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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天成:科幻如何写情 ——王侃瑜小说片论


    关键词:青年写作 王侃瑜 情感书写
    “爱情”在科幻文学中的位置,是我一直困惑的问题。王德威在为宋明炜专著《中国科幻新浪潮》所作的序中,历数21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制造的炫目奇观:“宇宙裂变、星际战争、后人类、赛博格,还有种种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兴亡传奇,实在可惊可叹。”王德威所罗列的,可以说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科幻的核心母题,但其中罕有“爱情”的容身之地。尽管不曾明言,在当今以“科幻点子”为中心的主流科幻中,只教人生死相许的“情”,自然因其不够“硬核”,而处于可有可无的边缘地带。生于1990年的王侃瑜,作为一位科幻迷出身的作者,自出道就着力讲述不同时空之下的爱情故事,持续创作她自己戏称的“科幻言情”,着实令人惊异。随着写作能力的日益成熟,王侃瑜逐渐将“情”的范围扩大,用科幻的方式探讨亲情、友情以及其他的社会关系形式。这自然与她在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的求学经历有关,但又绝不止于此。事实上,科幻文学可以比作航天飞行器,无论它用何种材料制成,无论它飞得多高多远,都有一个红尘之中的人间基地。反过来说,科幻文学能够在不同的高度及精度上观看世界、观察人类,从而有潜力呈现非科幻文学难以企及的人性复杂性。因此,本文无意从赛博格(Cybernetic Organism,简称Cyborg,即人与机器的融合系统)的角度,剖论技术进步对人情的威胁,而是将问题颠倒过来,探讨科幻小说如何增进人对自身情感形式的理解与探询。这也是王侃瑜迄今为止的小说尝试带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王侃瑜已有两本小说集出版:《云雾2.2》和《海鲜饭店》。收入这两部集子中的《潮汐历》《月见潮》《发条麋鹿》《机械松鼠》《脑匣》《失乐园》,以及未收集的近作《织己》《揽星号》,都可以被视为广义的“科幻言情”,爱情是其中主导叙事的关键元素。大体而言,这些作品主要围绕两个互有关联的主题:理解、自知。它们分别对应于两种类型的情感关系:人与其他存在者的爱,(被置于某种镜像中的)人与人的爱。
    在哲学的意义上,任何一个共相、物种,都只能在差别中予以定义。没有类比和区分,也就无从定义。因而20世纪以前的哲学家,大抵通过对人与动物差异的沉思来界定人类的起源和本质。例如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人,人类通过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而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费尔巴哈则从意识的角度,认为能够无利害地静观和欣赏星空,是人超出动物的典型表现。这都是从历史的角度为人类下定义。而随着控制论和人工智能的兴起,人们开始从未来的视角反观,将人看作一种特殊的机器——情感机器、会犯错误的机器、脑袋上顶了个计算机的肉机器。在这个线索上,对人与机器本质区别的认识,逐渐从“智慧”转向“情感”,认为人的感性世界,是人工智能难以征服的终极领域。AI可以像人一样思考,却无法拥有人的感情。也正因此,人工智能或外星文明如何通过学习获得类人的情感,成为相关领域研究的热点,也为科幻想象提供了开阔的空间。王侃瑜对人与其他存有的感情书写,也从这一角度展开。目前来说,她所创造的异世界他者,常常是高度拟人化的。无论是《潮汐历》《月见潮》中的外星异性,还是麋鹿赛博格(《发条麋鹿》),高仿真生化体松鼠(《机械松鼠》),都可看作披着各式外衣的“人”。因而,它们与人类萌生的感情自然是相当“人性化”的,不可避免地成为人间爱情的变种。“科幻言情”的光明前景,是以科幻超越言情,拓宽人类感情的认识边界。面对广袤的未知,人类感觉到恐惧,但也从中领受了全新的敬畏与谦逊,不再是万物皆备于我,而是尝试认识并理解其他形式的存在者。科幻小说能否在人与异世界之间,创造一种新的情感界面,在与异世界他者更公平的爱情中,想象未来形态的感情形式?所谓公平,指的是二者地位的平等,不是其他存有向人类学习爱,而是彼此靠近,共同探索非人性而又合人性的新型情感。这样的科幻想象,能够帮助我们从存在的高度重新认识人,以及人类的情感本质。
    在这个意义上,王侃瑜另一类型的科幻爱情小说颇有可观。在《织己》《脑匣》和《失乐园》等作品中,爱情依然在人与人之间鸣发,但又有了科幻的变调。新的科技手段,改变的并非爱情本身,而是人们对于爱情的自知力和自控力。《脑匣》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一部短篇小说。脑匣是一个还在研发阶段的新科技,它可以通过人脑植入,像飞机的黑匣子一样,记录人死前五分钟内的大脑活动,并允许死者亲属读取数据,破解隐秘。赵霖因飞机失事丧生,恋人方先生急迫地打开她的脑匣,获取的信息却大出意料:“方锐也许还捧着戒指在机场等我,我却永远无法亲口对他说了。人的本能是粉饰自我,保持自我在他人眼中的一致性,他的感性也好,我的理性也好,都不过是面向他人时不愿摘下的面具。……在他的心底,对于自己的爱远超于对我的爱,不然怎会不顾我的感受?”读取数据中的方先生血压飞升,实验被迫暂停。面对困惑的研究人员,如梦方醒的方先生选择隐瞒真相,只是说未婚妻很爱他,下飞机就会接受求婚。
    表面上看,《脑匣》和与之主题相近的《失乐园》,处理的是爱情关系中的隔阂与欺骗,其实还隐含着更深层次的叩问。某种意义上,爱情是自我与他人的悖论性关系。张爱玲曾留下名言:“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句苍凉的话或许意味着,人只有难得糊涂,盲视千疮百孔的存在,才能维系一种感情的持存。换句话说,在人与人的亲密关系中,所见、所闻及相互知悉的清晰度,必须保持在某种范围之内,才能保证这种关系可以承受。如果人的感情可以如数学般精确,如果通过未来的技术手段(譬如王侃瑜的“脑匣”),人真的可以成为另一个人肚子里的蛔虫,这对爱情来说,对社会来说,究竟是福祉还是祸患?我们今天视为美好爱情的支柱,诸如默契、共情、理解、坦诚,是否也有不宜逾越的限度?无论如何,真正有分量的科幻爱情小说,可以逼迫我们追问情为何物,进而反思和限定曾经对于爱情的理解。
    
