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云波中的新诗研究——孙玉石教授访谈录(4)
http://www.newdu.com 2024/09/27 01:09:06 文艺报 李浴洋 newdu 参加讨论
《野草》是鲁迅研究与新诗研究的“交汇点” 李浴洋：在新诗研究之外，鲁迅研究是您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两者在您的《野草》研究中实现了完美结合。您曾经先后撰写了《〈野草〉研究》与《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两部著作。这两部著作都是《野草》研究史上的“名著”，但进入的角度却很不相同。前者注重实证，后者则围绕文本本身进行了比较充分的阐释。您为何选择这样两种不同的路径来处理同一文本？您又如何评价自己的《野草》研究？ 孙玉石：我的两本《野草》研究著作的风格不同，源自于我写作时期的环境和对象不同。《〈野草〉研究》是我在“文革”以后恢复学术状态之后的第一本著作，当时我正在开设“《野草》研究”课程，讲课和写书使用的基本都是朴学的方法，为的是搞清楚一些历史和文本的本来面目，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一个基础。而《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则是我后来到日本神户大学讲学时期写的讲义。给外国学生开课，不能只讲文学史，还需要有一篇一篇作品的具体的文本分析，而且需要上课时先发讲义，所以我就借助这个机会把《野草》重新好好地读了一遍，因为看了一些相关材料，细读后有了一些新的感受，边讲边写，讲稿经过修改，我陆续发给了当时负责编辑《鲁迅研究月刊》的友人王世家，他当时便在《鲁迅研究月刊》上连续刊载了，后来他又把它们结集起来，推荐给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这两本著作都是我根据教学需要陆续写成的，前一本是在国内给77级、78级学生讲授专题研究课，后一本是给日本学生讲授中国文学阅读课程。内容的深浅度、叙述的风格不同，是因为学生对象不同，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接受水平，写作和讲授方法自然也就不同了。当然，它们的篇幅实际上要远远多于课堂上实际讲授的内容，有些部分是我后来在成书之前时又补写进去的。 现在回头来看，为什么我先后写过两本不同的《野草》研究著作，除去教学需要，大概还是因为它是现代文学史、新诗史以及我个人的研究史上的一个独特的对象。鲁迅巧妙地把自己的思想隐藏在另一类精心构思的各式各样的散文诗体的象征艺术文本中，这在新诗历史上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划时代的创举。鲁迅的思想和艺术都有创新的尝试，有不朽的价值，这在《野草》一书中有非常集中的体现。这也是吸引我不断重读这个文本的一个原因。如你所说，我的研究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新诗研究，一是鲁迅研究。我的鲁迅研究以《野草》为主，我的新诗研究以“象征派”、“现代派”为主，两者的交汇点恰好就是我对于《野草》的研究。这并不是偶然的。 日本学者的“实证”精神令人敬佩 李浴洋：谈到您的鲁迅研究，让我想起您与同辈的日本鲁迅研究者之间有许多精彩的互动与对话。我在不少日本学者的鲁迅研究著作的中译本上都读到过您为他们撰写的序言。这些序言不仅学思通透，而且情真意切。您怀念日本友人的系列文章，也令人十分感动。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与日本学者的交往情况，还有您在这一过程中的主要收获？ 孙玉石：在日本学者中，我最早认识的是木山英雄先生和丸山昇先生。木山英雄先生是1981年在北京就熟悉的老朋友，那时他是外语学院聘的外国专家。我们一起参加过1981年的全国鲁迅诞辰100周年学术会议。1983年我去东京大学讲学一年半，有了更多的交往。10年后我再往神户大学讲学，造访东京时还见面晤谈。木山先生做学问的路子和方法非常严格，富有探索性和独特的思想性，似乎尚有点先锐的现代性阐释与中国古代朴学结合的特征。他治学在思想上很有独特创见，很注意史料的严密性，具有很富于个性化的表达方式。据有些我教过的日本年轻学者说，即使在日本学术研究的圈子里，一般读者也很难理解和把握他文章里面的深刻蕴含。 而丸山昇先生，1981年到中国来参加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的学术活动，我们也是那时候就认识了。在此之前，我跟丸山昇先生已经有一些学术上的交流，但见面还是第一次。当时我们请他到北大中文系做了一场讲座。1983年，他又邀请我去东京大学讲学两年，后来我提前半年回来了。我是北大中文系比较早的到日本讲学的现代文学方面的学者。在我之前，袁行霈老师去讲授过一年中国古代文学。在丸山昇和其他东大文学部教授的努力下，先后有好多位中文系的老师到东大讲学，两校之间的这一传统一直持续了很多年。 丸山昇先生是一个非常正直和坚强的人。