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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信息加工的神经机制


    内容提要:神经语用学研究是借助心理学尤其是认知神经科学手段探讨特定语境下话语产出或理解的神经机制问题。神经语用学研究方兴未艾,在一些传统的语用热点议题上,譬如,语用预设、格赖斯会话含义、语用推理、语篇回指等,已经获得了一些比较一致的研究发现。为了让国内学者及时掌握神经语用学的最新研究动态,本文综述了近十年来神经语用学领域的一些重要研究发现,并从中归纳出一些初步的研究结论。这些研究借助各种神经活动指标对语用学家提出的语用准则及假设的心理现实性问题进行了探究,从认知和神经机制层面增加了人们对语用现象本质的理解。
    关 键 词:神经语用学;预设;会话含义;语用推理
    作者简介:徐晓东,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吴诗玉,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二语习得、二语加工。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汉英违实语义加工的认知及神经机制研究”(编号18BYY085)项目的资助。
        1.引言
    语用学所关注的是在一定语境条件下说话人希望通过话语所传递出的信息或意图(何自然、冉永平2009;Levinson 1983)。在日常交际中,说话人往往并非单纯地要表达语言符号本身的词汇意义(即话语本身的字面义),而可能是一些非字面的隐含意,听话人通常需要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百科常识并借助于一系列的心理推理,去揣测说话人的真实意图。这一过程除了受词汇语义以及句法结构等语言知识影响之外,还受到交际双方的百科知识、交际情境以及个体的认知能力(如推理、记忆)、认知风格、心理状态等非语言因素的影响(Levinson 1983;Hagoort & Levinson 2014)。由此可见,语用学所探讨的问题早已不限于语言学领域,很多语用现象背后对应着难以直接观察到的复杂心理过程及推导机制。因此只有把认知及心理方面的因素引入语用问题的研究框架才能更有效地揭示语用现象的实质。
    然而长期以来,有关语用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思辨或内省分析上,其背后的心理过程和神经机制一直未能得到足够重视。随着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高时间分辨率的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s:Event-related potentials)和高空间分辨的脑成像技术(fMRI: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的推广以及相关实验范式的成熟,探讨语用现象背后的认知及神经机制的时机业已成熟。具有毫秒级分辨率的ERP技术可以通过锁时关系实时追踪语用现象发生的时间进程,揭示语用现象发生的瞬间过程及其对后续信息处理过程的影响;而fMRI等脑成像手段可以从大脑激活指标上反映出各种语用加工过程背后的神经激活模式,这有利于区分不同语用现象背后脑活动情况的异同。最近十年,一些语言学和心理学研究者开始借助这些认知神经科学的先进手段,重新审查和思考语用学领域的众多热点议题,研究者从时间进程和大脑空间定位两个维度探讨了这些语用现象及准则的心理现实性。
    如果说神经语言学是探讨语言理解及产生过程的神经机制,那么神经语用学在此基础之上则更加强调语言的实际使用以及语言表达的适切性(Bambini 2010;Hagoort & Levinson 2014)。本文中,我们将综述最近几年采用ERP、fMRI等认知神经科学手段探究语用问题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发现,主要涉及以下几个语用学核心问题:语用百科知识理解、语用预设、格赖斯(Grice)会话含义、语用推理、语篇回指。文章在回顾这些语用及相关研究时,主要围绕如下两个主题展开:其一,语用信息的处理过程和非语用信息(字面意义)的处理过程存在哪些异同,它们在电生理和神经机制层面是否存在相应的表现;其二,大脑处理语用信息的过程和处理句法语义信息的过程是同时进行还是存在先后之别。
    2.处理不同语用信息的神经生理机制
    2.1 语用百科知识的理解
