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重建的难度 ——从《骚动的香巴拉》到《尘埃落定》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7:11:02 《小说评论》2019年第5期 顾广梅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骚动的香巴拉》和《尘埃落定》作为书写藏民族历史、考察民族命运的经典杰作，不仅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格局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而且丰富拓展了当代文学的想象疆域和叙事版图，从时间、空间、讲述主体三方面的叙事策略上做了极具难度的诗学开拓。正是从《骚动的香巴拉》的历史魔幻到《尘埃落定》的历史传奇，重建藏民族历史的当代策略与方法才得以形成和建构。 关键词：《骚动的香巴拉》；《尘埃落定》；历史重建；叙事策略；时间；空间 中国当代文坛两位重量级的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和阿来，在1990年代初期和末期分别贡献了《骚动的香巴拉》和《尘埃落定》两部长篇小说，二者皆以深邃清醒的历史之眼，以激情澎湃的心灵之笔，洞开了20世纪藏民族百年人事人情变迁与社会文化转型。不过，前者自出版至今一直未得到研究界充分重视，后者出版后不久即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引发读者和研究者广泛关注。《骚动的香巴拉》“书运”不佳的个中缘由，笔者在两篇拙文《民族记忆危机的文学疗救——论1993年乌热尔图与扎西达娃的小说告别》1和《圈囿与挣脱——20世纪80至90年代扎西达娃小说批评的反顾》2做了粗浅探讨，本文不再赘述。实际上，《骚动的香巴拉》和《尘埃落定》作为书写藏民族历史、考察民族命运的经典杰作，不仅在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格局中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而且丰富拓展了当代文学的想象疆域和叙事版图。正是从《骚动的香巴拉》的历史魔幻到《尘埃落定》的历史传奇，想象藏民族历史的当代策略与方法才得以形成和建构，两位作家经由藏民族历史的想象思考全球化语境下民族身份与民族认同的特征、变化，深层探测民族文化蓬勃喷张的庞大根系，并折射出对人类苦难极境的切肤体察、对民族命运走向的深沉关切。 关于这两部作品在民族历史想象中所建构起的策略、方法，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时间策略所折射出民族历史重建的难度；二是空间策略对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化的建构作用；三是讲述主体策略所牵引出对民族历史的多维传达。 一、时间交错与“补白”：民族记忆的难度 一定意义上看，时间是历史织物的最重要的内在因素，历史不可能离开时间的经纬而得以延展或铺开，这便意味着对历史的冲动首先要经过时间的审视、逼视，只有经由时间审视后的历史冲动和历史旨趣才可能积淀熔铸成为历史观，进而形成关于历史的价值判断。考察小说文本的历史想象，其对时间的把握和处理是关键的一环。时间为想象历史提供入口和出口，历史的自我言说必须借助时间的展演腾挪来实现。《骚动的香巴拉》和《尘埃落定》在试图拷问历史真相和人性真相时，对时间的处理同中有异，它们都尝试了对必然历史的质疑、诘问乃至拆解，只不过所运用的叙事时间的具体策略不同。如果说《骚动的香巴拉》以时间的自由变化、自由编织为中心构成历史魔幻书写，那么《尘埃落定》以时间的“补白”为中心、辅以线性发展的轨迹构成了历史的细说。前者充满灵性和审美原创力，后者在浪漫中蕴涵现代理性和审慎。两部作品由此形成独特的历史言说方式，也折射出两位作家鲜明的历史观。 作为先锋派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扎西达娃对时间策略的娴熟掌握在他1985年及之后的一系列小说作品中已有完美呈现。神奇时间（如《世纪之邀》）、循环时间（如《丧钟为谁而鸣》）、时间倒流（如《西藏，隐秘岁月》）等等关于叙事时间的设计，充分显示了作者介入藏民族历史、阐释民族传统的历史激情和写作意图。