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娟]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与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史概观
http://www.newdu.com 2025/07/01 10:07:04 《民族文学研究》2021年第 刘亚娟 参加讨论
摘 要： 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强调文艺的社会功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重视文艺在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下，不同时期的民族政策的制订与实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探讨与深化，共同推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研究进程。梳理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史，从理论思考的总体历程、重要理论研究发展史分类、研究方法论的演变等三个方面，能较为全面地展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整体状况，概要性地呈现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批评理论演变的作用与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话语;主题;方法论; 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强调文艺的社会功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重视文艺在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文艺政策指导下落实了一系列的文学制度与文学活动，将历史、现实、社会、文学融合到少数民族文学观念及创作与批评实践中，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发生发展奠定了基础。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之间或有不同步，但总是与时代主潮之间发生或隐或现的互动。本文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包含批评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背后的理论性问题思考及其历史演变进行考察梳理，概要性地呈现中国共产党文艺理论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批评理论演变的作用与意义，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一个可参考的历史线索、研究路径。 一 理论思考的总体历程 纵观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七十余年的理论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文学话语”“民族文学话语”“多民族文学话语”。1 （一）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颁布了多条体现民族平等的政策与方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2）；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措施，如新建一批民族院校、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保护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等。中国共产党重视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文艺创作及研究领域指导思想的地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经由其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者们认同形成建设“新的人民的文艺”的观念。这一观念实际上成为此阶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主要思路。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座谈少数民族文学遗产整理、翻译、研究的工作，部署编撰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1961年，中央部署编写中国特色的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文科教材，这些举措目的是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这一阶段的少数民族文学一方面表现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初创”，“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萌生与初步形成，客观上存在已久的各兄弟民族的文学艺术第一次与汉族文学一样具有了平等的主体地位，被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被提出、命名、建构；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国家不断地将新“创建”的少数民族文学整合到整体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来，赋予其特定的“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文学”的品质。 此发展阶段，又可以分成两个理论话语形态：“兄弟民族文学”和“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文学”。“兄弟民族文学”从萌生到结束，大致是1949年到1957年上半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主张和倡导的各民族平等、团结友爱、共同发展的原则，不仅为“兄弟民族文学”奠定了合法性基础，而且也为以后少数民族文学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宪法合法性。苏联的兄弟民族文学理论、茅盾的《人民文学》“发刊词”（1949）中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的陈述、张少康《少数民族文艺论集》（1951）、玛拉沁夫与中国作协的通信（1955）、老舍《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1956）等重要文献，构成了少数民族文学初创期基本的“理论轨迹”，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当代中国文学最基本的理论纲领性文件，又影响、制约着“兄弟民族文学话语”。 1958年，“兄弟民族文学话语”逐渐向“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文学话语”方向调整。而1960年8月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发表，使得“少数民族文学”称谓正式定型，成为了一个跨类型、跨时段的统一性的概念；也完成了少数民族文学由侧重于各民族文学平等的“兄弟民族文学”向侧重于“整合”兼“平等”的“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文学”的过渡。50年代末60年代初所进行的族别文学史的编写及其相关讨论，也进一步推动着理论工作者们对少数民族文学性质的认识。 （二）第二阶段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1979年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开幕式上，邓小平提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继续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2。