    语用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语用信息的处理和句法语义信息的处理是否发生在同一平面上。按照序列加工模型的假设,无论是语言理解还是语言产生,二者均由不同的加工阶段构成,比如,第一阶段是语音、词类等短语结构的建构,然后是包括题元角色指派在内的语义加工以及形态句法加工,最后才是把句法、语义以及包括百科知识在内的语篇信息整合在一起的整合加工阶段(Fodor 1983;Garrod & Sanford 1994;Friederici 2002,2011;徐晓东2014)。按照该模型,只有到了最后一个加工阶段,语用信息才会参与进来。这是否意味着大脑处理百科知识等语用信息和处理题元关系等语义信息存在时间进程和空间分布上的分离呢?Hagoort等人(2004)先后采用ERP和fMRI手段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如果句子所表达的命题内容违反了人们所掌握的百科常识,会在关键词出现400毫秒左右产生一个电压为负的脑电成分,即N400①。譬如,当荷兰读者看到语用信息存在问题的句子(如“荷兰的火车是白色的②”)会诱发出与语义信息违反句(如“荷兰的火车是酸味的”)相似的N400反应,而且这两种条件下的N400反应,无论是潜伏期、波幅值还是在大脑头皮的位置分布③,均十分吻合;与此相应,采用相同语料的fMRI实验显示,相对于完好句,语义违反句和百科知识违反句均激活了左侧额下回的部分区域(布鲁德曼45区和布鲁德曼47区)。该区域已被很多研究证实主要与语义加工相关。这说明大脑处理语义信息和百科知识信息的进程并非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它们是同时进行的,而且负责处理两种信息的神经机制也是高度重叠的。这一结果与Jackendoff(2002,2007)等人所提出的语言处理的平行构架模型相吻合,而不支持系列处理模型(Fodor 1983;Garrod&Sanford 1994;Friederici 2002)。
    2.2 语用预设信息
    预设又称前提,是说话人在说出一句话时预先假设成立的命题,通常是言语交际双方的共有信息而不必言明。预设经常是由一些特定的词语触发,比如冠词、副词、连词、否定词、动词等都可以成为预设触发语,从而引出一定的背景和前提知识(魏在江2014;蓝纯2009)。尽管对预设的理论思辨由来已久,对于预设信息的认知过程及神经机制的探讨,最近几年才刚刚开始(如Jouravlev et al.2016;Schwarz 2007;Tiemannet al.2015)。现有实验研究采用行为、脑电、核磁等技术探讨了预设信息加工的神经机制和时间进程问题,以及由不同预设触发语所触发的预设信息,其加工过程是否存在不同等问题。研究发现,尽管预设信息属于句子的背景知识,人们对句子预设信息的加工却非常迅速,通常在听到(或看到)预设触发词的瞬间就开始。譬如,Jouravlev等人(2016)发现,如果时间连词所触发的预设信息和句子的语境信息相违背(如:Jake had never tipped a maid at the hotel before.Today he tipped a maid at the hotel again.),关键词处(again)会出现潜伏期在300毫秒左右的P600④效应。表明大脑对预设信息非常敏感,预设加工在300毫秒左右就开始了。这一结果也说明,如果预设触发词所触发的背景信息与句子的命题存在冲突,会对句子理解造成干扰,进而带来认知负荷的增加。
    Domaneschi等人(2018)采用脑电技术比较了意大利语中两类不同的预设触发语(限定性短语vs.动词短语)对预设调节(presupposition accommodation)的影响。他们发现限定性短语所触发的预设调节会引起N400效应,而动词短语所触发的预设调节会引起P600效应,说明不同的预设触发词所触发的预设加工机制可能存在差别。Xu等人(2015)比较了汉语中两个不同的连词“尽管”“因为”所触发的预设加工及其神经机制差异。因果连词“因为”所触发的是单纯的因果关系(比如:外婆从哈尔滨搬到了海南,因为她喜欢那里冬天暖和。那里指海南),而让步关系连词“尽管”虽然也会触发一种潜在的因果关联(如:外婆从海南搬到了哈尔滨,尽管她喜欢那里冬天暖和。那里指海南),但却是一种“否定的”因果关系。该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因果关系句,让步关系句要引发更大的P600反应以及左半球额中回、颞中回后部、颞-顶联合等区域更强的神经活动(Xu et al.2015),这些激活区域与负责心理理论(ToM:Theory of Mind)的脑区存在很多重叠。这是因为加工让步关系连词所触发的预设信息更加依赖于语用推理、视角切换等认知过程,说明处理让步关系的预设信息要比处理因果关系的预设信息要占用更多的认知资源。
    2.3 Grice会话含义
    Grice(1975)指出,在话语交流过程中,为了保证交流的顺利进行,交际双方必须在合作基础上进行交流。为此,Grice提出了需要交际双方共同遵守的一些基本原则,即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冉永平等2006)。这些原则包括:
    (1)量原则:说话者所提供的信息必须是必要的,不能多于也不能少于交际的实际需求;
    (2)质原则:不说假话或缺乏证据的话;
    (3)关系原则:所说的话要有关联;
    (4)方式原则:所说的话要清楚明白。