1993年出版的《骚动的香巴拉》堪称一部藏民族心灵史，小说一开场就借人物之口宣称：“历史是一条可恶的蛇”3， 折射出对历史必然秩序的不信任和反思立场。随之，扎西达娃完全放弃了传统历史书写的线性时间叙事，将现在与过去任意交错编织，在小说中形成时间的闪回和闪前的叙事交错。小说一共出现了13处由叙事时间立体交错处理带来的预叙、倒叙、插叙的灵活运用。有意味的是，这13处时间转换和随之而来的空间转换，如果不停下来细读辨识，要么被粗心的读者忽略，要么令人颇感费解。比如文本中出现的第1个时间交错：凯西庄园大门口，乱哄哄拥挤、吵嚷欢呼着的农奴们怀着感恩之意等待年仅7岁的庄园女继承人才旺娜姆小姐的召见，就在“来啦！来啦！”的欢呼声中，画面突然切换到35年后，凯西公社的社员们呼喊着跑出来迎接昔日的女领主、今日的自治区政协常委才旺娜姆同志。从事件的讲述看，这两个事件原本没有任何必然联系或者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它们不构成故事性，但在时间的魔术里，“声音”成了“时间的抓手”，成了巧妙联系这相隔35年时空的两个事件的连接点。整个小说文本如此这般经由声音、动作、情绪、潜意识、梦境、空间等等的悄然导引和过渡，一次次灵活而巧妙地完成了叙事时间上的自由跳跃和腾挪。扎西达娃似乎有意混淆模糊现实与历史、现在与过去的时间界限，似乎就是想让读者获得亦真亦幻、似梦还真的审美感受。小说借助这样的时间魔术尝试打破历史的必然链条和僵化面目，在历史的天空祭出了或然律和偶然性——包括个体存在的偶像性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以期打开藏民族尘封已久的心灵史和精神史，而这一切的归结点恐怕就在于对贮存、还原民族记忆的难度与限度的探讨。小说主要人物才旺娜姆、达瓦次仁实际上都陷入了个人记忆与民族记忆、个人心灵创伤与民族历史命运纠缠在一起的恩恩怨怨中找不到头绪。关于此，本文将在第三部分展开详细讨论。 小说一共设计了13次叙事时间的立体交错处理，形成强烈的历史与现实相互交叠缠绕的魔幻氛围。“13”是藏民族宗教文化中有特殊意义的数字，苯教将“13”视为代表天界的最神圣的数字，传说中的天界有13层。扎西达娃将神圣空间与叙事时间进行巧妙的对应暗合，其隐喻意义大概在于提醒养育了古老藏民族的传统宗教文化既不可能轻易被取消，也无法一层不变地存在，就像民族历史本身，既吁求存在的合理性，又需直面现实语境的发难和诘问。 比较起来，《尘埃落定》的时间策略没有《骚动的香巴拉》那样复杂跌宕，审美效果也不如前者绚丽魔幻，更倾向于在淡然清新的诗意叙述中获得关于时间的某种感悟或者开悟。总的看来小说以线性时间为基本轨迹，以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时段为叙述框架，所依傍的大历史是从中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从中展现曾经延续五百余年的土司制度最后衰败没落的过程。阿来对线性历史时间并不完全信任，他引入了时间“补白”的叙事策略表达一定意义上的反思和质疑。麦其土司家只有前三世的历史，因为书记官记了不该记的事情，所以被四世麦其土司杀了，从此，以家族世袭制为依托的麦其土司的书面历史自行中断，后代们不知道祖辈们所做的事情。小说的主人公傻子少爷最早意识到了历史空白的严重后果，土司那国王般的世俗权力大于历史，历史在粗暴的主动遗忘中变成巨大的虚空，这让后来者成为没有历史记忆、随波逐流的无根浮萍，要么蒙昧要么惶惑。“要是我当土司，就要有书记官。”4 有着清醒历史意识的傻子少爷虽然没有当上土司，但幸运的是麦其土司家终于出现了一位身份独特的书记官翁波意西。他原本是从圣地拉萨奉命而来的新教僧人，意欲破除麦其土司辖地上像宁玛巴这样信奉巫术的旧教派，创建新教派格鲁巴，未料传教时触怒傻子少爷的父亲麦其土司，被关进监狱险些丧命。失去舌头的他向麦其土司提出想做书记官的要求，他预见到封闭愚昧的土司制度用不了多久就会消亡，此时必须有人作为最后的书记官留下历史的凭证。而麦其土司为了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声名，便同意翁波意西的要求，让他开始记录土司家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小说设计了土司制度历史上最后一位书记官的意外产生，不仅仅是情节意义上的处理，而更应该视为时间意义上的“补白”。