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小康，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
内容提要：在市场、媒介、文化群落等种种文化因素的作用下，文学的特性正在经历着转变，“再民间化”是文学从经典观念和经典形态中蜕变出来的一种重要趋势，文学的民间性实际上成为当代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非文本化、去作者化、反经典与恶搞是网络时代文学“再民间化”的3个特征。当代文学的再民间化表明，民间文化并未随着文明的成熟而蜕去原始外壳，它其实是一直或隐或显伴随着主流文化生成发展的另外一个文化侧面。
关 键 词：再民间化/非文本化/去作者化/恶搞
文学在当代文化中的地位和演变形态问题是近20年文艺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产生这种研究兴趣的原因当然在现实的文学活动本身，简言之，则是当代文化背景对文学的发展究竟产生了什么作用。对此，当代文化的研究者们已经从商品化、图像化、网络化等方面作了充分的研究。本文所关注的是另一个视野，就是文学在当代文化中转向“再民间化”的趋向及其意义。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运动开始了对正统、经典文化的全面反叛。现代主义本身是精英文化的产物，但这场文化反叛却造成了文学活动与正统、经典文学观念的背离，形成了新的民间化趋向。若干年前就有学者提出，在官方认可的写作活动背后还存在着隐形的非官方甚至反官方的民间写作活动。但现在看来，民间写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政治身份，而且在于它体现了与研究者们熟悉的经典文学不同的另外一种文学特性。在市场、媒介、文化群落等种种当代文化因素的作用下，文学的特性正在经历着转变，“再民间化”就是文学从经典观念和经典形态中蜕变出来的一种重要趋势。文学的民间性实际上正在成为当代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
走向非文本化
所谓“民间化”的最直观意义就是非文本化。文学文本是经典文学研究的根本对象。离开了文本，经典研究就失去了客观性。然而传统的民间文学却是非文本性的。所谓非文本性，并非说民间文学没有书写的文本形态，而是说没有像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文本那样可以被确认为客观对象的固化形态。民间文学的传统形态通常以口头传播为主，在口传诗学研究中，许多学者注意到，民间文学一方面有代代相袭的固定母题和程式化的表现形式，而另一方面又在每一次表演传播过程中即兴发挥和随意改动、变化。尽管总有人整理这些口头传播的文学，但并不会形成被普遍认可的标准文本。一旦经过整理形成的文本变成了普遍认可的文本，那么它也就退出了民间文学活动，变成了经典文学。比如宋江的故事经施耐庵整理改写形成的《水浒》，具有了固化的文本性质，后来的阅读、阐释、批评乃至改编，都要以此文本为基础。但这个《水浒》却不再是民间文学中的“水浒”故事。民间的“水浒”仍然在一代代说话艺人和草台班子那里不断地被即兴再创作和演变着。对于民间文学来说，每一个传播者、每一次传播虽然都在讲述流传了几百年上千年的老故事，但又都在把它变成自己的创作；人们只能找到一个个原始母题，却找不到一个最完善的作品。从经典文学和经典研究理论的角度来看，没有形成完美的文本显然表明文学的不成熟。
然而，自20世纪初以来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文学文本是否具有这种不可侵犯的价值。事实上，自现代主义以来的许多文学试验——超现实主义的任意涂鸦、意识流的潜意识写作、新小说的反文本等等——已经在故意破坏文本的完整性和客观性，使得文本的至上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读者、批评者的主观意图和创造性想象力介入了传统上被文本封闭的文学活动空间。在中国，这场反文本的现代主义运动开始于1980年代崛起的先锋派作家，他们尝试用叙述行为本身或玄奥费解的语言代替完整而可理解的文本，最终使作品变成了用语词构建的迷宫。
对普通人来说，先锋派小说基本上是不可理喻的胡言乱语，但他们的探索却开拓了文学语言的意义空间。虚构与真实的杂糅、不同文本间的互文关涉和戏仿等拆解文本的表达方式逐渐被普遍接受，文学越来越表现为阅读过程的乐趣而不是获得意义的满足。写作不再纯粹是创作一件完美作品的高尚而专业的活动，而越来越成为民间的、世俗的个人兴趣与才情的即兴表现。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种脱离了精英文化背景的世俗化文学活动刚刚开始繁荣时，许多批评者曾经痛心疾首地拷问为什么当代中国产生不了伟大的文学作品。只是到后来人们才发现，文本已被消解，伟大作品从何谈起？