    Grice所提出的合作原则是人类交际的总原则,并不意味着交际双方任何时候都不能违反某些具体的原则。很多时候,出于礼貌或特定场合的需要,说话人可能会说一些违反合作原则的话,一旦听者觉察到对方没有遵守合作原则,他就会跨越对方话语的字面意义,去领会说话者希望传递的言外之意(何自然、冉永平2009),这就是产生了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比如句子“一些学生带了近视镜”,隐含的一般意义是另一些学生没有带近视镜。
    最近的几项ERP研究分别比较了违反Grice量准则的信息过剩句(over-specified sentence)和信息不充分句(underinformative sentence)所诱发的电生理反应。Engelhardt等人(2011)研究了违反Grice量准则所引起的行为及脑电反应。借助于认知心理学领域的注意-线索范式(attentional cueing paradigm),他们发现在对视野中物体的识别过程中,违反量准则的信息过剩句会阻碍被试的注意定向,比如,背景语境中出现多余的限定词会延迟被试注意目标物的响应时间,因此限定词位置诱发了更大的N400。这说明日常交流中的冗余信息会对语言理解产生不利影响。Nieuwland等人(2010)采用ERP技术探讨了Grice会话含意准则如何制约句子理解以及Grice准则的约束力如何受个体语用能力差异的影响。该研究发现,级差含义(scalar implicature)信息会得到快速激活并对句子理解产生影响,相对于信息充分句(如“Some people have pets,and…”),信息不充分句(如“Some people have lungs,and…”)会诱发更大的N400反应,说明被试把信息不充分的词语整合到语境中需要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但并非所有的被试身上都出现了该效应,只在语用能力出色的受试身上出现了该效应,语用测试得分低的受试身上并没有发现该效应。而且,一旦传递不充分信息的关键词,比如“lung”,由于后续定语从句的出现而由焦点变为背景时(“Some people have lungs that are diseased by viruses.”),之前信息不充分词上所观察到的N400效应消失。这一结果表明,Grice语用准则会快速作用于句子的理解过程,而且其效力大小受到个体语用能力差异的调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上述研究通过N400指标的变化支持了Grice提出的量原则假设,但并非所有的相关研究都支持Grice量准则的心理现实性。比如,在另外一项ERP研究中,Noveck和Posada(2003)比较了违反量原则的信息不充分句(如“Some elephants have trunks.”)与真实句(如“Some houses have bricks.”)以及违例句(如“Some crows have radios.”)所诱发脑电效应的差异。结果发现真实句和违例句比信息不充分句诱发了更大的N400效应,说明语用不充分句整合加工的难度要小于另外两种条件。与此一致,在另外一项行为学测量中,Engelhardt等人(2006)发现,语言产出过程中说话者并非完全遵守Grice量准则,对于违反Grice量准则的信息过剩句,读者对其接受程度并不低于表述恰当的句子。除此之外,甚至还有一些研究发现(Arts et al.2011),额外信息会促进而不是阻碍语言理解。由此可见,会话含义所传达的“言外之意”到底是促进还是阻碍句子语义表征的建立并不能一概而论,需要结合不同的语境进行判断。
    尽管稍早时候的行为研究显示,话语语用含义的解读发生在字面意义通达之后(Bott & Noveck 2004;Huang & Snedeker 2009),但从这些最近的ERP研究中可以看出,违反Grice合作准则的话语出现400毫秒左右就诱发了相应的大脑反应(一般表现为N400),说明会话含义信息的通达非常迅速,并非一定要等到话语的字面释义出现问题之后才开始,两者很有可能是同时进行的。这一点和来自行为研究领域的最新发现不谋而合,比如Grodner等人(2010)以及Breheny等人(2013)发现,会话含义作用于话语理解过程的速度非常快,并不迟于话语字面含义的通达时间。
    2.4 语用推理
    在日常交际中,有时单从字面语义很难直接读出说话人的意图,因为话语的字面含义和说话人的真实意图可能并不直接发生关系。根据Grice的关系准则,说话人不应说无关联的话,因此听话者需要借助于语用推理(pragmatic inference;有些场合称为搭桥/bridging inference)去推测说话人的真实意图。最近一些研究采用ERP和fMRI技术探讨了语用推理的神经机制,并比较了语用推理句与无须语用推理的普通句以及存在连贯问题的对照句的神经激活模式(Feng et al.2017)。
    研究者首先关注了词汇-语义层面的语用推理。Burkhardt(2006)发现,那些可以借助语用推理而实现连贯的句子,比如(l),要比无法直接通过推理而建立连接的句子,比如(2),关键词处(“conductor”)诱发了更小的N400成分。说明相对于无关语境,语用推理能够促进对隐含关系的理解。
    (l)Tobias visited a concert in Berlin,he said that the conductor was very impressive.
