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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谷融:“认识你自己”(2)


    伍叔傥是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毕业生,思想开明,担任系主任时,网罗了各方人才,罗根泽、孙世扬、乔大壮、朱东润、曹禺、徐訏等先生先后来此任教,老舍先生也被请来作过讲演。
    伍叔傥喜欢下馆子,有时也拉钱谷融一同吃饭喝酒。他直率自然,不耐拘束,讨厌虚伪。现在回忆起来,钱谷融觉得,当时无论对于先生的学问,还是精神境界,都有些高深莫测。不过,他潇洒的风度、豁达的襟怀,淡于名利、不屑与人争胜的气貌,让钱谷融着迷。
    “作为伍先生的弟子,我别的没学到,独独对于他懒散、随便、不以世务经心的无所作为的态度刻骨铭心,终于成为我性格中的一部分。”钱谷融说,四年大学生活,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茶馆里度过的。一本书,一碗茶,可以消磨半天,从来不用心,不做学问。有时候也打桥牌,下象棋。有得玩就不读书了,写文章大都是被逼的,主动写的很少。
    1942年毕业后,由伍叔傥介绍,钱谷融去了当时也在重庆的国立交通大学教国文。后来,交大迁回上海,他也随校来沪。
    1951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钱谷融调至华东师大中文系任教,当了38年讲师,直到1980年才晋升教授。有此同样经历的还有北京大学的名师吴小如,他比钱谷融小3岁,在北大当了25年讲师。
    二
    喜欢看书而不喜欢写文章,尚可以理解。但在钱谷融身上,这种不喜欢写文章,甚至怕写文章的心理,却成为他牢不可破的习惯。
    钱谷融戏称,自己“对这个习惯的忠诚,可以说是数十年如一日”。而后来引起巨大反响的《论“文学是人学”》却让这个习惯被外力冲破了。
    1957年,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大型的学术讨论会,许多兄弟院校都推派了代表参加。学校各级领导多次向教师们发出号召,要求提交论文。
    就在这年2月,《论“文学是人学”》问世。如果没有当时“双百方针”的精神鼓舞,如果没有当时那种活泼的学术空气,钱谷融是不一定会写的。
    在那次讨论会上,许多与会者都对《论“文学是人学”》提出了批评意见。钱谷融有些懊丧。
    不久,《文艺月报》(《上海文学》的前身)的一位编辑听说了这篇文章,看过之后决定发表。发表的同一天,《文汇报》在《学术动态》栏里以《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为题刊发了消息。
    学校同事看到了这则消息,有的为钱谷融高兴,有的认为这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号召大家起来批判。实际上,这一天的《文艺月报》还没有送到读者手中,《文汇报》的消息背景,难免会引起人们猜测。
    钱谷融对此一无所知,只能“姑妄听之”。他想,真理总是愈辩愈明,所以也不急于更正《文汇报》报道中不符自己原意的地方(说他“否定了文学反映现实的理论”),认为可以留到以后的答辩文章中再加以说明。
    没想到的是,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了钱谷融的意料,“反右”扩大化愈演愈烈,对于他的批判也逐渐从学术转向政治。
    钱谷融之所以没被划成“右派”,据说是因为周扬讲了话,他说可以作为学术问题讨论。这在后来(周扬被批判)自然也成为钱谷融的罪证之一。
    那段岁月,钱谷融上完课一走出教室,助教就马上过来给学生“消毒”。“我的心情很压抑。但我也看得开了。批判完了,我就一辆三轮车,一家四口吃馆子去。学生们私下里还是对我很好的。”
    钱谷融说,自己比较善良,从来没有坏心,很少疾言厉色。可有些学生把他当作敌人来对待,全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我很软弱,容易掉眼泪,受了冤枉很难受。但后来也渐渐释然了。”
    钱谷融对批判过自己的人和事,都采取了宽容态度。他说,宽容是自己人生的一种基本态度。“我是教师,最爱自己的学生,希望他们成长成才。我总是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教给学生,对学生一片赤诚,和蔼亲切。”
    因一篇论文而招致的批判,使钱谷融几十年间一直遭遇不公,但是,他自1957年提出“文学是人学”的观点,却从未改变过。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