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儿童长篇小说的丰富与拓展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11:11:55 文艺报 张锦贻 参加讨论
关键词：少数民族儿童文学 进入21世纪，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愈加受到重视。一些长期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作家，或以自己童年感触为依据，或以前辈少年成长为依照，或以当代孩子求学经历为依循，写出了反映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少年儿童生存状况、生活状态的长篇书卷。民族作家们以儿童的视角、天真的目光看待生活，以稚拙的口气、有趣的语调讲述出来，既以别具一格的艺术方式塑造了当代少数民族儿童形象，又以别出心裁的艺术手段呈现出当下民族地区的现实问题。 这种民族性与现代性交汇交融的儿童文学现象，一方面与我们面临的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新时代主题有关；另一方面，民族儿童长篇小说创作的急速进展也似乎形成一股潮流，击荡着整个民族文学领域。 可以看到，很多民族儿童长篇小说都不约而同地聚焦现实题材，但各自展现出不同的维度，并由此体现现实主义在当下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同类型写作的创新与突破。如：青海土族作家东永学的《天边的彩虹》。主人公是一位名叫琪艳索的12岁的土族小姑娘，小学六年级学生，因阿爸阿妈常年外出打工，她跟着阿爹阿尼（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作品写学校要放寒假了，放了寒假就快过年了，但琪艳索的阿爸阿妈已经离异，阿妈不会回家过年，阿爸有了新家，阿爹阿尼却并不喜欢。琪艳索虽小小年纪，也就有了烦恼有了心事。但她在班上是个总考第一名的好学生，考了第一名学校就会敲锣打鼓到学生家里送奖状，校长、老师也会亲自来向长辈们报喜。作家就借此来写如今土族村庄里兴办学校、鼓励男娃女娃求学上进的新风气、新习俗，巧妙地串起了土族人古往今来尊老爱幼、帮亲助邻、勤俭爽朗、乐观风趣的民风民情，更巧妙地揭示出在这个大时代中新一代土族少年儿童的生活图景和精神风貌。作家不时以琪艳索的视角，展示新时代土族人聚居村庄的历史变迁、习俗变革、生活变化，还通过过年过节时土族人唱的祝赞歌、土族小孩子吟诵的老童谣新儿歌，以及长者给小辈讲述的故事、传说，渲染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人际氛围，彰显出土族人的民族精神。显然，在儿童文学领域中深耕一方土地，用不断深入的地域书写描绘斑斓的民族儿童文学地图，是当下民族儿童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种趋向。 另一位青海蒙古族青年作家索南才让的儿童长篇小说《小牧马人》，也是作家在多年躬耕其中的本土版图上的又一次跋涉。作品诗意地展开了一幅西北边地广漠漫沙的荒凉画卷，在这荒野上长大的小牧马人阿秀的少年人生，也就成为了大西北游牧民族当今生存、生活的一个缩影。书中，鲜明活泼的生活细节跃然纸上，通过这些细节，可以看到生活在大西北的蒙古族儿童的生活情形，看到那里的蒙古族人的生活轨迹。与众不同的是，作家以“小牧马人”的立足点和视点作为切入生活的角度，展现出了历史的、现实的别样剖面——小说分为上部、中部、下部。三个部分的开头分别是：“逃课的阿秀”、“小牧马人阿秀”、“旷野中独自过夜”，形象而又清晰地牵出小主人公的生活故事和成长历程。阿秀是个小学生，“阿秀上学的地方叫达那，那是一个野兔泛滥的地方，紧挨着‘一滴大海遗忘的眼泪——青海湖’。”他想念着为他做锅盔馍馍、缝羊毛被子的姐姐，他在姐姐面前性格倔强，但姐姐给他的食物却总是被坏小子们掠走；他心爱着最蓝最蓝像宝石一样的湖水。他因为不喜欢学汉文而逃课，虽然只要他用心就会学好每一门课程，可他终究最爱牧马和放羊。可是，当他真正回归到草原，却经历了危险艰苦的旅程——沉重的黑夜、可怕的迷路、凶恶的饿狼、高大的巨树……弥足珍贵的是友人的真心相助。显然，作家书写的虽然只是小牧马人在学校、在旷野的简单明了的生活，却灌注了作家对于民族历史和当下现实的深入思考，衔接起西北草原上蒙古族牧人群体几十年的生活史和心灵史。出色的是，作家的笔在史与实之中自如穿梭，在描写民族儿童的灵巧灵动的叙事中，对历史不断地融入和化出，对现实又及时地展现和突出。可见，这是一部书写童年而致力于人世的厚重之作。 另一位蒙古族老作家察森敖拉的儿童长篇小说《天敌》，是再次修订的再版书。作品中写老牧人达尔吉爷爷的孙子超尘，误将狼崽黑嘴巴当成狗崽来驯养。在写黑嘴巴咬了达尔吉爷爷鼻子、伤了超尘同伴祁才郎小腿之后，写了它与超尘的亲密接近；又在写它帮着超尘与小伙伴们逮土钻钻的出色表现中，意外地揭开了人与动物相依相存、和谐与共的另一面，揭示了生态文明内涵丰富、意蕴深厚的独特性。