    (2)Tobias talked to Nina,he said that the conductor was very impressive.
    虽然语用推理能够促进语言理解,语用推理过程并非是自动的,相对于无须推理的直接回指条件,在借助于语用推理的间接回指中,回指语的解读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耗费更多的认知资源。研究显示(Matsui 2000;冉永平2006),对于回指语和指称对象之间需借助语用推理才能建立关联的句子,其可接受程度要明显低于两者间存在外显语义关联的句子,但明显高于无任何语义关联的句子。在ERP研究方面,Yang等人(2007)发现,理解需要语用推理的句子(如(3),要比理解无须语用推理的句子(如(4)诱发更大的N400反应。说明语用推理虽然有助于实现句子连贯,但同时也增加了读者的认知负荷,加大了句子的理解难度。
    (3)…the bomb hit the ground.The explosion…
    (4)…the bomb hit the ground and exploded.The explosion…
    不同于词汇层面的推理研究,Kuperberg等人(2011)探讨了基于百科知识的语用推理。她们发现,通过语用推理所实现的“隐形”关联句比前后无任何关联的句子会诱发更小的N400反应,但比无须借助语用推理的“显性”关联句诱发更大的N400反应。例如,对于相同的目标句“She had sunburn on Monday”,出现在语境(5)a之后比出现在语境(5)b之后关键词“sunburn”位置会诱发更不明显的N400效应,但是相比较语境(5)c则诱发更显著的N400效应。
    (5)a.Jill had very fair skin.She usually remembered to wear sunscreen.
    b.Jill's skin always tanned well.She always put on sunscreen.
    c.Jill had very fair skin.She forgot to put sunscreen on.
    该研究中,为了控制词汇语义水平的潜在启动效应,作者特意平衡了三种条件下词语之间的语义关联程度,因此该结果非常清晰地表明基于百科知识的语用推理能够提高语篇的连贯性,促进语篇表征的建立,而且语用推理的难易程度对应着N400效应幅度的相应变化。
    在神经机制层面,等人(2013)对比了人们在处理间接答语和直接答语时的大脑激活情况。研究者给受测人员听一些一问一答的简短对话,在此过程中用fMRI记录受试的大脑活动变化。测试中的答句(如(6)b或(7)b)可能是对问题(如(6)a)的直接回答,也可能是出于避免尴尬的目的而给出间接回答(如(7)a)。实验结果发现,相对于直接回答,间接回答情境激活了内侧前额叶(mPFC:medial prefrontal cortex)和右侧的颞-顶联合区(TPJ:temporo-parietal junction)。大量研究已经证明这两个脑区是负责揣测他人心理状态(即“心理理论”,ToM:theory of mind”)或换位思考问题(perspective taking)的核心功能区。
    (6)a.How hard is it to give a good presentation?
    b.It is hard to give a good presentation.
    (7)a.Did you like my presentation?
    b.It is hard to give a good presentation.
    在另一项fMRI研究中,Jang等人(2013)同样采用问答句形式考察了Grice会话含义的神经机制。对于同样的一句问话,如(8)a,受试可能听到一个直接的回答,如(8)b,或者间接的回答,如(10)b或(9)b。相对于直接回答条件,间接回答条件激活了包括内侧前额叶和颞-顶联合区在内的一些和“心理理论”有关的大脑区域。
    (8)a.Is Dr.Smith in his office now?
    b.Dr.Smith is in his office.
    (9)a.Is Dr.Smith in his office now?
    b.Dr.Smith's car is parked outside the building.
    (10)a.Is Dr.Smith in his office now?
    b.The black car is parked outside the building.
