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语言管理与城市语言文明建设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7:11:18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徐大明 参加讨论
摘 要：通过对21世纪以来语言文字工作和语言生活研究所取得成果的梳理,可以发现,我国城市语言文字工作在制定和落实语言文字规范方面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开始转向全方位的语言生活管理。在此基础上,将语言管理理论与语言生活研究相结合,文章提出建设城市语言文明的新目标。城市语言管理可以结合创建文明城市的工作,开展建设城市语言文明的活动。城市公共空间的语言情况需要调查研究,言语互动规范可以成为语言文明建设的重点目标。 关键词：城市语言管理；语言生活研究；创建文明城市；语言文明建设；言语互动规范 作者简介： 徐大明，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语言变异与语言变化、言语社区理论、城市语言调查、双语与双方言、多语社会。 基金： 国家语委“十三五”2019年度重点项目“新时代城市语言文明建设研究”(ZDI 135-100)；北京语言学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语言识别理论及语言数量统计的方法论研究项目”(KYR17018)。 引 言 21世纪以来的语言规划研究包括语言管理理论1和语言生活研究2;前者借鉴了管理学部分内容,尝试重构语言规划的理论体系;后者结合中国的实践,提出语言管理面对社会生活的理念。与此同时,社会语言学研究开始关注“语言城市化”和“言语社区重组”现象,3解读21世纪以来的社会语言新动态。面对这些新动态,应用语言规划理论开展对策研究,防止在社会治理中出现语言盲区,有助于提升社会治理工作的科学水平。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之下,本文针对城市语言管理问题,在总结经验成果和评估现有举措的基础上,提出建设城市语言文明的建议和倡议。 “语言管理”的概念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一些语言学著述。4但是,以色列学者博纳德⋅斯波斯基在其近期的著述中5应用该概念来替代学界广泛接受的“语言规划”概念,从“管理”的视角重新解释语言规划的有关研究成果,构成了“语言管理理论”,目前已在国际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该理论的重要内容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1)语言管理是多层次的和多领域的,这一点对应过去认为语言规划只是国家层面的或政府工作的观点;(2)语言管理既可以是自上而下的政策的实施,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行动产生的效应,这一点结合了早期的话语层次的“语言管理” 和国家层次的“语言规划”的研究;(3)语言管理是多主体的社会行为的相互制衡,这一点可以说是对于只强调权威机构的政策目标的语言规划的重要补充。 “语言生活”的概念一般认为始创于日本的社会语言学研究6,而将其引入语言规划研究并提升为其中的核心概念,则是以李宇明为首的一批中国学者的贡献。7“语言生活研究”的理论建树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1)提出了“语言生活”的新定义;将其定位在国家语言规划的层面,超越了日常语言的层次,并且将语言研究和语言文字工作也纳入语言生活的范畴;(2)提倡积极主动的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而排除了“被动语言规划”的观念,推动了面向社会现实的对策性研究的发展;(3)将“语言生活”与“语言管理”衔接,提出“语言管理的对象不是语言,而是语言生活”8的观点。这最后一点,颇受语言管理理论的倡导者博纳德⋅斯波斯基的赞赏。9 语言规划研究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结合是当前的另一个新迹象,1021世纪的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新发展是城市语言研究的逐步开展。11有关研究揭示了“语言城市化”的过程和效应,我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特别展示了这一状况。12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语言方面的新常态,大量的新城市新市镇尚未发展成为成熟的言语社区,大批新市民尚未获得融入言语社区的机会和能力,原有的城市言语社区则面对人口和环境改变的挑战。缺乏言语社区的规范作用,城市语言生活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包括言语交流的问题,也包括语言文明的问题。13 本文针对城市语言管理的命题,将语言管理理论应用到我国当前的语言生活,通过梳理语言文字工作的经验成果,找到语言规划的有效模式,针对当前城市语言生活中的突出问题,提出应对方案。 一、城市语言问题 人类社会在21世纪经历了从乡村社会为主体到城市社会为主体的转变,2007年世界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目前已达到世界人口的56%;中国的城市人口于2011年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目前则达到全国人口的60% 。大规模、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是我们所处时代的特色。