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的译介及启示——《人民文学》英文版《路灯》（2011—2018）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3:11:21 《南方文坛》2020年第4期 罗宗宇言孟也 参加讨论
主持人的话 近年来，由于作家、译者、经纪人、出版社以及学术界、传媒界的共同参与，“当代文学走出去”正从一个相对平面的口号或者说愿景，发展成为一个立体而活跃的话语场域。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个场域中注入了多元而包容的声音，远远超出了“走出去”这个看似单向的字面意涵。面对一个交流日益频繁，联系日益紧密的全球化时代，也得益于积极的文化推广政策和资本支持，如今我们的研究者所要处理的不再仅仅是《中国文学》、“熊猫丛书”等有限的外译经验，而牵涉到不同文学类型、译入语境以及文化关系的翻译实践……进行着自身的“文化转向”。简而言之，“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所指不再像最初那样让人一目了然了，这意味着我们开始逐步体会“走出去”所包含的曲折进路与历史纵深，也意味着我们的研究更加贴近具体的实践情景，而其成果也将对我们的外译推广策略产生更为实际的影响。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本专栏一直追踪相关研究动态，刊发相关议题论文，展现具体的研究成果。本期所发表的论文，可以说正是“当代文学走出去”研究正在不断深化与细化的具体体现。 …… 罗宗宇和言孟也的《〈人民文学〉英文版〈路灯〉（2011-2018）的少数民族文学译介及启示》讨论“少数民族文学”在我国当代外译活动中的实践情况，更多关注主动外译过程中策略的调整和优化。作者以《人民文学》英文版《路灯》为中心，探讨了这个全新的当代文学外译平台如何从过往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外译上开启新章。与“熊猫丛书”时期不同，《路灯》在文体、内容、编排、翻译机制等方面都下足功夫，比如在选材上更多体现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策划兼具文学性与民族性的专题，在在响应了外国读者对于中国多民族和多样性文化的兴趣。同时，《人民文学》还充分利用各个语种的资源，拓展了原本译入语相对单一的问题，在翻译机制和组织模式上，《人民文学》通过官方组织（编辑部）同民间机构（纸托邦）合作的方式，在中国编辑的总负责下，大力发挥以外语为母语的译者的作用，在掌握大方向的前提下，对于翻译机构在选材、译文、宣发等方面的自主性都给予高度保障，从而保证了译文的可读性和流通性。《人民文学》这种合作模式的全新实践，取得了不错的传播效果，对于“当代文学走出去”无疑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季进） 《人民文学》英文版《路灯》（英文名PATHLIGHT）于2011年12月创刊，从创刊到2018年上半年，《人民文学》杂志共出版21期《路灯》①，据笔者统计，其译介作品总数为758篇，其中少数民族文学作品55篇且全部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②。《路灯》已成为目前国内重要的对外译介中国文学的平台，它推动了多民族中国文学向英语世界的传播，为世界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提供了一个窗口，是中英文学交流道路上的一盏灯。  《人民文学》外文版：中国故事·世界表达 一、《路灯》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译介状况 《路灯》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译介状况，可从族别、文体、主题及时效等维度来分析。 （一）注重多个民族文学的译介，但以藏族、满族、蒙古族等民族文学为重点 据笔者统计，55篇作品分属29名作者，来自满族、藏族、蒙古族、彝族、普米族、佤族等12个民族。其中满族作家作品最多，共选译了关仁山、劳马、王小妮、吴岩和叶广芩5位满族作家的14篇作品，分别是关仁山的《镜子里的打碗花》（2014年第1期）、《日头》（2015年第1期），劳马的《消失的三轮车》（2013年第3期）、《一块五毛钱的爱情》（2013年第3期），王小妮的《清晨》（2012年第2期）等诗5首和《上课记》（2012年第3期），吴岩的《中国科幻小说概述》（2013年第1期）、《九月的阳光》（2017年第2期），叶广芩的《后罩楼》（2014年第1期）和《状元媒》（2012年第2期）。其次是藏族作家作品，共选译了阿来、次仁罗布、丹增和梅卓4位藏族作家的9篇作品，分别是阿来的《水电站》（2012年第1期）、《脱粒机》（2012年第1期）、《瞻对》（2014年第2期）、《阿古顿巴》（2014年第3期）、《三只虫草》（2016年第2期、2016年第3期），次仁罗布的《放生羊》（2012年第1期）、《绿度母》（2016年第2期），丹增的《童年的梦》（2014年第1期）和梅卓的《护法之约》（2012年第2期）。