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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石樵与钟敬文的交谊


    近年整理钟敬文先生的遗著经常会想起聂石樵、邓魁英夫妇。钟老生前经常谈起他们。他们当年都听过钟老的民间文学课,还曾是钟老组织的“人民口头创作学习会”小组的成员。钟老时任北师大副教务长,工作十分繁忙,但为了培养后学,还是坚持组织“学习会”的活动。学习会的成员每两周的周日在他办公室活动一次,学习、讨论民间文学的基本理论,由钟老直接讲述或提出问题,大家自由讨论,所讨论的内容,有当时倍受关注的苏联民间文学理论问题,也有神话学、故事学、歌谣学、民间抒情诗和民间戏剧学等体裁的研究。虽然聂先生后来到古典文学专业工作,但对于钟老这位历经“五四”、留学海外,而始终坚持从中国整体文学观去研究民间文学的一代宗师来说,这些学生无论在哪个领域施展才华,一辈子都是他的“老”学生。聂先生曾多次跟我回忆起当年钟老讲课的情景,把钟老的专注神态和大师作派讲得十分传神,又简明扼要。他那种对前辈的敬意,对真学问的重视,任何人都会被他的深情感动。钟老的著作可以传世,手稿可以存留,但这种讲课教书的现场感,惟最有悟性的学生才能拾拣和珍藏它。
    聂石樵先生当年听钟老的课,是钟老1949年到北京师范大学执教首批使用的教材内容,钟老在一段回忆中谈到这段往事,保留了半个世纪前的理想和热情,也让我们能多少了解当时在台下听讲的风华正茂的聂先生等青年学子被钟老感染的原因:“1949年5月,在庆祝过‘五四’诗人节之后,我们在港的许多作家、学者,应党的邀请乘苏联的轮船转道天津,回到祖国大陆。来到北平后,我们立即投入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0月1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人民雄壮的欢呼声中成立。在经历了多年苦难的生活之后,看到这个新人民政权的太阳高高升起,我是饱含着喜悦之泪度过那历史性的时刻……与此同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兼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的教职。”聂先生加入的“人民口头创作学习会”,其课程名称叫“人民口头创作”。这是在“民间文学”课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课,主要是增加了学苏联理论的内容。学苏联的思潮后来受到批评,钟老本人也写过反思文章,当然他也不同意一面倒,认为应该实事求是。但聂先生在这件事上从不多话,只念钟老的好,这是聂先生的厚道。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中期,钟老除了开设民间文学课程,还开设了中国文学史课程,涉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古代文学史的课程名称有“古代小说选讲”、“中国文学范文选讲”、“诗歌通论”和“《水浒传》专书研究”等。听讲者不限年龄,广纳学子。钟老从中国的下层文学讲到上层文学,又从上层文学讲到中层文学和下层文学,展现了学问大家的气象。钟老讲授的“诗学通论”课,涉及屈赋、楚辞,与聂先生后来的研究属于相同范畴。讲义引证材料之丰瞻,解释写诗学步之绵密,引领观察古今中外诗论之娴熟,处处有钟老从书斋到讲堂的风格。钟老作为诗人的热烈和孤独、崇高和质朴、理想和挫折,在他的诗论中都有。他将个人的情感投入国家社会改革繁荣的熊熊熔炉中,身与诗俱炼,成就了非凡的诗格。聂先生是被钟老的诗格熏过的,正如他跟我反复提到钟老的诗人气质。
    钟老为聂先生等“老”学生讲课的讲义,除了手稿,还有一批油印本。今人见油印本已如同见“文物”,但在钟老教书的时代还是十分常见的。这是一种纸介的印刷品,由刻工使用蜡纸在钢板上刻印后,将蜡纸拿到油墨印刷机上印刷,印出了单片散页,再装订起来,订成一册册的稿本,就像书一样。这种为学生“生产”出来的课外教材,没有任何商业价值,全是教师“学术良心”的产物。钟老生前曾把不少油印本交给我保存,还为我讲解过他在上面划出的重点和批读的眉注。这样的讲义就是我的精神宝物,更是我的人生课堂。聂先生对我说,“钟老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教育家”,他的感慨应该从钟老的这些教学活动中来,又转化到他本人的教育事业中去。现在每当打开它们时,我都会想到钟老,还有他的这些“老”学生们,想到他们怎样教书,怎样做人,怎样远离名利地从事科学研究。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浑身上下都有这种“书香”,里面混合着油印本的“墨香”。在改革开放引进计算机办公系统之前,前辈们的无数智慧与心血都藏在这种“香”气之中,慢慢地熬成青史。
    去逝的钟老,健在的聂先生,他们一辈又一辈地传承中国学问,身体力行让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绵延不断。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专业领域各异,但都有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强大磁力,这种磁力曾从各种手抄本和油印本的发黄的旧纸中冒出,令人至今无法拒绝它的吸引。那里有一种神话般的“追日”力量,让后学不能不在心中操演。今年适逢聂先生九十寿辰,我们格外珍惜这种操演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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