邓小平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研究在以现代化为底色的整体语境中开始起步，此阶段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并因此带动了批评与理论研究的兴起，从而引发了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思考。1985年后受中国当代文学强调审美和文学的自主性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及其批评转向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民族文学话语”阶段。 此阶段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文学告别“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文学话语”，逐步确立起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民族文学话语”。而这一阶段又可分成两个时段。70年代末到1986年为第一时段，其总体特点是“民族文学话语”的酝酿与奠定，有关“民族文学”范畴的持续讨论是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焦点所在；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则为民族文学话语的建构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方法的支撑；1986年发表的《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的几点理解》一文，则是这一时段收官性的理论成果。这一时段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设进入到自觉性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是第二时段，表现为“民族文学话语”的巩固与民族审美理论形态的体系化发展。在这一时段中，产生了关纪新、朝戈金《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1995）等几部文艺美学特质相对较为突出的著作。而《多重选择的世界》的出版，也标志着“民族文学”话语终于达到了系统性、理论化，接近为美学形态的高度。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向“民族文学话语”的转向，是少数民族文化主体性自觉的标志，它极大地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多元性活力。但在客观上，它又带来了民族本位性的偏颇和国家一体性的削弱，对此，学界虽然在此期并没有直接指出，但也一直通过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相互影响的研究，加以实质性的校正。邓敏文《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1995）、何联华《民族文学的腾飞———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丛》（上，1996）这两本著作，可以说是后一方面思考的积累和代表性成果。 （三）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总体性话语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开始于90年代中期前后，一直延续到近几年。 它集中地表现为“多民族文学史观”理论形态3，也可以分为两大时段：第一时段，大致从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开始的前两三年，可视为由“民族文学话语”到“多民族文学史观”转变的过渡期。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开展的“各民族文学关系史编写”工程，标志着民族文学理论话语从侧重于民族本位性的建构，向侧重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转变，这无疑是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设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说”之理论范式的呼应。李炳海《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1995）、《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1997），云峰《蒙汉文学关系史》（1997），张炯等《中华文学通史》（1997），刘亚虎等《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2001），扎拉嘎《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2002），郎樱等《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2005），关纪新等《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2006）等著作，是此一时段先后出现的比较重要的理论成果。其中，《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和《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又表现出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两种倾向：前者更多地延续了前一阶段民族文学话语之民族本位性的强调（尽管将其纳入到了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结构中），因此，它强调的是各民族文学关系的“平行性”；而后者则是对中国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中的“化合”或“混血”交融性的揭示。这两种倾向在“后殖民批评”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两种范式的交错作用下，隐在、变形地延伸到了后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后殖民批评”视角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思考中，2001年出版的徐其超等《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则较早地表征了这两者的交叉与融会。 2004年底“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在四川大学召开，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正式进入以“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为核心概念的发展期，同时一批中青年研究者借助论坛和《民族文学研究》杂志，形成了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中坚力量的集结。以这批学者为核心或骨干，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在“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讨论、少数民族文学建构的现代性视角的观照、各种新兴理论的借鉴与使用等多个方面，得到了全方位的深化或拓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言说热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艺事业，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年11月30日）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一系列的重要论述，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工作的重大问题，与时俱进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4“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5习近平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对文艺工作的新要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明了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方向。