从翁波意西拿起笔来记下当天的事情开始，新的历史时间就在小说中铺展开了，这是有书面记载的历史时间，不同于此前傻子少爷自说自话的故事时间。时间的“补白”，恰是对整齐划一的线性时间的怀疑和反思，是历史中的人主动承担起时间的原罪与刑罚。小说临近结尾处，现代性事件的频繁发生导致书记官意识到“时间开始加速了”，“事情发生得越多，时间就过得越快。”5 关于快与慢的时间感变化来自翁波意西对历史现场的直接观察，也是处在历史转型期的人对时间重新知觉化的结果。 无论是《骚动的香巴拉》中的时间交错，还是《尘埃落定》中的时间“补白”，都可视为寻找、重建民族历史的重要叙事策略和方法。没有时间的参与，民族历史无从想象。借助叙事时间与历史时间的特别关联，小说得以勘察触摸历史的伏笔、褶皱和裂痕，关于“寻找失落的西藏”6 ，打捞保存民族历史记忆的呼告和吁求也传达得深远绵长。 二、空间并置的难度：文化的多元及其超越 关于民族历史的想象和重建，与时间维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空间维度。在承载历史、还原历史的向度上，空间是时间的同盟和帮手，同时，还能有效地将时间背叛的损失降低到最低，因为民族历史即便暂时失去时间的佐证和庇护，空间仍然有能力确认民族历史的方位和价值。就像麦其土司家的历史空白延续了几百年，但空间维度的存在使之依旧确凿地运行在藏民族历史的独特轨迹当中，无法抹去其真实存在。从横向上看，空间性还表征着民族性所包孕的独特性、多元性和相对性文化特征。 对这两部小说而言，空间的重要意义在于想象藏民族历史之时，鲜明彰显神奇瑰丽的藏民族文化特征，随之折射现代性语境下民族文化从多元建构到现代超越的重要问题，并传达了全球化进程中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扎西达娃和阿来作为杰出的藏族作家，空间意识都十分强烈，小说中的空间表征包孕着其独特而深刻的民族历史思考和民族文化探询。《骚动的香巴拉》的主要空间表征一是“散发了一千三百多年臭烘烘气味”7 的、正在走向现代化的西藏高原最繁华的城市拉萨，二是离拉萨城不远、落后贫穷的凯西公社。拉萨城这个大空间里还容纳了许多小的空间：凯西家族女继承人才旺娜姆一家居住的“凯西公馆”，聚集了众多拉萨城的年轻人、“男孩子”乐队经常演出的大歌厅，还有小说多次出现的庄严神圣的布达拉宫等等。从空间的文化特征看，拉萨城无疑将传统性和现代性、本土性和世界性并置杂糅在了一起。至于布达拉宫里面那无数间神秘的小屋和殿堂更是包孕着神秘久远的历史秘密：“中世纪的野蛮、伟大的智者们的虔诚、残酷的权力争夺、宗教宁静的思索和世俗的爱情、流淌着酥油和鲜血的过道、金银珠宝和人骨头颅、情人的发丝和智慧的经书……”面对这一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象征物，扎西达娃深情走笔：“这座古老的宫殿本身就是一部充满神话的历史、一个巨大的象征和永恒的传说，它永远以它坚不可摧的神圣的外表慑服着世人的灵魂。”8 之于生生不息的藏民族文化和悠久绵延的藏民族历史，布达拉宫是最重要的表征空间之一，它默然矗立，使拉萨城无论以多么快的速度或者方式走向现代，都无法漠视或者丢弃民族文化的精神方位与民族历史的自我建构。 与象喻着传统性与本土性的布达拉宫构成对比的是拉萨城年轻人追求现代生活方式和体验而常常聚集的“歌厅”。贝拉、次旦仁青、央金娜牡、旦郎、达瓦次仁这群热爱西方音乐艺术的藏族青年组建了“男孩子”摇滚乐队，他们固定演出的空间便是这个歌厅。有意味的是，比起所有西方的摇滚歌曲，甚至是来自法国的歌手查理的亲自演唱，最受欢迎的还是本土歌手央金娜牡演唱的那首表现拉萨城年轻人当下生活状态以及现实情绪情感的《夏天酸溜溜的日子》，其中折射出的民族文化本土性与当下性的暗中合谋不言而喻，而现代性和世界性这两个维度要想全部覆盖、遮蔽传统性和本土性，从此处所呈现的现代西方音乐艺术在拉萨城受阻的遭际便可知其难以实现。所以“男孩子”乐队从一开始推崇西方摇滚乐到后期谱写演唱《聆听西藏》、《梦中的香巴拉》等等，尝试将摇滚元素与藏民族本土音乐元素和文化内容架构在一起，可视为小说在民族文化的多元建构方面的瑰丽想象。 除了布达拉宫，在更大程度上象征着藏民族历史的空间还有凯西公社里残存的破败不堪的“凯西庄园”，它是西藏农奴制度的空间表征，庄园的别墅“凯西萨康”经过改头换面，后来成了专门供公社领导们吃喝玩乐的“俱乐部”。空间表征的转换带有很强的戏谑、荒诞意味。