    按照Grice提出的关系准则,无论是间接回答还是直接回答,答句的内容必须与当前话题相关。这两个实验中,间接回答条件均激活了“心理理论”相关区域,说明在间接回答情境下听者需要转换视角从说话者的角度去揣测说话人的话语意图。来自脑损伤领域的研究发现,如果包括上述两个区域在内的广大额-顶网络(frontal-parietal network)存在问题,将会导致病人语用能力的下降,甚至难以理解别人的话语意图(Barbey et al.2013)。
    2.5 语篇回指问题
    回指现象在日常交际中十分普遍。当某人、某物或某一事件首次出现之后,后续话语或篇章中可能再次提及该人、该物或该事件,这一现象即为回指。对回指语的解读(anaphora resolution)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认知过程,其中包括回指语的识别、先行概念的激活及提取以及回指语和先行语的连接与整合等阶段。这其中任何一个阶段,不仅受到句法和语义的制约,还会受到语用因素的制约。因此对回指语意义的解读需要结合回指语与先行语间的句法、语义以及语用关系来界定(徐晓东等2013;Xu et al.2013)。
    在话语交流或语篇理解中,当语境中存在一个以上的先行语时,经常会出现指代含糊,并引发歧义。比如:
    (11)小张认识小李,因为他经常去那家咖啡厅。
    例句(11)中,代词“他”到底是指“小张”还是“小李”,并不清楚。要想解除歧义,就需要从句法、语义以及语用等不同层面对先行语的概念特征进行界定和区分。Nieuwland等人的一系列研究显示(Van Berkum et al.1999;Van Berkum et al.2003;2007;Nieuwland et al.2007a;Xu et al.2018),无论是代词性回指还是名词性回指,指代歧义词处均诱发了一个分布于大脑额区的持续性的负成分(简称Nref:A sustained frontal negative shift),该成分无论是电压的极性(即电压正负值)还是头皮分布都明显有别于之前所报告的与语义加工相关的N400成分以及与句法加工相关的P600成分;后续的fMRI研究也进一步证实,指代歧义和语义违例是由两个不同的大脑神经网络负责(Nieuwland et al.2007b)。这说明,参与语用歧义消解的认知机制可能并不同于负责句法和语义加工的认知机制。但鉴于这些发现主要基于以英语为语料的实验研究,其普遍性尚有待于英语之外其他语料研究结果的验证(如Yu et al.2015)。
    与此相反,如果语境中没有适当的先行语可以与回指语构成同指关系(coreference),便会出现指代失败现象(如例句(12)和(13))。相对于指代歧义,指代失败会产生不同的电生理反应。
    (12)The successful woman congratulated himself on the promotion.(性范畴违反)
    (13)The hungry guests helped himself to the food.(数一致违反)
    在形态变化较为丰富的语言中(如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指代失败现象常常会诱发LAN⑤(Left anterior negativity)和N400反应,而在形态变化较为贫乏的语言中(如英语和汉语),指代失败一般诱发P600或者N400效应(Qiu et al.2012;Xu et al.2013;徐晓东等2017)。说明回指解读不仅受到回指关系类型的影响,还会受到语言类型差异的影响。
    指代歧义及失败现象除了与句法因素有关外,还受到话语语用因素的制约。研究显示,传达已知信息的“话题”(topic)以及传达未知信息的“焦点”(focus),这些话语层面的“信息结构”(information structure)均会对回指加工产生约束(Chomsky 1972;Jackendoff 2002)。由于句子话题或焦点状态的变化(Cowles et al.2007,2011;Hirotani & Schumacher 2011;Kaiser 2011;Hung & Schumancher 2012),会相应改变先行成分的激活水平进而影响其语篇显著性和可及性(Wu & Ma 2016)。那些处于话题或焦点位置上的先行语由于能够分配到较多的认知资源进而可以得到更深的加工,因此指向焦点或话题的回指语(如代词)会诱发更不明显的P600效应(Xu 2015;Xu & Zhou 2015,2016)。
    3.总结及展望
