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詹芳琼等：构式化和语法化的异同：以汉语增量比较构式“越来越……”的演变为例
http://www.newdu.com 2024/07/21 03:07:12 今日语言学 詹芳琼、伊丽莎白 参加讨论
Traugott and Trousdale （2013）创立了将构式语法应用于历时研究的构式化的理论框架。许多最初致力于研究语法化的学者后转而研究历时构式语法，并从以往的研究中获观点和案例，于是构式化与语法化的关系便成了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 语法化的定义不尽相同，不同学者的研究目标也有区别，不过在研究实践中存在几个共同点。如下所示（为方便与构式化研究做区分，此处列为Ga）-Ge）： Ga）关注形式上的演变（如 Lehmann 2015[1982]）或意义/功能上的演变（Bybee et al.1991）。 Gb）关注形态句法的发展，即一个内容性词汇成分从主要范畴（名词，形容词，动词）归属到次要范畴的过程，其主要功能是调节语法结构和语法关系。 Gc）关注语法状态由较少向较多的单向性转移，并将其理论化，该过程通常表现为语音或语义方面的符号缩减（导致“语义漂白”）。 Gd）关注跨语言类型研究(Heine and Kuteva 2002)。 Ge）拒绝将类推作为语法化过程中的主要机制。比如Lehmann（2004）提到的“不存在类推的纯语法化”。 近年来，下述三项语法化研究进展有助于语法化学者向构式化的思维转向： i）语法化引发在新语境中的扩展使用。例如，拉丁文V-INF habe-字符串中的动词范围最初仅限于一小部分，通常是引入句子补语的非言语行为动词，一旦habe-的内容意义发生缩减，其可使用的动词受限程度也会降低，称为“宿主类型扩展”（Himmelmann 2004）。 ii）Fischer（2007）认为类推是形态句法演变的基本机制，也是语言演变的基本机制。 iii）语用标记的发展可能是语法化现象的案例之一（Brinton 2008）。语用标记通常源于内容性成分，然而语用标记在句法上并未和与之伴随的小句或语篇相互融合，由此可知它其实是语用化现象的实例。 由上述讨论可知构式化与语法化存在部分重叠。特别是以下几方面： a）关注语言演变的语境。Diewald（2002，2006）和 Diewald and Smirnova（2010）提出了四个语法化阶段。“非典型语境（untypical）”，“关键语境”（critical context），“隔绝语境”(isolating context)和“范式化 （paradigmaticization）”。Zhan and Traugott（2020）认为语法化这四个阶段同样适用于构式化，其中第一、二阶段为先构式化构式演变（Traugott and Trousdale 2013），第三阶段为构式化本身，而第四阶段为后构式化构式演变。 b）演变和使用频率密切相关（Bybee 2013，Hilpert 2013）。 c）两者考察的部分语料数据可能相同，这种现象大多由于历史因素而发生在早期研究中，如Traugott（2014）对BE going to的研究。 但是，构式化与语法化在上文 Ga）-Ge）中提到的几个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此处列为 Ca）-Ce），与上文的 Ga）-Ge）一一对应： Ca）构式是形式—意义配对，对形式和意义的演变给予同等关注。 Cb）研究语言知识的方方面面，不仅仅是形态句法的发展。构式化研究的范围甚广，比如： i）论元结构。 ii）以that从句，to不定式，-ing动名词为标记或（无标记）的补足语。 iii）度量构式。 iv）语用标记。 Cc）方向性研究重点关注宿主类型扩展而非单向性的缩减。研究重点还包括另外三种属性： i）图式性增强。 ii）能产性增强。 iii）组合性降低。 Cd）构式因语言而异，因而关于类型学或跨语言比较的现行研究比较少。 Ce）构式语法与模本有关，因此采取范本类推来进行研究。 Cf）-Cg）是构式化注重而语法化研究不考虑的方面： Cf）图式的产生及其演变。 Cg）网络的重要性及其演变。 Ch）多种来源的可能性。 Ci）构词图式的产生，以及此领域及其与词汇化各方面关系的研究。 下文是案例分析，我们将从构式角度来分析汉语增量比较构式，重点考察上述的Cf-Ch。 龙国富（2013）指出汉语增量比较构式的语法化过程可细分为三个语法化阶段： 语法化I：动词“越”变化为副词 （公元800年） 语法化II：关联比较构式（越……越……）产生（公元1270年） 语法化III：增量比较构式（越来越……）产生（公元1850年） 根据龙文，此三个阶段为线性单向发展，我们重点考察上述语法化过程中的第三阶段，即增量比较构式（越来越……）的演变过程，从构式角度出发，得出不同于龙文的观点。 从构式角度看，关联比较构式产生之前，复杂的关联图式构式已经建立起来，如条件关联构式（1）以及让步关联构式（2）等。 （1）若将亡之，则亦皆亡。 《左传》（公元前400年） （2）虽好水草长养其肤，但促其命无益于己。 《出曜经》（公元400年） 关联比较构式具有关联功能，与复杂的关联网络连接到一起。  图1. 比较图式和关联图式的关系 尽管增量比较构式（越来越……）与关联比较构式有部分相同的形式，但因其没有复杂的关联义，因而无法将增量比较构式纳入关联网络。如果说增量比较构式的形式（越来越Y）来源于关联比较构式（越X越Y），那么它的增量语义是从哪里来的呢？ （3）掌柜的果然把李三德找来，酒饭座越来越多，都冲着李三德和气。 《济公全传》（1850年） 例（3）是文献中能够验证的最早的增量比较构式的实例之一。我们认为，（3）就是前文所述的先构式化构式演变中的关键语境。由于关键语境具有多重结构和语义不透明的特点，（3）中的“越来越多”可有多种理解，包括既存的关联比较构式和新的增量比较构式。第一种理解，“越来越多”仍为双谓语的关联比较构式，其中“来”是个动作动词，形容词“多”为另一个谓语，其义为“（客人）来得多了，酒饭座也就多了。（客人）都冲着李三德和气。”（这里的话题酒饭座是相对于主语客人而言的，具有关联义，没有增量义）；第二种理解，“越来越多”已经是单一谓语的增量比较构式，其中“酒饭座”是主语，“越来越”是副词成分修饰唯一谓语形容词“多”，表达的是数量上的增量义。