已经倒塌了的“凯西宁康”古堡的残墙断壁下面，住着凯西家族最后一位管家、也就是达瓦次仁的父亲色岗·多吉次珠一家老老少少十多口人，这是一个被现代社会遗弃、被“光明”遗忘的落后黑暗空间，其空间表征的隐喻意义十分显明。老管家多吉次珠在民主改革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定性成“反动的农奴主代理人”，并且因“血统论”殃及全家。对这一家人所遭遇不公平命运的大胆且深刻的揭示，恐怕是这部小说最震撼人心也最具历史反思力量的部分，使其获得当代文学珍贵稀缺的批判性精神和求真品格。 除了将异质多元的世俗空间并置在一起，《骚动的香巴拉》还有一个特别的文化乌托邦式的空间想象，这就是出现在小说标题上，并多次通过人物之口道出、由“男孩子”乐队咏唱的幸福乐园“香巴拉”。小说常常随正文出现的页下注释部分值得注意，皆为藏民族传统文化、政治历史和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知识，第268页的页下注释如是给出了关于“香巴拉”的解释：“为佛教密宗修习者向往的北方极乐世界，后成为幸福乐园的代名词。”在藏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与继承过程中，“香巴拉”从宗教信仰者的神圣空间转化为所有藏族人民的乌托邦空间，折射了这个饱经历史沧桑的民族对苦难的规避、对美好和平世界的向往。扎西达娃将小说命名为“骚动的香巴拉”，喻指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在全球化（空间视域）浪潮下发生前所未有的现代性（时间视域）转型，而这一转型过程中，藏民族的历史之魂和文化之魂不应该被忽视、被遗忘。那么，现代西藏人怎样追寻祖辈们向往的“香巴拉”这一幸福、圣洁的乌托邦，是保守而固执地依靠传统性与本土性？还是一味追求西化标准的现代性与世界性？二者显然皆非问题的答案。民族文化只有能够与“当下”、与“现在”发生有效对话时，才能重新焕发出巨大的文化生命力。因为民族历史既无法倒流，亦不可超前，那么在本土性与世界性之间，处理好“当下”、观照好“现在”，民族文化或许会孕育塑造出新的民族性格。小说中拉萨城年轻人爱听爱唱的歌曲《夏天酸溜溜的日子》虽然带着青春的骚动、迷惘和失落，但却印证了真实鲜活的生命存在的属己价值。对这个古老的民族而言，新的出发已经开始了。 从《骚动的香巴拉》到《尘埃落定》，两部作品的写作、发表分别在1990年代初期和1990年代末期，虽然前后相距不到10年，但正是全球化浪潮迅速席卷中国的重要时段，这对两位藏族作家时空观念的形塑必然发生深刻影响。与《骚动的香巴拉》中的空间并置杂糅相比，《尘埃落定》的空间策略和空间意识显然又向纵深处推进了，集中体现在小说主人公傻子少爷每天都要自问自答的两个问题上：“我在哪里？我是谁？”由空间之问到自我之问，阿来将全球化境遇下藏民族独特的生存体验、心理感知升华为主体建构、民族身份认同的思考。有学者指出，所有的认同都被置于各种象征的空间和时间中，对应着爱德华·萨义德所称谓的“想象的地理空间”，“它们有特色的‘景观’，‘位置’感、‘家园’感，包括时间中的位置以及在连接过去和现在的传统中，在与当下对应的民族神话的起源里，在个体连接到更为重大的民族历史事件的叙述等一系列穿越时问的认同表征体系内。”9 可见，民族不是虚构的想象性存在，正是因为历史时间的确定性与地理空间的确定性，尤其是空间的实存性，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才成为客观的存在，民族认同也便在民族的客观存在基础上形成。按照傻子少爷在作品中最初发问的顺序，先有主体对空间的具体生命感知，才有主体认同乃至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 饶有兴味的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傻子少爷几次自我提问的顺序都发生颠倒：“我是谁？我在哪里？”这意味着阿来注意并强调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中，空间的独特性将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是强化还是弱化？是认同还是超越？傻子少爷明确意识到土司们辖地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政治策略及与周边政权的政治关系。“汉族皇帝在早晨的太阳下面，达赖喇嘛在下午的太阳下面。