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历史的陈忠实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9:11:16 光明日报 邢小利 参加讨论
编者按：2016年4月29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忠实因病去世。陈忠实出生于1942年8月，陕西西安人，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白鹿原》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他的其他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夭折》《陈忠实小说自选集》（3卷）、《陈忠实文集》（7卷），散文集《生命之雨》《原下的日子》等。 在陈忠实逝世一周年之际，本期《光明悦读》特约陈忠实生前的同事、作家邢小利，从著书者的角度畅谈陈忠实的文学创作之路；陈忠实生前文友、作家王蓬，撰文回忆了与陈忠实40年的交往故事以及最后的时光；《陈忠实传》的责任编辑张孔明则深情回忆了该书的出版过程，感叹陈忠实，如同他的名字一样，忠实文学，忠实人生。 2009年10月25日，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小说界》主编魏心宏来西安公干，陈忠实晚上在一家小饭馆请他吃饭交流，我也参加了。席间魏心宏说：“我到英国，看到马尔克斯的自传《活着为了讲述》，觉得很好，眼前一亮。想到老陈，觉得老陈可以写一部自传，将是不同凡响的。其他人写，不一定有价值，老陈写，有价值。陈忠实这样的作家，只此一个，时代不可能倒退回去再创造这样一个作家。”我对魏心宏的说法深以为是，补充说：“陈忠实只能是他所在的这个时代才能有，以前不会有，以后也不可能有。” 他是一个时代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的代表 陈忠实“这样的作家”，不仅“只此一个”，具有独特性，而且在共和国的作家中，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他是一个时代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生活道路，他学习写作和创作的历程，都与共和国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世界历史一个重要的社会实践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打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人类历史上没有的全新的世界，这个全新的世界不仅有新制度，更有新思想、新文化和新道德，而要创造这样的新世界，关键是要靠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新人来创造，所以，无论是当时的苏联还是中国包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培养“新人”就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现实任务。 什么样的作家才能担当此任呢？旧文人不行，旧知识分子也不行，理想的作家当然是工农兵作家，即“自己的作家”。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特别提出，文艺要为“工人”“农民”“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更为重要的是“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工农兵”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在种种政策和措施的支持下，共和国的大地上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了一大批“工农兵业余作者”和“工农兵作家”。陈忠实就是其中一员。他在文学上的起步和发展，从一个文学爱好者成为一个业余作者，再从一个业余作者成为一个专业作家——1982年，发表30余篇短篇小说的陈忠实调入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即后来的陕西省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都得益于党和政府相关政策、措施的支持和扶持。因此说，陈忠实的生活道路特别是文学道路，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 他视文学为神圣的事业，创作《白鹿原》时的陈忠实，显出了文学圣徒的气概 陈忠实从1958年16岁时发表处女作《钢、粮颂》到1992年50岁时发表长篇小说《白鹿原》（1992年12月《当代》杂志刊发《白鹿原》），其间34年时间，陈忠实并不是在同一水平线上进行文学创作，而是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摸索包括失败、探求以及迷惘，用陕西另一个写农村题材的作家邹志安的话说，他和陈忠实等是“左冲右突的一代”，陈忠实是渐进也渐变地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在这个漫长的寻找文学之门并确立“属于自己的句子”的过程中，陈忠实创作的每一个阶段，都与当代文学思潮和时代的文学风气紧密相关，他不同时期作品的艺术风貌，也鲜明地体现着当代文学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而陈忠实作为一个作家，可贵的一点，是他随着时代的进步和阅历的深入，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他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文化水平、价值观念、思想境界和艺术能力等方面的局限性，自觉地调整自己观察生活、理解生活的思维方式，高度重视思想的力量和文学自身的规律，自觉地“剥离”非文学的种种束缚，自觉地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陈忠实视文学为神圣的事业，对文学，他保持着一个圣徒般的敬重和殉道者的精神。44岁那年，他清晰地听到生命的警钟，认识到此前的写作都不足以告慰自己一颗热爱文学的心，要写一部能“垫棺作枕”的作品。创作《白鹿原》的陈忠实，显出了文学圣徒的气概，为了安心写作，他不仅坚决地辞谢了上级安排的正厅级文联书记的职务，而且在4年的写作过程中，敢于将最初的文学构想进行到底，完全不管结局如何。如果把《白鹿原》归入特定的年代，那它无论怎么看，都是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虽然此作是1992年1月写完，但这部作品的起根发苗或称孕育是80年代，开始写作的时间也是80年代，《白鹿原》的思想、人物、故事以及艺术上的种种追求都在80年代已然形成。1990年10月24日，他在致何启治的信中谈到《白鹿原》的创作，说“这个作品我是倾其生活储备的全部以及艺术的全部能力而为之的”。这里谈到两个“全部”，一是“全部”的“生活储备”，二是“全部”的“艺术”“能力”。其实，还应该再加一个，那就是“全部的艺术勇气”。没有“全部的艺术勇气”，是不能把《白鹿原》最初的艺术理想坚持到底的。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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