再有就是蒙古族作家作品，共选译了阿云嘎、邓一光、格日勒其木格·黑鹤和阿尔泰4位蒙古族作家的6篇作品，分别是阿云嘎的《“浴羊”路上》（2014年第1期），邓一光的《深圳在北纬22°27′—22°52′》（2012年第3期）、《狼行成双》（2015年第1期）、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黄昏夜鹰》（2015年第1期）、阿尔泰的《草原深处》（2014年第1期）和《老人》（2014年第1期）。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作家作品也得到了较多译介，哈萨克族作家作品有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群山与莽原》（2013年第3期），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无痛》（2014年第1期），艾多斯·阿曼泰的诗四首（2014年第1期）。维吾尔族作家作品则有阿拉提·阿斯木的《最后的男人》（2014年第1期）、买买提明·吾守尔的《胡子的风波》（2014年第1期）和帕蒂古丽的《模仿者的生活》（2014年第1期）。回族作家作品有李进祥的《换水》（2014年第1期），马桓的《某种鲸鱼的残骸》（2014年第1期）和石舒清的《底片》（2013年第3期）。此外，土家族有2名作家的作品被译介，即野夫的《童年的恐惧与仇恨》（2014年第1期）和叶梅的《回鱼山》（2014年第1期）。彝族、普米族和佤族等民族都只有1名作家的作品被译介，分别是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我们的父亲——献给纳尔逊·曼德拉》（2014年第1期）和《致马雅可夫斯基》（2016年第1期）、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的《一群羊从县城走过》（2014年第1期）、佤族诗人聂勒的《冬至》（2014年第1期）等4首诗歌、仡佬族作家王华的《香水》（2016年第4期）、朝鲜族作家金仁顺的《云雀》（2012年第1期）和《僧舞》（2014年第1期）。  《人民文学》外文版封面 由上可见，《路灯》选译了多个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其民族分布和来源较广，注重民族文学的多样性和代表性。当然，由于各民族文学发展的不平衡，《路灯》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译介相对突出了满族、藏族、蒙古族作家作品，其中满族最多，有5名作家的作品被译介，藏族和蒙古族也分别有4名作家的作品被译介，哈萨克族、回族和维吾尔族则有3名作家的作品被译介，这与他们产生了本民族作家群，文学作品数量较多，作品质量也相对较高有关。 （二）注重多种体裁文学作品的译介，但以小说、诗歌和“非虚构”作品为重点，偶尔涉及访谈与批评 《路灯》选译的55篇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非虚构、散文等多种体裁。小说最多，共23篇，其中短篇小说21篇，占绝对优势。中篇小说1篇和长篇小说节译1篇。由于每期《路灯》的基础页码是160页，容量有限，因此选译作品以短篇小说为最多，不过并非所有选译的短篇小说都是全译，也有极少量的短篇小说是节选译介，如满族作家关仁山的《镜子里的打碗花》和维吾尔族作家买买提明·吾守尔的《胡子的风波》。唯一一篇中篇小说是阿来的《三只虫草》，它采用跨季刊连载的形式完成，节译的唯一一篇长篇小说是石舒清的《底片》，选取的内容为第一章“物忆篇”之《黄花被》。 诗歌也是《路灯》选译的主要体裁之一，共选译了彝族吉狄马加、满族王小妮等8位少数民族诗人的19首诗作。其中，有13首诗歌选译在2014年第1期主题为“民族”的多民族文学专号中，集中展现了中国多民族诗歌的艺术创造水平。在主题为“成长”的2016年第1期中，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长诗《致马雅可夫斯基》选译在“特别收录”栏目，满族王小妮的诗歌《清晨》等5首诗则收录于2012年第2期中，该期未定主题。 新世纪以来，“非虚构写作”已成为世界性的热潮，2015年白俄罗斯纪实文学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是被认为非虚构文学的胜利。非虚构文学作品是《路灯》的另一个译介重点。《路灯》共译介了5位少数民族作家的5篇非虚构作品，分别是阿来的《瞻对》、藏族作家丹增的《童年的梦》、维吾尔族作家帕蒂古丽的《模仿者的生活》、土家族作家野夫的《童年的恐惧与仇恨》和土家族作家叶梅的《回鱼山》。《瞻对》出现在2014年第2期《推荐书目》栏目，由于是长篇历史纪实文学作品，推荐书目只是翻译了该作的梗概。后面4篇作品都在2014年第1期“多民族文学”专号的《非虚构》专栏进行译介，专号专栏的形式表明了对多民族“非虚构”文学的重视。 就作家访谈与文学批评来说，目前《路灯》选译了1篇少数民族作家访谈、1篇少数民族作家自序和1篇科幻文学概述。