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本书去课堂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2:11:17 中国教育报 史金霞蔡朝阳 参加讨论
当“不拘一格教语文”的苏州教师史金霞遇见执著于“寻找教育意义”的绍兴教师蔡朝阳，一场关于读书、教书、理想的追问与思辨在他们中展开。随着阅读体验与思考的不断深入，我们的“暑期阅读之旅”亦进入了考问价值、追寻意义的场域——这里，风光无限。 对话人： 史金霞（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语文教师） 蔡朝阳（浙江省绍兴市稽山中学语文教师） “发现教育本身的魅力，才悟得教育的意义所在。” 史金霞：你曾在许多文章中声明自己不热爱教师这个职业，这个“不热爱”随着你自身的成长，是否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蔡朝阳：岂止微妙，简直是根本的变化。以前之所以不爱，是因为没有感觉到从事这一职业的创造性。人是有价值感的动物，没有价值感会很痛苦。 从客观角度，这个应试体制没有给予中学教师足够的空间，教师个体很难在这种机械的工作中获得愉悦。而从主观角度，则是自身的浅见，对教育的理解很久以来不能突破体制的窠臼——我用我反对的那一方的逻辑，去反对制度。所以，我后来明白，不热爱的，是这个严苛的应试体制所加给我这个体制内教师的机械灌输的任务，和成为单纯的应试指导者的功能。 近年来，渐渐发现教育本身的魅力，才悟得意义所在，这个魅力对我个人而言首先在于生命的体验、自由的创造等。而对于师生双方，则是一种生命的相遇，是彼此的生发。这种相遇对教师的影响也许是可控的，而对学生的影响则是潜在的，非常奇妙。因而，教育在我，成为了一个随时可以有奇迹发生的过程。我想，改变最大就在这里。 史金霞：你现在是以怎样的情绪与“中学语文教师”这个身份相处的？ 蔡朝阳：现在相处得尚好，不像以前非但不喜欢中学教师这个身份，甚至觉得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 我们不能总是觉得世界亏欠了自己，如果真亏欠了，那就去要说法，而非总是抱怨。消极与积极，仅在一念之间，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殊不料，进一步可能阳光灿烂呢。尤其是，既然你已经认识到教育自有其意义在，那么，就现在启程，去寻找这个意义。至少，要有个底线，在人近中年的时候，不能成为当年曾经反对的那种人。 史金霞：在“寻找有意义的教育”这个旅途中，你的自我定位是怎样的？在现阶段，你有具体的自我期许吗？ 蔡朝阳：起初并没有什么自我定位，或者说，我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但不知道想要什么，所以总是寻寻觅觅，这大概也是对意义的寻找的必由之路。凡是意义的追问，其实都很艰难。我的同学周仁爱在最艰难的日子里，读了一本《活出意义来》，再三向我推荐。 我的职业是教师，以前把这个职业看得很低，是因为没有意识到每个人对社会进步负有的匹夫之责。如果将教育置于较大的社会进程中，就会跟时代结合得比较紧密，从而意识到自身的职责所在。这样，个人、职业、理想就能较好地统一在一起。教育在中国是有深厚传统的，不必从孔夫子开始，民国时代的流风余韵就叫我们受用不尽。教师若能置身于这样的传统中，就不能不有所期许了。在现阶段，我希望自己成为一名称职的语文教师，将最为纯正的汉语文学、古今中外思想者健朗的思考，呈现在孩子们面前，带领他们寻找成为他们自己的那条路径。 “并非每个孩子都需要成为文学爱好者，但他们需要建立独立的思考能力。” 史金霞：你说要成为称职的语文老师，那么，你理解的语文，以及语文课堂，究竟是怎样的呢？ 蔡朝阳：什么是语文？这个很难回答。一回答，便是授人以柄。因为我理解的语文，是我们伟大的母语，是全部的存在本身，即海德格尔所谓语言是存在的家。所以，我从不管什么工具性、人文性，在我的语文课堂上，哲学、科学、艺术、宗教都可以纳入。一切为我们所用，只为了培养孩子们独立的思考、自由的创造。这种自由创造所带来的愉悦，是语文课堂上的高峰体验。这不是考试的高分，也未必一定需要一篇美文佳作，可能只是课堂上师生的几个相互诘问，简短的对答，彼此会意，便足矣。 我的一位朋友说，世界上最美妙的3堂课，一堂是孔子“沂水春风”，一堂是佛祖“拈花微笑”，还有一堂便是古希腊学园的互相诘难。之所以这3堂课最为美妙，乃是因为这里有自由思想的绚丽花火。 史金霞：“黑暗时代，读书写字”是你博客的名字，“黑暗时代”取自阿伦特之意，“读书写字”则被你看作寻求启明的一个手段。凭借这个手段，一方面让自己强大，逐渐成长为一个现代公民，同时又能积极地介入孩子们的人生成长。请你以时间为线，回顾一下自己的“读书”生活，并谈谈它对你的语文教学的影响。 蔡朝阳：就像在《带一本书去课堂》中所说，我其实一直是个文青，在读到余英时等学者之前，全部视野只有文学。所以，在我初为中学教师时，对语文和教育的理解跟现在全然不同，那时，即便我是一个文学教师，也未必就是一个好的文学教师。 只有当阅读的视野打开，对文学乃至对语文、对课堂的定义才会有极大的改变。所以我倒是觉得现在可以做一个好老师了，一是多年的阅读积累已经有所小成，二是通过阅读与多年的教学实践，获得了对教育的崭新认识，这是较为令人满意的状态。