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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人道主义的精神底色


    在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2019年度小说排行榜中,上榜的5部长篇小说分别是阿来《云中记》、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付秀莹《他乡》、麦家《人生海海》以及陈应松《森林沉默》。认真打量这几部上榜作品不难发现,在文本之中其实都内蕴着一种足称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底色。
    阿来的《云中记》最重要的核心情节,是祭师阿巴的毅然重返云中村。在时过境迁10年之后,公众差不多已经把当年的汶川大地震都遗忘殆尽的时候,阿来却借助祭师阿巴一个人的返乡之旅谱写了一曲庄重悲悯的“安魂曲”,其意义和价值绝对不容低估。如同其编者所言:“一位为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被命名的祭师,一座遭遇地震行将消失的村庄,一众亡灵和他们的前世,一片山林、草地、河流和寄居其上的生灵,山外世界的活力和喧嚣,共同构成了交叉、互感又意义纷呈的多声部合唱。作品叙事流畅、情绪饱满、意涵丰富,实为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力作。”阿来能够把《云中记》这样一部一个人的“安魂曲”,最终演变为内容意涵特别丰富的多声部合唱,充分体现了作家精神深处特别难能可贵的历史责任感与人道主义情怀。
    出身于军人家庭的邓一光,在沉潜10年之后奉献出的《人,或所有的士兵》,不仅是作家的自我超越之作,更应该被看作一部可以与世界优秀战争文学作品对话的中国当代战争长篇小说的标高之作。如果说作为一位战士本身在战争中的遭遇可谓是生死旦夕的无常的话,那么,作为一名战俘,置身于仍然在进行过程中的战争中的命运,简直就是如同蝼蚁一般地可悲复可叹了。也因此,身处如此一种特殊境地中的如同郁淑石这样的战俘们,其最根本的精神特点,就是内心生存恐惧感的生成。正如同潘凯雄指出的:“在郁淑石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恐惧,从一种恐惧到另一种恐惧,他作为正常人的生活感官已被战争切割得体无完肤,就像是战争机器制造的一个社会残次品。”邓一光此前的战争题材作品既有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更表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以我所见,能够从当年那样一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浓得化不开的英雄主义情结,跨越到《人,或所有的士兵》这样一种“去英雄化”之后的对于战争中恐惧与软弱情绪的真切书写,充分见出作家内心深处的悲悯情怀。
    付秀莹《他乡》最突出的思想艺术成就,集中体现在小说对幼通父亲以及幼通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深度塑造上。虽然说付秀莹的作品并非张爱玲的简单翻版,但幼通父亲对子女生存权利的无端剥夺,却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活生生的男版曹七巧。人性早已被父母严重扭曲了的幼宜和幼通姐弟俩,也就可以被看作是当代版的长安与长白。如果缺少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我们很难想象付秀莹能够活色生香地塑造出以上几位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来。
    相比较而言,麦家长篇小说《人生海海》的主要成就在于成功地打造了上校这样一位生活英雄形象。说到麦家对上校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最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细节,就是他私处的那个文身。事实上,也正是这个文身,从根本上决定了上校大半个人生的基本走向。他后半生一切为人所不解的怪癖言行,均可由这一心结中找到答案。我们之所以可以把上校理解为一位具有精神分析深度的人物形象,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毫无疑问,正是在某种人道主义思想的支撑下,麦家才会把自己的关注视野投射到这位1949年后长期处于另类边缘地位的前国民党军官身上。
    陈应松的长篇小说《森林沉默》是一部与其故土楚地有着深切文化关联的作品,在风格上亦承续了屈原所开创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在“风景画”淡出当下小说创作的情况下,陈应松以回归自然的姿态,不吝笔墨地热情书写了森林的原始奇异景观。大篇幅的风景书写丰富了小说的审美意蕴,同时,借助风景背后所隐含的权力关系,作家得以完成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毫无疑问,如果说以上4部作品都有着人道主义情怀的突出表现的话,那么,陈应松这部以生态描写为基本主旨的长篇小说,干脆就把人道主义的内涵进一步扩充到了整个大自然。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被称之为“物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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