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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中的“作家战地访问团”


    上世纪80年代,由四川社科院几位研究人员编辑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史料选编》中收录的“访问团”日记共分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13位成员轮流写作的集体日记《笔游击》,按写作时间顺序分为《川陕道上》《陕西行纪》《在洛阳》《汉奸和红枪会代表的谈话》《中条山中》《王礼锡先生的病和死》六部分,当年曾先后发表在“文协”会报《抗战文艺》上。但发表时却没有按照写作时间顺序,而是先在《抗战文艺》第四卷第五、六期合刊(1939年10月10日出版)上刊出了报告王礼锡自罹病至逝世情况的第六部分,同时配发了署名“吉罡”的悼文《悼王礼锡先生》和老舍的悼诗《哭王礼锡先生》;其余部分则随后发表在第五卷一至六期和第六卷第一期上。第二大部分是访问团团长王礼锡的个人日记,时间为1939年6月18日至8月12日,其中有若干天的日记发表于香港《星岛日报》。这批日记的手稿现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曾刊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并配有访问团团员方殷撰写的《写在〈王礼锡日记〉前面》一文,详细地介绍了这批日记写作和发表的始末。第三大部分是访问团成员白朗的日记,时间为1939年6月18日至9月5日;这批日记被列入郑伯奇主编的《每月文库》,1940年2月由重庆上海杂志公司以《我们十四个(日记)》为名出版时,又在全文前补入白朗写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七日归途中”的《前记》一则。这三大部分日记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访问团”前期和中期战地访问活动的情况,保留了珍贵的史料;许多篇章又写得颇具文采,记人记事都生动传神,加之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堪称抗战时期战地报告文学中的佳作。特别重要的是,由于作者身份、性别的不同和成长经历、性格兴趣的差异,他们的日记虽然反映的是同一段时间内的同一项工作,但侧重点又各不相同。它们互为补充,为后人比较全面地复原出一幅黄河两岸烽火连天、秦岭南北协力御侮的历史画面,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字为我们勾勒出了大时代中知识分子的多重心态。
    1939年6月18日,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作家战地访问团”终于得以出发。身为团长的王礼锡先是在日记里感慨“打算了半年的战区之行,到今天才算是真正达到了目的。今天真离开重庆了”,紧接着便以访问团负责人的高度责任感,回顾了自己自1938年年底归国以来、乃至抗战爆发以来的工作。他战前长期在欧洲从事国际援华运动的宣传联络工作,甫一回国,便向郭沫若、老舍等人建议开展国际的文艺宣传活动。这一建议恰好与“文协”出版部正在策划的“文章出国”活动不谋而合。在“文协”第一届年会上当选第二届理事的王礼锡,其主要任务应该是借助他多年来在欧洲外交界和文化界积累的丰富人脉,继续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宣传工作;而他最初萌生前往敌后访问的念头,也是为了“去把敌后方我们的活动告诉一切国际人士,使他们知道日本占去的领土,仅是点的,至多是线的,决不可能是面的”,以此向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昭示中国人民不屈的抗争精神。为此,他曾两次当面向蒋介石表达这一意向,并得到了蒋的认可。随后,他先以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委员的身份出任“冀察绥晋指导员”,又因“文协”成立作家战地访问团,“在讨论人选问题时,大家发现我所走的路线和他们所要走的路线是一样,于是要我兼访问团团长的责任”。这一决议是在“文协”第二届第一次常务理事会上作出的,据《会务报告》,“王礼锡先生本当北上调查,现愿与访问团同行,就便领导,最为相宜”。这便是王礼锡出任“访问团”团长的来龙去脉,也是葛一虹在《悼念王礼锡先生——兼记作家战地访问团》一文中提及王礼锡时称“领团王礼锡还是一位委员兼将军”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