    与爱情相比,王侃瑜对于亲情的想象,明显更为拘谨、艰涩,这不是个人创作的缺陷,而是极具症候性的社会问题。多年以来,如何不仅限于自然年龄的切割,而从更具体的文化角度界说“80后”、“90后”、“00后”的代际特征,一直是令人困扰的难题。王侃瑜以亲情为主题的科幻小说(如《语膜》《链幕》《海鲜饭店》《回到冷湖》),提示了探讨这一话题的崭新角度。
    我认为,随着二胎时代的开启,“80后”到“00后”(即1980到2010之间出生)身上的共同特征日益凸现。从较长时段的角度看,生于这个区间的中国人,可以被称为“独生一代”(one-child generation)。相较于前辈作家,独生一代对于亲情的想象力受到相当程度的束缚。根据我的观察,若非原生家庭破裂,独生一代不敢不爱自己的父亲母亲,至少不敢公然宣称如此,这俨然是这一代人最为内在的“政治正确”。我无意做价值评判,只是想要据此指出,与通常的看法相反,“80后”“90后”和“00后”,实际上是文化心理极其保守的一代,这和1990年代以来社会思潮的保守主义互为表里。因此并不意外,反常形式的亲情,无形中成为潜在的写作禁区。即使在虚构的小说里,挂着上述代际标签的青年作家,也很难展开诸如“审父”和“弑父”的文学想象。
    在我看来,这正是科幻的潜力所在。从线性时间的角度看,科幻是一种向前的抛掷,因而可以把这个时代的文化症结,抛到习焉不察的语境之外,在另外的维度上予以呈现和省察。但是以科幻写亲情,释放其中的潜在能量,还需要更为明确的自觉意识。王侃瑜小说中的亲情模式,尚有如上所言的“时代局限”,但是细节之中的科幻“点子”,已然开凿出可能破壁的缺口。在她的这些作品里,如果亲子关系并不融洽,或是缘于单亲家庭,或是父母常年吵架,或是孩子带有精神疾患,比如因自闭症引起的交流障碍。与对爱情的书写相似,王侃瑜关注和聚焦的,依然是亲密关系中的隔膜。这种隔膜,因为发生在父(母)/子(女)的秩序结构中,又附着了一层微观的权力关系。《语膜》和《海鲜饭店》书写“汝之蜜糖,彼之砒霜”的代沟,涉及每个孩子成长中必然面临的家长式强迫。无论是前者的学母语,还是后者的吃海鲜,在迫使一方的家长角度,都是出于善意。其中的伦理问题是:一个人是否有权以某种高尚或正当的理由,强迫另一个人做某种他不愿意的事情,这种权力的条件和边界又该如何确定。《链幕》是借助科技手段,解决沟通障碍的想象性尝试。与脑匣一样,链幕也是一种具有物质载体的智能设备,它能在使用者身外投射出环绕光幕,将其隔绝在外人不可见的封闭空间里。按照小说提供的设定,“链幕的目标受众是性格内向的、喜欢独处的、需要个人空间的人群”。但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主人公陈淮,却尝试改造链幕的功能,帮助自己调试与外界的差异,实现和家人的正常交流。
    《链幕》提供的启发是,科技可以改变人的交往空间和交互方式。而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辅助生殖、同性生殖、克隆人、赛博格,都不再是不可触及的幻想。新的生命技术势必带来新的生命政治,也将对传统的家庭结构带来革命性的冲击。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的伦理问题,也可以在“去家庭化”的未来参照中激发灵感的火花。
    
    经过了“比科幻更科幻”的2020年,人类自身的问题重新变得紧迫和严峻。像两次世界大战的亲历者一样,对于人性恶的反思,将会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的思想起点。如果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么COVID-19之后,科幻写作意味着什么呢?如同往昔一样叙写人工智能或外星文明的威胁,会否反而是对人类命运迂阔的逃避?无论如何,怎样兼顾科幻的前卫性和介入性,如何处理现实/近未来/远未来的先后次序,都是科幻写作伦理的新课题。
    在世界仍然处于例外和隔绝状态的时刻,阅读王侃瑜的《云雾2.2》《潮汐历》和《月见潮》,可以感受到科幻小说内蕴的巨大能量。它们涉及到的公共议题包括:外交阻断中的情感维系,冷战格局里的个体关系,个人记忆的移植、共享和监控,集体意识和集体主义的未来形态,运算能力与新型治理体系,绝对控制与新极权主义。这些小说不仅是情感叙述,还是政治哲学,是关于世界秩序与权力体系的考古学和未来学。以科幻的形式写情,终归是要理顺科学逻辑和情感逻辑的线索,在人间圜局中仰望星空。科幻的终极意义,是对宇宙、世界、人类及人性的极致想象,同时也是至为深刻的现代启示录。毕竟,或远或近的未来,都只能从此刻延伸,才能最终抵达。
    
    赵天成,1989年生,201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供职于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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