他是日共党员，为此在监狱中度过了许多年。他是带着书进监狱的，并且在监狱中完成了自己的学术著作。后来他的身体很不好，每周都要去做几次透析。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认真治学，成为日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杰出学者、日本“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的带头人。在学术上他也有自己的个性，非常令人尊敬。 1994到1996年间我第二次去神户大学讲学，聘期也是两年，也是因为研究生要毕业，我同样提前半年回来了。这是我比较集中的到日本讲学的两个时期。我与一些日本学者之间的友情，很多都是在这两个时期中奠定的。 我比较熟悉的日本朋友还有伊藤虎丸先生，年轻一点的则有尾崎文昭教授，以及日本“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的其他朋友们。他们每年暑假都会选择一个有温泉的景区廉价住处举行一次聚会，大家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同吃同住，称为“合宿”。我参加过他们的几次“合宿”活动，跟他们有很深的感情。所以这些日本朋友的著作在中国出版，只要他们邀请我写序，我都不会拒绝。后来王风编《左翼文学的时代——日本“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论文选》，让我写序，我也写了。他们中间有人去世，我一般也会专门写文章纪念。我写这类文章，都是动真感情的。有时写到一些地方，一边写，一边流泪。 我从日本朋友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实证精神。他们的研究往往非常重视实事求是，史料必须非常完整坚实，论述也不做太多的理论发挥。而我们有些研究对于史料不够尊重，太喜欢发表议论。在跟他们交往之前，我有时还会写一些比较宏观的文章。但通过向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几位先生学习，我就比较厌倦写纯粹的理论叙述的文章了，认为学术还是应当做得实实在在。我此后的研究工作基本就都是围绕史料展开的了，在这点上我受到了他们很大影响。 顺便说一句，我很喜欢他们夏天休假时的“合宿”这种学术活动的组织形式。规模不太大，但质量非常高。每次大家都带着自己准备了一年的文章前来，住在一起，轮流做报告，然后大家来评议，有时讨论得十分激烈，但对于彼此的友谊，却没有丝毫损伤。如果文章的质量普遍比较高，那么就出一本论文集；要是不够，那就来年再说。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很纯粹。而国内的学术会议，往往要么太流于形式，要么人情色彩太重，大家对于发表论文、讨论发言也还认真，但不太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发言往往有些讲究客气和情面，收效也不大。在这点上，我们应当向日本学者学习。 希望年轻学者“沉下心”、“钻进去” 李浴洋：最后想请您谈谈，您作为资深学者如何看待自己的研究经历？对于投身学术领域的年轻人，您又有何期待与嘱咐？ 孙玉石：回顾自己的研究，我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专书写得太少了。除去《〈野草〉研究》《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和《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这三部，我的其他著作基本都是论文集，而且很多论文都是为了学术会议或者纪念活动而写的。现在的学者都太忙了，出版的著作很多在形式上是专书，但其实还是论文集。论文集当然有论文集的好处，但对于一些比较大的问题而言，论文集的力度还是很不够的。 我不主张过分美化民国时期的大学，但民国时期的教授有一点很让人羡慕，那就是他们拥有比较多的属于自己的时间。他们虽然也忙，但基本都是为了自己的研究而忙，不像现在的一些知名学者，都像社会活动家一样。我已经有意识地减少自己的社会活动了，但还是没能够真正安下心来好好地写几部专书，比较彻底地解决几个比较大的学术问题。这是此生我的一个遗憾，并且我已经没有时间弥补了。 我希望真正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年轻朋友，可以做好长线规划，为自己设计几部专书的写作计划，一步一步地去完成它。现在作为学者一旦有点名气，就会有很多会议和杂志来找你约稿，各种活动也会请你参加。表面上你在产出，也在推进，但其实精力就非常分散了。最后归拢起来，其实没搞清楚几个问题。一个学者，一生能够实实在在地真正解决好一个或几个问题，就非常不错了，这需要时间保证和精力投入。一定不要只满足于跟着外界需要去写一篇又一篇仓促而就的速成论文和应景文章，还是应当做好长一点的规划，系统地研究一个或几个比较大的问题，争取把它们相对彻底地解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