图册更好地认识这位举足轻重的大作家，我找到了父亲为斯丹达尔另一译作《嘉斯德乐女修道院》和《法尼尼·法尼娜》所写的译者前记。它也出版于上世纪40年代。年轻的父亲介绍说：“斯丹达尔原名亨利·贝尔。他是法国东南部格雷匿布勒地方人。从小沉湎梦想于军绩的荣耀、异国的风光与恋爱的激情，他艰苦又寂静地创造他的艺术作品，描绘人物，发掘人性的深坑，刻画主角的灵魂。他是近代西洋心理派小说的老前辈、精神分析的宗师。然而，斯丹达尔在19世纪初叶法国浪漫主义的洪流中，却是一个寂寞的孤僻的作家，人们不了解他，他也不求人们的了解。他所继承的是18世纪百科全书派，他简洁的文体自言系摹仿拿破仑的刑法。” 这是一个矮胖、其貌不扬、缺陷斑斑的法兰西民族的儿子，但这些并不能妨碍他去勇敢追逐所爱，更不会阻止他热情坦诚和喜恶分明的性格。他出生6年后爆发大革命，第二年她的母亲去世，父亲的压制反使他很早就站到共和一边，而且坚持到底。王朝复辟的岁月令他屈辱压抑，他几乎成了米兰的侨民。无论雅各宾党人，还是烧炭党人，都是他的朋友。他终生未娶，屡遭爱情失败。他曾参加拿破仑到莫斯科的灾难性的远征，他对战争的描写教益了托尔斯泰，又令巴尔扎克迟迟不敢动笔。他还是罕见的大言不惭地抖落自己劣迹供人口舌的作家，他立志当“伟大的情人”，这决定了他能得心应手地在小说里写出真正的爱。他一生写了33部著作却只出版了14部。1942年他因中风去世时，冷清非常。墓碑上只刻着亨利·贝尔的名字。但是他预言他的书会在1935年为人阅读，这件事他却保守估计了！ 1999年9月18日，我陪父亲出席了江苏译林的“戈宝全翻译文学奖发奖大会”。他坐在主席台上，做了一个简短而意义深刻的发言。他的追忆带我又回到50年代的莫斯科城，那时他已译完了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为了跟上新时代，他自学了俄语。他说：“翻译永远是不可缺少的很有意义的工作，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交流。地球上有40亿人，三千多种语言，我们的工作要永远做下去。”他还特别向获奖的女作者祝贺，使我这半个外文盲羡慕不已。20日这天晚上，父亲设便宴为即将赴法工作的研究生饯行，邀请的都是南大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的同仁。席间，他感慨岁月如梭，45年前是高教部杨秀峰部长为年轻的他饯行。如今头发白了，风烛残年。然而他要告诉大家，他完成了一本文学回忆录①，一个晚秋的金色夙愿！ 现在父亲走了。可以去天国会见他在西南联大时曾给予他，当属中国第一流教育的先生们：朱自清、闻一多、王季思、夏天翼……以及他的英文、历史、地理老师们。也许，他还能见到被他翻译过的作家们：梅里美、弥尔顿、马雅可夫斯基……当然他更有可能像40年代那样，去和斯丹达尔对话，关于于连。 而我本人在有生之年不大有可能得到读懂原著的机会了，历史局限造成双亲的第二代无法接班。这实在是个大悲剧！但是父亲的治学精神永远不会从我身上泯灭，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年岁越大，许多方面越像父亲，连母亲都惊讶地说：“怎么有如此遗传？”因为我也热爱文学，也好伏案写作；我也常习惯将两手交叉在胸前，沉思默想；甚至我也喜欢对一篇文章反复推敲，改来改去，没完没了。父女俩都是激动派，永远对这个世界表达不尽，好像能活三百岁。更重要的是，《红与黑》中所追求的光明与平等的精神，是我们父女俩共同的毕生理想。 那本已成了我们家族文物的“海内孤本”，也是第一个中译本《红与黑》，长年用白报纸裹着，静静安放在父亲的“专柜”里。这是他生前亲自包的封皮，谁都不敢去碰内页，69年过去了，它已脆损不堪。但我深知那封皮是绛红色的，书名字儿很大，左下角是繁体的“法 斯丹达尔著 赵瑞蕻译”，这两个名字印在上面，永远不能从我心里抹去！ 注：①父亲的遗著《离乱弦歌忆旧游》，2000年5月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第二版2008年2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赵蘅 作者为画家、作家）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陈大斌的“农村体制变革四部曲”
- 下一篇：梁鸿：从“进梁庄”到“出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