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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对诗坛的影响


    在佛教文化和诗词文化交融发展中,曾经发生过两次事件,即禅学领域的“文字禅批判”与诗歌领域的“江西诗派批判”。
    这两大批判始于两宋之际,在南宋中期达到高峰,并且批判的中心思想一致:“文字禅”的症结在于“以文字为禅,以才学为禅,迷于知见,执病为药”;“江西诗派”的症结在于“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按字模声,拘泥表面。两者都执著于文字知见,或偏离禅宗“明心见性”的方向,或偏离诗歌“吟咏性情”的本意。
    标榜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禅宗发展到北宋,演变为以“颂谷”“评唱”为主要形式的“文字禅”。文字禅的创立,本意是通过对古德悟道、接众公案的解说启发学人开悟,但在流传过程中,很多人偏离了禅宗“明心见性”这一根本方向,而沉溺于文字意解,甚至玩弄文字技巧,从而使“文字禅”演变为“口头禅”“葛藤禅”。
    南宋初年,禅林发起了对“文字禅”的批判,大慧宗杲与崇岳是其中的领导者。
    禅修实践中,宗杲与崇岳都提倡真参实悟,反对文字知解,这些思想对当时诗坛产生了重大影响。宗杲生活的时代,禅有多途、鱼龙混杂、弊端丛生。他认为“语墨二病”最为严重,其中“语病”指的就是“文字禅”。宗杲批评说:“近年以来学此道者,多弃本逐末,背正投邪,不肯向根脚下推穷,一味在宗师说处著到,纵说得盛水不漏,于本分事上了没交涉。”宗杲反复告诫他们:“第一莫把知得底为事业,更不求妙悟,谓我知他不知,我会他不会,堕我见网中。”为了表达批判文字禅的决心,他甚至不惜焚毁了老师圆悟克勤的《碧岩录》刻本。
    与宗杲一样,崇岳对当时的禅林也十分不满。他说:“今之丛林浩浩地,只是名字参禅,其间有一知半解,稍知触净,早是罕有。”他批评最猛烈的也是“文字禅”,说“将古人公案心思意解作道理商量”“寻言逐句,意根下卜度”,终究是“一肚皮葛藤”。崇岳认为,要彻见“本地风光”必须抛弃文字知见,“要须并荡从前学解妄想,情尘胜劣,知见执著,毫末不存。发现本地风光,明见本来面目。”
    江西诗派由黄庭坚开创,此派特别讲究句法结构、声韵格律,严格遵循创作法度。这种创作方法把对唐诗的学习,由较为虚玄的意境领悟落实为具体的语言表现格式,其本意在于为学诗者提供一条容易遵循的法则,引导学人在继承前人创作精华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不断创作。但在流传的过程中,也像“文字禅”一样出现了偏差。一些人止于对唐诗字句的模仿,以至于情思滞涩、呆板模仿,对于格式的追求远远超过对诗词本身的关注。
    南宋初期,诗坛掀起了一股批判江西诗派的浪潮。
    韩驹为南宋初年著名诗人之一,也是率先对江西诗派发起攻击的人。他直言不讳地说:“今人作诗,语句轩昂,只可远听,而其理则不可究。”又说:“今人非次韵诗,则迁意就韵,因韵求事。” 韩驹所说的“今人”,指的就是江西诗派。
    同样出身于江西诗派的吕本中也对本派发起猛击。他在《与曾吉甫论诗第二贴》中说:“近世江西之学者,虽左规右矩,不遗余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头,不能更进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
    此后,陆游、杨万里登上诗坛。他们年轻时都曾学习江西诗派,发现其中弊端之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终于引领诗坛走向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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