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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熙的书房


    从维熙:真诚阅读真实写作
    
    从维熙观花微笑,张稚丹图
    “我觉得目前国家总体的文化倾向有一点偏差,沉迷于古老文明光辉灿烂的一面,忘记了封建基因黑暗、腐朽、没落的一面。我曾写过这么两句话——国粹疯狂日,历史倒退时。中华民族的文明积淀不能丢失,但如果走过了头,将意味着民族的自我封闭和禁锢。国家向前走,要靠宇航员上天、原子弹爆炸。克隆出多少个皇家园林来,也无益于弘扬中国的古老文明,无助于我中华在地球上腾飞。”
    一见面,从维熙就发表了一段时事感言。
    这位年届80的老人,思维活跃,出口即是文章,关注的是整个国家和世界的格局。他曾和梁思成、叶廷芳联名反对再造圆明园,并对恢复繁体字的提议辛辣地讽刺说,难道我们还要重新使用甲骨文?他说,邓小平的一句话,这么多年来都是指导我阅读的指南针——“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
    他的书桌上,摆放着一本厚厚的《20世纪全记录》,时常阅读。当慈禧太后将自鸣钟响当作神明下凡,命下官跪拜时,英国的科考船已经赴南极探险,“我们落后了一个世纪”。他认同王朔关于作家是“码字人”的自嘲,说作家永远走在时代的后面,无非给现实加上注解和感情,比摄影师强一点,但比科学家的作用小得多。只有深刻地反省我们民族的不足,才能把共和国的地基夯筑得更为牢固。
    桌上还放着一朵绿叶粉蕊的“太阳花”,只要有光,这朵塑料花就会动人地无风自摆,如同醉酒之舞。这花,不仅让他振奋,也时时提醒他科学的神奇和美丽、地球的生存定律——“人类要前行,必须依靠科学不断向未知领域延伸”。
    从维熙出生于开明士绅之家。他从小热爱读书,家里的《石头记》和《三侠剑》都被他翻遍。有一次过年,吃饭时找不到他,结果姑姑发现他正躲在装粮食的大缸缝里专注读书。在萌发文学冲动时,诱使他拿起笔的人,是孙犁。从维熙读遍了孙犁所有的作品,迷恋那种冲淡隽永的风格和对乡土的热爱。
    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时,18岁的从维熙已开始在孙犁主持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作品。毕业后,到由破关帝庙改建的青龙桥小学教四年级,可不到半年,他发表的文章和出色的才华使市委发出调令,让他到《北京日报》当编辑记者。
    1957年,他因其直言被打成右派分子,到劳改农场及矿山做工,风霜雪雨20年。“我的生活主轴发生变化,文风和审美趣味也变了。”他认识到了雨果《悲惨世界》的深刻。
    对于他的文学生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另一个人是巴金。1979年,已经回到社会,右派帽子半摘不摘的从维熙写出了描写监狱真实生活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寄给了巴金主持的《收获》杂志。巴金无视可能遇到的困扰,拍板刊出,从维熙因此被文坛誉为“大墙文学”之父,之后作品获奖不断。
    从维熙的书房不大,沿墙全是书柜。这还是他曾当过木工的儿子做的。我看到的是一片孝心,但在从维熙心里,却代表了他对儿子20年的亏欠。
    因为身体原因,他已不再写小说,目前正在为三联书店编写《昨夜潮声——我的黑白人生》。
    由于生活轨道的巨变,从维熙与“荷花淀派”分道扬镳,踏上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揭露黑暗,歌颂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家强盛。1989年出版的回忆录《走向混沌》是他最满意的著作,“历史会承认它”。作家陈忠实特意致函:“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阅读。即使世界名著中的小说,也没有产生这样令我多次闭上眼睛气不能出的噎死的感觉……对于研究民族的精神历程是最可宝贵的资料。”
    链接 从维熙,1933年出生于河北玉田县城北代官屯。195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18岁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出版小说散文集《七月雨》。1956年至1957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长篇小说《南河春晓》。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1979年重返北京文坛。1995年《从维熙文集》(8卷)出版,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多种文字。曾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