在主题为“神话&历史”的2014年第3期中，先有藏族作家阿来的《阿古顿巴》一文，文后附有文学记者舒晋瑜对阿来的专访《阿来：我希望通过写作自我修复》。在主题为“追逝”的2013年第3期中，有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群山与莽原》一文，文后附有一篇作者自序《如何写出上面这篇作品》。在2013年第1期的“小说&批评”栏目中，选译了满族作家吴岩的《中国科幻小说概述》，该文概述了中国科幻小说的现状和前景。这类访谈与文学批评的译介为海外读者理解特定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创作背景和动机，特定类型文学的状况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三）注意以某一文学性主题策划作品的译介 《路灯》每年出版2到4期英文版，每期围绕某一文学主题进行策划，2011年到2018年出版的21期《路灯》中，除2012年第2期的《路灯》无主题外，其他20期每期均有一个主题，分别是“茅盾文学奖”“伦敦书展”“城市生活&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未来”“速度”“追逝”“民族”③“性别”“神话&历史”“自然”“美国书展”“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影响”“成长”“复苏”“在路上”“气味”“季节”“其他世界”和“地域感”。除“茅盾文学奖”“速度”“美国书展”“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影响”“季节”和“地域感”七个主题外，其他主题都有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选译。特别是2014年第1期多民族文学专号，其主题为“民族”，选译了来自13个少数民族的18位作家的作品，分别是藏族作家丹增的《童年的梦》，朝鲜族作家金仁顺的《僧舞》，哈萨克族作家艾多斯·阿曼泰的《诗四首》和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无痛》，回族作家李进祥的《换水》和马桓的《某种鲸鱼的残骸》，满族作家关仁山《镜子里的打碗花》和叶广芩的《后罩楼》，蒙古族作家阿尔泰的《草原深处》《老人》和阿云嘎的《“浴羊”路上》，普米族作家鲁若迪基的《一群羊从县城走过》，土家族作家野夫的《童年的恐惧与仇恨》和叶梅的《回鱼山》，佤族作家聂勒的《冬至》等四首诗，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最后的男人》、买买提明·吾守尔的《胡子的风波》和帕蒂古丽的《模仿者的生活》，以及彝族作家吉狄马加的《我们的父亲——献给纳尔逊·曼德拉》。 （四）注意及时推荐长篇新作 由于容量有限，《路灯》对民族文学长篇作品的译介有困难，但它通过每期都有的固定栏目《推荐书目》来解决。该栏目选取的都是近一年内新出版的长篇作品，作品的英译推介包括内容梗概、中文版书封图和英译书名，意在将国内文坛最新作品传到国外，与围绕主题进行的推介形成相互补充。据笔者统计，21期《路灯》的《推荐书目》栏目共译介推荐了133部作品，其中少数民族文学作品4部，全部为长篇新作，分别是满族作家叶广芩于2012年4月出版的《状元媒》，《路灯》于2012年第2期译介；满族作家王小妮于2011年12月出版的《上课记》，《路灯》于2012年第3期译介；藏族作家阿来于2014年1月出版的《瞻对》，《路灯》于2014年第2期译介；满族作家关仁山于2014年8月出版的《日头》，《路灯》于2015年第1期译介。以上作品在《路灯》的英译推介与原作的出版时间相距不足半年，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二、《路灯》的少数民族文学译介特点 整体把握考察《路灯》对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译介，其特点主要有如下四点。 （一）选译作品政治色彩淡化，民族特色鲜明 创刊于1951年的《中国文学》英文版，曾选译蒙古族作家特·赛音巴雅尔《五十五朵鲜花的辉煌》、维吾尔族诗人木塔里普的《中国》和《来吧，解放使者》、维吾尔族作家吐尔洪·阿勒玛斯的《红旗》、维吾尔族诗人尼米希依提的《伟大的中国》、维吾尔族诗人铁衣甫江的《祖国，我生命的土壤》、傣族诗人康朗甩的《见到恩人毛主席》、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西藏女人》等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对外讲述新中国民族团结和幸福新生活的故事，有比较明显的政治色彩。相对于《中国文学》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译，2011年创刊的《路灯》更多的是从文学文化审美出发，选译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政治色彩淡化，民族特色鲜明。