    纵观过往研究,句法和语义加工的神经机制问题已经得到较多关注。最近十年,不断有研究者采用ERP、fMRI等认知神经科学手段,探讨句法、语义之外的“非字面意义”加工的神经机制问题。综合上述研究,这些语料本身都不存在句法或语义方面的问题,它们均是符合句法和语义约束条件(如动词的选择性限制,句法一致性限制等)的合理句,只是某种特定的语境或交际情景使得这些话语变得不够妥当或意图不够直接。这些研究表明,除字面语义的通达能够影响N400之外,来自话语语用方面的各种“言外之意”同样能够影响句子语义表征的建构,因此这些来自语用层面的制约因素同样表现为N400大小的变化。总体来看,由于神经语用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再加上语用认知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不少研究结果存在不一致甚至是矛盾的地方。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找出一些初步的共识:
    第一,除了Van Berkum等人在语篇指代歧义情景中发现了分布于额区的Nref效应之外,其他众多语用现象的处理过程中,如百科知识、语用推理、会话含义等,均诱发了类似于语义加工的N400效应,说明大脑对语用信息的处理和对语义信息处理并不存在实质性差异,因此违反了语用准则和语义完整的句子不仅会诱发性质相似的ERP成分,而且负责两种认知活动的脑机制也很可能是重叠的。
    第二,神经语用学领域的很多实证研究显示,包括百科知识在内的语用信息对句子理解的影响时间并非像先前假设的那样,只发生在形态句法以及语义加工之后的晚期整合加工阶段(如:Garrod & Sanford的两阶段模型以及Friederici的三阶段模型的假设),也并非如早期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语用含义的处理只发生在字面含义通达以后。众多研究显示,读者在看到句子的400毫秒以内大脑已经开始处理来自语用方面的信息。这些发现与模块化的句子加工模型不一致,而倾向于支持平行加工的句子处理模型,比如Jackendoff的平行构架加工模型(Jackendoff 2002,2007)以及Hagoort的整合加工模型(unification model)(Hagoort 2005)。
    第三,现有的神经语用学研究,虽然采用神经科学的方法揭示了会话含义、语用推理、语用预设等经典语用现象背后的心理反应和神经活动,但对其他一些经典的语用话题,如言语行为等,其加工过程及神经机制仍然不清楚。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大部分还仅限于探讨语用现象本身对应的脑生理过程,研究的问题比较零散、不够系统,目前还无法基于这些发现提出比较有影响的神经语用学的理论模型。
    最后,通过本综述可以看出,最近几年神经语用学的研究成果虽然骤升,但绝大部分研究采用的都是ERP技术,比较句子的字面意义和非字面意义加工的时间进程问题。对这两种语言现象背后神经激活模式的研究较少,而这对揭示语用现象和语用准则的心理现实性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很多语用现象,比如Grice的质准则、关系准则,是通过整个句子或特定语境才能够传达出来的,如果只是操控个别关键词很难传递出语用层面的“言外之意”。在技术方面,fMRI和fNIRS(近红外光学成像技术)技术允许语料以句子而非以词为单位呈现,因此具有更高的生态效度;另外,具有高空间分辨率的fMRI技术还可以弥补ERP在空间定位上的不足。
    ①N400是一个和语义相关的负电位脑波(N代表负)且在单词刺激出现400毫秒左右达到最高值。早期研究发现,N400的幅值对语言输入的语义特征特别敏感,比如,相对于最后一个单词与语境相符的正常句(如“He spread the warm bread with butter”),当句子最后一个单词与语境不相符时(如“He spread the warm bread with socks”),句尾单词会诱发波幅更大的N400反应。N400波幅在两种条件下的差异就被称为N400效应。因此一般认为N400主要反映语义加工的深浅。近期,以荷兰马普心理语言学研究所Peter Hagoort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认为N400的大小反映了语义整合加工的难易程度。
    ②事实上荷兰的火车大都是黄色的。
    ③ERP成分大小的测量指标主要有两个:波幅值和潜伏期。波幅值的大小一般对应语言任务的难易程度,波幅值越大表示相应的语言任务难度越高,需要投入更多的认知资源;潜伏期的长短表示相应认知过程出现的时间早晚,潜伏期越长表示该认知过程出现越迟。
    ④P600是另一个与语言相关的正电位脑波(P代表正)在目标刺激出现600毫秒左右达到峰值。很长一段时间研究者认为P600主要反映句法加工,但最近很多研究显示,P600对语义和语用信息同样敏感,并由此推测P600可能反映的是句子的整合加工。
    ⑤LAN主要分布在左侧大脑半球的前部,因此被命名为左前负波(Left Anterior Negativity)。LAN主要对句子成分间的形态句法变化敏感,比如句子主谓间的数一致、性一致、格一致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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