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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敏:恩师冯至(2)


    念了哲学之后,我开始对歌德和里尔克特别感兴趣,我就不喜欢那种纯粹抒情的诗了,喜欢智性多一些的。自己在课余的时候就开始动笔写一些白话诗。当时我们精神营养主要来自几个渠道,文学上以冯先生所译的里尔克信札和教授的歌德的诗《浮士德》等为主要,此外自己大量地阅读了20世纪初的英国意识流小说,哲学方面受益最多的是冯友兰、汤用彤、郑昕诸师。这些都使我追随冯至先生以哲学作为诗歌的底蕴,而以人文的感情为诗歌的经纬。
    我大学三年级时,在一次德文课后,我将一本窄窄的抄有我的诗作的纸本在教室外递上,请冯先生指教。第二天德文课后先生嘱我在室外等他,片刻后先生站在微风中,衣襟飘飘,一手扶着手杖,一手将我的诗稿小册递还给我,用先生特有的和蔼而真诚的声音说:“这里面有诗,可以写下去,但这却是一条充满坎坷的道路。”我听了以后,久久不能平静,直到先生走远了,我仍木然地站在原地,大概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我和诗歌的不解之缘。
    冯先生对我的影响一方面是他所讲授的文学,另一方面是他诗歌中的境界。我认为冯先生的十四行诗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他的十四行诗受到很多尊重,而真正理解他的十四行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的文字十分朴素,但是其中蕴含的深层的文化积淀,融合了西方的哲学和他所崇拜的杜甫的情操。他的诗是深厚的文化产物,达到了中国新诗的最高层次。但是,由于中国的普通群众,一般的诗歌爱好者和学者,很少能够达到冯先生的文化层次,所以他们更喜欢令人激动的、浪漫主义的(或革命浪漫主义的,或西方浪漫主义的)诗歌作品。但是,冯先生的诗歌并不属于这种流派。而我由于有了与他类似的哲学文化背景,我特别喜欢他的作品。因此,这种影响并不是单纯的哲学的影响,而是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文化对人的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我不是冯先生在外语系的学生,但是,我确实认为,我一生中除了后来在国外念的诗之外,在国内,从开始写诗一直到第一本诗集《诗集:1942—1947》的形成,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冯先生。这包括他诗歌中所具有的文化层次,哲学深度,以及他的情操。我觉得我跟他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先念哲学,然后进入诗,在诗歌上我们的趣味很接近。他是一个绝对的学者,非常严谨的老师,我好像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玩笑话;他的文章也是这样,没有一句是随随便便的,每一句都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冯至先生的家与我们的宿舍离得很近。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经常冒冒失失地跑到冯先生家去坐着,卞之琳等人有时候会去看冯先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就坐在边上听,一言不发,他们也不会赶我走。我非常尊重冯先生,可是无法跟他瞎聊,好像我一定要带点什么问题去请教他,否则不会到他那儿去串门。有相当一段时间我经常去找他,但每次去他那儿好像上课似的,你如果不提问题他绝对不说,尤其是生活琐事,与他无关的事。所以我后来也没有怎么去访问他,因为毕竟不能老一本正经地提诗歌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