2019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62021年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召开，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7。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为多民族文学史观提供理论支撑；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合法性依据与大力发展的重要内因；日渐繁荣与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实践、2013年开始实施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2018年开始申报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等项目与活动成为推进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最直接原因。 二 重点理论研究发展史分类概述 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思考、研究之历史，相当程度上是在民间文学研究、书面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方法论几个路径上推进。最具代表性的主题有四个方面：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少数民族史诗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与神话学研究。 （一）民间文学理论研究 现代性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的建构，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它的定位，一直与“新文学”“大众文学”“俗文学”等发生着或远或近的关系，进入到新中国以后，它又与“人民性”相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十七年”期间，又成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代称，人们本能地认为它是口头性的民间文艺。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些重要言说，都与“民间文学”的相关讨论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与新中国初期对过往民间文学理论言说改造的趋向相一致，即将“民间文学”与“人民性”直接相关联，将“民间文学”从“民俗学”或“人类学”中脱离出来，变为单纯的“文学”“民间文艺学”的倾向，并包含着将口头“民间文学”视为“作家文学”源头的内涵。钟敬文《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1951）、杨放《圭山撒尼族底民歌和叙事诗〈阿斯玛〉———献给撒尼族的兄弟姊妹们》（1950）、严辰《读〈蒙古民歌集〉》（1950）、臧克家《撒尼族人民的叙事长诗———〈阿诗玛〉》（1954）、公刘《〈阿诗玛〉的整理工作》（1955）、孙剑冰《〈阿诗玛〉试论》（1956）等文章或著作中演变的轨迹就清晰可见。 “十七年”期间，民间文学理论话语的推进和演变，与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紧密相关，1958年总结出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忠实记录，适当加工”的原则，基本奠定了以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加工的方针原则。 1979年前后，少数民族文学重新恢复生机，最早的表现也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有关。比如1977年底云南省《思想战线》编辑部召开的“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讨论会”8；不过“新时期”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最重要的关系是两者的分离倾向，即一方面表现为民间文学向民俗学乃至人类学的回归，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文学向作家文学的挺进。大约到1984年前后，“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的观点就已经被普遍接受。再往后，随着比较文学方法的引入与借鉴的深化，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更多地与母题研究、原型研究、史诗学研究等理论方法发生关系，跨学科研究方法也更多地被引入民间文学的研究。 进入新世纪之后，以巴莫曲布嫫的《“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以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的“文本迻录”为例》（2003）为代表，过往的民间文学研究，遭到了批评与审视。海外华裔学者刘禾的《一场难断的“山歌”案：民俗学与现代通俗文艺》（1997）不仅引发了大陆学者对“民间文学”学科的现代性反思，而且这一反思又与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建构发生了直接的关联。吕微的一系列文章颇具代表性，比如《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2000）、《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国家学术与现代民族国家方案》（2000）、《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学科问题与现代性意识形态》（2001）、《论学科范畴与现代性价值观———从〈白话文学史〉到〈中国民间文学史〉》（2001）等。 在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分离的过程中，它自身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危机。刘守华的《多棱宝石———关于中国民间文学命运的思考》（1988）一文就比较早地表现出民间文学式微进程中摆脱危机的努力。 （二）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 相较于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历史要久远得多，但“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命名和研究，都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到了1980年才正式拉开序幕。是年郭绍虞呼吁：“应该扩大我们的研究领域”，改变长期以来“较少注意兄弟民族的理论”的状况9。这一呼吁客观的前期准备，即20世纪50—70年代族别文学史的编撰与民间文学资料的收集与整理，这为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研究做了基础的资料收集与线索梳理工作，一些后来被视为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材料，都是经由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而被发现。进入80年代，少数民族古代文论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是在自觉的文论研究意识的引导下而进行的，它不仅有对前一个阶段所发现材料的再整理、筛选、注释、翻译与出版，而且还表现出由族别文论选到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文论选的推进，并进而由整体性的“文论”资料的汇编、辑注，上升到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的集成；本来以多种语言存在的文论资料，也通过研究者们的翻译从而以国家通用语的方式整体性呈现。有了这样扎实的步步推进，到了1992年，王佑夫的《中国古代民族文论概述》出版，标志着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科的初步形成，有关学科性的讨论，也随之浮现。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就总体情况而言：古籍出版整理有新的资料出现；文本阐释的范围扩大、方法多样，综合性研究与族别研究都形成一定规模；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建设。