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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四十载点拨我的人生与学术(2)


    如今回想起来,我踏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事,令人感慨万端。时任鲁迅研究室主任的王士菁先生极力留住我,说:“如果杨义不到鲁研室,我一个也不要!”于是我就得以搭配进了鲁研室。我进入文学研究所之后,就开始了三卷150万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阅读和撰述。其间北京师范大学曾希望我报考他们的博士生,但我考虑到已经在文学研究所工作,这份工作得来不易,就转而请求当王士菁先生的博士生。但王士菁先生婉劝我,既然已经开始现代小说史的撰述,就不必为了一个学位退回去专门搞鲁迅研究。其后王士菁先生于1983年1月调离文学研究所鲁研室,到北京鲁迅博物馆接替李何林先生当馆长,在那里大展身手,发起了风生水起的《鲁迅大辞典》《鲁迅年谱》《鲁迅手稿全集》《鲁迅研究资料》《鲁迅研究动态》的编撰工程。
    在王士菁先生离开文学所后的20余年,我每年春节都登门拜访老先生,送上花篮和水果,一起促膝聊天。他的女儿每每感慨:杨义真有老一辈学人尊师重道的风范。后来一些老先生看不惯若干学者争夺文学研究所所长职位,就暗中使劲,推举我这个连室主任都没有当过的普通学者出来当所长。适好遇上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出任院长,拜访老院长胡绳,想找一个学问上能够拿得住的人当所长,胡绳老院长向来器重我的学术,于是我就在新院长的浪漫主义情怀中,没有前例地由普通学者变成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两所的所长,一干就干了11年。随着我的年龄渐近甲子,每次看望王士菁先生,他都发出感慨:一个后生小辈竟然开始两鬓花白。
    从北京鲁迅博物馆退休后,王士菁先生还致力于唐诗研究,撰写了《唐代诗歌》《唐代文学史略》《中国文学史——从屈原到鲁迅的通俗讲话》等书,格外注意弘扬宋代文学家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民族精神、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精神。他把其中的一些书赠送给我,同时对我新近的学术进展也相当留意,感慨自己可能借助下一辈学者而得大名。聊天中,我向他谈了在英国牛津访学、研究叙事学和近期出国访问的情况,他都听得津津有味,不时点拨我与外国学人打交道的一些注意事项。他还出示收集到的《光明日报》等报刊上我的文章,包括占有两个版面的《读书的启示》和《毛泽东诗词的文化气象》。他兴致勃勃地谈论这些文章的优点和尚可补充的地方,脸上露出明媚灿烂的笑容。
    在我的理解中,怀念故人,补救残梦,也是这位世纪老人念兹在兹的一个心结。他晚年勉力写作了长篇历史小说《雨霖铃》,就是这种心结的体现。这是源于鲁迅曾经有过写长篇小说或剧本《杨贵妃》的心愿。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回忆:“他(鲁迅)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性格,对盛唐的时代背景、地理、饮食、乐器以及其他用具……统统考证得很详细……他的写法,曾经对我说过,系起于明皇被刺的一刹那间从此倒回上去,把他的生平一幕一幕映出来。他看穿明皇和贵妃两人间的爱情早就衰歇了,不然何以会有……两人密誓愿世世为夫妇呢?在爱情浓烈的时候,哪里会想到来世呢?”郁达夫在《奇零集》中回忆说:“他(鲁迅)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哪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心里有点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所以梧桐秋雨,生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终于使他和贵妃相见,便是小说的收场。”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中回忆说:“鲁迅先生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雨霖铃’。而且据作者的解说,长生殿是为救济情爱逐渐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个场面。”1924年暑期,西北大学邀请鲁迅到西安讲学,他觉得正好体验一下大唐旧都的实地风光,便欣然应允。然而这一次旅行的结果却使鲁迅打消了原有的写作计划,正如鲁迅后来在给山本初枝夫人的信中说:“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摹想的好。”日本学者竹村则行近时出版了《杨贵妃文学史研究》一书,根据诸家回忆录所记,对鲁迅拟想中的《杨贵妃》剧作出假设性的“复原”:第一幕《清平调》,写玄宗与杨贵妃情爱正浓的情形,主要场景为二人在兴庆宫沉香亭畔赏牡丹,召见翰林供奉李白献上《清平调》词三首;第二幕《舞霓裳》,写二人情爱在貌似热烈的气氛中无奈地衰减,主要场景为七月七日长生殿密誓,以及在之后的宴饮中贵妃为羽衣霓裳舞,至安禄山叛变;第三幕《雨霖铃》,写二人情爱的悲剧结局,主要场景为马嵬坡事变,玄宗以不能庇护为借口任凭杨贵妃被害,继而在逃亡途中又回忆起往日情景,而懊悔莫及。王士菁先生以《雨霖铃》为长篇小说的题目,有充分的史料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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