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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裳”里原来有整个自然——王勇英的儿童文学发现


    近年来,我国原创儿童文学发展成绩显著,较突出地表现在同质化创作趋势得到遏制,业界更加崇尚“原创”,对儿童文学的艺术认知更为全面。在题材范围、多元化审美风格开拓丰富方面,更有明显改观。这其中,一批作家持续扎根地域文化,将新时代少年儿童的精神成长深植于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之中,既有力扩容了原创儿童文学的知识空间,呈现出各具特色的美学趣味,又始终致力于对广大儿童读者展开积极的价值引导,表现出活跃的创作状态,广西作家王勇英属于这其中较典型的一个代表。
    王勇英的新作《花一样的衣裳》聚焦于广西隆林地区的苗族文化,特别是其手工服饰艺术。在儿童文学语境内想要实现这一目标,既要求作者对日常生活熟悉热爱,对于地域风俗和相关文化有着专门的关注研究,又要求其能为引领儿童进入该领域找到有效有趣的通道,使得积极的阅读认知成为可能。
    表现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可能不关乎历史,它一定是一个历史感极强的命题。而“历史”对今日之儿童来说,又必然是陌生的。如果地理空间又偏远的话,就更具难度和挑战性了。基于长期积累的儿童文学表现能力,王勇英采用了儿童中心视角与“在路上”的叙事方法,打通几代人的时空阻隔,以“情感”与“寻亲”为故事主轴,步步深入苗族文化的现场与历史腹地,破译“花一样的衣裳”神秘的符码含义。作品展现了一个特定地域淳朴的自然与人伦之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间胜景,为儿童打开一扇不一样的文化、艺术、生活视窗。
    故事从小女孩“角月”的感受与视角开始叙述,从她眼睛里对奶奶的老布娃娃和一套老花衣裳的好奇,以及对奶奶行为的种种不解自然进入,很快就将小读者代入到遥远的古老的时空中,跟随角月走上寻找走丢了的奶奶的行动过程中。这是一次从都市回归山村、乡野的奇异经历,催使角月一家走上这条路的原始动力是“亲情”,而诱发奶奶离家远走的根本动因也是寻亲——找回自己的妈妈与故土。于是,“爱”与“亲情”成为这个故事的轴心,也是叙事的基本动力源,连接了不同面向的人物与情节,使得故事延展与升华有了可能。“爱”所以能作为“母题”被反复叙述,就是因为它的永恒性,不因时空变迁而改变。爱的“一致性”生成了寻亲的接力赛,也是消除历史、文化陌生感的能量。儿童文学是特别推崇“爱”的文学,就因为儿童是秉承与传递作为初心存在的“爱”的载体。
    角月的奶奶已经80多岁,可是逐渐年老时她在精神上却返回了幼时,记忆与思想多数时候停泊在五六岁时,与妈妈骤然隔断的伤痛令她寝食难安,最终走向寻根的艰难道路,这是爱的空缺带来的巨大动力。苗花婆婆已经100多岁,一个人的孤苦岁月,全靠内心深处对女儿的执著等待支撑时日。女儿与母亲血脉相连,成为成就彼此生命的终生依靠。“亲情”是一种本质力量。它具有先天性,但却可以超越血缘关系而绵延,从家族、家庭之爱,走向人间大爱。这是王勇英在本书中的一个重要表达。她也将这个思想认识传递给了孩子。
    王勇英对乡间原始朴素的自然生活天生敏感,她具有一种用艺术还原质朴的洞察力与表达力,这其中蕴含着一种不可名状的灵性的才情。比如她写苗花婆婆的纺线织衣,就是一种文字的舞蹈。她用飞扬的想象力、精细的语言刻绘出了传统农业社会一种女性劳作的全过程,这是一种文化遗产。但她真正写出的还并不是劳动,而是人的生命与生活的创造力美感,人与自然高度融通和谐的存在奇境。我们可亲可敬的先民们,他们完全是用“初心之爱”、用自然的呼吸与律动在纺纱织线,整个天地自然都能被织入一件“衣裳”里,“衣裳”里有整个宇宙。所以作者取题名“花一样的衣裳”,山是花,河是花,树是花,花也是花,“花”即自然,衣裳里有自然,自然即衣裳,全都是美丽的风景。而使这一切相映成趣、完美入画的,又皆因人类高贵的心灵,立于因爱而确立的人间真情。
    王勇英用一个曲折的寻亲故事言说了一段人间传奇。故事充满了代际传承、对话、理解的声音,虽始终穿透历史与别样的文化,但因为以儿童为行动与思考的主角,所以整个寻根的历程便也是孩子们的了。作者对母题“爱”有崭新的故事演绎,童年与老年在叙述中多重复合,令读者对生命时间有更深感触。王勇英的作品是老少咸宜的,但对于儿童读者来说,烙印于他们脑海里、最重要的阅读收获便是这个“花一样的衣裳”的认知图式,这一图式建构是创新的。将“自然与衣裳”设为一个整体,既对古老的苗族服饰文化精髓做出透彻总结,更在现代意义上以文学的方式对文化遗产积极传承,同时极富自然生态论的价值启导,因此,本书的意义是可以从多重维度去解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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