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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资源的黄金时代


     一
    写作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一个人在书房里,或者在任何地方,在那里思想,在那里构思,在那里焦虑不安,在那里反复折腾,然后成文,这整个过程完全是个人化的事情。但是,这个个人化却又是相对的,因为如果没有写作资源,纯粹的个人化是进行不下去的。所以,所谓的个人化是有必要前提的。
    这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写作的资源。你的个性化、你的思想从哪儿来,你对生活的判断从哪儿来?无疑都是从资源当中来。
    资源本身,有多种不同情况,比如有些属于间接的资源。间接资源可能更多的是通过书本,通过信息,通过其他各种途径了解,但不是写作者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直接了解到的。而直接的资源则更多是作家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当然,关于资源与写作的关系,在每个作家那儿,情况也不完全相同。作家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比如我就非常崇拜有天赋的作家,生活在当代,却能够把历史的一些东西、过往的一些东西写得那么活灵活现,那么让人佩服,那么让人相信,那么让人觉得是那么回事。这一类的作家我觉得他们通常是极有天赋的,并且非常自信,想象的虚构能力非常强。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作家,我写过往年代的小说是不太多的,我的小说绝大部分跟自己的经历有关,当然不一定直接写我个人的经历,但是跟我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有关系,所以在个人写作的资源上,我更注重当代性,或者叫当下性。如果说每一个作家的写作资源都相当于一个仓库,那么库存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库存的内容、库存的数量,都能决定作家的作品品质以及写作的时间长度。如果库存是固定的,作家长期坐在书斋里面写作,长期使用他的库存,那他的库存就会日益减少。这就需要不断地补充库存,以及更新库存。尤其是以现实题材为主的作家,应该时时处处注意补充和更新自己的库存,让自己的资源能够源源不断。而要想时时处处积累和获取资源,就要对现实生活保持特别的敏感,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别人会不太在意,但是在我们这儿,很可能就成为非常好的资源。如果我们把现在这个社会比喻为一列高速前进的快速列车,那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那种剧变的感受是极其强烈的,和年轻一代有所不同,年轻一代出生时就在这个快车上了,成长的二三十年一直就是在这个车上快速地前进。但是我们这一代完全不一样,我们过去是在一辆牛车(慢车)上长大的,这形成了我们的世界观,形成了我们的价值观,形成了我们所有的对问题的看法。但是突然有一天,我们从牛车爬上了快速的火车,而且这列火车越来越快。随着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坐这列太快的火车就会眩晕,就会接受不了,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作家在当下写作的时候碰到的一些困惑。
    困惑是什么?困惑就是最好的资源。我们对于今天社会和昨天社会的认识,就是反差特别大,这种大反差对作家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同时又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因为我们成长中形成的许多观念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挑战是什么?挑战就是最好的资源。从我个人创作的情况来看,我的资源就是我们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我写作的灵感和出发点。比如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高科技,技术的高度发展,给人们带来无比方便、快捷、舒适的生活,但同时,又让人们时时处于被动状态。我们被技术主义所束缚,却又离不开技术主义,痛并快乐着。
    有一天一位评论家突然问我,你是不是写了一个关于手机的小说,我说是的。他说你好像还写了一个关于名片的小说,我说也是的。他说你还写了一个关于邮箱的小说,电脑发邮件的。他问了这三个问题,我发现一个问题了,他在研究我最近小说的走向。他说我看到你的小说就想到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就是18世纪30年代开始发生的欧洲工业革命,用大机器的生产取代了过去手工业的生产。一个社会从农业进入到工业在慢慢发展,但是一旦进入了机器化以后就开始快速发展,那个时代的作家也曾经面临过无所适从的时代,他们成长的时候是工业革命爆发之前,而在他们写作的时候工业革命爆发了,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和我们现在的处境十分相似。
    就说一个最普通、最普遍的例子吧——手机。