如译载的蒙古族文学作品集中展现草原民族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阿云嘎的《“浴羊”路上》以生活的草原为背景，描述了极具民族特色的“浴羊”故事；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黄昏夜鹰》、邓一光的《狼行成双》则展现了社会发展中所保留的蒙古族人民的文化智慧；在阿尔泰的诗歌《草原深处》中，草原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是一种蒙古族精神的象征。又如满族作家叶广芩笔下的《后罩楼》，以儿童视角讲述了王府格格在社会巨变的前后对比，展现出满族的历史文化和没落贵族的细腻情感，具有民族历史感和文化感。再如藏族作家阿来的《瞻对》《阿古顿巴》等作品，从藏族民间故事、史料提取素材来创作，民族文学文化个性鲜明，外籍译者魏友敦（Jim·Weldon）在《阿古顿巴》的翻译笔记中就提到，“阿来从阿古顿巴的口传故事中借鉴了许多熟悉的情节，同时加上了自己优秀的创作”④。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笔下的《绿度母》源于藏传佛教中的宗教人物绿度母，通过对巴桑变成阿旺拉姆的嵌套式叙述，表达对灵魂的崇敬。藏族作家梅卓的《护法之约》也通过藏传佛教护持佛法和轮回的故事，展现了藏族的佛理思想。总之，《路灯》选译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多从民族历史文化背景汲取营养讲述多民族中国故事，具有民族文学和文化个性，民族特色鲜明。 （二）选译作品既得到国内读者的认可，又受到海外市场的欢迎 作为《人民文学》的英文版对外期刊，《路灯》选译的作品在国内获得了读者的肯定。据笔者统计，选译的29名少数民族作家中，有阿来、次仁罗布、梅卓、艾克拜尔·米吉提、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李进祥、石舒清、关仁山、叶广芩、阿尔泰、邓一光、叶梅、聂勒、阿拉提·阿斯木、买买提明·吾守尔、王华等16名作家曾获得过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创作奖“骏马奖”或百花文学奖，总占比55.17%。部分选译作品就是获奖作品，如次仁罗布的《放生羊》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李进祥的《换水》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阿来的《三只虫草》获得了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邓一光的《狼行成双》获第八届百花文学奖。选译的55篇作品中有37篇于译介前在《人民文学》《民族文学》《小说月报》《诗刊》等国内权威文学期刊发表，个别未曾发表在文学期刊的作品，如回族作家马恒的《某种鲸鱼的残骸》等作品也在“豆瓣读书”上拥有较高的关注度并获得了第二届“泼先生奖”⑤。 另一方面，《路灯》作为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窗口，其所译的作家作品也兼顾了海外市场的关注度和认可度。编辑总监艾瑞克直言：“我推荐的书不一定是我自己想翻译的，但认为英美出版商会感兴趣，就是我还要考虑这些书译出后的市场价值。”⑥因此，一些有海外市场沉淀、积累了不少英语文化市场人气的作家如藏族作家阿来、彝族作家吉狄马加和满族作家吴岩等成为选译的重点作家⑦，如阿来有6部作品、吉狄马加和吴岩各有2篇作品被选译。另外，人与自然的问题已成为当今人类的共同热点问题，极具生态关怀的自然写作也受到海外市场的欢迎，如蒙古族作家邓一光的《狼行成双》和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黄昏夜鹰》得到译介，与其“陶渊明式”的文学元素“得到了西方作家的高度认可并加以借鉴”相关⑧。《路灯》选取这类拥有一定国内外市场知名度和认可度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有利于提升期刊的影响力，打开海外市场，促进中国文学“走出去”。 （三）选译作品绝大多数是新世纪以来的创作，且以现实题材作品居多 与《中国文学》英文版还选译陶渊明诗、关汉卿戏曲等古典文学作品不同，《路灯》从试刊到正式发行，均没有古典文学作品的译介。首任主编李敬泽将《路灯》定位于译介中国当代文学，视其为一个世界了解中国文学“正在发生什么”的可靠渠道，强调“《人民文学》英语版一册在手，中国当代文学一目了然”⑨，继任主编施战军也表示“我们推出杂志的外文版系列，目的是让世界充分了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⑩。基于此，《路灯》对中国文坛保持着高度的现实敏感性，译介的758篇文学作品都是当代文学作品，其中721篇是新世纪以来创作的作品。在55篇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创作于新世纪的有49篇，占比89.1%，除去少量神话、历史题材作品外，全为反映现实的作品。以2014年第1期的“民族”主题的“多民族文学”专号为例，共译介作品25篇，其中新世纪创作发表的作品21篇，反映现实的23篇，分别占该期译介作品总数的84%和92%，这些作品展现了多民族现实生活，讲述了多民族的现实中国故事。