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精神的当代重建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10:11:56 《民族文学》汉文版2020年 曾攀 参加讨论
一 纵观20世纪的中国乡土文学，往往重在历史、文化与政治的多维呈现，乡土直接参与或间接裹挟其中，在传统与现代、野蛮与文明、落后与进化的认知框架中建构和重塑自身；另一方面则是理想化的乡土叙事，“希腊小庙”般优美精致的桃花源，构建醇美自然的地方风物，以及乌托邦式的乡间人情，进而将现代中国的乡土叙事推向新的天地。 及至新世纪，乡土文学进一步走向分化，其依旧延续着文化隐喻与历史中介的路径，而理想化的乡土表达已日渐稀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性影响与国家政策干预下的政治性推助下，中国式的乡土日新月异，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与情感模式都经历了质的迭变，因而亟待一种新的乡土叙事，以实现乡土精神的再造。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陶丽群的《七月之光》或许可以提供另一重镜像。其小说人物身上凸显的自然、生活与情感三重维度，尤其是三者的重叠和互渗，对应着当代中国乡土的现实巨变，也构成了乡土精神重建的新的旨归，也即与自然的共存同思中寄寓生存意志，兼以朴质、专注而包容的生活，在情感的至性发抒和同理推及中，重建乡土场域的精神之境。 二 《七月之光》中，老建是大山之子，他生于大山，长于大山，在那里开山筑路、安家落户，山林环抱着他的生命，给他滋养，彼此共存，这不仅仅是生存的倚赖，更是精神的融合，“他更喜欢和林子里的安静融为一体，像暮年的生命一样寂静”。恢宏壮阔的自然成为老建不可取代的生命盆地，小说中呈现了一个纯粹的乡土世界，这首先得益对“自然”的表达。对于老建而言，无论是生存形态，还是思维方式，都趋向于天地之脉，进而汇入自然的共同体之中。 如果读惯了以往的乡土作品，是很难进入陶丽群这个小说的。老建完完全全被包裹在大山之中，没有想过如何融入自然，因为他本来如此；也从未对抗之，因为那简直徒劳且狂妄；更没有去改造之，因为那些借改造或创造之名的破坏早已不鲜见于历史。施怀泽（A. Schweitzer）主张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思想，“伦理的基本原则是敬畏生命”。在敬畏之中，人真正成为自然之子，也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乡土精神。“这是山里人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关于生命的观念。人还活着，在山上刨食，人死了往山上一埋，横竖都在这山上了，生死都不可怕。”自然与人性相互结合，乡土与人情彼此互动，自然的灵气和崇高，孕育出个体的灵性和丰厚。 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提出“价值走向荒野”的生态中心主义，自然成为“中心”来源于其本身存在的价值系统，其中运转着一个有机自足的生命体。《七月之光》也印证了艾伦·卡尔松的“自然全美”的理念，自然与大地的伦理学在小说的叙事中，投射出乡土世界的价值取向。故事中的七月，是万物蓬勃的七月，其中之“物”，是天地万物，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老建。他一世的知己是洛，然而因为战争，他错过了她，从战场归来，老建下体受伤，注定一生无儿无女，只能看着洛结婚生子，这是一个精神的死结。无论是战争的苦痛或是情爱的遗恨，老建经历了衰败、颓丧、挣扎与惶惑，而正是在自然之中，那片大山和乡土接纳乃至疗愈了老建，也让他接受了来自越南的孤儿，最重要的，那个孩子的存在，真正沟通了他和洛的灵魂。可以说，在那片乡土，他们敬畏着万物自然，执拗于乡土生活，也体悟着世间情感，在天地间，在七月，万物生长，他和她得以重生。 三 老建和洛的生活简单，朴质，不浮夸，也不空洞。“山里日子过得艰苦，田地全挂在山腰上，出门尽是爬山，晚上喝上两口玉米酿的农家酒，能解乏，夫妻对饮也是种乐趣，像石头一样嶙峋的山里人的日子，就只剩下这点儿乐趣了。”有多少乐趣、多少苦痛，便付诸多少情感，不做虚浮的表情和夸饰的神态，眼里的热土和脚下的山河，始终矗立在他们的深层意志之中。 尽管生活在群山环绕的乡间，事实上老建在竹排山的生活却并不寂寥，洛、呆呆、英吉利，甚至包括他的弟弟一家以及乡众父老，都能够给予他安定宁和的情感。尤其是用情至深的洛与从天而降的“越南崽子”，填补着老建的残缺和遗恨，故而即便“日子像石头一样嶙峋”，却始终过着寻常却自足的日子。 