我们是在中午的太阳下面还在靠东一点的地方。它决定了我们和东边的汉族皇帝发生更多的联系，而不是和我们自己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10 地理空间因素导致土司们不得不对异民族产生更多的政治依赖，却因此被本民族误解为 “藏民族的叛徒”，这表明健康的民族认同必须和狭隘的民族情绪、偏执的民族认同区隔开来，多民族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乃至最终的文化交融是历史大势所趋。从客观的地理空间位置来理解复杂的民族政治关系和文化勾连，这在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中并不多见，显现了阿来对藏民族文化多样性、异质文化相融性的独到观察和理性态度。更为隐蔽也更为重要的是，特殊的空间存在可能为主体的民族身份之思带来了另一种向度，即身份逃逸或身份超越。《尘埃落定》第一次以文学想象的方式呈现了长期以来被藏、汉两个民族都忽略了的“嘉绒”地区，阿来在《永远的嘉绒》一文中解释：“嘉绒在藏语中的意思就是‘靠近汉区山口的农耕区’”11， 他热烈地表达道：“我想这本书特别是小说《尘埃落定》的出版使世界开始知道藏族大家庭中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群落的存在，使我作为一个嘉绒子民，一个部族的儿子感到一种巨大的骄傲。”12 从这个向度上看，阿来通过呈现被忽视和被误读的边缘地理空间，传达了更小文化单元存在的意义和更小部族认同的艰难曲折，其背负的历史之重不言而喻，其拓开的未来面向也令人瞩目。 阿来还从空间的角度探讨了藏民族文化所面临向世界敞开的全新选择。除了傻子少爷的那位从观念到行为举止已经完全西化了的姐姐，以及生活在汉地的叔叔，小说中大部分人物都未曾走出嘉绒部族世代生存的地理空间，相比之下，西方传教士、国民政府的官员和军士们、汉族商人、解放军等等却先后不断涌入土司们的辖地。饶有意味的是，傻子少爷的母亲即土司太太竟是汉人，常常因为怀乡病而头痛。那么，是“世界扑面而来”（阿来语），还是向世界走去？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承受？是影响的焦虑还是自由自然的文化选择？傻子少爷作出了回应。他第一个开设了与汉人自由贸易的边境市场，第一个尝试用合法贸易来换取不同民族之间的和平，第一个将粮食施舍给其他土司的子民们，这一切使人们逐渐理解封闭与开放、暴力与和平、自由与奴役的根本区别。对古老的藏民族而言，这是艰难而又了不起的政治革新和文化革新，民族历史的肌体里注入了现代和平理念和人文精神的新鲜血液。 三、讲述主体的可变性：民族历史的多维表达 想象历史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即谁来讲述历史？不同的讲述者对历史的呈现又有怎样的不同？而这些不同的历史讲述最终将塑造、重构出历史的多副面孔。《骚动的香巴拉》中有两位热衷于藏民族历史的讲述者，虽然皆为女性，但身份迥异，讲述历史的态度和方式也相去甚远。一位是小说主人公凯西家族女继承人才旺娜姆，当下的社会身份是自治区政协常委，另一位是拉萨城里一家无名酒店的老板娘。才旺娜姆主要向达瓦次仁输送西藏历史知识，尤其让他熟悉了解西藏贵族的兴衰史，目的是要把这个从凯西公社带回来的乡下文盲少年培养成凯西公馆的管家。才旺娜姆念念不忘的历史并非整体意义上的民族历史，她更在乎自己所属的贵族阶层的历史。她将恩兰家族历史的荣辱消亡细细讲述给达瓦次仁，时间、地点与事件等具体详备，采用正史叙述的庄严肃穆语气，可谓心切话长，无奈听者兴趣索然，收效甚微。对达瓦次仁来说，板着如此庄重肃穆面孔的贵族历史与他没有什么关系，他的父辈、兄长们恰是因为与凯西家族有不解之缘，才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巨大苦难。家族苦难史对他而言才是最深刻最属己的历史记忆，虽然比不上贵族历史的显豁，但因其自身遭际与之血脉相连，所以无法割舍和忘却。他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期在拉萨城度过，亲身体验到这个城市的历史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与拉萨人一起经历从传统到现代的生活方式的变迁和文化心理的重构。这一切，都使他对才旺娜姆常常向他宣讲的西藏贵族历史拉开了距离。