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爱撑起两性共同的天空——读严英秀作品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6:11:09 文艺报 安少龙 参加讨论
在当代众多的女性小说家中，甘肃藏族作家严英秀无疑是属于有着独特的个性标记的那一类。在她相继出版的《纸飞机》《严英秀的小说》《芳菲歇》《一直很安静》等中短篇小说集中，我们看到近年来她在女性成长叙事主题上的某种渐变与掘进，那就是从单一的女性视角逐渐转向双性视角，从单一的性别对立、冲突的视角逐渐转向性别对话、融合的视角。这一内在变化，使她的小说在性别主题上更显示出一种浑厚的文化包容力，构成一个自足的叙事世界，更使她的小说文本带有某种文化建构性。 严英秀擅长的是纯精神领域的女性知识分子题材，但在《苦水玫瑰》《一直对美丽妥协》《玉碎》等小说中也描写了一些在生存层面上苦苦挣扎的，甚至处在沉沦与救赎的临界点上的社会底层的女性。但无论是哪一种，她的大多数女主人公都要经历一个创伤性的“成长仪式”。在这个仪式过程中，男性往往是一个最关键的环节。可以说男性世界是严英秀笔下女性成长主题的一个主要参照系。她笔下的女性是在对男性世界的不断发现中持续完成其精神成长过程的。 首先，在严英秀的小说中隐含着一个男性批判的主题。严英秀的男性批判，主要指向伴随着当代社会进程、性别文化的嬗变而发生的男性性属文化品格和男性意志力量的普遍衰减，以及男性精神向度的日渐芜杂、平庸、空洞。《玉碎》中，“玉碎”作为一个核心叙事意象，也是“男性衰落”的一种隐喻。严英秀洞察到了传统的男性文化以类似权力、体制等刚性的社会力量作为支撑的基本事实，以及这种支撑体系赋予男性的角色“强势”。这种男性“强势”力量在《玉碎》中是主人公郑洁的丈夫王志强身上 “体制内的优势男人”的荣耀，在《苦水玫瑰》中是以“校长”“教导主任”等权力身份演化成的恶势力，但更多的时候是《1999：无穷思爱》中“桑”的“学者”光环、《玉碎》里 “小姑”男友的“大学生”名片、《纸飞机》里剑宁的“老师”尊荣。事实正是如此，在社会进程中，各种软性压迫变换着方式，却一直没有中断过的。但随着当代社会的转型，这种外在的男性“强势”不断被时代自身所消解，不再构成性别关系中的支配力量。考察严英秀近年来的系列小说，不难发现其中一个潜在的视角转换模式，就是女性对男性的视角往往要经历一个从“仰视”渐变为平视、再到俯视的过程。“仰视”的时候，男性仿佛是一个神、一个偶像；平视的时候，男性就是一个凡夫俗子了；而到俯视的时候，他们就变得面目可疑，脆弱、善变，充满不确定性。严英秀的小说通过女性对男性从“仰视”到“平视”再到“俯视”的视角变化，冷峻地揭示了这一趋势。 这一方面，严英秀着笔最多的是她最为熟悉的一类知识男性群体，他们往往是大学教师、学者，或者作家。在这类形象身上，严英秀男性批判的视角聚焦于男性在爱情伦理上的滑坡，揭示出随着时代变化，在两性感情上，男性比女性更加普遍地匮乏专一性、坚定性。无需讳言，这确是存在于都市人文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普遍精神状况，也是当代性别文化的一种奇特现实。 但是必须看到，严英秀对于她笔下的男性，既是一种批判的态度，但同时也不乏温情。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与男性，不是彻底地对抗，不是逐渐地疏离，而是不断地沟通与和解，这才是她更见思想的主题。”严英秀看到了在一个纷繁复杂的文化多元时代男性文化品格的离散与衰落，看到了男性在某些方面带有共性的混沌、脆弱，甚至丑陋，对此她怀有某种悲悯情怀。她近年来的一些小说表现了一个女性作家对于当代两性文化微妙嬗变趋势的一种洞察。由此，在严英秀的叙事中也自然地蕴涵着一个“女性眼中的男性形象”主题，它与女性的成长叙事构成一个潜在的、平行的叙事。 因此也可以反过来说，在严英秀小说中男性形象作为女性的“镜子”和“他者”，既是被解构的，也是被建构的。 在中篇《恋曲1990》里，有一个意味深长的情节。人到中年，职业和婚姻都日趋空洞、平庸的中学女教师胡春桂，在一次看电视剧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自己：“就在这当儿，她瞥见了自己……一股强烈的落寞突然袭上心头。胡春桂呆呆地望着面前大衣柜镜子里的自己。那是自己吗？……更使人心惊的是，她佝背塌腰坐在那里的样子分明显示着一种自弃……没错，镜子里的女人绝对不应该是她设计了34年的自己”。这是一个极富爆发力的细节。事实上，对自我的这种“瞬间的发现”是严英秀许多小说中女性精神突变、人生转折的重要契机。这一瞬间的表现力甚至达到了奥尔巴赫所言的“作家无意中捕获的任意一个瞬间所有的真实和生活的深度”。而这一过程中，“镜子里的女人”作为一个核心意象，更是严英秀许多小说中自然生发出来的一个独特视角。这面“镜子”是个体生命的一个内在自省角度。