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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琼生的“莎士比亚赞”


    【核心提示】本·琼生为第一对开本挥毫题词,写下了一篇“莎士比亚赞”。现在看来,这篇赞词代表了当时人对莎士比亚的最高理解,也预言了莎士比亚日后“风靡全球”的艺术魅力。
    
    1623年,史上第一部莎士比亚戏剧集出版,史称第一对开本(First Folio)。莎士比亚一生写了37部剧,还有3部长诗,有些作品在他生前已出版,但有的署了名,有的则没署名——当时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知识版权问题。与莎翁亦敌亦友的本·琼生为第一对开本挥毫题词(卞之琳中译文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三册),写下了一篇“莎士比亚赞”。现在看来,这篇赞词代表了当时人对莎士比亚的最高理解,也预言了莎士比亚日后“风靡全球”的艺术魅力。
    “时代的灵魂”
    琼生一开始便说,莎士比亚的作品“人和缪斯怎样夸也不过分”,所以他的赞美是再正当不过的。他先强调自己夸赞莎士比亚的方法,将“无知”(Ignorance)、“偏爱”(Affection)、“恶意”(Malice)拟人化,表明自己的赞美建立在对莎士比亚的深刻认识之上,同时又保持客观的立场,而且是真心实意,绝不是为了诽谤。
    他称莎士比亚为“时代的灵魂”、“我们舞台的奇迹”——这足以说明当时已是戏剧的时代。接下来,他对自己心目中的诗人进行了排位(相当于英国的诗人排行榜)。他首先提到英国文学的先祖乔叟和斯宾塞。乔叟被称作英国文学之父,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莎士比亚改写过乔叟的长诗Troilus and Criseyde);斯宾塞的长诗《仙后》(Faerie Queene),歌颂都铎王朝和伊丽莎白一世。但要注意的是,这两位诗人是叙事诗人,而非戏剧诗人。自文艺复兴之后,文学的正统是叙事诗,而非戏剧——戏剧最初尚保留着浓重的中世纪色彩,基本类型就是宗教剧和神秘剧,近代世俗意义上的戏剧是从伊丽莎白时代开始的。乔叟和斯宾塞无疑是当时英国人心中最伟大的诗人,琼生将莎士比亚与之作比,是在英国两百多年的文学成就中定位莎士比亚的成就。
    琼生当时就已看到,无论是乔叟和斯宾塞,还是同时代红极一时的卜蒙,都无法媲美莎士比亚的成就。那么,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尺来衡量莎士比亚呢?琼生再降一个等级,将莎士比亚与同时代“伟大而不相称的诗才”作比,他提到黎里、基德、马洛三位剧作家,当然没有提到自己。琼生未必真的服气莎士比亚,有材料表明,他私底下对莎士比亚多有讥讽。从琼生的列举看出,当时的剧作家群体人数不少,他们在文学史上称作“大学才子作家”(University Wits)。当时的牛津、剑桥大学还以培养神职人员为主,毕业生如果不想从事神职工作或法律工作,就得自己另谋生路。好在当时的剧院生意不错,于是有些人做起了文艺青年,写剧本、跑场子,形成了一批“大学才子作家”。他们大多出身显贵,受教育程度高,马洛毕业于剑桥,黎里是牛津的高材生。相比之下,没受过高等教育的莎士比亚就备受嘲笑,跟“大学才子”群体比较疏远。但是,今天很少有人知道黎里、基德和马洛,莎士比亚却是妇孺皆知,正显出极度的“不相称”。
    “属于所有的世纪”
    琼生眼光非凡,他认为“不应按年代评判”,仅在英国文学短暂的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寻找莎士比亚的位置远远不够,莎士比亚不局限于一个时代和民族,而属于永远,“属于所有的世纪”:必须在西方从古至今的大视野中衡量莎士比亚的伟大。尽管没上过大学的莎士比亚“不太懂拉丁文,更不通希腊文”,但他的成就却匹敌古希腊和拉丁的经典作家。琼生要唤醒古希腊的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还有古罗马的巴古维乌斯、阿修斯、塞涅卡,来领教莎士比亚悲剧之震撼,而且莎士比亚比这些古典悲剧家更高明的是,他不仅能穿“半筒靴”(代指悲剧),也能穿“轻履”(代指喜剧),因而超越了所有“骄希腊和傲罗马的先辈”。琼生还将莎士比亚与古典喜剧家作比:莎士比亚的喜剧令“尖刻的阿里斯托芬,利落的特伦斯,机智的普劳图斯”变得索然无味。通过这样的古今对照,琼生将莎士比亚的成就概括为两方面:在悲剧上比肩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以及古罗马的塞涅卡,在喜剧上更是超越了古人如阿里斯托芬、特伦斯、普劳图斯。
    古代作家要么是悲剧家,要么是喜剧家,没有人兼作悲剧和喜剧。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悲剧模仿高贵,喜剧模仿低下,所以悲剧的主人公多荷马史诗或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喜剧多是有些病态的凡夫俗子。至少在古人看来,悲剧和喜剧分属不同的价值范畴。莎士比亚不仅打破了诗人对于悲剧与喜剧的执见,并且将悲—喜的元素融进了他的每一部剧中,如《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的命运可谓“喜剧中的悲剧”,又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马库修的插科打诨、《李尔王》中的小丑体现的喜剧感,再如《冬天的故事》中悲剧与喜剧的结合。“莎士比亚的悲剧没有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那么惨,他的喜剧则又没有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那么滑稽……莎士比亚缓和了以眼泪为结局的悲剧和以欢笑为结局的喜剧,与古代人相比,他对悲剧酌减了一些严肃性,而对喜剧则酌加了严肃性。”(布鲁姆《莎士比亚笔下的爱与友谊》)生命的真相在于悲剧与喜剧的交融,莎士比亚以极其精微的笔法呈现出他对人世的深刻洞察,故而历久弥新,在“所有的世纪”都焕发出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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