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影响之下，构建多元一体的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理论体系，成为此时期理论建构的主要任务。 经过四十多年的自觉努力，已经建立起包括蒙、藏、彝、满、回、傣等十多个少数民族的古代文论资料的雄厚基础，诞生了对各族重要文论家如哈斯宝、纳瓦依等人的系列研究成果，祜巴勐《论傣族诗歌》（1981），举奢哲、阿买妮等《彝族诗文论》（1988），蓝华增《云南诗歌史略———赵藩〈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笺释》（1988），《中国少数民族古代美学思想资料初编》（1989），彭书麟等《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2005），祝注先《诗林别派：中国古代民族诗论》（1989），王佑夫《中国古代民族诗学初探》（2002），何积全《彝族古代文论研究》（2012），赵康《〈诗镜〉四体合壁》（2014），王佑夫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批评卷》（2017）等翻译、辑注、文论选、集成、专题研究、综合研究成果出版。无论是族别文论研究还是整体性的少数民族古代文论的研究，都在不断地发展；而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展开各少数民族文论、少数民族文论与汉族文论、少数民族文论与世界文论间的更为实质性的对话性研究，已经悄然进行。 （三）少数民族史诗学研究 学科意义上的“史诗”及“史诗学”都是西来的产物，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闻一多和茅盾等都曾探讨过“史诗”的问题10，上世纪前半段所进行的一些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搜集到了一些少数民族的史诗材料，也产生了少量的研究成果，不过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或史诗学肇始或萌芽于新中国。在“十七年”期间，产生了以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和《玛纳斯》为代表的重大成果，有关史诗的介绍、研究也在50年代末期展开，为少数民族史诗学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70、80年代研究重点由对史诗性质的判定，转向对真实地呈现史诗本身面貌的关注，也注意更为全面地评价史诗，“正本清源”的特点较为突出。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1980）专列史诗一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将史诗列入高校教材11。它从民族史、社会政治学和民间文艺学几个角度诠释史诗是民族起源的记录、民族精神化身和说唱体的综合艺术的特点12。同期，王沂暖《格萨尔王传》的系列研究成果、仁钦道尔吉对《江格尔》的评论、尚锡静对《玛纳斯》艺术特色的初探等都是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同时中国南方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得到恢复，其中“创世史诗”主题的研究成果突出。80年代初相关学术机构的成立、史诗研究工作的展开，都促进了史诗研究的学科化建设。80年代中期至整个90年代，史诗研究工作重点从史诗的搜集、整理、出版，转变为“书面文本的文化阐释”。这是新的历史语境下史诗研究之新方法、新观念、新视野的展开与拓展。就方法而言，这一阶段的史诗研究，较为突出地表现为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引入，诸如比较文学或比较诗学研究、母题研究、类型学研究等，而这些在相当程度上又都演进并统一于“文化人类学”视野之下。这些变化，从更深的内在精神层次来说，是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向民族文化本位方向挺进在史诗研究上的表现。史诗不再是“人民性”“阶级性”“人类发展早期”阶段的表征，而是特定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心理集体无意识之载体或宝库。这一阶段学界更进一步加强了对史诗的“整体性”理论观照，以及对史诗理论本身的探究。如潜明滋《史诗探幽》（1986）、夏爵蓉《论少数民族史诗的整体特征》（1993）等著述。而这种理论向度的研究，既推动了史诗及其相关理论的发展，又推进了史诗学的学科化与制度化的发展，“口头诗学”理论的引进以及史诗学中国学派的崛起，则是此一方面的重要表征。 进入新世纪以后，学界一方面继续扩大并深化对西方口头诗学理论的译介与研究，如出版《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约翰·迈尔斯·弗里著，朝戈金译，2000）、《故事的歌手》（阿尔伯特·贝茨·洛德著，尹虎彬译，2004）、《荷马诸问题》（格雷戈里·纳吉著，巴莫曲布嫫译，2008）、《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传统、形式和诗歌结构》（卡尔·赖希尔著，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译，2011）等译著。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们开始努力自觉地将口头诗学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史诗研究上，以“口头”研究的范式重新来考察少数民族史诗及其相关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长足地推动了“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等口头诗学的本土化实践，促进了学界对中国史诗研究及史诗学的总结与反思，诞生了一批学术质量可观的研究成果，初步建立起了以“口头诗学”为代表的史诗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四）少数民族文学与神话学研究 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研究与“神话”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但其正式滥觞，大约可追寻到20世纪30、40年代，中央研究院“社会—民族学派”的一批学者所开展的田野调查工作，以及抗战期间学术中心西南移而促进的对西南地区的神话、宗教、文学的研究。但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的神话学思考与研究，是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的。 少数民族文学的神话视野的分析与思考，起初的主导方针是依据马克思的理论，将神话看作是人类童年时代的童真之表现，从而力图将其与劳动人民这一符号联系在一起，赋予其人民性的定位。所以，“十七年”期间虽然也出现了一些相对较为客观较有水平的研究成果13，但对神话学理论的建构影响有限。 80年代，袁珂最早正式提出“少数民族神话”这一概念，将其纳入到中国“广义神话”的范畴中（1982）。而谷德明在1983年更进一步指出，要重视和加强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充分认识少数民族神话在中国神话中的重要地位，并总结出少数民族神话的三大特性：体系的完整性、审美想象的丰富性和多地区多民族的特殊性。袁珂的学术关怀始终落在“中国神话”的研究之上，因此以“广义神话”的概念来含纳少数民族神话，将其视为中国神话多元一体组成部分；而谷德明以及其他一些反对袁珂的学者们，则更看重少数民族神话的独立性和独特性，从而反对以“广义神话”来概括少数民族神话。两者的关怀侧重虽不同，但是通过这种讨论促进了少数民族神话的不断“实体化”，也促进了包括少数民族神话在内的中国神话学理论的充实与发展。进入90年代之后，从少数民族神话理论角度来看，相对最具理论包含性的命题是“活形态神话”或“活态神话”14。同“广义神话”命题一样，“活态神话”命题通过激活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活态”特征，打开一个崭新的理论话语空间，走向有机、多元的神话之文化研究。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神话学研究更大规模、更为自觉地进入到了理论多元化、系统化的发展期。同时，从80年代初就已经出现的少数民族神话与汉族神话或“中国”神话之间关系的张力与紧张，也以不同的形式延续；而从多元一体、丰富多彩的角度来整合的努力，也一直清晰可见。 