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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文井先生的几封亲笔信(2)


    另外3封信则只谈创作不关其他。它们分别写在印有繁写体“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人民文学社”字样的专用信笺上,一看即知是1950年代的产品。“五月十四日”信,谈《淘金记》,5页,计1213字。先给作者撑腰打气:“我认为你是现实主义的。你的简练的文字,足以准确的再现生活。”再说作品的缺点毛病:因为其讽刺“不如果戈里明快”而“妨碍了普通读者”,因而提醒沙汀要面对“具有相当程度文学修养的读者在我们中国并不很多”这个事实,建议《淘金记》可以用“更强烈的夸张”,让“阴暗里透出一线光明”,“绝望里透出希望”,这样“即使不是会心的读者,他们也会容易多得到一些东西”。“五月十六日”信,也谈《淘金记》,3页,计700字。这是代沙汀向胡乔木进行征询之后,专门写信向沙汀转达的意见汇总:“他(指胡乔木)认为你是一个很有艺术才能的作家,很有表现生活的能力。他感觉《淘金记》有两个长处:一、是对反动社会做了无情的讽刺,给他们以打击;二、生活表现得很详细,很突出,可以作为地方风俗书来看。”“五月廿八日”信,谈《堰沟边》,5又1/2页(加上背面写的半页正好6页),计1605字。严文井在信中首先庆贺沙汀“长期沉默后的第一次艺术收获”,然后写道:“这作品我看过后,还找赵树理、立波两人看过,大家的印象,都认为是一篇好作品,写出了农村中新人物的新的品质,主题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字是朴素简练的,比较容易看懂。”同时,他又综合了赵树理和周立波所谈,条分缕析写出了“仅供参考”的六点修改意见。结尾处又特意缀上一笔:“我已告知编辑部,把它列进‘七月号’的发稿计划中了。”
    或许,作为一位极富创作才能的作家,如果严文井先生当年不要疏离创作,不要让庞杂的事务性劳动吞噬自己的宝贵时间,那么他的文学成就一定会比现在更辉煌、更伟大;晚年的他就一定轻松怡乐,用不着再背着沉重的“债务”包袱踽踽独行了,是吗?——不,不是的,即便如此,他也依然会心意沉沉会“文债累累”。因为写作于他来说,不是追名逐利的工具,不是待价而沽的砝码,而是报效国家的义务服务人民的责任。因而就只有承担没有交卸,只有继续没有完成。无论做了多少做得多好,都只能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艰苦,更伟大”。严文井先生说过,“中国的未来在要求我们加倍工作”。所以,他永远不会放下“债务”包袱,永远不会停下行进脚步——他永远在路上。
    记得是2004年春节前夕,笔者曾带着三个年轻的同事,登门拜望过严文井先生。此行目的虽有“征集文学资料”的功利性,但对老作家的仰慕和尊崇之情却绝对真诚。在那个除了书还是书、还是书的斗室里,我曾久久拉住老人枯干的右手,想象着那些给予我童年生活以无限快乐的美妙故事从这双手下涓涓流出的情景,心里不觉涌动起感激与感动的潮水。一个愚蠢至极的问题,竟于此间猝不及防地蹦出来:“严老,你现在还写吗?”话一出口,即招来老人一脸痛楚。他动作迟缓地摇摇头,嘴唇抖颤着想说什么,却到底什么也没说。多亏他的夫人康志强老师机智地岔开了话题,才使被我推入“债务”痛苦之中的老人得以解救。我自知唐突,一时窘迫,又胡乱说了几句什么,赶紧推托着告辞。不知再说点儿什么才好,向老人征求文学资料的话题再不好意思开口,只把最想说的几句话语无伦次地说了:“严老,文学馆收藏了您写给朋友的几封信,我都有幸拜读了。其中有3封信是专门与沙汀先生谈创作的……它们让我看到了您作为一个大编辑家、大出版家的另一面,让我知道了您在文学作品之外还写了很多很多……”也从而懂得了“为祖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