此外，“自然”主题中选译的《狼行成双》和《黄昏夜鹰》，它们表现的是现实生态问题，2016年第2期和2016年第3期连载的阿来的中篇小说《三只虫草》上篇和下篇，一方面揭露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同时还触及了反腐问题。再如《镜子里的打碗花》《消失的三轮车》和“城市生活”主题的《深圳在北纬22°27′—22°52′》等作品，关注的是城市底层的生活，满族作家关仁山的《镜子里的打碗花》讲述失地农民张五可从乡村进入城市谋生，呈现进城务工人群在城乡差距和文化冲突中的真实生活状态。蒙古族作家邓一光的《深圳在北纬22°27′—22°52′》讲述深圳的一对普通的夫妇不断给自己施压最后陷入精神困局，通过描写普通人真实的日常生活来为都市人群的精神突围寻找出路。个别历史题材的创作，也有鲜活的现实感，如2016年第1期选译的彝族作家吉狄马加的政治抒情长诗《致马雅可夫斯基》，诗人以全球视野审视反思人类与时代正在遭遇的重重危机，呼唤马雅可夫斯基的复活，实则是立足于现实叩问历史的精神对话。 （四）作品选译由官方与民间合作进行 《中国文学》英文版的选译作品“一般由当时的副主编叶君健审定。由于刊物先挂靠中国作协（后归属外文局），在每期内容的选择上，特别是现代作品的选择上，叶君健征求了中国作家协会及文联的意见”⑪。与《中国文学》英文版只由官方组织选译不同，《路灯》在对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进行选译时，采用的是官方与民间合作的形式。《路灯》是中国作协主持的项目，由中国作协下属杂志《人民文学》与民间机构“纸托邦”合作主办⑫。《路灯》不接受投稿，内容由译者和编辑商讨决定，即英文编辑和译者选好话题、列出相关作品名单，中文编辑在名单基础上进行删减确定最终成刊的内容。《人民文学》一方较多考虑选译作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纸托邦”英文编辑和译者会“通过阅读文学杂志和新近出版的书籍、浏览豆瓣网、询问熟作家朋友等方式来了解中国当代文学信息” ⑬，每期主题的选择，也会契合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点。《路灯》的编辑总监艾瑞克说：“在选材方面，我们与《人民文学》杂志社的编辑认真商量，尽可能选取能表现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特色以及能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现实和精神面貌的作品来翻译……其次，在译员的选择方面，我们与Paper Republic（纸托邦）签订了协议，译员主要由Paper Republic（纸托邦）提供。”⑭“纸托邦”集结了100余位译者，主要是热爱中国文化、中文造诣颇深的中青年汉学家或翻译人员，他们的母语均为英语，如莫翔文（Nick Skimore）、戴桥西（Joshua Dyer）、莫楷（Canaan Morse）等。编辑部主任戴夫·海森（Dave Haysom）在采访中也说，“绝大多数的编辑和翻译都更倾向于寻找纯粹的好作家，写任何能够打动他们的东西，而不是那些试图写‘伟大的中文小说’，或者以某种方式代表某个特定社会群体或风潮的作家。国外对类型文学的关注也越来越多”⑮。据笔者统计，在《路灯》选译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仅19.6%的作品是作者的知名代表作，更多的选译作品是基于译者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可见官方与民间合作的形式使选译篇目具有较大的自由度和多样性。 三、《路灯》之于多民族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经验启示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国文学》英文版到新世纪《人民文学》英文版《路灯》，加上国家开展的各类文学译介工程，多民族中国文学一直行走在“走出去”的路上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履坚实，不仅将版权贸易逆差从1997年的7∶1缩小到2017年的1.3∶1⑰，还积极推动了葛浩文等一批优异的汉学家、刘宇昆等一群外籍华裔作家的文学译介活动，助力莫言、刘慈欣、郝景芳等作家获得国际文学大奖。但多民族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任务仍然艰巨，多民族中国文学“走出去”还面对多种挑战，尤其是面临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效果提升。《路灯》为多民族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多种经验启示。 （一）坚持官方译介和民间译介相结合 我国官方的译介工程，常被海外解读为“对西方文化形式库（Culture Repertoire）进行的一种‘规划’和‘干预’”⑱，单一的官方译介对于译介作品的海外传播和接受有一定的制约。