我国城市化的特点不仅是乡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而且包括城市间的人口迁移,还有超过两亿奔波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人口。这种前所未有的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其中包括语言问题。14这些语言问题既构成语言学的问题,也成为城市管理面临的问题。在语言学方面,方言学的前提是基本不流动的人口,因此方言被标注在地图上,忽略人口因素,已不再反映全部客观现实;而且,西方社会语言学研究所发现的稳定的城市言语社区结构也难以在中国的城市语言调查中复现。15与此同时,伴随着城市化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社会交际、社会服务、行政管理、公共安全等方面出现的问题与语言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的局面,成为社会治理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16 中国高速度的城市化发展不仅体现在城市人口比例方面,也体现在城市数量的增加方面。短短40年时间,中国城市的数目增加三倍以上,城镇个数增长十倍以上,更出现了数个千万级人口的特大城市。与此同时,城市化和城市建设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城镇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已经超过80%。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城市化将继续推进经济的发展,国家把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建设也纳入了发展蓝图。大批新城市的涌现和原有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区人口的高度集中和人口密度的增加,都对城市环境和城市管理提出了挑战,其中自然包括语言管理的问题。17 一个城市的正常运转,离不开城市管理机构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信息沟通,而信息交流的最重要媒介是语言文字。因此,从信息沟通角度来看,城市管理涉及语言文字的内容,需要克服语言文字可能造成的信息阻隔、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工作失误。在这方面,国家语委、各地方语委和学界都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由于有语言规范化、信息化的指导思想和语言服务的意识,在制定语言文字规范及标准和落实这些规范和标准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近期的防疫工作中,各级政府在全民总动员的过程中充分检验了上述工作的成果。可以说,在广袤国土上的14亿人口中疾速下达和落实的防疫指令,基本没有受到语言文字阻隔的影响。与此同时,多姿多彩的语言文字表现形式,及时提供的翻译服务又呈现出当前语言生活的复杂然而有序的运作。18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宣传和动员过程中,我国丰富的语言资源得以展现,其中许多“硬核”表现更是夺人耳目。19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灾难降临的紧急时刻,不拘小节、不拘形式的痛彻表达;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淋漓尽致的直白传意时,所暴露出的国人语言能力的局限、基层社区通行语言的粗俗等问题。20在防疫“战”疫的关键时刻,不宜求全责备,对于违反语言规范然而能够应急救急的语言表现可以容忍,也可以视其效应而暂时支持。但是,语言规范的大原则要坚持,语言学家既要及时发现问题,也要协助解决问题。许多问题的出现,是语言能力所限,而语言学家的一个使命就是提升个体、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语言能力。21 如多位学者所指出,社会交际中言语行为的“低俗化”问题和官宣文本中的文法文体错误问题已经开始拖累我们社会的进步。22许多问题可以归结到语言能力的层次,而语言能力提升的先决条件是相应的语言意识问题。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语言能力的局限性。在面临突发公共事件时,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没有应对的预案,也可能有而不完全,也可能其中缺乏必要的语言方面的内容。23与此相类似的是,我们的许多干部和群众没有意识到语言文明的问题。我们的学界可能对语言文明的研究还不够,我们的语言管理还存在着语言文明的盲区。 二、言语社区规范 言语社区是社会和谐的一种模式。言语社区是在传统的地理和经济社区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语言结构,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文化的体现。24从社会功能角度来看,言语社区是社会成员通过长期实践而逐渐形成的一种交际整合的解决方案。25在稳定的社会当中,数代同居一地的人群,即使没有明确的权威机构的干预,也会约定俗成地形成当地言语互动规范,这也就是言语社区的实质。26 如上所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城市人口的快速集聚带来了管理问题,其中包含语言管理问题。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这些问题可以分析为言语社区解体和言语社区缺位的问题。