当文学活动从传统的传播交流空间转向互联网时，这种非文本化的倾向在网络写作中获得了更大的发展。通过超文本链接方式组织起来的写作和传播关系彻底瓦解了文本，在网络这个传播空间中，文学活动完全脱离了经典观念，重新走向了即兴、随意、相互模仿和指涉的民间文学活动形态。在非文本化了的文学空间，读者、批评者和研究者都无法按照经典的方式谈论文学文本或作品，只能谈论通过无数链接形成的、常常是在不断增长和扩散着的互文性话语流所展现的文学活动过程。这对于崇尚经典的人来说不是什么优点，但这恰恰是民间文学传统的精髓所在：文学不是固化的实体，而是在传承中不断增殖繁衍的活的过程。如果把经典化了的文学文本与原生态的民间文学比较一下，比如把元稹的《会真记》与后来以此为母题改编和演变生成的无数《西厢记》演出加以比较，或把施耐庵的《水浒》与《大宋宣和遗事》以来直到今天仍然流传在民间的各种“水浒”戏剧和曲艺表演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民间文学独特的生命力了。
在互联网这样一种由最新的科学技术构造起来的数码空间中，古老的民间文学活动形态却在重新生成。听上去像是讽刺，实际上这只是显示出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正可以固化并永恒的事物。
作者的消失
与非文本化相关，民间文学活动的另一特征是去作者化。从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学是无作者的，因为原始的文学活动是共享的，也就是说是群体参与、互动的活动。一方面，民间文学的内容大多是代代传承的固定母题，即使有作者，也早已尘封在历史中了；另一方面，民间文学的传播又是在群体参与互动的活动中进行的，一次次的传播使古老的故事一次次被即兴扩展和修改，因而不存在唯一的作者。随着社会的分化和文学创作的个人化，作者出现了。在经典文学观念中，作者是神圣的。因为文学作品之所以被尊崇为经典，就意味着它具有高尚深刻的思想、完美的形式和天才的独创性相结合的品质，是人类精神升华的一种象征。而经典的这种伟大品质来自作者，作者通过作品感动读者、潜移默化地提升或改造读者的心灵，因此是比读者更高贵的人，“立言不朽”因此而成为传统文人所向往的人生最高境界之一。
但在文学走向市民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随着供求关系的转变，作者的中心地位逐渐让位于读者和市场。这是一种随市民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商业化趋势。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文学活动中作者的地位和状态又出现了新的特点——向早期民间文学形态的回归。具体说就是作者的消隐，或者说去作者化。
有的学者在谈到中国当代文学潮流时，注意到20世纪50至70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学创作活动，在官方文学潮流的背后还存在着“潜在写作”活动。这当然是一种作者匿名的状态了。但研究这个时期文学史的学者们提到“民间”时较多地赋予了这个概念以意识形态的含义，而并非特指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民间或乡土文化(Folklore)。这种作者的“潜在”也主要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现象而非文化发展趋势。
实际上，“去作者化”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运动中就发生了的一种文化现象。虽然人们总是觉得现代主义比古典主义更自我，似乎也应当更强调作者的地位，但实际上并不尽然。从布列东等人试验无意识“自动写作”起，作者就开始失去了存在的重要性；而杜尚把男厕所里一只常用的瓷溺器当作艺术品摆进画廊，等于宣告了作者的被废黜。对于现代主义者来说，去作者化其实是与去文本、去理性、去传统同一趋向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在现代主义思潮之后发生的“后现代主义”主张的是去中心、去深度、去等级，实际上同样是驱除了作者。中国当代文学活动中作者的地位也在这种先锋运动中被动摇了。1980年代曾红极一时的“朦胧诗”的衰微和“后朦胧诗”的产生，从创作人格的角度来讲，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作者——“诗人”的衰微和非诗人进入诗歌活动空间的标志。