他以他自己的方式参与进民族历史的鲜活改写之中。小说最后，达瓦次仁没有成为才旺娜姆所期盼的新式管家，而走上街头成了自食其力的人力车夫。他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和平等，也从此拥有了书写个人历史的权力。这是才旺娜姆未曾料到的，她自始至终沉浸在贵族历史的迷梦里不愿醒来。至于那位酒店老板娘，显然没有借助书面的正史，而用了炒作秘闻式的方法，向年轻的酒客们神秘十足地讲述一段“最新的新闻”，其实是几十年前噶厦政府为了争夺政治权力的一场内斗。尽管她讲述历史的语气带有戏谑调侃，但她站在民族历史记忆的角度严肃地教训这群得了历史健忘症的年轻人：“我们西藏人不记住西藏的事情还有谁来替我们记住呢？”13 借酒店老板娘这个历史小人物之口，小说传达了为本民族写史立传的热望，因而在对西藏历史与文化的思考上会走得更远。 除了让人物直接讲述历史，《骚动的香巴拉》还设计了在历史观念上特别值得注意的人物，以揭示历史的多维向度和种种无法回避的矛盾。比如才旺娜姆的丈夫晋美旺杰那种活在过去，拒绝参与现实的存在状态，整天躲在屋子里要么忙着给早已倒台的噶厦政府写一封封悔过书，要么就是翻看小人书糊涂度日。与得了历史健忘症的拉萨城年轻人相比，恰恰相反的是，历史成了晋美旺杰无法摆脱、不堪忍受的负累，不敢直面现实折射出他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无能、无力。扎西达娃对这种向后看的唯历史至上论显然有足够的警惕，所以塑造这一人物形象作为反讽和警示。小说还有一位极为独特的女性人物琼姬，先后拥有康巴人、恩兰家族后裔、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现代歌手等多种身份14 。故事临近结尾处，她从流浪的康巴人家族历史得到启示，写下一首名为《我们住在什么地方》的歌曲，借以反思藏民族“直到今天仍然无限循环地重复着祖先的轨迹永远没有走出西藏的大地”，而吊诡的是，“离开雪域大地走出很远的西藏人也就变成了别的民族，比如说变成了印第安民族”15 。显然，传统循环史观、封闭单一的民族地理学在现代时间已经来临，在世界扑面而来之际需要作出新的调整和思考。琼姬的历史反思可视为扎西达娃在民族与历史（时间）、民族与地理（空间）这两组重要关系上作出的辩证揭示，由此考察民族认同的渊源和变化的可能性，对全球化语境下藏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现代超越寄予热望。 《尘埃落定》在历史叙事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小说塑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讲述者——主人公“傻子”，他是麦其土司家的小儿子，一个被人们公认为傻子的贵族少爷。小说从他十三岁一直写到几十年后他成了额头长满皱纹的暮年人，及至他死在红色汉人的枪下。这期间他亲眼见证并作为叙述者讲述了土司制度瓦解溃败的历史，“尘埃落定”一词象征的便是这段衰败史，历史的烟尘轻扬着、漂浮着，最后无声地落在大地上，该结束的只能结束，一如落后封闭、世袭独断的土司制度，这是历史的铁血法则。唯有坚实宽厚的大地最终留下，伴随未来的人们及其所创造的一幕幕新的人类历史。至于新的历史之性质形态，小说中已有种种昭示和寓指，开放民主、多元共生的现代文明将是不可阻挡的新历史的滚滚潮流。 如前所述，傻子少爷创造了许多个土司制度下的“第一个”，而且经由他的努力，麦其土司家才重新有了记载历史的书记官。他的历史超能使他对土司家族历史大势的判断上高人一筹，令他的哥哥——那位聪明骁勇的大少爷，原本未来的土司继承人显得如此愚笨短视，既看不清当下更无法面对未来。关于设计傻子少爷这样一个人物作为历史讲述者，阿来有清晰的认识：“我想到了多年以前在短篇小说中描绘过的那个民间的智者阿古顿巴。憨厚而又聪明的阿古顿巴。面目庸常而身上时时有灵光闪现的阿古顿巴。在他一系列的故事中他从来没有复杂的计谋和深奥的盘算，他用聪明人最始料不及的简单破解一切复杂的机关。于是我大致找到了塑造傻子少爷的方法。那就是与老百姓塑造阿古顿巴这个民间智者的大致方法。”16 傻子少爷的人物原型“阿古顿巴”来自藏民族悠远流传的民间故事，摇身一变成为现代小说里的人物，最醒目最重要的精神层面的现代转换就是傻子少爷被赋予卓然超群的历史意识，能体悟到古老雪域在社会政治与民族文化上的转型，几乎成了历史意志和历史先见之明的象征。