当然，老建也有着自“身”难以排遣的苦痛、悲伤和困惑，来自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创伤——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身体上的——一直在折磨着他并等待着他去稀释、克服甚或超越。老建一方面将自身化入自然之中，另一方面则始终对生活充满热切。他来自乡间，爬山开路，情绪如高山般豪迈，在他身上，旺盛的生命力已不再由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欲望化书写凸显出来，而是来自乡土自身的生活场域的人情浸润，以及依托自然世界的精神滋养。 尽管老建心思淳厚，但这个人物并不好把握，尤其置于当下的乡土文化语境。叙事者有意塑造这样一个超然世外的老建，但他却符合相对而言较为传统的乡土世界的精神状态，借以对抗无处不在的现代并反身建构真正的自我。老建的内心装得下万物生长的自然，过得了寂寞空旷的生活，同时又能全副身心投入世间情感。不得不说，自然、情感、生活，这是老建乃至乡土世界的精神序列。《礼记·中庸》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融入自然，抱朴还素，尔后有所作为，这是一种古老的智慧。而抱朴守拙的老建同时又持有丰沛而充盈的内心状态，在当代中国乡土世界的精神重建中，无疑得以生成某种重要的启示。 四 小说中最饶有兴味的，便是老建和洛的情感，他们之间没有名分，没有性，完全由情感所包裹和润泽。“两人把饭桌支在宽敞的堂屋里，屋门打开，凉爽的山风穿堂而过，洛给老建夹菜，碰杯，小口饮酒，脸上是驳杂的漫长岁月赋予的宁静微笑，一低头一抬头的端庄，老建喝着喝着就喝出了帝王心。当帝王也不过如此，有菜有酒有知心的女人，还有这片只属于他的阔大天地，夫复何求？”他们之间若说存在着欲望，已不是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米》、毕飞宇的《玉米》里的表达，因为在他们身上不再需要以欲望去解构抑或建构什么，两人只是单纯地感知和享受彼此的情感爱念，并将其与天地自然化为一物，这样的情感，纯粹、真实而阔大。 福克纳曾经写过一个长篇叫《八月之光》，来自乡村的莱娜怀孕后被情人抛弃，幸得本奇的帮助，生下孩子，两人同心相爱，抚养幼儿，过上了幸福生活；陶丽群的《七月之光》同样涉及孩子的认同与接受。那个来历不明的斗鸡眼的幼童，是一个有着智商缺陷的只会喊爸爸的“傻瓜”，被取名为呆呆；但这个形象已然迥异于寻根文学《爸爸爸》式的文化焦虑，呆呆的到来以及最后被老建接纳，尤其是在老建和洛两人合力照顾下，投射出了一个完整的家庭，也让他们获得了一种内在的新生。在此情况下，老建的下体奇迹般得以恢复，这是故事的结局，也极具隐喻色彩。海德格尔指出，人类的拯救离不开“四重存在”：即迈向“最根本的四位一体——大地与天空、神性与道德——结合成一体”。陶丽群在小说中构筑了一种新的乡土精神的可能——相对纯粹的自然属性、整全的生活意志与丰厚的情感润泽下的主体塑成。 更值一提的是，呆呆疑似越南崽子，然而老建和洛却最终接纳了他，由此透露出一种朴素而厚重的情感，他们甚至超越了战争的仇恨与偏见，回到真情与本心。这同样也是老建重焕生机的重要因由，因为内在的精神障碍得以彻底排除，由是而产生的情感显得深厚且无杂质，如山崖般庄严而无需多言，超克了身体与观念的厚障壁，与天地宇宙浑然同一，历经沧桑而弥坚，证见了壮阔的精神与深沉的灵魂。 五 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大地伦理”（land ethic）的概念，人类的文化建构，应当“像山那样思考”，由是生成土地伦理，构筑家园意识。这意味着人类不仅要尊重大地共同体中的诸般形态，而且要尊重共同体本身。小说《七月之光》中有一幕，老建在喟叹人生的愤懑悲戚之际，朝向遥远的群山放声呐喊，“遥远的群山传来一声嫩生生的回应。老建怔了一下，他再吼一声，他的声音跌落群山之后，那嫩生生的回应声立即回响起来，连接着传来好几声回应。老建笑了，这难缠的娃娃！他又吼了一声，算是回应，然后无奈回望了一眼悬崖下的白牙屯，开始下山。”老建投向自然的呼喊获致了回响，这是一种象喻，人的呐喊与群山间交融的情感回应，其间之声息绵延不绝，应答着人们的哀乐悲喜，更给予了精神的反馈与生命的慰藉。 宕开一处说，年迈的老建，成为了当下中国乡土世界的某种映射，更代表着社会迁徙与现代化发展的态势，然而在小说中，乡土的精神并不因此凋零，反而显得蓬勃而坚固。无论是自然，还是生活与情感，老建从来都置身其中，在他身上有一种坚毅和执拗，面对现实寻求内在的映射，呼应情感，呼应生活，呼应生生不息的自然，循此生出触角以对接现下与历史，并从中获致内心的回答和精神的响应。这便是当代中国乡土精神重建的题中应有之义：七月之中，万物蓬勃，天地赋灵，那是一种大地般的伦理，是与宇宙同思的精神表喻，其并非虚空之象，而往往沉入乡间，踏落土地，得到切实的应答，形塑整全的精神，构建畅达的生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