当网络文学出现后，“去作者化”现象具有了更加明显的民间性。在网络空间中，由于网民天然的匿名性，作者当然是自动地被隐藏了起来。这看起来只是因为技术原因而产生的现象却具有远远超出技术意义的后果：这种匿名特性造就了网民写作心态的自由放纵乃至不负责任，甚至在相当程度上鼓励了写作者曝露心灵阴暗面的冲动。但网络空间中文学创作去作者化的意义不仅在此。超文本链接而形成的非文本化现象背后，是作者丧失了唯一性。在网络文学刚刚出现时，许多人认为这种没有出版门槛的发表方式将使文学彻底地平民化甚至个人化，只要打出字就可以贴上网，这好像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作者了。然而网络并非简单地使任何人变成作者。一个帖子如果没有点击或跟帖就会很快沉没，和没有发表一样。网络中的存在不是某一个作者自己的事，需要依靠许多人的参与。因而网络的社会性质不是个人意义上的平民性，而是民间性，即自然形成的群体参与和共享性。
群体参与和共享不仅驱除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作者，其实与此同时也驱除了作为独立个体的读者。网络上的作品由无数回帖纠缠、包裹和融汇起来，作者、续作和仿作的作者、读者、批评者等各类人之间的界限模糊了，而直接的参与性使文学活动的群落性质突出了。只有在网络上，不同的志趣、素质才可以自由地分化和组合，形成具有群落认同性质的社区空间。在这种社区环境中，文学是特定群落的认同行为，而不是某个个人的自我表现。
反经典与“恶搞”
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精英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历来就存在的，在文学中常常表现为对正统道德和高雅文化的讽刺、戏仿和颠覆。巴赫金所研究的民间文化的狂欢化现象就是这种矛盾的表现。自20世纪80年代的“痞子文学”和香港喜剧电影的“无厘头”样式诞生以来，中国文学逐渐形成了反正统、反经典的狂欢化文学潮流。这也是当代文学“再民间化”的表现之一，而且是引起最激烈的观念冲突、斗争的一个方面。在1990年代初，一些作家和出版社为了表示与这种反经典的文学观念势不两立的态度，甚至提出了“抵抗投降”这样悲壮的口号。
如果说非文本化和去作者化的文学与文学观念只是意味着和经典文学观念不同，而并不妨碍二者并存的话，那么反经典则是直接面向经典文学观念的挑战了。王朔早期小说中对“作家”这个称呼极尽揶揄嘲骂之能事，周星驰《喜剧之王》中对经典艺术理论的戏仿，都很容易让人体会到这种挑战性。因此，在经典观念和反经典意识之间产生激烈冲突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更激烈的反经典倾向则出现在近年来网上忽然盛行起来的“恶搞”之风中。“恶搞经典”的活动与“无厘头”电影有着重要的文化联系。网上戏仿经典的做法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契机就是“无厘头”电影的代表作《大话西游》在网上的传播。《大话西游》本身就是反经典之作，而随后流行的“大话××”热则是在戏仿《大话西游》的同时又把其他方面的经典、正统观念甚至政治事件拖入了戏仿的浑水。在“大话××”版本的热度渐渐冷却的同时，形形色色的戏仿之作已经悄悄在网络社会的“民间”繁荣了起来，“恶搞”这个词开始出现；而平民作者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窜红，则使“恶搞”几乎在一夜之间获得了大多数网上网下民众的认可，随后便是大量效仿行为造成的令许多人忧心忡忡的“恶搞经典”之风的泛滥。
与王朔小说和周星驰电影相比，网上“恶搞”行为带有更浓厚的民间色彩。网络社会的民间活动由于匿名性质而较易倾向于表现民众心理的阴暗面，因此“恶搞”常常会比“痞子文学”和“无厘头”电影表现出更极端、更激烈的反经典、反理性乃至反社会色彩。这是令人们忧虑的主要原因。
像“恶搞”这种“再民间化”的趋势，似乎超出了一般人关于“民间”和“民间文化”的想像。这种带有破坏性的文化现象不仅冲击着人们传统的审美趣味，也冲击着若干世纪以来培养公众趣味和价值观念的文化体系。无论是现代中国人所接受的文化教育还是巴赫金关于民间文化的研究，都把“民间”和“民间文化”的主流想象和解释为淳朴、健康、积极和充满活力的文化。人们当然也承认民间文化中存在着“落后的”、“消极的”东西，但出于经典的进化论观念，相信这些“落后的”方面会随着文明的进步（实际上也就是向经典观念中的高雅文化进步）而消失。这种想象和解释的问题在于，民间文化的复杂性其实超出了经典观念关于民间的想象。从人文学术的角度来说，民间文化并非是可以用“健康”和“病态”、“精华”和“糟粕”、“成熟”与“稚拙”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就能解释和解决的现象。而当代文学的再民间化表明，民间文化并非随着文明的成熟而会蜕去原始蛹壳，它其实是一直或隐或显地伴随着主流文化生长发展的另外一个文化侧面。
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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