他临死前对自我做了最后的颖悟：“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的。”17 正是这样一位能预见历史、改变历史的“超人”，颠覆、改写了人们关于聪明与傻的固有判断。实际上，小说给出的傻子少爷几十年来的个人成长史就现实代表性或者典型性而言并不显著，饱满洋溢在历史细说之处的是傻子以颠覆、反思的独特方式参与建构民族历史的传奇性和浪漫性，恰如阿来所说的“历史变成了传奇”18。 这样的传奇书写从民间故事的叙事智慧中学习转化而来，将民间与官方、疯癫与文明、理性与非理性等辩证法融入其中，获得别开生面的故事魔力和哲性深度。 从《骚动的香巴拉》到《尘埃落定》，两位当代藏族作家将对民族历史的想象建构在时间、空间和人物的基础上，串联起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无论最终形成的是历史魔幻还是历史传奇，都显现了他们不凡的历史想象力和为本民族历史担纲的言说自觉。相比而言，《骚动的香巴拉》是一部抵抗遗忘之书，集中抒写反思民族历史沉疴痼疾的紧迫感和建构多元民族文化的焦灼感，《尘埃落定》则更像一部召唤未来之书，突出传达民族历史中旧制度的轰然倒地，以及民族文化终将实现现代超越的希冀，而这两者都是全球化与现代性双重召唤的反映和折射。在历史想象与重建之路上，2018年阿来又贡献了长篇新作《机村史诗》（六部曲），与《尘埃落定》的叙事策略相比已有新的调整和突破，关于此笔者将撰文另述。 【作者简介】 顾广梅，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主任。 【注释】 1.载《齐鲁学刊》 2014年第4期。 2.载《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1期。 3.扎西达娃：《骚动的香巴拉》，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0页。 4.阿来：《尘埃落定》，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132页。 5.阿来：《尘埃落定》，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336页。 6.扎西达娃：《骚动的香巴拉》，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68页。 7.扎西达娃：《骚动的香巴拉》，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71页。 8.扎西达娃：《骚动的香巴拉》，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33页。 9.陶国山：《话语实践与认同建构：论文学话语下的认同建构》，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9月版，第130页。 10.阿来：《尘埃落定》，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18页。 11.阿来：《永远的嘉绒》， 《中国地理》2011年第11期。 12.阿来：《自述》，《小说评论》2004年第5期。 13.扎西达娃：《骚动的香巴拉》，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41页。 14.关于琼姬的多重文化身份的探讨，参见拙文：《民族记忆危机的文学疗救——论1993年乌热尔图与扎西达娃的小说告别》，《齐鲁学刊》 2014年第4期。 15.扎西达娃：《骚动的香巴拉》，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71页。 16.阿来：《自述》，《小说评论》2004年第5期。 17.阿来：《尘埃落定》，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403页。 18.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 “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 ，《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