整部小说情节曲折、童趣盎然。作品的结尾更是以一个令小读者和大读着都会感兴趣的问题，留下一个大大的悬念。作品丰富了儿童小说的内容，也拓宽了动物小说的疆域。 回族作家冶生福，在儿童长篇小说《蓝月亮》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女儿/和所有正在成长的孩子们！”显然，这是一部爱的篇章。作品通过父女两代人（我与你）的参照性叙述，让回族美妙的传说故事、传统歌谣与独特的宗族习俗、宗教氛围所构成的民族文化，以及在历史变动、时代变迁中所形成的民族传统，与改革开放后民族地区的现实生活、现代气息相遇、相撞，表达出西北边地的乡土伦理观念和积淀悠久的民族价值取向。作家也十分注重细部的描绘、细节的刻画，使父与女各自的童年抒写，因现代性映射，而使作品不仅关涉人性命运的艰难抉择，更牵引出不同时代交合中的挣扎与坚守。 作品以“我”的视角切入，写两代人童年的不同境遇，也写到了社会的不同状态、写出了时代的不同情况。尤为可贵的是，作家巧妙地将边地回族少年的心思与病残儿童的心事，在交错叙述中渐渐地汇聚为情和义；将自然风貌、水土风情与道德关怀、人文关照，渗透到了生活的褶皱处、细微处。作品中写到的“我”和哥哥、莲，以及 “我”的病残女儿、劳疾父母等等，大都是此前的儿童小说中未被充分塑造过的，他们的原型来自作家当年的亲历。所以，无论是儿童形象还是成人形象，都有着浓郁、强烈的民族气息和地域气味。 近年最引人瞩目的民族儿童长篇小说，要数来自北疆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鄂温克族女作者芭拉杰依·柯拉丹木的《驯鹿角上的彩带》，和云南回族青年女作家马瑞翎的《独龙江上的小学》。 鄂温克族作者芭拉杰依·柯拉丹木并不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她只是久久地挚爱着纪念着自己的一向淳朴的民族，她因此在古稀之年追忆过去、梳理从前，写下中国使鹿鄂温克族人的生活故事——有趣有味的童年、少年，有声有色的青年、壮年……折射出这一独特民族独辟的生活天地、独具的思想方式、独有的内心感情。书中写得最多的是三个孩子：一副大人样的小女孩达莎，和站在雪板上能从冰包顶上飞跃似的滑下去的弟弟米卡以及爱生气的妹妹娜佳。三个孩子在冰天雪地中，在依嫩（营地）的纠（家）中，像模像样地与三头残疾驯鹿相处，抚摸它们的额头，掰开列巴给它们吃；他们撮完了一片苔藓地上的积雪，看着三头驯鹿啃食苔藓；然后重新点燃火堆，把早晨吃剩的半锅肉吊在横杆上，烤了一个尅列巴在火堆边，又把妈妈的茶桌拿来，默默地吃晚饭。 作品把三个鄂温克小孩子爱父母、爱姐弟、爱家园、爱驯鹿的独特情感写得活泼泼、活生生，自然地写出小姐姐对小弟弟的天然的一份责任心，写出三个小孩子对家、对驯鹿的天生的一种担当，虽是表现在独特的地域、民族中，恰正呈现出中华各民族人民共同的传统美德，显现出东方文明悠久的历史积淀。 云南回族青年女作家马瑞翎的《独龙江上的小学》，则具有更鲜明的新时代色彩。民族儿童上学，看似小事，其实是一代代民族新人成长的大事，是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强盛国家的大事。以小即大，以儿童看未来，书名就有很强的思想、艺术力量。这力量，决不局限于儿童文学自身。但，妙就妙在，整部作品中，就着力写了一个独龙族小孩子上学的前后左右，却写出了独龙族的生存巨变和社会跃进，字字句句中，童心跃跃，童情扬扬，童趣欣欣，无论是小读者还是大读者，都会被打动！ 作品写独龙族儿童阿鼎上学前怎样让骨科医生用镰刀刮了个光头，怎样跟着爸爸在波涛汹涌的怒江上过溜索，怎样在课堂上有了学识、在森林里学了知识、在集市中长了见识，又怎样度过学校里的白天和夜晚、怎样听村子内外的每一件“大事”和“更大的大事”，生动地写出了“细节的真实”，真切地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还应该谈到的是，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一些汉族作家，尤其是年轻的汉族作家，也写出了反映少数民族儿童生活和成长历程的长篇小说，如青海省格尔木市女作家唐明，2018到2019年连续出版了反映新时代藏族儿童生活变迁、情感变化的儿童长篇小说《带着我的小马回草原》《天鹅爸爸》《戴嘎乌的男孩》，书名精练、精当地点出了书的主旨——生态意识的唤醒，精神文明的建设，民族团结的增强。其间，无论是写迁入三江源移民村的曲吉多吉历经艰难送小马回到遥远的、但可以自由奔跑的唐古拉多尔玛草原；写索达加爱妈妈爱天鹅的深情，以及爱城里来的观鸟人和那个弹扎念琴的神秘人的真情；还是写那个戴嘎乌（装有小佛像、经文绸片等宝物的精美小盒）的尼玛顿珠从草原来到城市上学，偷偷用功，默默进取，终于与汉族同学成为好友的故事，都散发着浓浓的藏地气息，都呈现出新时代藏族儿童新的精神气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