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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不是改善教育的良方(2)


    历史证明保守倒退没有出路
    如何看待国学,或者说国学与西学之争,从晚清同治朝即已开始。当时面对日甚一日的危难,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摄政王奕为首的务实大臣们就认识到祖宗的法统难挡“坚船利炮”,再不维新图强,难免亡国灭种,于是开始引进西学,办工厂、兴学校。光绪帝推行戊戌维新,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废科举、兴学校。这当然要遭到朝中保守派的激烈抵抗,其中以体仁阁大学士徐桐的思想最为典型。人称徐相国的这位老先生饱读诗书,“学富九车”,被认为是朝中最有学问的老臣。徐桐特别反感西学,痛恨洋务。他向西太后奏陈,“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认为这无非是英国鬼子、法国鬼子编造出来多骗我们两份赔款而已。他反对把美国译为“美利坚”,质问它还能比“我大清”美,比“我大清”顺利,比“我大清”坚固?保守派力促慈禧镇压维新派,幻想依靠义和团大师兄的法术就能战胜洋兵,结果是国破家亡。
    平心而论,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公民的整体素质确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些问题与教育有关,但也为教育以外的许多深层次机制所左右,这些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孩子的成长,学校教育至关重要,但是家庭教育、社会影响的作用也相当大。价值观念、处世态度、文明习惯等非智力因素养成可能受家庭影响更大。集体背诵《弟子规》的作用不可与之相比。这部分素质在中国大多归于德育,而在有些工业国家,这方面的教育称为“社会化过程”。我们在改善非智力因素培养方面,要注意继承悠久传统,也要依靠科学,引入外来文明,以适应社会的进步。(陈宝泉)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