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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谢冕先生聚餐(2)


    第四个故事是一位女士讲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有人给她介绍朋友,是在北大读研的张生。张生告诉她,自己的导师就是谢老师。正好张生的桌子上,摆着一本谢老师刚刚出版的《共和国的星光》,还题着“张生惠存”的字样。这位女士虽然不学文学,却是个铁杆的文学粉丝,对先生的文章非常痴迷,也是“一时糊涂”,以为有其师必有其弟子,就和张生好了起来,两人至今恩爱有加。
    第五个故事的两位当事人都在场,我则是见证人。1999年9月,恰是农历的八月十六,在武汉大学开学术会议的一群人,泛舟东湖。明月在天,亦在湖心。东湖波光粼粼,许多年轻大学生在湖边放河灯,远远近近的水面上星星点点地闪烁着烛光。会议的东道主邀请我们在东湖泛舟。我本来和先生上了同一条船——本心是为了就近照料一下先生,可是因为上这条船的人比较多,我就换了另一条船。同时在这一条船上的,还有田生和已经故去的程生。据谢老师讲,东道主本来安排了一个女博士照顾他。但是一下船,该女生就被田生和程生“拐”到城里喝咖啡去了。先生感慨,“商场无父子,情场无师生”。这当然是打趣。田生急忙澄清说,那个女生是没有追上谢老师,才和他们一道去消遣的。真是现实版的“罗生门”,给我们的饭桌增添了谐谑的气氛。
    第六个故事,是田生讲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年方21岁,在学术上追求前卫的田生——他的前卫导致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令他的硕士导师连说读不懂,他的博士论文让他的博士导师也大摇其头——以现代西方文论为武装“大放厥词”,并提出“新概念汉语”。在场的许多年长学人不以为然,谢先生却听得很认真,还不时做笔记。谢先生也许未必就接受了他的“新概念汉语”,但先生对于新知的热情,不仅超过了很多同龄人,也让我们这些晚生自愧不如。
    那天聚餐的十余人,一共喝掉红酒一瓶,茅台、五粮液、水井坊各一瓶,都是大家各自带来的。如果不是谢先生离席较早,恐怕那几瓶黄酒、日本清酒和欧洲的鸡尾酒,也“难以幸免”吧。
    (作者为评论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