27在缺乏人口流动的社会中,一般存在一个个成熟的言语社区,这些言语社区镶嵌在经济地理社区中,支撑着社会的信息整合,也维系着语言文化认同。因此,每个言语社区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语言应用规范,包括语境规范、语用规范、礼貌规范、避讳规范等等。社区成员自幼养成的语言习惯,几乎成为不自觉的行为模式;对于不符合社区规范的行为,社区成员往往会有震惊、抵制、反对的态度,进而会采取干涉、制止乃至惩罚的举动。因此,言语社区是一个说话人的社会组织,具有任何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监督和管制功能。但是,在非流动性社会中,言语社区与经济文化社区基本重合,所以,有关的语言规范问题,因融入社会生活的各种情景之中,不会被单独提出来作为语言问题来考虑和处理。然而,人口流动,社区重组的背景下,人们来到新的居住和工作地点,未了解或未适应当地言语社区的规范,继续实践在自己成长社区中所习得的一些不同的语言规范,因此而造成了交际失误、失礼失范,甚至导致矛盾冲突等情况。而且,在新社区中来自不同地区的新成员较多的情况下,难以形成主流规范,或者出现对立的几种行为模式,更是成为产生社会矛盾的因素。有些社会问题和管理问题,以语言问题的表象出现,不能指望仅仅从语言层次来解决问题。但是,另有一些可以从语言方面着手,通过解决语言问题而避免的社会问题,则需要特别引起语言文字工作者的注意。28 在此次疫情防疫期间,特别是在政府下达不同程度的“封城”令以后,社会治安大大改善,犯罪率大大降低,这一点各国情况基本一致。简单地说,人们不上街,就减少了摩擦、冲突和人身侵害的犯罪。另有未确认的某国报道说,强制“居家”措施实施以来,家庭内的冲突、夫妻打斗则有所增加。可以想见的是,在有限的空间增加人际互动是容易产生摩擦和冲突的。城市的公共空间,特别是比较拥挤的空间,如果没有严格的管理,就容易引发争抢、骚乱和犯罪。城市的公共空间也包括语言的空间,成为语言生活和语言管理的一部分内容。 早期的“语言生活”研究把个人的语言生活区分为3部分：“家庭”“工作”和“外出”29。以此为据,从城市语言管理的视角,城市居民的“外出”环境就是语言公共空间了。这些空间可以包括街道广场、商店商场、银行医院、公共交通工具等场所。在这些场所,没有起码的公共秩序,就可能出现混乱状态和治安问题。公共秩序的规定和维持是管理机构的责任,公众的支持和合作则是秩序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在防疫期间,在公共场合聚众闲聊显然是不被允许的行为,有些行政机构或防疫管理组织采取拘捕等严厉手段来处理上述行为,但是,这里就牵涉到法律和执法的问题。因此,不管今后防疫工作是否是个长期持久的状况,都要解决有关公共场合的说话问题,其中有法律问题,也有社会规范问题。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规范做基础,“法不制众”的情况下,即使制定了法律也无法执行。 读者恐怕早已熟悉一些关于国人到国外因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而遭非议的报道了。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其中一些情况是有明文规定的,另一些则是不成文的社区规范。我们目前关心的是,今后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社区,关于特定公共场合的言语行为,要不要立法,要不要有何时保持沉默,何时可以说话但以何种方式说话,以及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的明文规定或约定。30再举个防疫期间的例子,在小区封闭管理的情况下,入门时对门卫的“哲学三问”大家一般都有问必答,甚至有的小区还自设区别内外成员的“口令”等等言语行为,这些都可以看作言语社区行为,或者说是言语社区形成的表象。作为防疫工作的措施,政府或社区都有提倡“社交疏离”的措施,即,在公共场合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定的物理距离。这样的距离据称是为了防止接触传染和飞沫传染,最近的通知似乎也提到了“气溶胶”形式的空气传染。面对面谈话是否因此而应该减少,因为飞沫和“气溶胶”在对话过程中都易于传播,但至今该问题还未引起重视。一些社区取缔聚众闲聊的事件可作为基层自发行动的案例。 语言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突破是,有效的管理不仅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行动,还需要自下而上的响应和支持。31我国在全国性的居家防疫行动中所体现的上下一致,群众支持政府指令的情况恰恰体现了这种管理模式。怎样把语言管理也像防疫管理那样做成是全民的行动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是,其中至少包括政府的语言文字工作和言语社区自觉和自发的行动两方面的内容。 三、城市语言文明建设 城市语言文明的建设可以配合在我国开展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工作。其中,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活动可以成为最紧密相关的工作。目前开展的创建文明城市的活动中已经包括一些城市语言文明建设的内容,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拓展。 根据有关文件,创建文明城市的内容包括:“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民主公正的法治环境、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扎实有效的创建活动”等8个“环境”加1项“活动”等内容。32可以看出,其中既包括物质文明的内容,也包括精神文明的内容,而且反复使用了“环境”的表述。