    有一天我坐火车,和接站的人约好下车后打电话,他在接到我电话后,再将车子开过来接我。结果我下车的时候,发现手机死机了,完全手足无措,只能傻等。其实手机在给我们带来极大方便的同时,时时都隐藏着某种危机。后来我写了一篇小说,写某个人坐飞机去外地开会,下飞机后发现手机死机了,不仅是接站的人联系不上,连开会所在的宾馆和会议的内容等,都在手机的短信里,一旦死机了,就完全没有办法了。于是他想方设法找电话,向别人借用手机,可人们警惕性高,不肯借;想打磁卡电话,因为时间太晚,买不到磁卡,最后干脆打了车进城再说。他不知道会议的地址,只好先随便找个宾馆,因为宾馆里肯定会有电话,但是宾馆总台的电话是内线,只有住宿到房间并开通长途才能打电话。于是他又只好先住下,并交了开通长途的押金,好不容易进了房间,看到电话,拿起来,拨了外线,电话通了,却不知道该打给谁,因为大脑里没有一个记得住的电话号码,现在的电话号码在手机通讯录里都变成了人名,人们早已经不需要费心记住任何的电话号码了,于是麻烦大了,谁的号码也想不起来⋯⋯好一番折腾,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开会的宾馆,已经是第二天下午,赶过去的时候,会议已经结束,接待方已经在送站了,搞会务的人也不知道他是刚到的,就把他一起送到了飞机场,于是,他又坐飞机回家了。
    我写完这篇小说的时候,恰好和一个在国外工作生活的喜欢搞文学翻译的老师通电邮,她告诉我一件事情:今年暑假,她带儿子回国,因为孩子平时触“电”太多,她决定过一个无“电”暑假,所以手机、电脑、平板等一概没带。结果一下飞机,就出问题了,接站的那个人根本没在约定那地方等他们,她又没带手机,无法打电话。磁卡要五十元一张,打一个电话花五十元太浪费。再去找投币电话,但投币电话非常少,找了半天总算找到了,投币进去却没反应,旁边的清洁工告诉她,投币电话坏了。总之是在机场折腾了老半天,最后才在另一个地方找到了接站的人。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国内生活也是如此,去医院看病,护士说,你留个手机号,说没有;留个家里的固定电话,也没有;那就留单位电话,没有。护士像看怪物似的看着她,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没有电话。到银行办网银,要有手机,没有手机办不成。她整理家里旧物,收旧货的大哥拿着手机说,您留个手机号给我,以后我再来您家收⋯⋯
    我们都知道,手机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方便,节省了多少时间,减少了多少麻烦。我们同样知道,手机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手机让我们出了多少洋相,手机把我们束缚捆绑住了。
    于是,我们一边抱怨手机的麻烦,一边享受着手机的方便,乐此不疲。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二
    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原创力,原创是一部作品的灵魂。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少作品,每年都有大量的新作问世,不管是传统媒介还是新兴载体,海量的作品充斥市场,从数量和规模上看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我们缺佳作缺力作,缺精品缺大作品,很关键的原因就是创新创优不够、文学原创力严重匮乏。一个没有节制的复制的时代,似曾相识的、人云亦云的、一般化的、表面化的东西很多,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有创新意识的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尽如人意。前一阵子有个朋友问我,你在苏州几十年,生活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写作在这里,家人在这里,朋友在这里,社会关系在这里,几乎一切的一切都在这里,你写的小说,也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可你现在跑到南京去了,你去“上班”了,你去体会另一个地方和另一种生活了,你人生的风格会不会变,你作品的风格会不会变?会不会有一天写出南京味儿来了?
    一个“变”字,引发了我的思考,也让我觉得有话可说了。我回答他说,南京味儿应该是不会有的,但风格的变化又是必然的。过去的三十年,我一直在苏州写作,给人印象就是苏州作家的特色,写的都是以小桥、流水、人家这种风格为主的小说,好像早已经定位了。这一类小说的故事不追求大起大落、惊心动魄,只讲究一种气场,讲究一种情状,讲究一点韵味,这可能比较符合苏州城市的风格。苏州城市的风格是由它的文化底蕴决定的,苏州人肯干事能干事,但不张扬不外露,风格上比较儒雅。我从小在苏州长大,受苏州文化影响感染较大,我创作的文学形象、营造的文学氛围肯定是苏州化的,这种风格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希望能够达到淡而有味、小中见大的境界,而不仅仅是精致精细。但是这种追求带来了问题,许多人能够感觉到你的淡,却感觉不出其中的味,于是就成了淡而无味了,就像有些北方人喝碧螺春的感觉,这是由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决定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小说看似平平淡淡,但内含的是人性的东西,是内在的精神冲突,自己津津有味,但别人不一定认同。
    主观上,自己也反省,什么样的作品能让人提起精神、感觉振奋。从客观上讲,我们身处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二十年前,苏州的小街小巷还在,街巷里的老头老太、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乡村妇女还在,就鲜活地在你眼前,但是后来慢慢地消失了,没有了。好像主客观条件都不让你再像原来那样写了,这时候变化就是身不由己的了。