《路灯》采用官方与民间组织“纸托邦”合作的形式，从选译作品、设定主题到合作译介，都能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最终由中方确定，杂志出版后，“纸托邦”还帮助联系国外高校、图书馆和出版社，在这一过程中，民间组织“纸托邦”对于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纸托邦”的美国译者徐穆实（Bruce Humes）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翻译家之一，他创建了个人博客“非漂”（英文名为“Ethnic ChinaLit”，意为“中国的民族”）。在博客中，他会对各类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进行翻译、评论，使海外读者更加了解少数民族的生存现状和少数民族文学艺术，许多海外采购编辑、文学代理机构会定期访问并产生兴趣。可见，以“纸托邦”为代表的民间译介力量，更能协调生产与流通环节中文学文本与目的语国家文化、出版市场与海外读者心理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因此，坚持官方和民间译介力量的结合，一方面能规范民间译介的组织行为，把握良好的译介导向，有效防止海外出版商扭曲中国文学译介作品的市场，进而在国际上传播完整的多民族文学镜像。另一方面，又能根据海外市场需求来选译作品，较好消弭译介作品和读者的距离，实现多民族中国文学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效果提升。 （二）选用热爱中国文学的母语译者 母语译者在目的语表达和文化转化上有天然优势，《中国文学》英文版的译者少有英语母语译者，主编杨宪益先生作为当代中国汉译英的大家，他翻译的《红楼梦》与霍克斯（David Hawkes）翻译的《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相比，其译笔的地道性仍有欠缺。在葛浩文的译本帮助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许多从业者都意识到“不是只有中国译者才能翻译好中国文学”，中国文学“走出去”可选用更多的目的语母语译者。《路灯》大规模启用母语译者，其作品全部由以英语为母语且热爱中国文化的英美人士译介，陆建德认为《路灯》的译者“是对中国文学最有感觉的外国人，他们的感觉很到位，让读者几乎感觉不到跨越不同文化背景的震动”⑲。如魏友敦（Jim·Weldon）曾就读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毕业后曾赴中国四川省的西南部当志愿者，他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以翻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见长，已翻译阿来的《阿古顿巴》、次仁罗布的《放生羊》、帕蒂古丽的《模仿者的生活》等作品，并于2013年获得了人民文学奖增设的翻译奖。吉狄马加的诗歌译者是美国诗人、汉学家梅丹理（Denis Mair），他从大二开始学习中文，出版了中文诗集《木刻里的人》等，并于2018年成为中国诗歌网第一位美国注册诗人。《路灯》将母语译者主动“请进来”，增强了文本在目的语语境中的可接受性，其纯正的英语表达和对汉语文学的研究非常有利于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多民族中国文学“走出去”应考虑将更多的母语译者主动“请进来”，今后还可参照欧美已开展的“驻地翻译项目”制，如欧洲国际文学翻译中心、匈牙利翻译之家的做法，提供一定的津贴，邀请目的语母语译者至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生活区域，与原作家见面交流、深入体验当地文化、研习文学翻译，推动更多优秀的外籍母语翻译家来译介中国文学。当然，在选用母语译者时仍需进行把关制，从而牢牢把握多民族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路灯》选译篇目的最终决策权就在中文编辑室，《今日中国文学》的中方编辑也有以“不涉敏感政治问题”为原则的撤稿权。 （三）加强多语种译介 2004至2016年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对外共译介了102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其中33项译为英语，23项译为阿拉伯语，7项译为俄语，还有少数被译为韩语、日语、法语、捷克语等⑳。由此可见，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译介工程目前主要面向英语和阿来伯语世界。