结合“语言生活”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上述8个“环境”中都有语言的成分,而且,这些内容总和在一起,就构成了“城市语言环境”。因此,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活动中,有关城市可以试点开展改善和提升城市语言环境的活动。而且,以科学的语言研究作基础来策划和实施,还可以开展一项项“扎实有效”的语言文明创建活动。 上述8个“环境”,其中可以包括许多具体的语言内容。首先看“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其中包括的语言内容大有研究的空间。政务工作的有关语言内容很丰富,其中比较重要的,恐怕就是在开展各种政务工作当中配合执行党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指示。还有就是怎样通过具体的语言使用来达到“廉洁高效”的工作效果,怎样通过改进语言使用和建设语言规范来提升工作效率,怎样通过反对和打击有利贪污受贿等腐败活动的语言活动来配合反腐倡廉工作。另外,近来引起争议的一些政府机构的宣传工作语言使用情况也值得引起注意。33 “民主公正的法治环境”,其中也包括丰富而且关键性的语言内容。国家的基本语言政策有立法的保障,执行这些法律自然是法治环境的重要部分。此外,还需要考虑的是立法和执法中的语言运用的问题。目前已经提出来的法律语言学问题包括法律文本的语法和表述严谨性的问题,但是比较受到忽视的是涉及语言现象的法律概念界定问题,这些往往缺乏明确的内容和科学的依据。例如,以语言文字方式造成的伤害、侵权等犯罪行为往往没有明确的成文界定。不同地区和城市,可以考虑根据本地情况制定一些法律法规来细化已有的语言法律内容,还可以考虑制定一些禁止民族歧视、社会歧视以及其他破坏和谐的言语行为的法规。34同时,比较重要的是,要有明确的执法程序和违法标准。35 “公平诚信的市场环境”,自从“语言经济”的语言战略提出以来36,语言服务的市场价值开始得到重视,语言产业也开始蓬勃发展。目前还比较缺乏的是,怎样在商业化的语言服务和语言产品上体现公平诚信的原则。首先,在过去语言意识比较薄弱的情况下,作为附加值部分的语言服务往往受到服务业界的忽视,同时作为主要服务内容的语言服务也缺乏质量标准。在改善城市语言环境的工作中,可以考虑的是制定语言服务的行业规范和标准。与此同时,当前快速发展的语言科技产品的市场认证需要进一步完善,其质量标准和安全标准需要语言学的论证依据。37 “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所包括的语言内容可以有各种有利于身心健康的语言活动。例如,在防疫活动中,有关医疗和卫生知识的科普宣传所需要的语言支持,有关部门发布了术语解释、多语词汇对照、特定医疗和防疫情景下的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的辅助,等等。38除此之外,上文所提到的,哪些城市场合禁止说话、避免说话、低声说话等环境标准的建设内容亦属于此。39在公共场合中,除了去除低俗语言的存在,还要推荐礼貌语言的使用。目前礼貌语言的研究一般缺乏语用指导。在公共空间,何种情形需要使用请托语,何种情况需要致谢,需要道歉,应该使用什么致谢语、什么道歉语,这些都需要说明、指导或培训。 “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所涉及的语言内容自然包括怎样为青少年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怎样让他们不接触少接触不文明的语言样板,怎样从小养成使用礼貌语言的习惯,怎样保护他们不受到霸凌,包括语言形式的欺辱,等等,都是城市社会环境中的重要内容。40 “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和“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都可以从言语社区的角度来认识。一个成熟的城市言语社区,社区成员对于不同生活场合、交易场合、社交场合都有语言使用的预期和期待。41对于不同身份、不同角色的熟识的人和陌生人都有共同接受的称呼语、问候语,对于怎样进行交易,怎样投诉,怎样解决争端,怎样避免冲突等情况都有一些有例可循、行之有效的言语手段、表达方式和熟语套话。在尚未自然形成的言语社区中,这些可以进行有意识的设计和推行。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虽然是指物质方面的城市环境,仍然可以找到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可以想到的是错误的或过度的语言文字使用造成的“语言景观”的污染问题。42此外,从保护生态环境的工作方面,语言文字工作也可以像助力防疫工作一样提供科普和宣传的语言文字支持。 “创建文明城市”是城市间的一场竞赛。除了上述8个“环境”之外,还需要有“扎实有效的创建活动”43。而有创意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可以协助城市管理者设计以语言文明为主题的创建活动,例如,从当地方言中清除一些不文明内容的活动,推广当地特色的社会称谓语、问候语活动,“制定小区语言文明公约”活动,等等。 四、语言文明研究课题 城市语言文明建设的工作,需要语言规划理论的指导,也需要建立在对当前的语言生活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因此,伴随着语言文明建设工作,有必要开展“语言文明”,特别是“城市语言文明”的科学研究。 有关研究指出,语言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体现。44但是,至今这仍然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命题,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哪些语言行为是人类文明的高端,哪些又是相对低级的发展阶段的表现。