    我的目光投射的群体发生变化了。在后来的一个写作阶段中,我写了大量农民工的生活。其实不能说是我主动将目光投向他们的,而是这个群体扑上门来了,它急切而全面地扑上来了,它轰轰烈烈地扑上来了,你想躲也躲不开,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法跟他们分开了。他们帮你装修房子,他们给你送纯净水,他们将你无法处理的旧货垃圾拖走,他们日日夜夜站在你家小区门口,守护着你的平安日子。你到饭店吃饭,给你端盘子送菜的,几乎清一色是外来打工者;你走在街头,会看到一溜排开的工棚,如果你伸头进去看看,你就知道他们的生活处境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大量出现和存在,甚至使得我们每一个城市的方言都渐渐地淡去了,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顽强地走进了我们的视线。只要不是有意闭上眼睛,你的目光就无法离开他们了。
    有一天一个年轻的记者忽然问我,你写了许多关于民工生活的小说,但是你了解和关心过“80后”“90后”的农民工吗?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我所了解的和我作品中的农民工,大多数是“80后”“90后”的父兄辈农民工,他们在城市艰辛生活,省吃俭用,积攒下每一分钱,然后带回家去造房子,给儿子讨媳妇,再抚养孙儿孙女。所以,他们除了一天三顿填饱肚子,几乎没有其他消费,天一黑就在工棚里睡着了,听不见风声雨声,甚至连梦也不做,因为他们太累太困了。从这一点上讲,他们虽然人在城市,但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现在,他们的子孙辈也进城来了,“80后”“90后”的农民工,他们比父兄有文化,一般都初中毕业,甚至读过高中,他们不可能像他们的父兄一样,早起打工,天黑上床,除了生存渴求外,他们的精神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呢?我开始关注“80后”“90后”农民工的状况,这是一群从物质到精神都想要融入城市的新农民工,他们恐怕也不会像父兄那样在城里干几年后再回老家了。我开始有意地关注他们,有一次和一位公司老总聊天时,他告诉我,他们公司数十位安保人员,无一不是外来的民工,他们住在公司提供的统一住房内,每个月的上半月,晚上在住处是见不到他们人影子的,一发工资,他们就出去消费了,下馆子,进网吧,看电影,去KTV,城里年轻人去的地方,他们都想去。于是,到了下半月,钱花完了,甚至连手机上网费都耗尽了,无处可去,蜗居在住处,无聊地熬着漫长的夜晚。他们没有积蓄,对收入基本没有计划,这样的日子,他们打算过几年呢?除了网吧和馆子,他们的精神追求又该在哪里着落呢?我们应该如何给予他们关注和帮助呢?对这样的一个群体,我想,我的目光,会更多地投向他们。
    然后,我的目光又渐渐地从年轻一代的农民工身上,扩展到在城市打拼的更多的年轻人身上。他们多半来自农村、乡镇或比较偏远的小城市,是所谓的“外地人”,又多半有或高或低的学历,或者掌握了一门技术,他们的日子也许会比农民工稍稍优越一点,但是在城市,他们同样是最底层的、最艰辛的。尤其是上过大学、有学历的年轻人,不仅自己有梦想,想从物质到精神都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就连同他们的家人亲朋,都指望在他们身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的压力,比起农民工来,也许是更重更大的。在城市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们如何面对生存压力,如何生活,如何实现梦想,等等,都激发了我写作的激情。我渴望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写出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于是,家电安装工、网络维修工、公司蓝领、房屋中介公司的中介人员、年轻的机关工作人员,甚至快递员、邮递员,等等,纷至沓来,来到我的笔下,来到我的作品中。我打心底深处关心和关注着这群人,我希望他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就这样,我的写作一直在变化。有一位批评家曾经说过,想不到“一直被认为温文尔雅、姿态柔软的范小青内里竟蕴藏着如此强烈的求变欲望”。确实,就我几十年的创作而言,变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正如这位批评家所说:“不同材料,不同对象和不同的内容都会导致手法、视角的变化。重要的是创作的变化往往是生活所逼。”
    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大地,就是我们鲜活真实的社会生活,就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资源。就目前整体的文学创作来看,比起新鲜丰富、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我们的作品还远不到位,远不生动,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去探索、去实践的问题。作家们要在感情上跟各阶层的人们沟通,触碰他们的痛苦和欢乐,所以,作家无论人在何处、家在何处、工作岗位在何处,心一定要在下面。下面是群众,是百姓,是大地,是我们坚不可破的基础。只要大地还在,我们的根就不会动摇;只要大地一直在发生变化,我们的作品就能不断地创新创优。
    (选自《名作欣赏》2015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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