这种转变，也并非一步到位，之中略有曲折。当初会单纯认为语文应以文学教育为主，这是典型的文青思维。后来读了历史、哲学和经济学等，才逐渐明白并非每个孩子都需要成为文学爱好者，但每个孩子都需要建立独立的思考能力。再之后，逐渐有了公民教育的观念。 我很感恩自己一直热爱阅读，从小领会到阅读的乐趣，从此一生都不会失去。基于此，我也希望孩子们能获得阅读的乐趣。就像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里的马修，用音乐把世间的美好，播种在孩子们心中。 “精神碰撞中的创造性欢愉，逐渐被我领会。” 史金霞：你说，“在语文课堂上，我非常多地通过放电影与读课外书的方式，来激发孩子们的思考”，“一是扪心自问”，“一是由己及人”，你说：“我更懂得了教育的重要，也比以前更爱学生了”。请你回顾这个成长变化过程，总结一下在你的语文课堂上，你分别系统地组织学生看了哪些电影、读了哪些书？ 蔡朝阳：在跟孩子们一起读书、看电影这一点上，我们很像嘛。因为我们有一个共识，广泛的阅读会帮助孩子们建立起较为全面的自我理性，拥有这种理性的孩子会有比较大的心理空间，能够在他们不那么喜欢的应试与自我的追求之间找到平衡，这很重要。对一个人的未来发展，实现其潜能，可谓关键。若我以为，教育是拓展人的自由，使人获得突破窠臼与成规的勇气，叫人能够有力量去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那么，用阅读、电影等方式激发孩子们思考，帮助他们建立自我理性，就是必然的了。 我给孩子们开过很多个书单，按照大类，戏称为1.0版、2.0版，乃至3.0版。不断修正自然是因为我自己的教育观念在不断修正，还有则是出版业繁荣，新书不断，也需要作出适当调整。在我给高一孩子读的书中，较令人惊讶的恐怕是《小王子》、《夏洛的网》等童话，这跟地区差异有关。在一些中心城市，这些书孩子们小学就读了，而我的多数来自郊区的学生来说，可能从来没听说过。文学类之外，会有一些有关历史的入门著作，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的浅显作品。比如历史学会首推海外华人的作品，如唐德刚、黄仁宇、余英时。经济学会推荐陈志武与苏小和等。我有一条原则，便是循序渐进。我们总是担心孩子们会读不懂这些著作，这种担忧完全多余，关键在于教师的引导。教师首先自己爱读书，意义超过无数的说教。 在一个影像时代，电影的教育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而一些有关青春、校园、成长、教育的电影也常被我用来作为教育的辅助。比如我戏称《死亡诗社》是我的电影教学圣经，其实还有好几部都是必看的，如《放牛班的春天》、《夏洛的网》、《肖申克的救赎》等。电影的刺激跟文字的阅读有很大不同，我总会在看完一个电影之后有跟孩子们讨论，并最后形成书面的评论。每次观影之后的讨论，是最热烈的语文课，而之后的写作，也是最真实最精彩的思想表达。 史金霞：在文化古城，做现代新人，与你想要践行的成为公民教师，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蔡朝阳：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似乎真有几分道理。我终于能够不被世界所改变，做事的能力和想法比较匹配，因而感觉较为自在。我有可能以自身的生命感悟，介入另一些年轻生命的成长，其中的精神沟通、彼此碰撞中的创造性欢愉，逐渐被我领会，这是教育的价值在我个体的承担。 此外，我希望以一个负责任的公民的身份，为我所处的小城市做点什么，举手之劳、力所能及的，比如朋友开的人文书店，我愿意为他们主持文化讲座之类。这完全建立在对这个城市的爱之上。也有学生模仿《死亡诗社》，叫我船长，我从来没有答应过。因为我是《肖申克的救赎》里的安迪——自己也用了16年时间来寻求自由，直到今天，也从未觉得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因为首先自由生长在我心里，而要得以实现，需要很多外部条件，若不考虑这些外部条件，那是庄子式的自欺欺人。 以公民的身份，我比较积极参与社会文化的事务，包括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组织捐款建小学，这是我个人的追求，但并不完全带到课堂。跟学生在一起，主要讨论的是审美，是独立思考的重要性，是建立个体的理性。因为我面对的是未成年人，在知与行中，尚处于求知的阶段。我不要求、不鼓动、不支持他们做什么，世界很强大，在尚不具备抗压性之前，他们的任务是潜伏、充电、补充能量。我建议他们学习安迪，因为限制无处不在，首先需要学会个体越狱。 听我的课，会觉得老师很温和，语文课堂很美好，这种美好是一个人的精神底色。学生的表现常使我信心满满，他们天性中的自由，经由我们的互相磨砺而得到解放。即便他们没有从事文化工作，但他曾看见过光芒是什么，他一生将记得这光芒的美丽，谁也不能夺走。 《中国教育报》2012年8月23日第7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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