例（4）不再体现关键语境，其中的“来”不能理解为动作动词，因而只能是第二种理解，即“越来越重”已经构式化为增量比较构式。 （4）若不依我那药方行，他的病是越来越重。 《济公全传》（1850年） 由此可见，增量比较构式的形式是由动作动词“来”占了关联比较构式第一个“越”之后的槽位，同时形容词占了第二个“越”之后的槽位而产生的，然而这个形式上的解释仍然不能回答我们关于意义的问题：它的增量义是从哪里来的？ 在增量比较构式产生之前，上古和中古汉语中已经存在了一种增量比较的子图式，这种子图式是比较图式构式的一种类型。增量比较的子图式有三种表达方式： （5）久而渐大。 《抱朴子》（约公元400年） （6）秦日益大。 《吕氏春秋》（公元前239年） （7）以益愈强之秦，而割愈弱之赵。 《战国策》（公元前77—6年） 增量副词“渐+形容词”在古汉语中使用频率非常高，“时间名词+比较副词+形容词”也很普遍，其中以时间名词“日”加比较副词“益”最为多见。（5）和（6）的增量义非常直观，而（7）的增量义则比较隐晦，因为该句存在歧义，其中的“愈”既可以理解为简单比较义“更”，也可以表示增量比较“越来越”。该句的语境如下：秦国与赵国交战（公元前260年），赵王说：“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而选择追随秦国，那么秦军将不战而胜，秦国也会因此而愈加强大，但我们赵国却将日益衰弱。”随后赵王讲出了（7）中的话语，并表示其后果难以预计。秦国与赵国是当时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但赵王这里并非简单比较两国的力量孰强孰弱，而是对战败的后果做出了分析。因此（7）应当是一个增量比较的语例，而非简单比较。 我们认为，增量比较的子图式均可带有形容词，使对增量比较构式的类推思维成为可能，因为最初产生的增量比较构式都是“越来越+形容词”。19世纪时，比较副词如“愈”和“益”发生衰退，其普通比较义最终被“更”替代，而“越来越”最终代替了其所表达的增量义。 由此可见，增量比较构式并非仅有关联比较构式这一个来源。假设在大约1850年，形容词出现在Y槽位中的关联比较构式[越X越Y]，同时动作动词“来”被选择了填充X槽位。而增量比较构式的意义则是由经增量比较子图式的类推而得到。增量比较构式的两种来源如图2所示：  图2 19世纪中期“越来越+形容词”构式的两种来源 增量比较构式产生以后，逐步开始与时间连词“随着”搭配使用，如（8）所示： （8）随着宾客往来的增加，她的身价也越来越高。 《古今情海》（1928年） （9）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教育研究》（1990年） 由于最初产生的增量比较构式均表达数量上的增量（如例3中的“越来越多”），和“随着”的搭配使用说明其宿主类型扩展到了“随着”引导的小句或短语，其语义从数量扩展到了时间，其时间性增量义得以加强（如例9）。这也说明该构式经过了后构式化的整合过程。 基于上述讨论，可从构式化的角度对增量比较构式的发展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增量比较构式的产生是形式新—意义新配对的程序性构式化（如例4）。程序性构式化不是瞬时过程，而是同语法化一样，需要一系列中间发展过程，比如在“关键”语境中（例3）进行使用等。此为先构式化构式演变。然而后构式化构式演变与前者相比存在显着区别，主要包括宿主类型扩展及语义的扩展（例8，9）。 构式化与语法化在图式化和组合性层面存在显著区别。例如，当关联比较构式构式化后，其作为比较图式的新子图式也随之产生，并且会形成和复杂关联构式的网络连接。当增量比较构式开始与“随着”连用时，将逐渐确立一种组合性集合。图式的形成过程也说明传统语法化的单向性假说值得商榷。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语法化研究还是比较关注个别语法成分的形成以及路径，即构式网络中的偏底部的直接组合的形成和发展，对于构式化强调的整体网络的把握和各网络之间的关联，语法化并不涉及。我们认为，这是语法化和构式化的最大区别。也因为构式化强调不同构式网络之间的关联，在演变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多个来自不同构式网络的来源，而语法化还是倾向于演变的单向性以及单一来源。因此构式化并不完全包含语法化，即使在分析方法上存在重叠，因两者在研究中提出了不同的问题，其观点和部分语料数据也不同。形式—意义配对在其相关构式网络中的产生和发展是历时构式语法和构式化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原文刊于《辞书研究》2020年第6期 作者简介 詹芳琼，香港城市大学语言学及翻译系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人文学院青年院士。研究领域为构式语法，汉语语法化和构式化。已出版专著《汉语系词构式的形式与功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译著《构式化与构式演变》（商务印书馆）。在多种SSCI核心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多篇。  Elizabeth Traugott（伊丽莎白·克罗斯·特劳戈特），著名语言学家，斯坦福大学语言学系及英文系荣休教授。在历史语法，语义和语用学以及语法化和构式化等方面，其研究成果国际领先。目前研究重点为如何将构式语法与语言的微观变化相结合，包括英语元语言语用标记的发展等。  韩笑，硕士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翻译及语言学系。研究兴趣为构式语法、语义学和社会语言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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