三 两种方法论研究发展考察 在方法论方面，由于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具有多民族性、多形态性、跨地域性、跨语言性、跨学科性等特点，其与盛行于90年代以后文学研究中的比较研究与文化研究走向，具有天然的亲近性。因此，从“作为方法”的“比较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理论视角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更能彰显方法之于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过程中的流变与影响意义。 （一）“作为方法”的“比较文学理论” “作为方法”的“比较文学理论”可以追溯到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建设之初，但是此时，狭义的“比较文学”或“比较文艺学”方法，在苏联那里已经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而被否定15。在“十七年”期间，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或各民族文学，被给予了另外一种“方法论”的改造。首先，它并非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文学的平行性的比较；其次，比较的对象也不直接指向“文学性”要素之间的比较；再次，比较的目的既非歌德所憧憬的“世界文学”，也不是苏联文学理论所说的“国际主义”，而是为了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建立。 1980年，随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推进，文学研究的方法也开始多样化，狭义的比较文学方法也随之被引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刘宾较早直接引入并推荐比较文学方法（1982），不过其侧重点主要还是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并非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思考。但尽管如此，“作为方法”的比较文学，已经在发挥其功能了，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比较的意味更为明显，不同文化及文学的民族身份的独立性，也有所增强。到了80年代中期，比较文学方法就与母题研究方法一起，起始于歌德的比较文学理论，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被再次改造，即它由侧重于普遍文学性发现的文学研究方法，转向了独特的民族性发掘的理论利器。当然，与此同时还有研究者仍然侧重于国内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欲通过这种研究既彰显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同时又思考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化合”和“文化混血”。16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观的引导下，在特定的时代语境的促动下，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到了侧重于各民族文学关系史的研究阶段，既开展了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史编写这样的国家工程，也产生了《中华文学通史》《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等一批研究成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成为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共同认识。到新世纪，就进入到“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思潮期，少数民族文学界与主流文学界的比较文学研究开始了主动的联系与互动。不过，当民族文学研究进入到后殖民批评、现代性反思的发展期，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虽仍在延续使用，其影响则逐渐式微，其“作为方法”的功能，也大为弱化。“文化批评”的理论视角，则逐渐走向前台。 （二）“文化批评”的理论视角 “文化批评”理论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女性批评”与“生态批评”两个方面。 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开始系统地传入中国学术界，90年代以前的少数民族女性批评的相关实践，主要表现为对“女性”形象或“女作家”的特点关注，所谓“女性主义”“性别批评”理论并未真正进入少数民族文学界。直到新世纪的头十年，少数民族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始用结构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理论对少数民族文学展开研究，同时也注意从女性身份、民族意识及自我认同等方面综合分析少数民族文学，显示出研究的系统性、整体性、跨学科性，文本细读与整体观照之间的结合也更为密切。近年来，研究者尝试从外部探索转变为对女性本体的生命与精神的深层叩问，把民族学、宗教学、文化地理学等理论和少数民族女性主义研究结合起来，多角度、多方面去具体探讨少数民族文学女性主义的发展变化。 少数民族文学生态意识觉醒在90年代中期，生态批评开始初步运用于具体的研究中，形成“内部性”与“外部性”17两种生态批评路径，很明显地呈现出生态批评跨学科的特征。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促进了生态批评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遍地开花。在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各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中的生态资源都得到关注与开掘；同时促成了各方面理论表述（生态伦理学、文化生态学、生态美学）的具体化、理论化、系统化，各个理论层次之间也出现深入的交织、并行，更加深刻地诠释了生态批评关联着民俗学、人类学、符号学等的跨学科特点；更有力地展现出少数民族文学之于生态批评在各方面的独特意义，形成的独特的审美叙事结构和历史观、世界观、生存观，极大地丰富了生态批评在中国的本土化面貌。 结语 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指出：“希望大家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18习近平强调：“希望大家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19中国理论来自中国实践，又指导中国文艺创作实践，经过七十多年的努力，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虽然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言说比较分散，看似不成系统，但其价值与意义却影响深远。有论者指出：“与民族文学创作相呼应，民族文学理论尽管相对滞后，但批评核心话语则不失为见证民族文学主体性成长的重要线索。”20因此，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整体状况进行考察、进行研究史的梳理也是当下一项重要的工作。这既是在整体的视野下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关照，也是学术史写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也具有启发意义。 基金：2018年广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古代文论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GD18XZW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刘亚娟,广州华商学院文学院 本文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文中注释从略，请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