《人民文学》杂志在英文版《路灯》的基础上，于2014年开始陆续创办了法文版《曙光》、意大利文版《汉字》、德文版《路灯》、俄文版《灯》、日文版《灯火》、西班牙文版《路灯》、阿拉伯文版《丝路之灯》和韩文版《灯光》，各语种每年出版1—2期，形成了目的语译介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多语种传播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改正了过去的不足，但仍可据实际进行更多有针对性的多语种译介交流。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跨境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走出去”具有独特的优势，如哈萨克族文学作品与哈萨克斯坦文学、蒙古族文学作品与蒙古文学、朝鲜族文学作品与韩国朝鲜文学之间有着语言文化的相通性，应当抓住机遇，加强相应语种文学的译介传播。 （四）充分利用多媒体进行传播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印刷文本文化发生位移，数字出版产业已经形成了产业链。《路灯》的发行渠道分为线上和线下，线上通过亚马逊图书网站、苹果设备中的IBook应用来出售纸质书和电子书，线下接受高校和图书馆的订购。另外，《路灯》的民间合作单位“纸托邦”是一个于2007年创建的中国文学海外推介网站，“纸托邦”的美国译者徐穆实（Bruce Humes）也创建了个人博客“非漂”，借助互联网平台，使海外读者能更加直接广泛地了解多民族中国当代文学，多途径推动了中国文学走出去。 借鉴和发扬《路灯》的经验，充分利用多媒体进行多民族中国当代文学传播，应在进行优质作品生产的基础上，搭建海外社交媒体的互动平台。发挥新媒体平台即时性强、交互性强的特点，增强海外读者黏性，打造文化网络社区，可在优兔（Youtube）、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平台上定期发布少数民族文学动态，鼓励作家和译者合作开设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博客。也可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出版社、电商之间的合作。主流媒体的报道、主流出版社的推介能使少数民族文学的海外传播借助主渠道深入人心，《路灯》尝试于2017年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和企鹅兰登书屋合作进行海外落地出版，而和亚马逊等电商的合作则推动了纸质刊物和电子书的销售。还可推动跨界融合，形成“期刊+”的多媒体传播模式。随着多媒体阅读方式的兴起，多民族中国文学在进行海外推广时也可丰富产品线，开发建设专门的网站和多款App软件，可以尝试有声文学。此外还可将多民族中国文学作品与其他形式的艺术结合，制成中英短视频在平台传播，实现多民族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多媒体化。 结 语 中国与世界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的相互交流是其重要实现途径。《人民文学》英文版《路灯》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英译与海外传播的重要平台，它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译介，是多民族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具体实施，它讲述传播了多民族中国故事，构建了多民族中国形象，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了中国的多民族文学和文化。在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人民文学》英文版《路灯》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译介为多民族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多样化的经验启示，这些经验启示对于更有效地实现多民族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增强世界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最终实现中国文学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历史跨越具有重要意义。 （罗宗宇、言孟也，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制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4BZW15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制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8ZDA271） 【注释】 ①截止到2018年底，英文版《路灯》已出版22期，笔者联系人民文学杂志社目前共获取21期《路灯》杂志，第22期《路灯》直至论文截稿时仍未获得，故本文的所有数据统计截止到第21期。 ②阿尔泰2篇，阿拉提·阿斯木1篇，阿来6篇，阿云嘎1篇，艾多斯·阿曼泰4篇，艾克拜尔·米吉提2篇，次仁罗布2篇，丹增1篇，邓一光2篇，关仁山2篇，格日勒其木格·黑鹤1篇，吉狄马加2篇，金仁顺2篇，劳马2篇，李进祥1篇，鲁若迪基1篇，马桓1篇，买买提明·吾守尔1篇，梅卓1篇，聂勒4篇，帕蒂古丽1篇，石舒清1篇，王华1篇，王小妮6篇，吴岩2篇，野夫1篇，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1篇，叶广芩2篇，叶梅1篇。 ③张荣的学位论文《〈人民文学〉英文版研究》将2014年第1期主题“Peoples”错译为“人类”，应为“民族”。 ④魏友敦（Jim Weldon）：《译者笔记》，《路灯》2014年第3期。 ⑤“泼先生”源自“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该奖项是民间的文学评奖，面向青年作者，倡导独立的、思想的、探索的写作。 ⑥⑬⑭王祥兵：《中国当代文学的英译与传播——〈人民文学〉英文版Pathlight编辑总监艾瑞克笔访录》，《东方翻译》2014年第2期。 ⑦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在阿来《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两年后，将其翻译成英文版Red Poppies（红罂粟），并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推出。其英文版随即受到了美国权威书评杂志《柯克斯书评》、英国《泰晤士报》等西方文学杂志和报刊的推介传播。随后，阿来的《藏魂》《格萨尔王》英译本相继在英语世界推出。彝族作家吉狄马加多次参加德国柏林诗歌节等国际诗歌节，并倡导创办了“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等国际活动。通过多次国际文学交流，国际诗人群体对吉狄马加及其作品认可度提高。著名汉学家梅丹理等译者积极将其作品翻译成英语、希伯来语、波兰语等进行出版。满族作家吴岩创作科幻文学的时间长、产量大，他担任了美国科幻研究会（SFRA）中国籍会员，并多次在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等国家讲学。 ⑨⑲李舫：《中国当代文学点亮走向世界的灯》，《人民日报》2011年12月09日第019版。 ⑩王国平：《文学期刊：“灯塔”依然在发光》，《光明日报》2016年07月18日第09版。 ⑪林文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英文版）作品选译策略》，《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11年第4期。 ⑫“纸托邦”（Paper Republic），由美国青年翻译家艾瑞克·阿布汉森（Eric Abrahamsen）于2007年创建的中国文学海外推介网站，也是“中国文学短读计划”的发起平台。现为《路灯》的合作单位，由艾瑞克担任编辑总监。 ⑮钟娜：《翻译促成语言之间的异花传粉》，《东方早报》2016年1月8日第A20版。 ⑯新世纪国家开展的各类文学译介工程主要有：“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2006—）、《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书库》（2007—）、“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9—），“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2013—），丝路书香工程（2014—）。 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版权数据统计EB/OL.http：//www.ncac.gov.cn/chinacopyright/channels/4386.html. ⑱赵征军：《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以〈牡丹亭〉的英译与传播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3页。 ⑳魏清光、曾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成效与不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相关链接 全面回顾与多向度的开放式写作—— 2019少数民族文学阅读印象 石一宁：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感想 民族文学典籍文献走向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