45面对当前的语言文明建设的任务,还需要具体地定义 “文明语言”的内涵。46 已有的语言学研究和语言管理的实践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分答案。但是,这些答案还缺乏一个有深度的理论性解释,还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例如,语言规划或语言管理作为对社会生活的一种干预,是否是必要的,能否产生正确的效应,仍然是未取得共识的问题。47再例如,所谓“不良语言”48,一方面受到语言规范主义者的谴责,另一方面却似乎得到“语言自然主义者”的支持。49后者引用使用骂詈语产生健康效益的某些实验结果,提出反对“语言自律”的建议,国外这方面的研究较多。50 目前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有关语言文明和文明语言的理论,该理论需要回答下述问题:(1)为什么人类语言是人类文明的体现?为什么还会有“不文明”的语言表现？(2)怎样界定“语言文明”和“文明语言”？前者是否为后者提供评价标准？(3)所谓“文明的语言行为”是否有普适性,或者完全是由社会文化机制决定的相对标准？(4)城市语言文明与乡村语言文明有什么区别？(5)在多大程度上语言文明是自发产生的?在多大程度上是语言管理的结果？ 结合我国国情以及当前的形势,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诠释什么是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内涵的语言文明,以及城市语言文明建设的迫切性问题。有关理论问题的探讨可以是无止境的,我们也不必期望立即获得最终的答案。但是,语言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应该成为首先论证的内容。 我国城市语言文字工作取得的成果和经验表明,在制定了规范标准的情况下,通过宣传动员和督促检查的方式,规范标准的实现逐步推进,因此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模式。51上文已经建议配合创建文明城市的工作来制定文明语言规范。这些规范可以是政府的明文规定,也可以是推荐公众采用的语言应用标准。目前有待开展的研究工作,一是怎样因地制宜地制定言语互动的社区规范,二是怎样提升社区成员参与制定和维护语言规范的积极性。 言语社区调查是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手段。52在制定社区语言规范的过程中,言语社区调查可以起到发现潜在规范以及发掘其中蕴含的语言文明的作用。言语社区调查还有助于解决如何提升社区成员的语言文明意识的问题。以防疫工作为例,一旦群众认识到有关工作符合自身的切身利益,就会积极参与。语言文明怎样有利于城市生活和环境,不文明的语言生活会带来何种危害,都是需要深入认识的问题。语言生活管理需要语言规划理论的指导,同时需要充分了解和认识语言生活的现实状况。社会语言学的调查研究与语言规划研究的进一步结合是其中的一个步骤。53 结 论 将语言管理理论和语言生活研究成果应用到城市管理领域,本文提出建设城市语言文明的倡议。该倡议包括对政府的语言文字工作的建议和倡导全社会共同参与语言文明建设的内容。我国城市语言文字工作在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等方面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开始转向全方位的语言生活管理。在这一形势下,城市语言管理可以结合创建文明城市的工作,开展包括言语互动规范在内的城市语言文明建设。针对这一目标,语言学界需要开展相应研究。研究包括发掘现有的语言文明,也包括确立进一步提升语言文明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和途径。 注释 1Spolsky,Bernard.Language Polic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Spolsky,Bernard.Language Management[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2Li,Yuming.Understanding China’s Situation through Its Language Life[A].Li Yuming and Li Wei,v-viii.The language situation in China.Vol.1[C].Berlin:De Gruyter Mouton and Beijing:Commercial Press,2013;Li,Yuming.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M].Berlin:De Gruyter,2019. 3Xu,Daming.The formation of a speech community:Mandarin nasal finals in Baotou[A].Marinus Van den Berg and Daming Xu.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speech communities in China and Europe[M].Cambridge: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10;Xu,Daming.Speech community and linguistic urbanization:Sociolinguistic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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