从这个视角出发，严英秀在表达自己对男性的审视的同时，也让她的女性人物进行着对自我的审视和批判，借此调整着自己与男性世界的距离与位置。所以，严英秀笔下的女性的成长，既有来自社会与男性世界的“他观”“他塑”，也有发自女性生命本体内部的“自观”与“自塑”。 而作为女性观照自我的“镜子”，有时则是浑浊的生活现实状况，窥镜自视，它们可以让女性变得清澈、明晰、坚定。如果《恋曲1990》中的李清、桑平象征着女性中少数不甘平庸的超越性人格形象的话，胡春桂则代表更为普遍的、现实的一类女性形象。小说写出了这一类形象中那混杂着疼痛、晦暗、觉醒的斑斓驳杂的内在生命色彩。而《仿佛爱情》则是一部描写全面“妥协”的小说，作家对女性惯有的主情主义、理想主义追求做出了一种潜在的讽喻与规劝。这是严英秀小说生命质感最强的一面，从中体现出严英秀对现实复杂性的深入观察和思考。 如果进一步考察严英秀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和性别观念的来源，除了她作为文学教授拥有的知识资源之外，我们也得注意到她身后的地域和民族文化资源。尽管严英秀一直在避免刻意地去强调她的女性作家、西部作家、藏族作家这些外在的身份标签，也拒绝那种简单的身份化归类与界定，尽管她的写作看上去确乎也与此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读完她全部的小说以后，你才能感受到在身后支撑起她的文化思考、道德判断、伦理体系的地域和母族文化资源的存在。她的现实关注层面、叙事经验、审美风格等无不与她的地域、性属、族属有关，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她从来不标榜自己藏族作家的身份，但她有一种内在的文化自觉，对自己拥有的文化资源进行了高度的整合。这是一个有根的人的写作，民族和地域文化传统的介入，使她从中找到了牢固的支撑点，以对抗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和人性。也使她在面对汹涌的现代性，面对无根的城市后现代欲望叙事浪潮时，能持守一种本土立场、本土伦理价值观，并能保持一种坚定性和明晰性。 严英秀出生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的一个藏族家庭。舟曲是一个藏汉杂居、亚热带气候的小城，生活方式多样，文化氛围氤氲，民风淳朴，既有江南生活的细腻、精致、灵性，又有西部藏地山区的粗粝、犷悍、滞重，既有儒家文化涓涓细流般的精细、严格，也有藏文化的浑厚、大气。这些地域特征表现为人们人生价值观、道德观的稳定性、坚定性、严谨性，人际关系和家庭伦理上的明晰性、紧密性，务实性。严英秀生长在这里，潜移默化地带有一种主流与边缘、汉族与藏族混杂的文化气质。所以，她的小说在道德观念上总体来说是冷峻的、保守的，视传统美德为天经地义，极少涉及人性迷失、罪恶体验、情爱中的形而下部分、道德的禁忌领域等方面的叙事。 正是在这一点上，严英秀与当代一些新潮女作家有了严格的区分。可以说，在两性情感叙事中，严英秀既是一个有明确的方向感、界限感的作家。她笔下的“女性”概念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空洞的，她要把这个“女性”放在一个具体的社会伦理环境中去界定。她始终要把自己的人物和故事放在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和秩序中去。她的女性主人公可以绝望，但不虚无。她执著于生活意义的正面追寻和对人生境况的正面拷问。她把自己的叙事限定在与日常生活同步的经验、人性的常态范畴之中，不去探索非理性的、悖谬的人生境况；她表现略高于物质层面的日常生活的精神向度，不去写泥沙俱下的物质生活与人的浑浊情欲；她书写生命在价值、尊严层面上努力向上、向高处的追求，不写向下沉沦的人生。她的小说叙事似乎还恪守着某种古老的身体耻感与严格的道德洁感，而这也曾是传统文化尤其是西部民族传统美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严英秀全部的写作中，我们看到她对两性伦理、夫妻伦理、朋友伦理、亲友伦理等文化传统中稳定、牢固的东西所进行的一种近乎悲壮的维护。通过“成长”中的女性形象系列，严英秀不仅探索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女性如何自我拯救与自我完成的主题，而且还表达了对于两性性别冲突的新格局的观察以及对其意义的思考。 严英秀的小说写作是属于那种发自内心需要、源自于生命内驱力推动的写作，她一直是安静的、自在自为的。表现在题材和风格上，她不跟风、不凑热点、不赶新潮。她的女性主题和两性情感叙事，来自于对现实的深切感悟，更来自于一种文化担当。因此，她的小说必定也在文学审美和现实关怀的双重层面上凸显其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